二

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原型是在先秦时期生成的，这些原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始基因，在后代文学中不断地复现。因此，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必须重视原型的发掘，否则，就会流于普泛化的描述，而忽略了应该关注的重点对象。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定名为《礼仪与兴象—— 〈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所谓的“元”指的就是原始的开端、本原，是把探讨古代文学理论原型的生成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可谓切中要害，把握住了问题的根本。本书在对文学理论原型进行发掘、认定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有可取之处。

按照传统文学理论的说法，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文学理论是文学活动的产物，用这种思维模式去审视先秦文学及早期文学理论，会出现众多的扞格不入之处，无法圆通。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没有采用惯见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先秦时期的礼仪切入，追寻各种文学观念的最初生成。礼仪尚敬，由此生成“修辞立其诚”的命题。礼辞尚文，由此衍生出所谓“文言”。这类案例的系统梳理向人们表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许多命题、主张，并不是从纯粹的文学活动中生成的，而是以多种礼仪为母体，是由政治命题、宗教命题、道德命题演变成文学命题。该书导论援引《剑桥中国文学史》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先生的论述，指出“文”这个概念原始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它与礼仪的关联，是颇为可取的。其实，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范畴和主张，都与礼仪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审美范畴是文、美、丽。“文”这个范畴生成于礼仪，“美”和“丽”同样如此。“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周易·系辞下》对于“文”所作的概括，是以物相错杂为美。这种表述在《礼记·礼器》中也可以见到：“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这里列举的是四个等级的服装，均是不同的色彩相错杂，而不是单一的色彩，从以文为贵到以文为美，就是由礼仪命题演变为文学、美学命题。再如美学，或释为羊大为美，或释为人大为美，而无论哪种解释，都无法割断它与礼仪的关联。祭祀强调“牲牷肥腯”，要把最肥美的牛、羊、豚用作祭品，羊大为美观念体现于祭祀。认为人大为美，把美字的构形说成是在人的头部增羽饰之形，显然，这是礼仪的需要。古代所说的“丽”，是“人多为美”，到了《文心雕龙·丽辞》篇，明确提出“奇偶适变”“迭用奇偶”的主张。这种文论主张的原型，在先秦礼经中也可以见到。《礼记·郊特牲》称：“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祭祀器具数量的奇偶相对，已经是后代文论丽辞主张的胚胎。总之，把中国古代元文学理论形态置于礼仪网络中加以考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可以取得一系列理论上的突破。

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是梳理古代文学思想，惯见的做法是从内容切入，由内容而论及形式，重思想内容而轻表现形式的倾向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扭转，许多人已经是轻车熟路。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不是驾轻就熟，而是另辟蹊径；不是由内容到形式，而是从形式入手加以剖析。《礼记·礼器》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的仪式繁复至极，为这种考察方式提供了便利。第一章仪礼与兴象关系的论述，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文中列举《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等多种礼仪中“兴”的动作，指出《仪礼》中三百余次的“兴”，表示的都是起的动作。古文字研究表明，“兴”字的构形是众人抬鼎，是抬起之义，与秀臣博士对《仪礼》“兴”字所作的辨析结论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如果对《仪礼》的上述材料进一步加以梳理，还会发现“兴”的动作在礼仪中绝大多数不是靠前，而是居后，在它之前还有其他动作。这样一来，“兴”的动作在礼仪中的作用就显而易见，文学作品中“兴”与“比”的差异也就容易辨析清楚。“兴”是表示礼仪的渐进性、间隔性，而不是一次完成。这种渐进性是礼仪的基本规则。《礼记·礼器》写道：“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这里体现的正是礼仪的渐进性、间隔性。从这个视角去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比”和“兴”，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借助外物加以表现，而是在于如何表现。“兴”的表现方式是渐进的，前后是有间隔的；“比”的表现方式则是直接的，即成的。

这部书第五章第一节对《大武》歌舞的考察，也是从歌舞的程序、形态入手，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阐释。如果进一步加以辨析就会涉及结构形态的规则。《大武》歌舞共六成，其中第一成是表演者在舞台上的等待期，第六成是表演者集合，返回原位。《大武》歌舞的主体部分是四成，第一和第六成分别是序幕和尾声。把握住《大武》歌舞的这种形态特征，可以发现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型，即以四为基本单位的规则。《诗经》的四句成章，辞赋叙事的四段铺陈模式，以及后来近体诗、八股文的起承转合，都可以从《大武》歌舞的结构形态中找到原型。总之，从礼仪中追寻文学的原型，这部著作所做的开拓是多方面的，所采用的方法也颇为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