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背景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全球开始向多极化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开始盛行，各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开始日益升温，这一切为进一步提升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重大的机遇。

（一）世界格局的转变为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提供良好的环境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因此产生新的国家发展指标，从而推动国家向一个崭新的方向前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开始转向多极，美苏对抗的终结以及各自力量在东南亚的退出使得作为冷战期间重要阵地的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关系开始得以缓和。此外，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以越南为首的印支集团不复存在，东盟也从六国扩大为十国，并开始奉行大国平衡政策，拓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这为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援助规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与此同时，冷战格局的终结，也引领着世界各国走向由军事竞争转为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新时代，各国开始日益重视自身的经济发展。冷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地位的下降和各国渴望经济复苏的需求，使得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被置于首要地位。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维护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成为国家政局稳定、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重大问题。“政治安全以及外交情报等，也都更多地为经济服务，维护经济安全的斗争已成为国际间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通过扩大国际经贸往来促进国内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减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加强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形成共同安全利益基础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方面都缺乏与欧美国家的竞争力，因此更需要彼此的经贸互助与资源互补，以加快本国的发展步伐。

（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加快为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提供动力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重新审视国家发展对外经济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追赶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指标。第一，两强对峙的局面结束，使得两大平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开始发生倾斜，部分东欧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们对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经济全球化也继而得到发展，这使得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开始更为重视国家的对外发展。第二，国际投资的大量增加，大型跨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这些公司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本、技术、资源、生产、经营、服务优化配置的优点使得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看到了利用国家间经贸互动产生丰厚利润回报的途径，从而驱使他们进行国家间的经济往来。第三，网络技术、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间政治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交流与合作比以往更加重要。因特网的快速普及，使全球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极为便捷，全球化缩小了世界交往的空间，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的共同性。各国都想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努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越来越成为各国之间最主要的联系和交往方式。所以，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也不可避免地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参与到国际分工、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中来。

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找到一种适合两者经贸往来的方式。冷战结束后，世界贸易组织建立，而在世贸组织中，约90%的成员同时又是区域组织的成员。其中发展较为出色的两个区域合作组织便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对于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来说，由于在冷战结束前一直游离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边缘，如果此后还只靠单打独斗，不通过地区内的国家间相互交流来加强彼此的经济融合，势必要继续被边缘化。因此，出于本国生存以及不断增长的对外经济需求，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开始寻求以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增强彼此间的经贸联系，从而加强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

（三）冷战结束后双方外交理念的转变促使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寻求经贸合作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理念发生重大转变，这也促成了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抱团。第一，由重“意识形态”转变为重“国家利益”。两极格局解体后，意识形态的超国家利益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冲击，世界各国都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影响，重新树立国家利益在对外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力图使国家利益成为一切国际交往的“最后语言”，而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所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势。在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后，世界各国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现实，原来的意识形态约束机制对外交决策不再起决定作用，力图在实际利益考虑和意识形态考虑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冷战结束后，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国家根本利益便是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这种国家利益驱动下，再加之以往就有的相互间经济交往经验，其所推行的国家外交行为，必然会促使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间的经贸互动。第二，由重“政治和安全外交”转变为重“经济外交”。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迅猛发展，各国均努力拓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期在交往与合作中实现“共赢”。因而，发展双边与多边经济关系具有更强大的动力与吸引力，稳定性与合理性的外交思维和理念逐步取代了反复无常和偏激的外交冲动，各国外交展现出一种更为“和平式”的发展。而且，在这种“和平式”的发展中，由于国家利益的实现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国家间关系也因此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从重政治、重安全外交转变为重经济外交，两者间的贸易、投资活动自然也能得以进一步发展。

（四）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为相互间的经济互动奠定基础

在冷战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与部分大陆东南亚国家开始逐渐恢复邦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与越南、老挝的关系恶化，1967～1970年中国与缅甸也短暂交恶，但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彼此之间的误会也开始得到化解。1989年10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标志着中老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时中越关系也逐渐正常化。1986年的越共“六大”以后，越南对中国的攻击逐渐减少。1989年9月，越南宣布从柬埔寨撤军，消除了中越关系中的一大障碍。1990年9月，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久，越共总书记阮文灵秘密访华，寻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团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实现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外，中国与柬埔寨、泰国、缅甸的关系也一直朝着稳健的方向发展。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间敌意的消除，理解和信任的逐步增加使得双方的共同语言与共同利益开始增多，为深入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中国积极的周边外交政策也是巩固和发展同大陆东南亚国家间经贸关系的重要推动因素。1987年，邓小平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冷战结束后，中国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把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周边邻国的发展需求联系起来，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寻求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提高各自的经济水平。之后，中国又先后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积极营造良好的经贸互动氛围，推动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发展。

（五）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互动创造了平台

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深化相互间的经济互动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冷战结束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大陆东南亚国家先后加入东盟。而中国也于1991年开始与东盟进行对话，并与东盟在1996年建立了全面对话伙伴关系。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蓝图。2004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最早降税计划——“早期收获计划”正式启动，即对500多种产品实行降税，到2006年将这些产品的关税降为零。2004年、2007年、2009年，中国与东盟又分别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2010年，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宣告建立。中国与东盟之间日渐宽广的合作平台以及各种日益完善的贸易、投资、关税等方面的措施给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带来了便利。

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也促进了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互动。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GMS合作机制，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云南省，2005年后广西正式加入）。GMS经济合作以项目为主导，根据区域内成员的实际需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GMS通过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高官会，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GMS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等协定，消除了影响次区域经贸合作的政策和制度障碍，使投资贸易更为便捷。此外，十几年来，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在GMS合作机制框架下，开展了包括交通、能源、电信、旅游、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等多方面的合作，签署了大量交通运输文件，使该地区全方位立体交通网初具规模；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间的各种双边、多边互惠贸易条件与关税减免，大大提高了区域内部的经贸活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