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永远的文学史

去年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我说在初中求学时初次听中国文学史课，采用的教材是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它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屈指数来，已逾60年。我当时不可能想到，我以后会与文学史研究、编写工作产生难分难解的“姻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总是在摸索着、尝试着做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尤其是近30年来，我除了参与编写“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和《中华文学通史》外，还陆续参加了几部具有通史特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学术座谈、讨论会，按出版时间排列，它们分别是：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现又有重写本《中国文学史新著》）、郭豫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些都是近30年来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各有成就和特色，还都被推荐为大学文科教材，影响广大。

我常有“说不尽的文学史”或者是“永远的文学史”的感受。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初以来，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有1600多部，一说已逾2000部，按100年算，平均一年产生20部左右，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我记得季羡林先生说过：中国史学之发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传统、重视历史经验，随之而来，也就是十分重视历史著作的国家，史学著作盈千累万、不胜枚举。司马迁编修《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往往成为文人学士的奋斗目标。现在人们都知道明代的汤显祖是杰出的戏曲家，随着当下青春版《牡丹亭》在海内外引起的轰动效应，汤显祖的名字更是蜚声远扬，但很少有人知道，汤氏生平的最高学术目标是编修宋史；就他的主观意愿而言，未能踵武他崇拜的史学前贤司马迁，或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至于官修史书形成传统后，大凡士人能参与一朝一代史书的编修工作，也属很大的荣耀。当然，百年来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也还有其他原因，譬如学校文学史课程的需要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我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史学的国家，当“文学史”这个名称和《中国文学史》这类著作在20世纪初由域外传入后，具有不同文学观念的人都立即接受了它。自那时起，文学史著作丰富繁盛，数量惊人，其用途不同，质量各异，但总体而言，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不妨这么说：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史昭示我们，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同时也昭示我们，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在我看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和出版。它们拓展和丰富了文学史著作的版图。它们主要是在新时期也就是近30年来产生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学也丰富多彩，但近百年来出现的几乎都是汉族文学史著作，即使论述到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数量有限，且限于他们的汉文创作，因此实际上又是局限在汉族文化的前提下来作论述的。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原因，而且原因不一，因此也就要对它们作历史的解释。但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不设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的内容，无论如何是一种缺陷。新中国成立以来，要求编写反映各民族文学历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呼声日益迫切，但却又难以一蹴而就。20世纪50年代末，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被提上日程。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讨论了20天。后来产生了一批著作，只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工作中断了。进入新时期以后，这项工作重新启动，越添后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组织各地专家学者编写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史，成绩卓越，影响很大。我参与编写的十卷本多民族《中华文学通史》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

我对少数民族文学本无研究，但忝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评委会之列，参加过多部少数民族文学史书稿的讨论，收获很多，感想也很多。

近30年来，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必将加速这门学科进一步兴旺发达的进程。一门学科走向繁荣的条件不止一种，但出现众多的著作和众多的研究者，无疑是基本的条件，是一门学科兴盛的重要标志。我们通常说的权威著作和权威研究家，也大抵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目前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既有汉族学人，也有少数民族学人，他们都在创造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同时也是在创造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更使我感到欣喜的是，作为产生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同步现象，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新人，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的新专家。他们的出现无论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工作这个局部，还是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全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近30年来多种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产生，必将有助于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中国文学的研究早已成为国际现象，被国外学者称作“汉学”或“中国学”的学问中就包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但研究对象大抵也还是局限于汉族文学。早先的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近50年来，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更是纷起，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究其原因，也有多种，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近50年来国内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的空前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些著名作品，也早已吸引着国外的研究者，其中有的也已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学术现象，但数量还不是很多。现在人们通常说地球越来越小，即使是远隔重洋不同国度的人们的交往，也几乎可以朝发夕至。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我国极为丰富极为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必将日益受到国外学术界的注意，从国外“中国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迹象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很可能会在“中国学”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那时，我们今天编著的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也势必会产生它们应该产生的影响。

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又引出了民族文学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我最早见到的是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著作，后来又见到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著作。这种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引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也是以探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历史实际，并由此作宏观探讨为主要特点的研究。这种宏观探讨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我们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是通行的，但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历史实际是特殊的，研究的结果，就有可能反过来使那些通行的理论和方法在这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从而呈现出中国特色。同时这种宏观探讨反过来又有助于各民族文学史个案研究的趋向深入。

近30年来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出现，起着与现在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互参互补的作用，这又将推进和完善我国多民族文学史著作的过程。

我在上面着重就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谈了我的若干感想。现在人们经常谈论创新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大批出现，正是近30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重大创新。当然，主要以汉族文学为论述对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有创新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的几部有代表性的、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也正是在不同的方面具有创新的特点，尤其是最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更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

学术研究最贵创新精神，文学史的全局创新，包括框架、体系乃至观念的创新，常常最受人重视从而获得高的评价，而且有可能成为文学史编写历程中的路标式著作。过去和现在，都有实例。但如果我们把文学史著作的创新，理解得宽泛一些，局部创新，也很可贵，那么我们或许机会更多，大有可为。我同意这样的意见——文学史写作的创新，不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文学史写作中的创新，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而且是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来推进和发展。

这里所说的多样化的实践，当然包括体例的多样化。人们不可能凭空设想出一种体例，往往要借鉴已有的成果，即使是第一个编写文学史的人，他创立体例时也会借鉴这样或那样的有关著作的体例。何谓体例？在很大程度上，某种体例就是某种形式，某种结构，它除了为内容服务外，自身也应当体现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某种体例一旦形成，而且是在权威学者手中形成，加之这种体例和形式确实也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那么，这种体例和形式就很可能长期存在，要“颠覆”它很不容易。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倡文学史著作的多样性。我说：文学史著作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形式和体例的多样性上，不同的形式和体例，都不妨去尝试一下。新体例的产生其实也是继承和革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即使你声明要“颠覆”旧体例，但很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还是对它们有所借鉴和吸取，这也是通常说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向来颇多争论，不管是在全局问题上，还是在局部问题上，都曾经有过不少争论。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决不会休止，也不可能休止。那么，与文学史研究密切关联的种种探讨也不会休止，还将不断深入。学术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有赖于不断的争论，或者说，争论的热烈，往往有助于学术的繁荣。正是就繁荣学术事业这个全局来说，学人争论的总目标又是一致的。争论的态度应当是平等的、建设性的。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是为了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还有助于丰富文艺理论。文学史家未必是文艺理论家，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艺学的范畴。但有的文学史家却可以在他的文学史著作中论述关于文学史理论的宏观见解，乃至于文学的性质、特征的宏观见解。有的文学史家或许只愿意论说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现象，描绘文学史发展中这样或那样的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在描绘中提供理论阐说或具有理论色彩的论说。这些论说也可以被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吸收和借鉴，从而有助于他们作出更全面的学理性概括。

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自身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我总觉得，在探讨和总结历史经验时，一定要避免两种片面性，即盲目臣服和随意骂倒的片面性。多一点实际，少一点空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文学史著作的“海洋”，我们不是站在零起点上，我们应当从研究文学史编写的实际，也就是从研究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和现状入手，看看这种实际带来的是什么特点，为什么出现这种特点，利弊如何，再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改进意见，提出新的设计方案，这样做或许更实事求是一些。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经验，也是学风端正的一种表现。

（原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