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华南：宗族与社会
从革命到改革
——循着人类学家波特夫妇的足迹
一 增埗与波特夫妇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
增埗村位于广州与香港之间，是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在人类学界，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欧美学者眼中，增埗是一个经典名村。之所以出名，源于这里是1949年后外国学者首次在中国大陆从事田野研究的调查点。1979年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ulamith Heins Potter & Jack M. Potter）来到茶山的增埗调查，其后写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以下简称《革命的人类学》）一书，并于1990年公开出版。这本书受到西方同行们的盛赞，有学者这样评介，“如果你打算通过阅读一本书来了解革命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对中国农村产生的影响，以及革命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那么《革命的人类学》一书就是你最好的选择”（Kearney, 1993: 177）。因此，这本书问世后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特别是中国农村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为中国人类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增埗这个普通的中国华南村落也因波特夫妇的调查研究而进入了国际视野。
新中国成立前的增埗是东莞茶山最穷的村落之一，增埗周边的农民用这样一首民谣嘲笑增埗的贫苦境况，“增埗佬，增埗佬，唔系食泥就食草。”这是说增埗农田产量很低，农民仅靠耕田不能维持生活，还要在农业之外靠挖河泥卖给附近的砖窑，或者上山割草卖给鱼塘来赚取生活费。由于增埗土地资源稀少，人地矛盾相对紧张，水田因洪涝灾害经常歉收，1949年前全村仅有不到一成的村民可以通过农业维持生计，其余占增埗人口八成以上的村民除了耕种自有地和租种的田地外，通常在农闲时外出打零工做苦力、捕捉鱼虾解决生计困难。
1949～1978年，增埗历经土改以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一样，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土地和劳动力的集体化。直至改革开放前增埗仍然以农业为主，有少量的手工业，农民多以割草、挖泥、放虾、养鱼为生，还有部分以耕种为生，主要种植荔枝、稻谷、甘蔗（Potter and Potter, 1990: 332）。
1979年，当波特夫妇第一次来到茶山镇增埗大队的时候，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农村百废待兴。在波特夫妇的笔下，增埗是一个传统的华南农村社会，同时也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乡村都市化蜕变的起步阶段（Potter and Potter, 1990: xi）。
其时，波特夫妇携子女来到增埗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详细记录和描述了几经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之后，波特夫妇又分别于1981年、1983年、1984年、1985年四次短暂地重访增埗进行补充调查。《革命的人类学》一书研究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波特夫妇主要的田野调查时间段，前后持续了一年多）和1985年（增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波特夫妇的研究是以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为主线展开的，采用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诠释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个不同的重要时期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具有的重大意义（Woon, 1993）。该书记录并分析了增埗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过程，尤其是经过了三十年的革命实践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结构的延续性问题。
波特夫妇在《革命的人类学》中通过对华南农村社会的农民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细腻描述，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分析了改革的努力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革命的人类学》关注的主题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第三世界农民的影响，因为如果“不考虑世界经济对他们所在社会的影响，人类学家就不可能将其视为一个起点来理解第三世界农民的生活”（Potter and Potter, 1990: 314）。基于此，波特夫妇在《革命的人类学》一书中提出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世界资本主义是否损害或摧毁了增埗的农村工业，使农民破产，并导致了农民阶级结构的单一？是否加重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在非常强势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循环中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富裕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二 波特夫妇与增埗的机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向外资敞开了大门，不断扩大与我国港台地区、东南亚各国、日本和欧美等地在文化、经贸和民间方面的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与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活动的起步使得外国人类学家来中国从事田野调查成为可能。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波特夫妇是通过中美两国学者交换项目（scholarly exchange）来中国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Cooper, 1991: 208）。但是，在《革命的人类学》中，波特夫妇没有详细交代选择增埗作为田野地的经过，如怎么与当地政府联系和接触，谈判的内容，选点的过程，何人安排调查事宜等这些人类学家通常要交代和说明的背景材料。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要知道，波特夫妇作为1949年后第一批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少数西方学者，其身份十分特殊，而那时的整个社会对此也异常敏感。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相当级别领导的批准，其调查是不可能展开和顺利进行的。而且，与传统人类学调查不同的是，波特夫妇没有采取隐匿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的做法，而是直接使用了真实的地名，对关键报道人也直书其名，没有丝毫隐讳。当然，这种做法使我们得以在三十年后没有阻碍地直接找到他的调查点和调查对象，并验证其田野资料。
至于为什么波特选择了增埗，或者说为什么当时的广东省有关部门把增埗推荐给波特，以及双方如何在增埗找到了契合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对目前健在的波特夫妇当时的关键报道人的访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首先，波特夫妇长期关注华南地区。1961～1963年，波特夫妇对香港新界屏山坑尾村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田野调查。波特先生以社会和经济变革为线索，探讨了五十多年来导致变迁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香港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商业扩张对这个偏僻村庄的冲击。他们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框架内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对于殖民地乡村有着有利的作用（Potter, 1968）。为了验证结论，他们选择了与香港新界文化特质相似，封闭程度更高，改革和发展刚刚起步的增埗也在情理之中。在《革命的人类学》前言中他们说，“我们曾经调查了和增埗有相似特征的香港新界屏山坑尾村，以便做一个有意义的对比。增埗和屏山有着相同的习俗、文化传统和地域特征；一般说来，二者的对比可以验证革命（revolution）导致的变迁”（Potter and Potter, 1990: xii）。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波特选择增埗主要出于比较的目的，即将增埗与他曾经研究过的香港新界屏山坑尾村进行对比，以验证在两个不同制度社会中，具有相同文化、风俗习惯和地域特征的两个村落中改革和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经济带来的变迁。
其次，增埗之所以成为美国人类学家的调查点，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增埗在革命时期的先进典型意义。我们预定的假设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革命语境下，中国接待方为一个外国学者提供的田野点一定要有先进典型性，可以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农村的精神面貌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这样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逻辑。
波特夫妇来到增埗之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也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处于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转折点的关键时期。向世界刚刚开启了关闭多年大门的中国，如何接待第一次来到新中国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家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事件。据《革命的人类学》一书中的关键报道人，时任增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卢钟柱回忆说，波特夫妇来茶山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林若亲自安排的，是组织上出于对增埗的信任而交付的一项政治任务。选点上既要符合波特夫妇的要求，又要具有典型性并且在政治上过硬，让其能以正面形象反映出新中国农村发展的成就。于是，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安排和布置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作为先进典型的增埗就被选中为波特夫妇的调查点。
增埗是东莞县茶山区最早建立党支部的村落，1953年，茶山区成立了卢边、增埗、茶山三个党支部（袁振鸣、陈雪轩，1988a: 20）。1953年卢钟柱在卢屋村组织了增埗第一个互助组，在茶山其他村子还在逐步建立互助组时，1954年在卢屋村成立了农业初级合作社（Potter and Potter, 1990: 61-62）。
在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茶山人民公社享誉南粤大地。茶山公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茶山的增埗大队。按照当时的说法，增埗大队就是广东的大寨，是全省农业学习的榜样。大寨有著名的虎头山，增埗则有驰名的花果山；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增埗则是“拦洪大坝巍然起，块块梯田绿油油”。增埗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全省乃至全国来增埗大队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增埗名扬四方还与增埗的老书记卢钟柱有关。卢钟柱是《革命的人类学》一书中的关键报道人，也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林若亲自树立的典型。首先，我们从林若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曾经在东莞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东莞十分熟悉，并有着深厚的感情。1952年“林若从珠江地区调来东莞，任第五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展土地改革，住两头塘村搞试点。土地改革分三批进行，增埗、卢边等村均是在二、三批进行（袁振鸣、陈雪轩，1988a: 19）。林若1963年任东莞县委书记后，也经常下乡检查和蹲点。据卢钟柱回忆：林若与他相识于1958年，当时林若是县委副书记，卢钟柱是增埗大队党支部书记，卢钟柱敢于抵制浮夸风和放卫星的大胆举动给林若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在这一年，林若提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运动，卢钟柱积极响应。增埗当时有一座乱坟遍布的荒山，叫作大松山。卢钟柱带领社员迁坟墓、挖树坑，很快就将荒山改变了模样，成了果树成行、鲜花成片、处处飘香的花果山。增埗在植树造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带头作用很快受到了县委的表扬。记者也闻风而动，描写和渲染了增埗改造荒山为花果山的壮举。于是，增埗大队的花果山名闻遐迩。1959年9月，卢钟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0月，他以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资格上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东莞十年的工作经历和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作风使得省委书记林若对增埗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和卢钟柱之间的私交和信任也可以使他放心地将这一政治任务交给卢钟柱和增埗大队党支部。
增埗作为广东省的革命典型还可以反映在国家领导人和省市领导不断地亲临视察中。1964年2月10日，朱德委员长由省长陈郁、县委书记林若陪同到茶山公社增埗大队视察，登上增埗乡卢屋村旁的由大松山改名的花果山，写下了“茶山不见茶，却多名人出”的诗句（袁振鸣、陈雪轩，1988a: 27-31）。其间朱德专门找到卢钟柱谈话，了解广东农村情况，并为增埗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其后，东莞县委根据朱德的指示，在全县掀起了大搞花果山的高潮，仅1965年就开辟出花果山700多个，面积3.3万亩。同年，中南局书记陶铸在县委书记林若的陪同下，也来增埗调研。卢钟柱向陶铸书记汇报了三个多小时，他的表现受到了陶铸的夸赞。1988年是增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首先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省委书记林若的陪同下，来茶山考察工作，林若让卢钟柱向赵紫阳汇报了一个多小时的工作；其次，是朱德委员长的夫人康克清来到茶山，沿着朱德曾经走过的路，缅怀追思。这一次也是卢钟柱代表茶山向康克清同志汇报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面貌。2003～2008年担任增埗村党支部书记的卢旭熙这样说，“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我们这里就是老先进，上面布置怎样做我们一直走在前面，村民都很淳朴比较听话。假如我们这里没有（政治）基础的话，就绝对不会有领导来这里（视察和蹲点）”。
根据《茶山镇志》记载，波特夫妇来增埗是“考察民间风俗习惯”，“国际友人，美国福文加利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颇特（potter）夫妇，连续四次到茶山增埗乡考察民间风俗习惯，第一次夫妇二人携一子一女，于1979年7月6日到达，住了半年多，于1980年2月（春节前）离去。他全家通粤语，这次其女在当地学校就学。暇日亦携其女到茶山市场观察；平时对增埗群众的婚、丧、时节等凶喜，无不前往观察、询问，以了解民间的风俗习惯”（袁振鸣、陈雪轩，1988b: 22）。如此一来，调查主题的政治敏感性就大大降低。
2008年我们拜访增埗村老书记卢钟柱时他已88岁高龄，仍然清晰地回忆起与波特交往的情况：“我每个星期和波特公婆谈一次话，主要内容是给他们讲我从报纸上得来的新闻，我都是经过仔细考虑后告诉他一些报纸上讲的情况的”。当波特夫妇结束调查，离开增埗村前，他们与卢钟柱曾发生过一些冲突。根据卢的说法，起因是波特要他不要尽讲好的、正面的，也要说一些问题。卢理解为是波特要他骂共产党，“波特临走的时候我骂了他。因为他让我说共产党的坏话。我告诉他，我这个人绝对不会骂共产党，当年（1980年）的日子虽然比较艰难，但是比起改革开放前是好多了。他知道我这个人（倔强）的性格，也就没有再勉强我”。从卢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革命立场坚定。作为党培养和教育多年的干部，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共产党和新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广东省委能够将波特夫妇这样的外国人类学家放心地放在增埗。据卢的儿子，现任增埗村党支部书记的卢锐标讲，当时在广州的南沙也有一个外国学者在进行调查，由于他主要关注的是当地社会的“阴暗面”，所以没有能完成调查就被撵走。至于是否真有这样的事情，由于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也无从考证。不过卢锐标在向我们讲述这番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往事时，话语中对上级领导信任增埗，将增埗村定为外国学者的调查点充满了自豪之情。
三 增埗研究的意义
增埗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在于，其一，波特夫妇的《革命人类学》出版后，他们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的效应以及书中所反映的改革开放转折点上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使得这本书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和象征意义，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渠道，西方许多大学纷纷将其列入有关中国研究的参考书目中。尽管有学者对于书中的内容和田野技巧等提出了不少的质疑，但是这本书仍然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维克托·尼（Victor Nee）指出的，“本书提供给读者的材料是作者的直接参与观察所得，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生活，这与以往西方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依赖于在香港进行的（对报道人的）访谈大不相同”（Nee, 1992）。波特夫妇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转折点上的变化，并以民族志的方法加以记录和整理、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深刻意义。
其二，华南一直是国外人类学研究中国的一个主要窗口。在1949年以后，国外人类学家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进行田野工作，只能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华人聚居区进行相关研究。而这些地区的华人以原籍广东、福建的华侨和华侨后裔居多。他们在这些地区聚族而居，兴修祠堂，保留了与家乡一样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和宗族等社会组织。因此，研究华南就成为国外学术界窥视中国的主要渠道（麻国庆，2006）。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华南并不具有中国范围的普遍性，但是由于条件所限，也只有这一个渠道比较顺畅。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海外华人又大多来自这一地区，所以华南很早就成为海外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可以说，早期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初步形成，与华南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学者寥寥无几。50年代后期，许多美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将会长期存在，必须研究和培养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学者，但是，当时美国学术界在中国研究领域面临的是无师无徒、资料缺乏的尴尬局面。由于中美双方的敌对关系，美国学者也无法直接到中国来寻找资料。因此对当时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香港便成为最佳的研究地区。香港很开放，中国的报刊基本上都有，所以资料还是很丰富的，而这些资料大都是从邻近香港的广东转来的（傅高义，2008: 2）。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华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欧美学者观察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路径和窗口。
其三，增埗从革命到改革的历程，是中国农村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变迁的缩影。增埗村民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个人和家庭，以及村落的命运就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
其四，增埗作为中国千千万万农村中的一个个体，同时也具有其特殊性和典型性。《革命的人类学》关于1976年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除了地区特点之外，在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改革开放使得广东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试验田，广东从全国脱颖而出，一跃成为经济强省，领全国风气之先。广东，尤其是经济最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改革试点都在这里摸索和探讨。增埗作为一个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最早招商引资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的农村，折射了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乡村都市化过程，以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参加国际大循环的缩影。
其五，“从革命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社会变迁的最好写照。在当代世界的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中，“革命”（revolution）是一个专门的有着浓烈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意涵的词语。中国和西方世界都使用“革命”一词表示和指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尤其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但是西方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对于“革命”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在西方人类学界的话语中，中国的“革命”时期是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1949～1976年也就是他们通常所说的强调集体主义的“革命”时期；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时期，可以被看作中国社会从“政治挂帅”的革命时期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的改革开放时期。
在西方社会，“革命”则被赋予了“暴力”“激烈”“摧毁”的含义，成为反对现有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包含了贬义的反义词。“革命”一词具有暴力和浓烈的政治色彩，是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这段历史的关键词和分析概念。波特论述的“革命”时期包括了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各种政治运动的历史阶段。应该说，波特和欧美学者用“革命”比喻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特征是比较贴切的，在“革命”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尽管其中隐含有些许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之后中国社会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转型期，因此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历史变革的关键词应该是改革（reform）。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一方面，中国在改革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经验，与此同时，在改革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在前进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所以，改革不但是发展和进步，也意味着道路的坎坷和曲折。在中国，“革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改革”则侧重于经济上的变革。因此，增埗社会的转型也是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转变的写照。
四 改革的增埗对《革命的人类学》的回应
增埗三十年的发展回应了波特当年提出的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循环中是否能给农民带来了富裕繁荣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增埗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从1979年到完成土地承包责任制的1983年，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改变原来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第二个时期几乎是与第一个时期同步进行的，不过在1983年以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这就是增埗的乡村都市化过程。
真正带动增埗发展、实现经济腾飞的是增埗招商引资的成功。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大胆改革试验，利用一系列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香港正面临高成本压力的制造业。从1980年起，大量的香港制造业北移至珠江三角洲。在这种情形下，便有了波特夫妇所说的“中山装与西装”的碰撞与合作。当时波特夫妇看到的是，神态拘谨的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大队干部和穿着裁剪合体的西服的香港资本家之间交往谈判的情景，按照波特夫妇的说法，这是“两个截然不同文化世界的交锋”。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不影响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合作建厂赚钱。这样既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给村民提供工作机会，又可以把产品销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家一起赚取利润（Potter and Potter, 1990:316-317）。
其后，增埗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引进外资企业（主要为港台），发展外源型经济。这种外源型经济重在整合土地资源以提供投资环境，调整产业布局，促使工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从而步入了城市化的轨道。
2007年我们循着波特夫妇的足迹来到增埗的时候，举目望去，宽阔的水泥马路四通八达，高楼和厂房密布，街道上人流不断，各类轿车、卡车穿梭不息，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传统农村的模样，增埗已经充分融入了世界经济循环轨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增埗是一个高度城镇化、工业化的“农村”社区，农民业已告别了农业。当然，他们也不再眷念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的农耕生活，经济的飞速发展让当地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虽然增埗人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民（增埗人始终不愿放弃农民的身份），但是在职业上已经与农业生产无关。他们或是自己开厂赚钱，或是在工厂从事管理工作，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还有一部分当地人开商店、饭馆从事服务性行业，以及通过出租空余的旧房屋和厂房收取租金。通过土地转让，村委会掌握了大量的流动资金和拥有了上亿的固定资产，村民的土地被折为股份按季度分红。都市化前期的工业发展，主要以中小型工厂、企业为主，其中大多数是简单加工业，技术含量低，对厂房、工作环境等要求也偏低，于是大量土地被征用以招商引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依靠土地所得“分红”也日益增多，渐渐地，“日出而作，日落而出”的务农生活也不再多见，之前的农业用地基本上被荒废。
增埗的个案是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广东省农村社会变革的历程。如果说，“革命”语境中的增埗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政治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迅猛的和外力推动下的改变；那么，后三十年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深入人心的参与式的自觉的变革。
从2007年开始，增埗经历了金融危机、民工荒、产业转移、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等发生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跌宕起伏的变化和冲击。增埗的三来一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从2007年开始，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出口加工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另外，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东莞市的产业升级和改造也直接影响到了增埗，多家工厂或者倒闭，或者转移到内地、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外来工也开始流失，村民的出租房收入大幅度减少，房价越来越低廉。其他一些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餐馆、商店、载客摩的等服务行业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越来越高要求的用工政策、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着增埗。增埗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环境、更加多元的矛盾和冲突，如本地人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外商与本地人的矛盾、散工集市的出现、村干部工作难开展等。
增埗作为中国千千万万农村村落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双重特征。广东，尤其是经济最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改革试点都在这里摸索和探讨。增埗作为一个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招商引资最早，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沿海农村社区，折射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乡村都市化过程。增埗从革命到改革的历程，是中国农村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变迁的缩影。增埗村民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个人和家庭，以及村、乡的命运就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可以说，增埗村的个案是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体现了中国华南农村社会变革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迁轨迹。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学家，波特以其敏锐的眼光注意到了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波特田野调查时期，改革正处于探索阶段，他只能提出问题。30年之后，我们则可以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给农民带来了富裕，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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