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文化资本”是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对“文化资本”概念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本”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判概念。第二，“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一词的用法十分暧昧和模糊。第三，“文化资本”是一个静态和僵硬的、反映着社会决定论倾向的概念。对“文化资本”概念的第一种指责主要来自部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批评布迪厄过于关心社会支配问题，即使在文化资本的场合“他也完全被支配及等级的再生产问题吸引住了”“对资本自身运作的分析毫无兴趣”。而布迪厄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和他“把社会支配的机制问题视为头等重要问题”的立场有关。一些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怀疑布迪厄患上了“阶级神经质”。显然，对布迪厄的这一责难很难站得住脚。正如詹姆逊在《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一书中尖锐指出的那样，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阶级问题已再度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因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绝不是一种已经过时和僵硬的阶级批判理论，当然更不是由“阶级神经质”所幻想出来的一种想象物。相反，它是一个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理论性分析框架；是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或曰知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有效的批判理论。

第二种指责较具普遍性。不少学者认为布迪厄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在用法上过于暧昧和模糊。迪马格很早就曾经对此问题提出过质疑。他指责布迪厄因为滥用隐喻从而致使其价值遭到了严重损害。很明显，他的非难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知道，布迪厄很少对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社会学概念下定义而是将它们视为一种开放性概念。对于他来说，严峻的社会现实才是社会学家需要迫切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关注的是如何揭示隐藏在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背后的、非经济领域内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价值的等级秩序等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资本”不可能也无需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元概念。因为作为一种实际的功能性隐喻，“文化资本”的暧昧性和模糊性有时候反而可以提高它自身的灵活性并使它更能理解和适应各种变化。

关于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体现着一种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指责是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日本社会学家山本哲士长期从事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他曾对这一理论缺陷提出过批评：“布迪厄的 ‘资本’尤其是 ‘文化资本’概念只重视对被形塑结构的把握，而对资本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个体的 ‘形塑结构的作用’却视而不见。也就是说，资本概念事实上将商品化问题仅仅放在社会化状态这一单一的范畴内来加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指责不无道理。由于深受实证社会科学奠基人涂尔干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布迪厄的部分理论和概念尤其是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及现象的考察，确实偏重于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即“被形塑结构”的作用。在《继承人》《区隔》以及《国家精英》等著作中，“文化资本”在很多场合仅仅被用作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被形塑结构”这一个方面的考察。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把“文化资本”视为一个片面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静态和僵硬的概念。实际上，布迪厄本人对此问题早有察觉。为了克服社会决定论的影响，他主张必须动态地把握“文化资本”概念。他指出由于资本的意义只体现在具体的场域中，所以资本只存在于特定的场域内。而且文化资本也只有通过行动者个人才能得以体现。因此，为了避免文化资本的实体化倾向，有必要把“文化资本”放在它与“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动态地加以理解。因为只有这样，“文化资本”才能成为一个可以同时把握“被形塑的结构”和“形塑的结构”，并能理解和阐释变化的一个动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