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以上从行动者个人“形塑结构的作用”这一角度出发，对“文化资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文化资本”是一个能够同时把握“被形塑结构”和“形塑结构”两方面的灵活和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从文化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秩序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批判性概念，而且也能成为把握行动者如何进行自身资本扩大再生产、如何想方设法占据有利社会位置的有效的分析框架。

正如我们曾在本文开头部分探讨过的那样，许多学者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视为一个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决定作用的僵硬的实体性概念。他们批评布迪厄尽管从韦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出发，对法国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认为“文化资本概念作为一种阐释形塑结构的理论也十分有效”，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依然停留在客观主义层面上，未能摆脱结构实在论的束缚。美国社会学家霍尔将“文化资本”概念的这一理论缺陷归咎于涂尔干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传统的影响。他指出，法国结构主义认为其理论对应于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权威性的公共文化。而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方法也的确很适合描述博物馆里文化的仪式力量、交响乐、肥皂剧、运动竞赛和市民象征政治。但是，结构主义除了运用方法论整体主义给出一个简单的图式及客观的、有意义的社会网络以外，并没有能力应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市场社会模式。布迪厄运用韦伯的集团身份理论对结构主义的论述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一个以文化资本为媒介、强调差异结构框架内有关惯习实践的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似乎仍然未能彻底摆脱结构主义的困扰。“文化资本”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静态和缺乏变化的、带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概念。例如，布迪厄尽管充分意识到不同的社会阶层所遵循的判断标准并不相同，但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中却依然十分强调统治性、支配性和合法性文化的重要作用。

霍尔的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由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许多概念有机结合而成。也就是说，“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个与“惯习”及“场域”有着密切联系，有能力反映和理解各种变化的分析框架。布迪厄本人曾谈及文化资本和场域的紧密关系：“一个人必须看到，因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一种仅仅在它被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中存在和生效的能量，所有与阶级相关联的资产价值和效度都是由每个领域中的特定法则给予的。”换言之，文化资本只有在行动者生长和行动的社会里才具有价值。同样，通过对“文化资本”和“惯习”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也能发现个体与社会结构——阶级——之间并不总是一种被规定的单向关系，个体在他们富于竞争性的卓越化游戏中，总是积极地利用文化资本。

总之，文化和经济的相互交融和渗透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试图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放入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的文化资本理论，则为重新审视和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或曰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