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回顾

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中国志士仁人的历史追求

一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活动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城人，1920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归国前，他立志不做官、不发财，拟将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回国后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2年3月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1923年晏阳初来到北京，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1926年，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来到河北定县瞿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在这里开始了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弊端，因而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切实需要出发，从小处着手为农民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例如，指导农民修建井盖、牲畜围圈和适时消毒灭菌以减少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训练助产士代替农村的旧式产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村诊所的护士和公共卫生护士；普及农业技术知识，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造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等民主政治实践。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肯定了晏阳初在定县的教育实践，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而且在全国每省都选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的试点，其间先后成立了定县试验县、新都试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试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育才院更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任院长。

当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试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有120人，其中包括一大批留美、留日、留德的博士、硕士。在晏阳初的感召下，中国在80多年前就出现了“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的“博士下乡”现象。

1936年，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晏阳初和平民教育总会撤离定县， 1937年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邀请到湖南参与抗日人才动员和政府改造工作。1945年抗战结束后，晏阳初试图说服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蒋有心内战，无心乡村教育。晏阳初转而寻求美国支援，杜鲁门总统和国会被说动为中国乡村教育提供资助，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包含在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中），法案规定须将“四亿二千万美元对华经援总额中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复兴”。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就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43年，他和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汽车大王福特、卡通画家迪士尼等人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名人”。1950年后，晏阳初离开中国，把自己的事业推广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国际乡村改造运动。

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30年在国内，40年在海外，其在海外的工作基地，亚洲有6个、非洲有8个。晏阳初在菲律宾、泰国、印度、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一直坚持乡村改造试验，根据IIRR （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最近发表的报告，2010年全年晏阳初设立的基金会收到捐赠收入近500万美元，晏阳初已被公认为世界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之父。

二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邹平试验

梁漱溟（1893～1988）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大儒、国学大师，曾提出“人类文化三路向说”“东西文化比较说”，并自创了一套有相当大影响的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是清末四品官内阁侍读，于1918年投河殉清，这一年，梁漱溟25岁，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两年。父亲的死刺激了原本一心关注人生问题的梁漱溟，使其转而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经过近10年的思考，他得出结论，认为改变中国的命运，最理想的模式是英国的宪政模式，而英国的宪政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英国人自己会争取和要求公民权、参政权和国事的参与过问权。比较起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虽然也规定了一些公民权利，但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既不懂参与国事又不愿意浪费时间走几十里地去参加投票，选举权给他们，他们也不想要。所以梁漱溟认为，“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流行的观念是“强国富民”，而从当时世界潮流看，要强国就得走发展工商业的道路，但梁漱溟以反潮流姿态提出，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是自给自足的农业道路，在他看来，为中国的根本前途计，宁可牺牲“富裕”与“强盛”也不能违背农业传统和“村落社会”的秩序。他不主张工业化，不是全盘否定工业化，而是主张先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制造工业需求，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业，从农业复兴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他认为这样对中国最有利。

“村落秩序”改造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在他看来，村落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只有健全乡村原有的“共财”制度，把从事简拙、零碎和小规模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大生产，中国的社会基础才会逐渐稳固，因此他把乡村建设的主旨定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为了验证这一思想的可行性，梁漱溟多方奔走，最后获得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开始了山东邹平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实践。

在梁漱溟的设计下，1932年7月，邹平县改为县政建设试验区，乡、村的行政机构全部废除，只保留了县政府，梁漱溟在古代“乡约”基础上提出的“乡农学校”成为全县的基础行政机构，而邹平研究院在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职能。梁漱溟希望将邹平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几个村设一乡学，乡学下设村学。乡农学校由校董会、校长、教员和学生组成，除教员外，其他成员都是当地居民。乡学受县政府的领导，另有辅导员协助监督，乡学里设乡队部、户籍室和卫生室，村学组织功能和乡学差不多。“乡农学校”除了纠正求神拜佛、吸食毒品、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鄙风陋俗外，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改造乡村文化，振作农民向上的志气，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训练他们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

与“政教合一”的体系相对应，梁漱溟一方面与各高等院校合作，引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则吸取丹麦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立各种农业合作社，用以实现“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这两种西方优点的有机结合。

邹平当年是棉花产区，研究院帮助农民改良棉花品种，同时又组织人员通过合作社将棉花运往上海、青岛等地销售，为方便流通交易，研究院还组织起银行性质的机构，称为“金融流通处”，承办存款、贷款业务。贷款不针对个人，只给合作社，以此奖励组织起来的农民合作社。此外，梁漱溟在开办乡村学校时还宣布，“穷人的孩子上学可以不交钱”，因此，许多农民的孩子都上了学。

1937年12月，日军全面侵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被迫中断。梁漱溟七年的邹平试验虽然有完整的乡城建设理论指导，但仅在军阀一人支持之下的社会改造试验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矛盾，而且农民也不甚关心与支持这一运动实践，因此未获成功。

三 董时进的农业经济与乡村建设思想

董时进（1900～1984）在现今的中国不太为人所知，直到年轻学者熊培云的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问世后，知道董时进名字的人才稍稍多了起来。与耶鲁毕业的晏阳初和北大教授梁漱溟相比，董时进是一位真正科班出身的农业问题专家。他于1924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以及民国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职。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中国农民党于1949年解散。董时进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兼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等。

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以及梁漱溟的理想国式的邹平乡村试验相比，董时进是以农业经济学家的身份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和乡村发展道路的问题。

早在1938年，董时进就在成都创办了《现代农民》杂志，以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做农民的喉舌为办刊宗旨。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大会提出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董时进当时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由于与民盟政纲相左，会后董时进宣布退出民盟，并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按照董时进的设计，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农村同城市的平衡发展。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的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所以，一方面，要实行法治，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董时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随后在共产党夺取胜利搞土地改革时又反对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因而他的农民党于1949年6月25日宣布解散。对于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的土改，董时进认为，其实质内容就是贫民和无产无业分子把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夺过来，贫民为了报答共产党，除了贡献生产力外还要去打仗。董时进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钱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当时，土改政策大局已定，于是董时进做出悲观的预言，说政权巩固以后，共产党会再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会被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及20世纪50年代前后农村经济实践的历史事实，部分地验证了董时进的预言。

董时进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二五减租”，又反对共产党的平分土地，其理论是以“中国无封建论”和“佃农优越论”为基础的。他认为近代东欧国家是封建社会，土地属于贵族，所以要进行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而中国在秦朝以后，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有钱就可以当地主，做地主比考秀才还要平民化。他还认为，消灭佃农可以增加生产量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佃农耕种的田地通常并不比自耕农耕种的田地生产（率）低”。

董时进的“中国无封建论”和“佃农优越论”由于有1950年年初他给毛泽东写公开信为背景，影响较大，受批较重，但他的重农论、营利农业论、水土保持论以及节制生育论却获得普遍的认同。

董时进作为农学博士，一生以振兴农业为志向，是民国时期中国“重农论”的思想代表。他认为，中国发展农业有比较优势，中国应当通过振兴农业来振兴经济。他在留美归国前的1923年年底到1924年春天发表了《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中国立国事业之讨论》及《论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三篇系列文章，提出中国应当以农立国，不宜走工业化道路。1925年回国后，他逐步认识到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在后来发表的《理想的东亚大农国》、《农业与国运》及《工业要跟得上人，农业要赶得过人》等一系列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一国可以同时成为农业国和工业国，批评工业化论者不承认和不知道农业的重要，提出在工业化的战略中，农业不但不应被轻视，而且应特别重视，工业应帮助农业，将农业经营成国家的优势产业等重要观点。

在长期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董时进又在《中国农业政策》一文中提出了影响巨大的营利农业论，他反对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种粮农业，提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种植高价作物，增加农民收入。他认为中国农业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方面人多地少；另一方面又受自给性束缚，以种植五谷杂粮为主。只有充分利用人力，放弃自给式农业，采用赢利式农业，才能克服上述两重限制。大量栽培经济作物必然要进口粮食，但进口粮食并不可怕，如巴西、英国等国就是榜样。1944年，董时进在《国防与农业》一文中又进一步论述了营利农业在中国的必要性问题：为保障粮食进口，中国最需要国际合作，需要自由贸易。在营利农业发展方向上，董时进认为中国应发展营养农业，特别是牛奶、水果等产业，还应当发展特产农业，发展高价产品农业，现代农业应走产业化、国际化的路子。

水土保持论是董时进受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水土保持运动的启发，通过扎实的国情调研，提出的系统化的有节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退耕还林还草的水土保持建议。这些建议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不可能被采纳施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2年国家才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但在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直到现在——董时进在70多年前就已看到的问题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

在人口理论上，现代人大多知道马寅初对节制人口方面的理论贡献，而董时进早在民国时期就成了主张节制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食料与人口》《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资源保存与民族复兴》《农业经济学》等大量作品，以近乎先知的姿态系统地分析了土地问题与节制人口、资源保护与节制人口、经济社会问题与人口过多等一系列在今天看来都很前沿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都堪称正确。

四 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土改政策和农村建设实践

国民党政府在败退台湾之前就在贵州、福建龙岩、四川等地进行了以“二五减租”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试点，但由于大地主不合作，遂使改革失败。但国民党作为当年中国的执政党，于1946年开始就集聚了一大批农业经济人才，包括在美国学习多年获博士学位和赴美研习人员等。1947年，国共内战形势已逆转，蒋介石在焦头烂额之时，于1948年10月1日支持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就把土地改革、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等领导指挥权的相当一部分交给了“农复会”。对于台湾“三农”问题处理的成功，许多人看到的是蒋介石的“雅量”，即敢于大胆起用知识分子，但更多人看到的是专家治岛路线的成功。

“农复会”第一任主席为蒋梦麟，早年追随孙中山。在孙中山所著英文版《中国实业计划》序言中，曾致谢蒋梦麟代为校阅，可见年轻的蒋梦麟当年在孙中山身旁的地位虽不及蒋介石、黄兴、戴季陶、于右任等人，却已获“青年才俊”的评价。在“农复会”中还聚集了沈宗瀚、晏阳初等一批农业专家。在行政力量上，台湾由陈诚主导，陈诚早在1931年“围剿”红军时就仔细研究过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对苏区农民分得土地后迸发的生产热情有深刻印象。1941年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曾在湖北省14个县按照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实行了“二五减租”。1949年元月担任台湾省省长后，甫上任，陈诚就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纲领，并于1949年4月以省令颁布法规实施“三七五减租”，即规定：承租土地的佃农，只向地主交纳产量的37.5%，并且是定额制，以1947年和1948年平均正产物收获总量为计算依据，而不是每年按37.5%重新计算。这样就改变了台湾许多地区地主任意夺佃五五分成甚至三七分成的剥削陋习。1951年台湾又通过“立法”程序，出台《三七五减租条例》并以“总统令”正式发布。地主和佃农签约时，换约过程极为严格，由各方代表组成21～23人的督导委员会，评定产量，主持换约。租约固定为六年一订，到期之后，地主想收回土地自耕或作他用，程序非常麻烦。地主片面中止租约须补偿给承租人地价的三分之一；耕地要出卖或典当，承租人有优先权；承租人后代还可以子承父业，其实质已接近永佃制。

“三七五减租”政策一出台，即遭到了台湾地主和省级参议院的公开反对。为了顺利推行该项政策，陈诚召集这些地主，或开会，或晚上到家促膝谈心，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向他们说明，实行这一政策粮食产量会大幅提高，地主也会从中受益；另外，为解决土地收购资金问题，陈诚又在智囊的帮助下设计发行了土地债券，将政府控制的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发行股票以实现民营化，鼓励地主投资工业。最终，地主们接受了这一“和平土改”方案，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49年台湾粮食总产量达到120万吨，比上年增产了21万吨。

台湾的第一轮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手段，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复会”在台湾土地改革和乡村建设方面配合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其于大陆成立时，“农复会”的工作入手点就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晏阳初的从平民教育入手的主张；二是蒋梦麟的从生产入手的主张。蒋梦麟的主张后来在台湾居主导地位，晏阳初因意见不合遂于1951年离台去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继续推行他的平民教育计划。“农复会”当年以技术改进推动农业生产的同时亦注意解决社会问题，在土地改革、农会与渔会改组、乡村卫生、合作运销、农村社区改良、青年创业贷款、农机贷款、培训农民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农复会”本质是配合政府机构指导乡村发展和建设的智囊型、技术支持型机构，“农复会”五名委员中，中方三名、外方两名，第一届外方委员是R. T．莫伊博士和J. E．贝克博士，美方代表两年一轮换，中方代表则长期稳定，“农复会”在运用美方经援、技援及在行政组织方面都对台湾的“土改”和乡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五 毛泽东的农村革命思想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重要性的人物。他担任过早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蓝图。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党内许多精英人士在回想天下得失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国民党对共产党之失败，就败在土地改革比共产党晚搞了10年上。

早在井冈山时期，共产党就以“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农村革命的起点。从地主手中夺产分给占人口大多数的穷苦农民，为共产党动员了千千万万的拥护者，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新四军、八路军直到后来更名为解放军的部队，每夺取一个地区，就贯彻“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村革命路线，它的巨大作用就是使共产党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使作战部队得到了绵绵不绝的兵员补充和后勤保障支持。因而，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农村政策优势是关键因素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国共两党均表示赞同，国民党在1931年由陈诚主导的“二五减租”是承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仅将大地主的收租比例限制在年产37.5%的水平上，可是在遭到地主阶级的强力抵制后，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计划即告流产。中国共产党则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以消灭私有制为理想目标，在农村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简单明快的办法，不顾有一部分地主是勤劳节俭致富的现实，统统将其财富剥夺，分给了广大农民。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看，它似乎有违产权原理，但从政治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快速动员民众、扩大支持队伍的最佳手段。

毛泽东本人是农民出身，对农民有天然的感情和了解。因此，他的农村改造思想是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最能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农村革命思想。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乡村改造，在夺权阶段都服务于夺权胜利这一终极目标。

1949年以后，毛泽东从给农民分地、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毛泽东的乡村改造实践是循着一条共产主义的理想轨迹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