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鲁迅——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

鲁迅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这正是中国人民同压迫自己头上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作殊死搏斗的年代。封建主义以其特有的顽固性拼命挣扎，变换各种形式保护自己，对人民进行疯狂反扑。鲁迅始终坚定地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坚毅的意志，通过深刻的道理和血淋淋的事实，揭穿封建主义的罪恶本质。可以说，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生没有停息，成为他十分重要的战斗业绩。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很好学习。

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就不能不同时肩负起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任务。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特别长，为世界所罕有；封建制度和它的思想体系发展得最为完备，十分顽固；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有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往往掩盖或冲淡了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致使封建主义得以避开斗争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这就使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十分艰巨，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做出更多的牺牲。也正因此，可以锻炼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产生英勇无畏的反封建主义的猛士。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杰出代表。

和资产阶级右翼人物不同，鲁迅在坚持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同时，也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也在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不反帝，只反封。鲁迅对他们作过严正的批评。事实证明，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反对封建主义。因为在中国，帝国主义总是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的，仰附于帝国主义的鼻息，就必然和封建主义妥协，甚至和它们沆瀣一气。胡适的道路就说明了这一点。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反对封建主义，几乎是同时，他也开始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而奔走呼号。一直到生命终结，他都坚持在反帝和反封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就庄严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尽管他当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而发，但究其思想也未尝不包含着反对封建家族统治和专制主义。因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固不容帝国主义的“探检”、“觊觎”，又岂能容独夫民贼的君临、霸占？这实在不只是爱国主义，也表现了鲁迅的民主主义思想。鲁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统一了起来，从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代表了时代的方向。

十分可贵的是，鲁迅自始至终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这和他对封建主义的本质有深刻了解，对封建主义的腐败有切身感受是分不开的。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做过清朝的翰林，因为科场案被捕入狱，家道由是中落。当时，鲁迅的父亲又久病不起，少年鲁迅很早就负起家庭的重担，去药店，上当铺，备尝人间的艰辛。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其实，生活的变化给鲁迅印象最深的不仅是世态的炎凉，他更由家庭的没落看到整个社会的腐败，看到封建主义就像身患沉疴积疾，终将彻底崩溃。他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固然说明他毅然离开自己原来生活的轨道，也说明他对自己原先的阶级，对腐朽的封建社会不抱任何希望。对青年鲁迅来说，他的出走自然是为“谋生”[3]，但更是为追求新的生活。实际上，从那时起，他便从内心“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4]。

鲁迅从小受的是封建主义的教育。应该承认，他那时读的一些旧书，对他后来的思想、创作不无一点益处；在他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整个革命实践中，他能够很好地吸收过去所受教育中的有益成分，加以熔铸，化为射向敌方的子弹。对于三味书屋和他的塾师，鲁迅就没有完全否定，而是保留着不少值得纪念的回忆。至于那些野史笔记，对他的积极影响就更深。但总的来说，他最早受的那些教育，更多的是向他灌输了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封建教育的熏染总要在人们思想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痕，任谁也不能例外；伟大的革命者和一般人的区别仅在于他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点，并敢于剖析它，批判它，和它作彻底的决裂。鲁迅就经常严格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背了“古老的鬼魂”，有不少“鬼气”。然而，也正因为鲁迅十分正视自己从小受过的封建教育，他对封建主义的面目、实质和历史了解得比较清楚。他对封建主义的憎恨就不是出于个人的激愤，而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他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就显得十分有力。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5]自然，他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他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也随着他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加强。但是，“从旧垒中来”，从小就受过封建教育，知道封建主义的要害在哪里，对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6]。鲁迅对封建主义真正展开直接的批判，在思想上明确地向封建主义的总体进行坚决的斗争，严格说来是在他到日本留学之后。他有了在南京求学时积累的近代知识，受了西方进步思潮（包括进化论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目睹日本资本主义日新月异的发展，亲身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沐浴，他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对封建主义的憎恶感情更加强烈，斗争也更加自觉。当时，鲁迅和所有革命者一样，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反对清朝的统治上。必须指出，当时参加反清斗争的人们其思想基础并不一样，出发点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实际是主张“种族革命”，即以汉人来代替满人的统治。有些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他们追求的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对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中国这一严重事实认识不足，对它的危害和影响估计过低。特别是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人民群众的束缚这一点没有很好的认识，这就使他们一方面责备群众落后，另一方面又不去启发教育群众。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重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勾结，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势力决不会允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的这些弱点都在革命的进程中暴露得十分清楚，更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刚到日本不久，就决然剪辫并以此作为革命的自许，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接着又加入了蔡元培、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在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论辩中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的《民报》一边。这都表明他与当时革命派的思想和志趣相同。他的思想比当时一般革命派深刻之处，是在他接受了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之后，进一步对中国封建社会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但从感性上，而且从理性上加深了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他很快抓住了重要问题，得出了必须摧毁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结论。当时，他痛感人民群众的不觉悟，提出要改变人们的精神即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尽管国民性的概念比较浮泛，而要改造国民性也决不能离开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孤立地进行，但是，他毕竟触及了封建阶级的思想统治，这是封建主义的要害问题。

所谓“国民性”问题似乎比较抽象和复杂，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意识、观念、习惯、心理，即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状态。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这种精神状态表现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其实质乃是相通的。这种精神状态受着该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制约，是客观现实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曲折复杂的反映。斯大林在论及民族问题时指出，它是“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这虽然和国民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承认一个民族除了有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经济生活之外，还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民性衔接了起来。然而，“国民性”也好，“共同心理素质”也好，都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超然于各个阶级之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8]。这样，“国民性”或“共同心理素质”，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主要是该国家、民族统治阶级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被统治阶级施加的影响。在中国，毫无疑问主要是指封建阶级对人们的精神统治和思想毒害。鲁迅当时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显然是针对人民群众身上存在的封建迷信、保守落后的思想，即要求人民群众摆脱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和精神统治，其矛头完全是指向封建主义的。过去我们在研究鲁迅思想时，对于他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更多的是看到它的局限性。认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不合于阶级论的观点，而没有看到它的核心是反对封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做实事求是的分析。

正是从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出发，鲁迅把主要精力转到了提倡文艺运动方面。他在东京时期，通过译介外国的作品和文艺论文批判了封建主义腐朽反动的本质，对于如何争取实现民主主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拘泥于文艺，也倡导科学，阐述人之历史，介绍生物进化。科学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在科学面前，封建迷信落后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一点也不能施其技。进化论对反对封建主义也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虽然它在解释社会发展时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一基本事实，但其发展、变革的观点对于封建主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三纲五常”、君君亲亲等腐朽名教思想，无疑是有力的反驳。自然，鲁迅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文艺来反对封建主义。他在《摩罗诗力说》等著名论文中，极力提倡反抗、破坏、挑战的精神，主张个性解放。这一切，都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统治的。他推崇的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主要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抗黑暗势力。鲁迅希望中国也出现摩罗诗人，有更多的“精神界之战士”，发为雄声，使人们“自觉勇猛发扬精进”，也是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要求出发的。在鲁迅看来，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历史实在太长久、太黑暗，使人感觉如处“荒寒”，不反抗不斗争就无出路。所以他急切地呼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其情之切，真是溢于言表。的确，鲁迅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背负着文明古国这样沉重的鬼魂，心情是万分焦虑的。他认为：“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可见他是怎样急于要摆脱封建主义的鬼魂，希望人们从沉睡中醒来，开辟新途，和旧的告别。当时，他十分强调个性解放。“任个人而排众数”，是他曾经极力鼓吹的主张。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是有矛盾的。工人阶级谋求的是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认为只有集体得到解放才能有个性的解放。鲁迅当时对此还缺乏认识。他介绍的斯契纳尔（M.Stirner）、勖宾霍尔（A.schopenhauer）、显理伊勃生（Henrik lbsen）以至尼采，其中有的就是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特别是视“众庶”（所谓“庸众”）为敌，把民众的守旧落后和封建专制混同起来，不但失之偏颇，简直沦于荒谬。但是，个性解放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还是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的。鲁迅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人们认识“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勇猛无畏”，“独立自强”，对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对人们的精神桎梏和思想束缚，也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尽管当时的鲁迅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还缺乏辩证的认识，表现出某些片面性，但他的出发点是反对封建主义，是要斗争，要变革，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外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这种见解，不用说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当时显得精明独到，气魄宏伟，就是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远见卓识。

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刻性，但毕竟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他的观点和实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致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9]。辛亥革命的到来，使他一度处于兴奋状态。他热烈地欢迎革命，拥护革命，也可以说亲身参与了这一革命。他在故乡绍兴带领学生上街讲演，欢迎革命军进城，并且在光复后的新政权下担任了师范学校的校长，接着又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参加了组办教育部的工作。这都说明了他对民主革命的态度。但是，当鲁迅看到革命并没有动摇封建主义的根本统治，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摇身一变又以新人的姿态出现时，他由内心感到失望了。这一次，鲁迅显示了自己反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性，这也是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的。鲁迅由先前的“无聊”进而感到“寂寞”和“悲哀”，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伟大的战士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舞台，他必须等待新的斗争风暴的到来。事实证明，鲁迅不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物，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坚定勇敢的战士。他只有在新的历史时期才能大展身手，显示出他战斗的光辉品格。

二

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无产阶级日益觉醒、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的形势下，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理所当然地被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代替。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获得了新的土壤，有可能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融汇在一起，并且从中摄取营养和汲取力量。正因此，他表现出更大的斗争活力，对封建礼教、专制主义和宗法制度集中火力展开了进攻。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彻底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序幕。作品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制度，借狂人之口告诉人们，过去的历史概括起来就是“吃人”；并且义正词严地针对封建卫道者发出了“历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最后还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这在当时真如一声春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自此以后，鲁迅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10]，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愈加深入，批判愈加尖锐。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文。收集在《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中的作品，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揭露封建主义的罪行，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不幸。可以说，《狂人日记》不但是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宣言，也是鲁迅所有小说的序言和纲领。一篇《狂人日记》，直白地喊出了封建礼教吃人，而其他小说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和表现封建礼教怎样吃人，劳动人民（包括一些中小知识分子）怎样被吃。尽管题材不同，人物各异，作者都归结为一点，即封建礼教专制主义是万恶之源。鲁迅曾经概括他的小说创作写的是“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11]。很显然，“上流社会”就是封建阶级，而给“下层社会”带来不幸的也正是封建阶级。鲁迅批判的矛头是一点也没有偏离既定的目标的。

我们知道，鲁迅的小说除刻画了一些如赵太爷、鲁四老爷、四铭等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和道学家之流外，就作品的主人公言，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即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农民是最主要的被统治对象，封建阶级主要是靠他们的血和汗来维持其统治的。要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不写农民的受迫害是不可能的。鲁迅正是怀着对封建阶级的强烈憎恨和对贫苦农民的深厚同情，写出了阿Q、闰土、祥林嫂、七斤等贫苦农民怎样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阿 Q 被剥削得只剩一条“万万不能脱去”的裤子，祥林嫂只想安稳地做奴隶也不可得，最后都活生生地被封建主义所吞噬。闰土、七斤等虽还苟延着残喘，但他们的生命和灵魂已部分被吃或正在被吃。鲁迅正是通过这些已经被吃或正在被吃的农民，强烈控诉了封建主义的罪行。农民之外，知识分子也是封建统治下备受压抑和摧残的阶层。封建专制是一种最野蛮、最愚昧、最凶残的统治，它最容不得自由思想，最容不得知识的普及和真理的传播，因此，知识分子就是它必须严加防范、百般利诱和着重打击的对象。在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要么成为统治者的奴才，要么被百般蹂躏直至沦为“贱民”，丢掉性命。他们的命运实质上和劳苦大众是相通的。孔乙己和陈士成都是被封建科举制度害死的。魏连殳和子君也都是旧制度的牺牲品，他（她）们一度反抗，终于失败，最后丢掉了自己的生命。吕纬甫和涓生，一个在“马马虎虎，敷敷衍衍”地活着，一个在痛苦地悔恨，朦胧地想开辟新路，仍然是苟活于人间。他们在封建主义强大的压迫下，受尽了屈辱，备尝了痛苦，他们的生命和灵魂不也正在被慢慢地吞噬掉吗？《药》虽然主要写的是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但瑜儿和小栓两条人命不也都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封建迷信）所夺去的吗？

这一时期鲁迅创作的杂文，更是和封建主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他批判复古主义和所谓“国学”，批判迷信偶像和“二重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和寡妇主义。凡属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他都决不放过，坚决予以抨击。对于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他都对照着科学民主思想去揭开它们虚伪的面纱，暴露其丑恶的本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父为子纲”，《我的节烈观》批判“夫为妻纲”，就是从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入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阶级认为最神圣的亲权，动摇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两论雷峰塔的倒掉，抨击了雷峰塔象征的封建专制主义，对于“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奴才”给予了无情的揭露，要求“革新的破坏者”敢于站到斗争的前列。《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更是直刺那些“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鲁迅一针见血地揭出，过去的所谓历史，对人民大众来说不外乎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他形象地描绘出封建主义统治下鲜血淋淋的吃人的事实：“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针对吃人的历史和现实，鲁迅号召青年起来，“无须反顾”，“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去“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锐气不但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是愈战愈强。这时，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封建主义反动本质的剖析更加犀利，更加深刻，斗争也就更加有力。这一时期他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集中在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一时期鲁迅写了大量杂文，从政治上直接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与此同时，他也针对蒋介石提倡的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封建主义思想、制度、风气，给以及时的斗争和批判。譬如蒋介石宣扬“忠孝仁爱”，“礼义和平”，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12]又说：“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13]这就把反动阶级所谓“仁爱”的虚伪面貌彻底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时也打着“仁政”的旗号，说什么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起“王道乐土”。鲁迅也揭穿了他们的真面目，提出：“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他并且斥责那些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忙和帮凶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14]又譬如，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消弭人民大众的反抗情绪，在群众中散布天命论思想；一些群众由于觉悟不高，也容易接受这种思想，甚或自发地产生这种思想。鲁迅就告诫人们要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指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15]，统治者欺骗人民“要乐天知命，命虽然苦，但还是应当乐”[16]。他宣告这种天命观必然破产：“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17]特别是，鲁迅对封建等级制度给予了有力的抨击。等级制是封建主义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它成为封建社会不可更易的社会构成，目的乃在对被统治者层层制驭，以维护最高统治集团的权益。鲁迅很早就注意到这点，在早期杂文《春末闲谈》《灯下漫笔》中就有深刻的剖析。在鲁迅生活的时代，等级制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明显，那样严格，表面看来甚至已没有过去那套名称和制度，但是，封建等级制的残余仍十分严重地存在。“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实际上仍是当时恪守的原则，被压迫人民对自己的身份、资格，决不能越雷池一步。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就指出：封建等级制度“将人们分成十等”，而且“高下各不相同”，它是一堵“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严格划分出尊卑、贵贱、上下的差别，绝不允许僭越。后来，鲁迅进一步指出：问题还不仅不许僭越，而是在被压迫者中间制造出“爬和撞”[18]。“爬”，就是让老百姓“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拼命地爬，爬，爬”，这样，就使他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这无疑就转移了人们反抗和斗争的目标。“撞”，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了等级制度的作用，“似乎是近代的发明”，统治者即“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预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这就严重地腐蚀着被压迫人们的斗志，在他们中间制造侥幸心理，引起互相推撞的矛盾。由此看来，等级制度发展到近代，其作用和奥妙真是达到极致，被压迫者不把它废除决不能翻身解放。总之，鲁迅这一时期完全是以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仍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他深知，由于封建主义的顽固性，要革封建主义的命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非做长期不懈的努力不可。所以他大声号召人们起来，把封建主义这看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19]。从对封建主义“施行袭击，令其动摇”[20]，到把封建主义“像粪一般抛掉”，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他思想的进步，愈加明确，愈加彻底，愈加有力，愈加有信心。

三

纵观鲁迅一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鲁迅着眼的是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它的思想体系。他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枝一节，而是抓住了根本。这表现出他斗争的深刻性。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如此缓慢，历史如此漫长，使它的意识形态也发展得最完备，最成熟；反过来，封建的意识形态又极为有效地服务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是少见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有效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产生如此有效的反作用，也是别的意识形态未可比拟的。事实上，封建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发展了对人民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统治。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尽管有不少次的改朝换代，尽管某些制度可以废除、修改（不是根本性改变，更不是推翻）但封建的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很大变化，封建的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统治地位。鲁迅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反对封建主义，矛头就是直指整个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过去，有的论者说鲁迅早期创作中的阶级观点不明确，没有写出明显的尖锐的阶级对抗，有时批判的烈火还烧及一些看来显然不是统治阶级的人们。诚然，鲁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还不是阶级论者，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相信进化论，以为将来胜于现在，青年胜于老人。不过，他那时也大略地能分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聪明人和“愚人”，上等人和下等人，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所谓“下等人胜于上等人”，“世界正由愚人造成”，正是这种朴素认识的表现。他作品中的人物，明白地分为两大类：赵贵翁、赵太爷、钱洋鬼子、鲁四老爷等“上流社会”的人们和阿Q、闰土、祥林嫂，以及子君、涓生、魏连殳、吕纬甫等“不幸的人们”。自然，他那时并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但是，应该看到，鲁迅当时认为，重要的问题还不在可以看到的对立，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肉体上的压榨、剥削和蹂躏，而在于封建思想意识对人们精神上的毒害和腐蚀。人们陷入封建意识形态的网罗中不能拔出，在“吃人—被吃—吃人”的因循中苟且，这就使黑暗永无天日，封建制度得以繁衍继续。正因此，《狂人日记》并没有把大哥看作唯一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者，而是把路人、狼子村的佃户以至狂人自己都写成有着“吃人的历史”，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构成。同时，《祝福》也不只是抨击鲁四老爷，批判的锋芒也触及祥林嫂的婆婆、小叔子、卫老婆子、柳妈、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他们都参与了制造祥林嫂的悲剧，都是把祥林嫂送上绝路的一分子（自然，鲁迅并不把他们和鲁四老爷一律对待，认为他们也负有同样的责任）。这种情形在《阿 Q 正传》《孔乙己》等作品中也同样地表现着。至于鲁迅一些批判封建主义的杂文，就更是把许许多多的人们包括在内。这也就是他对所谓“国民性”的认识。鲁迅显然认为，封建主义得以延续其生命，关键并不在某些个人，而在于整个社会组成的网，使你无法逃脱；要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从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它的思想体系入手，舍此就不可能真正反对封建主义。

其次，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特别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迫害，尤其是那些妇孺等弱者，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始终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表现出他斗争的人民性。

在鲁迅看来，在“吃人—被吃—吃人”的社会，唯有劳动人民是被压在最底层，只有被吃的份儿；反对封建主义首先就是反对它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让劳动人民获得做人的权利。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鲁迅对劳动人民麻木落后的精神状态曾十分焦急，有所诘责，有所批评，但出发点都是为了劳动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过来，摆脱麻木落后的精神状态，昂扬奋进。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他们呼号，为他们呐喊，为他们抗议，召唤他们起来去反对封建主义。我们看到，在阿Q、闰土、祥林嫂、单四嫂子、七斤等身上，鲁迅是倾注了怎样深刻的感情！他简直不是在写小说，既像一名水平高超的律师，又像一位严正无私的法官，一方面详细具体地为被害人申辩、陈诉，把封建主义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深入发掘它罪恶的历史和根源，一方面秉公不阿、义正词严地宣判着封建主义的死刑。在鲁迅的杂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一再说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有“很多痛苦”，他们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挣扎，已经到了不能忍受下去的地步。值得指出的是，鲁迅早期对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看得较多；他反对封建主义，更多的是寄希望于“精神界之战士”，后来又“上下求索”，企望“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21]。他虽然较早地认识到“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22]，但并没有把“愚人”看作是反对封建主义必须依靠的主要力量。毫无疑问，反对封建主义不能指望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反对封建主义必须同时克服自己身上长期受的封建影响，除此不能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但是，反对封建主义，决不可能离开劳动人民的斗争，更不可能把劳动人民置于斗争的队伍之外。鲁迅在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之后，便能正确看待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并且更多地看到蕴藏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潜力，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应该充分依靠他们的力量。他曾说：“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23]又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24]这说明他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斗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反对封建主义是人民大众自己的事业，不依靠他们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只靠少数革命者的努力，斗争就绝不能胜利。很显然，要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封建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的毒害，一句话，要猛烈地向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发动总攻击，使它彻底瓦解，使它无存身之地，不发动人民大众自己起来斗争，决不能达到目的。这一点，鲁迅到后来是越来越明确的，也正因此，斗争的情绪越来越昂扬，越来越有信心。

再次，鲁迅反对封建主义，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这表现出他斗争的彻底性。

反对封建主义，不触动它的根基，不彻底摧毁它的统治，并不十分困难。一些人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也能反对封建主义，但他们往往追求的是个人幸福，着眼的是狭窄的小天地，因而在达到一定目的之后就满足现状，停止斗争。他们即使接触劳苦大众的生活问题，也都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对封建主义，或抒一定的同情，或发满腔的愤懑。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对之应予肯定。但是，他们有很大的局限性，斗争不能坚决彻底。鲁迅从一开始反对封建主义，便立下了“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决心。尽管他也有过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斗争中也矛盾过，彷徨过，但因他着眼的是整个国家民族，同情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并且以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为抨击目标，因而困难越大，斗志越高。他曾说过，走人生的长途无论是遇到“歧路”或“穷途”，都决不退缩动摇[25]。他还歌颂过明知前面是坟墓仍执着往前走的“过客”[26]。可见，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是鲁迅的斗争性格。在对北洋军阀和“正人君子”的斗争中，他遭受通缉，仍毫不退缩。他提出的“打落水狗”的主张，对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到三十年代，蒋介石反动政权大张捕杀的罗网，监禁如毛，缇骑遍地，整个国统区“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许多志士仁人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抛头洒血，形势十分紧急，鲁迅却越战越勇，反而在迫害和“围剿”中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他真像一棵参天大树，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一直到临终前，他在作为遗言的一篇杂文《死》中还明确宣布，自己对所有敌人“一个都不宽恕”。革命精神，凛然正气，充分表明鲁迅从言论到行动都是一个伟大战士的典型。

最后，鲁迅反对封建主义，十分注意斗争的方法和策略。这表现出他斗争的灵活性。

中国的封建主义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法规和体系，上下左右，陈陈相因，盘根错节，环环相扣。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鲁迅总结了前人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要“刨祖坟”，即挖出它的根源，从根本上进行批判。几十年中，他不辞辛劳，不畏艰难，持之以恒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作战，坚持对礼教思想进行深入的剖析，就是要抓住封建主义的要害。他知道，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长，势力十分顽固，要刨开它的祖坟，彻底反掉封建主义并非易事，必须作极大的努力。为此，他又提出了韧性战斗的原则，说“就是要‘韧’，也就是‘锲而不舍’”[27]，“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28]。他反对五分钟热度和图一时痛快，认为激烈得快，消沉得也快。他后来就说得更为明白：“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因为“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29]。他又提出作“壕堑战”，这和他主张“充足实力”是一致的，就是说，当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时，不要贸然出击，赤膊上阵，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自然，当“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时，“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30]。总之在战略上应该估略形势，以便更好地战斗。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坚韧顽强，愈战愈勇，这就是鲁迅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战斗风格。

作为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鲁迅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也为我们树立了卓越的典范。在现代文艺史、思想史、革命史上，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无疑应该记载在十分显要的地位。他对封建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对在整个民主革命中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身先士卒勇敢地向封建主义进击的精神和业绩，以及他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都是我们国家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历史的高度看，他不愧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今天，全国人民正在全力以赴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还是我们十分重要、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就更需要认真学习和继承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和斗争艺术，把它们化为我们的血肉，化作我们当前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伟大动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