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古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

中国中古时期，尤其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唐代，正是印度文化进入全面鼎盛时期，其时随着佛教在欧亚大陆各地的传布，印度文明对世界的辐射力也达到顶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时世界很多地区都呈现大面积“印度化”的现象。即使在中国这种具有原创性文明的区域，也一无例外地经历佛教化的阵痛。其时中国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面对佛教的汹涌传入，大都采取接纳的态度。从这一时期称天竺为世界中心、以释迦之教为无上殊胜之道看，中国文化在这时完全处于守势。最极端的是梁武帝萧衍居然以皇帝之尊，将中国两支传统主流文化周、孔之教与老、庄之道都判为邪教。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竟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梁代高僧僧佑的言论，他说：

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所尊唯天，所法唯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之，犹蒙蒙不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肩吾犹惊怖于河汉，俗士安得不疑骇于觉海哉！

僧佑的这种看法是源于印度佛教独特的宇宙观。研究佛教的学者都注意到佛教与西方天启宗教相比，乃是一种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否认有世界创造之神，将诸天、诸神置于佛之下。按照佛教教义，宇宙中各类生灵可以区分为六凡四圣，而诸天之神只不过是六凡中最为殊胜者，但仍未摆脱轮回之轮。其他如刘宋时的谢镇之也认为中土孔老之教“乃为尽美，未为尽善”，孔、老无法与释迦比肩。其《重与顾道士书》云：

假令孔老是佛，则为韬光潜导，匡救偏心，立仁树义，将顺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亲，摄生养性，自我外物。乃为尽美，不为尽善。盖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后也。何得拟道菩提，比类牟尼？

又隋代彦琮在《通极论》中也有类似的言论，他说：

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刊《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并驱之于方内，何足道哉！

这显然都是责难孔老之教只局限于现世，不讲来世，不讲终极了证。正是居于此，魏晋南北朝的崇佛者又称释迦牟尼为“众圣之王，四生之首”、为“大圣”。考虑到在当时普遍将印度称为西方、西土，因此上述崇佛者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种近似全盘西化、印化的主张。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夷夏之辨”，执持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中国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雳，其引发的震撼也许只有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泰西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文化造成挑战，差可比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层面，中国中古时代无论是崇佛者，还是辟佛者都一致肯定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纲常制度的价值。这表明中国虽然最大限度地接纳佛教，但仍然坚持纲常伦理这一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阵地，没有真正的印度化。

与中国相比，中古时代的东南亚地区由于缺乏强势的原创性文化的根基，因此当面对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的猛烈冲击时，采取了全盘印度化的姿态。从考古发掘的宗教文物及中国史籍的记载看，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盛行佛教和婆罗门教，乃是印度文化圈的重要区域之一。在东南亚诸国中，斯里兰卡可说是印度文化向外传播的前哨站。据该国佛教史《大史》记载，斯里兰卡的佛教可以追溯至印度著名的阿育王时代（前273～前232）。阿育王曾派遣其子摩晒陀长老率僧侣到斯里兰卡传教，并将释迦牟尼成道处的菩提树移植至斯里兰卡。及至该国提婆南昆耶帝沙时代（前101～前77），又建筑起著名的佛教大塔。斯里兰卡在佛教传布方面一项最值得骄傲的工作，乃是将佛藏由口传写成文字，形成著名的巴利文藏经。这项工作是在伐陀迦摩尼王时代（前29～前17）完成的。此后，斯里兰卡一直是佛教上座部最为忠实的弘法中心。此外，据考古发掘材料，泰国的邦德在公元初期就盛行佛教。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文化诸如婆罗门教、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形式，而是与该地区的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天王或佛王信仰的教化传统，并据此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据新加坡学者古正美教授的研究，东南亚在中古时期产生的这种教化传统，具有如下典型表现：其一坚信天王或佛王具有护国、护王的政治功能，帝王并将自身视为天王或佛王之原形。其二在王国都城建立圣山或圣山型寺庙，以之作为宇宙中心的象征，并借此以沟通天人、圣凡两界。相信凭借这种神圣建筑，王朝能获得神圣的护佑。东南亚诸国这种神圣建筑遗址，今天仍有不少留存，像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尼爪哇的潘拔拿湿婆教遗址等。其三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国王接受灌顶仪式登上皇位或王位，以此获得政权的神圣感。最后，皇室设专门僧侣负责祭祀活动，这些僧侣往往与皇室结成姻亲。中古时期在东南亚出现的此类天王、佛王教化传统，乃是印度文化在这一地区深化的重要表现。事实上，正是因为印度式的天王、佛王信仰，才使东南亚各国先后完成由部族向王国的政权形式过渡，因为天王或佛王教化政治的形成，有助于地区统一政治、文化认同的确立。而地区权力中心的确立反过来又推动印度文化圈的进一步扩展。

中古时期在东南亚先后兴起的扶南、真腊、室利佛逝、缅甸蒲甘王朝等地区权力中心，都是通过引进印度式的天王或佛王政治教化传统建立起来的，有的王国甚至直接由来自印度的移民创建。根据近代以来东南亚各地的考古发掘材料，早在公元3世纪，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就遍及东南亚各地。这说明此一时期，东南亚已全面接受印度文化，融入印度文化圈。从文字记载看，约自公元前后兴起于湄公河下游的扶南国，在公元5世纪曾由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印度移民接管。《梁书·诸夷传》记载扶南立国因由说：“后王侨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侨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这里提到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侨陈如，此人姓阇耶跋摩，由印度移民至盘盘国，并被拥戴为扶南国王。他在该国移植印度政制，正式启动了扶南国的印度化进程。据中国史籍记载，此事发生于公元5世纪中期，其时正当刘宋末年。其后，经过历代阇耶跋摩氏扶南国王的艰难经营，扶南国逐步强盛起来，成为中古时期东南亚地区的一大权力中心，而这一地区的印度化也在扶南国的直接推动下，不断向周围辐射。不过，扶南最初的印度化，主要接受的应当是印度的婆罗门教。齐永明二年，那伽仙至南朝萧齐都城，就提到：“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书曰：吉祥利世间，感摄于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缘明。仙山名摩耽，吉树敷嘉荣。摩醯首罗天，依此降灵尊。国王悉蒙祐，人民皆安宁。”这里提的摩醯首罗天即婆罗门教信奉的主神梵天。之所以尊奉摩耽山，以之为沟通神、人，获得神佑的圣山，可以看出也是采用印度文化的天王教化政制。这与上文提到的遵用天竺法是一致的。在此需要指出，中古时期由印度进入东南亚的移民绝非仅限于侨陈如这一个案。据《太平御览》引竺芝的《扶南记》，扶南的附庸国顿逊国也有不少来自印度的移民：“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国，嫁女与之，故多不去。”由此可见，在中古时代东南亚的印度化过程中，来自印度的移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至于移民的形式，依据目前材料多数应该属于自发性质，因商贸活动而留住者居多。

印度文化还经由扶南国的中介输至中国的南朝。据《南齐书·东南夷》，萧齐永明二年（484），阇耶跋摩曾派遣天竺道人那伽仙奉表，并贡献牙、塔、像。可能是因为看到南朝佛教流行，因此进入梁代，扶南王就改派僧人充当国使，进行文化交流。著名的扶南僧人僧伽提婆、曼陀罗都曾入梁，受到梁武帝的尊奉。其中梁天监二年（503），曼陀罗受阇耶跋摩委派，携带佛经梵本、佛像、珊瑚等来献。武帝下令创设扶南馆，令僧伽提婆、曼陀罗一同译出《文殊师利般若波罗密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经》。僧伽提婆还单独应梁武帝所请，译出《孔雀王陀罗尼经》《舍利弗陀罗尼经》，由这两部带有密教性质的经典看，扶南由于同时信奉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极为适合两教交融之密教生存。总之，中古时代印度文化经由业已实现印度化的扶南，经南路向中国南朝辐射。

扶南之后，东南亚的地区权力中心依次向真腊、堕罗钵底、室利弗逝、缅甸蒲甘王朝等转移。尽管随着地区政治中心的转移，佛教与婆罗门教以及佛教各宗之间，递有兴衰。但总体来看，东南亚的印度化过程在中古时代并未终结。直到公元12世纪，伊斯兰教全面渗入印度本土，东南亚的印度化才受到挑战。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古时期，虽然中国全面接受佛教，但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层面却并未像东南亚那样，全面改行天竺法。中国文化由于其具有的原创性及深厚底蕴，引入佛教始终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信仰形式，以弥补本土固有宗教形式在某些方面例如来世说、灵魂说等不足，佛教在中国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从未取代本土两种主要教化形态儒家与道教，更遑论在政制、礼制、国家祭祀制度等核心制度层面。因此在中古时期，尽管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予以强烈冲击，但中国文化并未丧失其自身的认同，完全纳入印度文化圈。而就此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看，虽然如前文所述，中国通过东南亚印度化国家的中介，部分地接受了佛教文化，但同时又在政治、军事方面，仍然维持对东南亚诸国的优势地位。其中一个明证就是中古时代东南亚诸国向南中国输入佛教，大多是采用朝贡的方式进行。而隋代更是于大业元年（605），派大将刘方率军攻入林邑，掳获以昆仑文书写的佛经564夹，1350部。这说明当时中国仍是高于东南亚诸国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