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黄乔生

安阳师范学院姬学友教授即将出版他的专著《从外围接近鲁迅》，嘱我作序，辞不获已。我想，他坚持让我写序的一个原因，是2012～2013学年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访学，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他离开时，在鲁博举办了一个专题书法展“致敬鲁迅”，作为一方面的成绩总结。我写了一篇小文《送姬学友君归安阳》，其中有这样一些话：“学友君在鲁博合作研究一年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整理与研究’，研究台静农等名家法书，多方请益，广泛交游，学问与书艺俱进。安阳乃古代殷商繁盛之地，文物遗存丰富。殷墟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之滥觞，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展示甲骨文以来各体文字资料。鲁迅生前关注安阳考古发掘，罗致相关材料甚勤；又广搜历代碑拓造像，为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之准备。新文学家而潜心国故，不忘根本，化古用今，戛戛独造，鲁迅实为中国文化转型期之巨人。学友君既精研鲁迅，复处古代文化昌明之地，思接千载，发扬踔厉，会当其时，且有地利。迩来世风浮躁，瓦釜雷鸣，菲薄经典，轻慢前贤。嗟哉吾辈，戒之慎之。不忮不求，是君子本色；卬须我友，望时相砥砺。”学友教授不嫌弃我这篇文字滞涩零乱，竟拿去作了书法展的“代序”。

现在要正正经经写序，就使我惶恐得很了。我只得再写几句，一方面祝贺学友教授的新著出版，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向他求教。

我觉得，学友教授所走过的鲁迅研究的道路，虽然看似迂回曲折，如这本论著的题目“从外围接近鲁迅”所示，但实际上却是一条正路。“外围”，是的确的，但目标却很清晰，那就是“接近鲁迅”。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所描述的正是我的心思和我正走着的路子。我和学友教授一样，都喜欢鲁迅著作，一直在努力接近鲁迅，试图把握他的性格、思想。鲁迅研究领域颇为高蹈的论题，如鲁迅的生命体验、人生哲学、思想意识、人本主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我何尝不想有所论列？然而，要拿得准，说到位，却很不容易。鲁迅的文化遗产博大精深，非我现在的学力所能论述，非我现在的经历所能体会，也非我现在掌握的语言所能概括。对于鲁迅，无疑地，我还没有看到全面，也难测其精深。因此，退而求其次，做些打杂的工作，在外围用些功夫，可算是平心静气的老实办法。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在鲁迅研究的外围打转，写周氏三兄弟，写鲁迅的前辈章太炎，后来又写鲁迅的弟子胡风，接下来想写写鲁迅其他几位弟子如瞿秋白、冯雪峰等，从鲁迅对后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来回溯本源。可惜成绩很微薄，只有一篇《“四世同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或一谱系——鲁迅晚年一个创作计划蠡测》发表，就再没有了下文，惭愧得紧。

鲁迅的一些追随者，人格高尚，心地恳挚，以生命和鲜血书写文字，命运奇特，彪炳文史，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鲁迅思想。他们的道德文章，常常使研究者感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研究者的一种考验和拷问。说他们是鲁迅研究的外围，当然不错，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和鲁迅已经凝成一体，不分彼此。认识和研究这些人物，正是通向鲁迅的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如果这是外围，那么这个“外围”并不清闲、随意，需要研究者付出很大的理论勇气，投入深厚的情感，培养更大的学术定力。我自己心性浮躁，浅尝辄止，成绩不佳，正自愧悔，可喜有同道如学友教授，才不觉得寂寞。

学友教授是一位注重考据，学风严谨，态度恳切，用心细密的学者。这本论著中的文章，虽然并非总是洋洋洒洒，论辩有力，可能不会耸人耳目，引起轰动，但路数正，线索清，言之有物，我读后深受启发和鼓舞。

学友教授曾以有关李何林的文艺思想及鲁迅观的论著受到学界关注。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开学报》等杂志上的几篇论文如《论李何林先生的学术选择》《论李何林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扬弃，不是转变——评李何林的鲁迅思想发展观》《〈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研究〉的文学史属性》等，从鲁迅怎样影响了第一代新文学史家、第一代新文学史家又如何书写鲁迅的角度，梳理了第一代新文学史家文艺思想的核心构成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向的重大推力。既是个案的解剖，又是学术史的整体观照。这看似在鲁迅外围作远距离的考量，实际上已经直接指向了鲁迅精神的本体。

鲁迅周围的同时代人，或者与鲁迅关系亲密，或者同他产生过龃龉，这些不是鲁迅研究的附属物和边角料，而是走进鲁迅世界绕不开的存在，值得高度重视。比如，鲁迅和茅盾同属左翼作家，是同一营垒中的战友。从一开始从事实际批评，茅盾就把目光瞄上了鲁迅，一以贯之、持之不懈地进行跟踪研究。可以说，在1949年前，茅盾不仅建构了自己的“鲁迅论”体系，而且在鲁迅研究的各个方面均有重大建树并开风气之先，在当时的同类文字中最具专业水准。学友教授在“‘鲁迅论’：茅盾作家论的经典之作”中，比较翔实地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批评特征和理论贡献，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的战友关系。但是正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学者竹内实所说：“茅盾和鲁迅的关系很密切，但这密切也不是没有距离的。”这种“距离”正是茅盾在新时期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潜在心理动机之一。对此，学友教授基于史实，为了求真，在“‘不要神化鲁迅’：茅盾晚年的一个重要心结”一节中做了令人信服的学理分析，受到一位知名学者的高度肯定，认为“对那场公案的分析很有道理”。“鲁迅‘预言’与周扬的政治气魄”“因鲁迅而‘并非闲话’：《西滢闲话》的存在价值”等部分，分别评述了鲁迅的论敌——周扬的个性心理和陈西滢的杂文取向。在鲁迅生前，在与鲁迅有笔墨官司或人事纠纷的人群中，周扬和陈西滢给鲁迅造成的困扰和郁闷是最大的。关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者，可以从当时颇为热闹的笔墨官司或人事纠纷中，了解包括他们在内的左右翼知识分子在对待鲁迅、对待文艺和社会现实等方面的异同，与从他们的个性心理和杂文取向中达到的认识互为补充。从作家之间的互相批评，扩大视野，并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正是学友教授写作这些文字的立意和价值所在。

我觉得学友教授近几年的研究，在发掘新资料、开辟新领域方面引人注目。“鲁迅精神影响下的胡风和李何林”“鲁迅书风”“鲁迅背景与台静农书风”“胡风与黄源”这四部分的文字我比较熟悉一点，因为都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过，也都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而且都曾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

记得2009年12月中旬，学友教授参加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他大会发言的题目是“永恒的精神纽带——李何林与胡风关系中的鲁迅因子”。当时我是评议人。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表述方法，新颖独到，翔实而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依据《胡风日记》和第一手档案材料，对李何林邀请胡风到南开任教的深层心理和真实想法做了合情合理的阐释，从而佐证“李何林与胡风关系中的鲁迅因子”强大而牢固。《论鲁迅书风》一文曾在“鲁迅的艺术世界”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上交流，对增田涉的鲁迅书法风格论及川岛的鲁迅书法观做了细读和解析，突破了前人在评说鲁迅书法时只征引郭沫若观点的材料局限，不仅对鲁迅书风做了清晰描述和理论思辨，而且从文学与书法的关系入手，对鲁迅书法与中国书法传统的天然联系详加讨论，从而将作为现代作家的鲁迅书法置于中国书法史的坐标之上。

学友教授在鲁博访学期间完成的《人格 文心 笔性——论台静农书风》《胡风与黄源》两篇论文，前者为参加海峡两岸纪念台静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则在纪念胡风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台静农书风》一文，以我在香港访学时从友人处获得的几百幅台静农书法图片为参考资料，参校其他研究资料和中国传统书论，知人论世，从文学和书学两个途径对台静农书风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评说和实证疏解。值得一提的是，学友从众多台静农书法图片中发现了别的研究者不曾注意到的一则行书联语：“书以功深能跋扈，画惟兴到见纷披”，从中拈出“书与画”“功深与兴到”“跋扈与纷披”三对非常重要的艺术概念，从书法本体和具象呈现的维度，层层递进，准确到位地考察了台静农书法的形质和笔性。学友教授对资料进行理论把握的能力得到精彩的展现。《胡风与黄源》一文具有同样的特点。作者将胡风和黄源之间的关系作为“鲁门弟子关系研究”的个案来看待，通过个案研究，达到丰富和补充“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我赞成这样的思路。关注“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不在少数，《鲁迅研究月刊》长期开设“同时代人研究”栏目，但专论“鲁门弟子之间的关系”的文章还不多见。虽然坊间也出现了《鲁迅抬棺人》《鲁迅及鲁门弟子》等著述，那也只是作为个案的线性研究，较少涉及这些同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从学友教授这篇文章看，鲁门弟子在鲁迅身后，特别是在政权更迭之后的新的社会语境下，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实发生了无解和无奈的嬗变，这是一个比“鲁迅与同时代人关系”更为复杂也更意味深长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以严格的学术标准看，学友教授的研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即使是从外围研究鲁迅，也要对鲁迅的全部作品和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比较熟悉，这样才能做到论据客观，结论持平。学友教授的个别看法，不无偏颇或偏激之处，有时主观色彩还比较明显。学术研究需要同情，需要热情，但同情趋于合理，热情需要节制，实事求是，持论平允，才是学术研究所应达到的境界。这一点，我愿与学友兄共勉。

学术研究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坚守学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但是寂寞和艰苦背后，也有求真的乐趣，有精神的愉悦，有同道的砥砺，有收获的欢欣。从访学阶段的接触看，学友教授是有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学术追求的，他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和台静农全集的编辑，与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未来的成绩不可限量。我相信，只要甘于寂寞，勇于坚守，勤于探索，他的思考和追求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3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