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当代，“文化”这个概念所囊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政治意义不仅没有衰减，而且越来越重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当代世界主要冲突视为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激荡世界许多地区的恐怖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冲突有关。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的猜疑、排斥、结盟和敌视与各自的文化认同不无关系，因为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考量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国能够同一些邻国和平共处，而同另一些邻国互相敌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即时通信网络的完善，文化信息的全球传播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现象，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差异和交流同样十分明显。所有这些对文化的研究十分重要。

“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其定义和研究视角多种多样。作为一个涵盖社会生活众多层面的词或概念，文化可以指称文学、艺术、音乐等人类借以表现审美价值和情感生活的诸多领域，也可以指价值观、行为规范、思维模式、社会制度等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一些学者（如雷蒙·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借以观察、诠释和体验人生的观念体系；另一些学者（如吉尔茨）则把文化看作文本。

文化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抽象词语，本书的两位作者在世界各地旅居、学习和工作时，就对各国文化的差异，特别是一个国家在价值观和生活情趣上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等深有感触。30多年前，笔者一踏进英国希思罗机场，就首先感受到英国的文明秩序。几乎随处可听到或看到“courtesy”（优雅礼仪）、“decency”（正派）、“integrity”（正直）这几个词，尤其在牛津大学，更能感到这里在刻意宣扬和鼓励践行这些准则。在美国，笔者感到似乎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由”。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行政区，从国会大厦到林肯纪念堂的长方形地带，排列着白宫、华盛顿纪念碑、国家博物馆群等宏伟建筑，其建筑布局对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市政广场的模仿十分明显。

在巴黎，开创法国近代文化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遗迹随处可见。街头的丹东、马拉和卢梭等伟人的雕塑，先贤祠供奉的伏尔泰、雨果等思想家和文人的灵柩，似乎在向你述说这个国家中思想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等价值观。巴黎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是南欧、西欧和北欧文化的融会地，其建筑艺术的典雅，追求时尚的精神，使世界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在意大利，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都”的佛罗伦萨，散布全城的博物馆、别墅和私宅里陈列着大量价值连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美第奇家族的别墅、瓦萨里的私宅，外表虽朴实，内部却装饰精美。在这里，你可以深深感受到意大利人对“文明”生活的追求。正是在意大利，从罗马帝国起，人们就试图把物质生活提升到一种舒适和富于很高审美情趣的水准。在这种文化传承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北意大利小城米兰会成为世界“时尚之都”。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文学和艺术中任何一个潮流的深度都取决于那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审美情趣。马克思认为，艺术的发展，例如希腊艺术并不一定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扬弃了机械还原论的文化观，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和自主性，认为文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基础。今天，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文化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的确是互为因果的。文化既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原因，也不是一个完全被决定的结果。文化的形成和形式不能被归因于任何其他的原因，虽然它在其范围内也被其他原因所制约。而这些其他原因也能够变化。换句话说，文化（价值）本身可以在不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情况下变化。人在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出于宿命论的、其意识被决定的地位。人对其周围世界的观察与评价虽然是透过文化来实现的，但人并不是被动地从他周围的文化世界中吸取价值观和意义，他也有意识地选择、评价和继承。因此，人是有条件地拥有主动权的。

早在1992年，笔者就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例如特里·伊格尔顿有接触。当时，笔者曾就一篇关于中国文化观念的起源、发展以及包括毛泽东思想文化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文章同他商讨。伊格尔顿对笔者所写文章给予极高评价。记得第一次与伊格尔顿会晤是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对面的酒吧。在挤满学生和教师的古老酒吧的一张条桌旁，伊格尔顿就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探索向笔者娓娓道来：青年时代的求学；像雷蒙·威廉斯一样，出生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依靠奖学金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随后在牛津大学这个象牙塔内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有爱尔兰血统，还曾写了一本书——《爱尔兰史》。同他那个派别其他学者一样，本来已经跻身英国精英阶层，但其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以马克思为榜样，影响了他的个人认同和对自己使命的认知。

伊格尔顿也把文化看作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探讨其意义及其在现代尤其是英国的发展。伊格尔顿发表了大量论著，在大西洋两岸声名远播。在威廉斯和他的努力下，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当代西方文化和文学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在牛津大学最大的布莱克威尔书店里，伊格尔顿的书籍整整占了两个五层高的书架。在其中的一本书中，伊格尔顿声称要像马克思和卡莱尔（19世纪英国畅销历史书作者）一样，使自己的书能成为店员、工人、学者乃至淑女的床头读物。从伊格尔顿对英国社会和撒切尔夫人政策犀利的批判话语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子。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文化的研究绵延长久。1919年有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和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加速的背景下，又出现了持续近十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是什么原因使文化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挥之不去的思想主题？雷蒙·威廉斯把文化界定为借以观察和体验世界的一套观念体系。的确，对中国儒生士大夫来说，维护那一套他们借以获得立身处世准则的观念体系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已故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David Mcmullen）曾把他那本描述唐代儒生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反对佛教和道教侵蚀的书，以“我们（儒生）的文化”命名。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三部曲的形式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和现代转型的历程。他认为，20世纪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研究浪潮，源自中国知识分子想要与物质文明先进的西方达到心理平衡的冲动。罗丽莎（Lisa Rofel）也注意到，当西方现代性越过东西方的分界线到达中国时，它俘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而西方科技知识的强势地位，使得中国的学者不得不在西方知识体系和概念框架内思考。在列文森的眼中，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话语发生了革新，旧词汇被赋予新含意，外来的新词汇被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化又经历了新一波的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浪潮，并在此基础上飞速发展。

本书共分为五编。

第一编探究“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民族（社会）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总和（包含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等）。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蓬勃发展，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愈益明显。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过去关于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具有纯粹独特性的观点不再可靠。本编在讨论文化概念的变化之外，也追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

第二编首先辨析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差异，认为前者突出不同民族（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后者关注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成就，包括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的成就等内涵。第二编还追溯了中西社会对文明的理解，以及在提升文明水准尤其是对人的内心和外在举止教化上的努力和成就。

现代性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而后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与现代性（理性精神、对规范和模式的崇拜等）相异的文化特征，第三编讨论了这些范畴的概念框架，并重点考察了中国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取现代性的特殊语境和历程。

欧洲文化是一个大区域的文化形式，第四编探讨了欧洲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欧洲文明的形成、自我想象及其文化的分散和重聚。

第五编不仅从西方，也从深受其影响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立场和观点来评述文化的发展与史学编撰的关系，并对后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大众文化等思潮进行了分析。

本书的许多章节，原已发表在各种期刊上，这次结集出版，并重新修订补充，希望能够为文化研究添砖加瓦。本书各章节的撰写大致如下：第一编、第二编及第三编的第一篇和第三篇由笔者所写，第三编的第二篇、第四编和第五编为张旭鹏所写。

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