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翻身”与凡尔赛和平的命运

凡尔赛和约要确立的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但是正如列宁所判断的，“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战败的德国，虽感屈辱，但无力抵抗，只能签字，但是从未心甘情愿地接受凡尔赛和约强加于它的现实，德国人从不隐瞒他们对这一条约的敌视，并时时准备修正乃至摧毁这一条约。这个对凡尔赛体制只有“责任”没有维护“义务”的德国，一旦翻过身来，它也就成了颠覆凡尔赛体和平结构的直接力量。火山势必要爆发，凡尔赛和平体系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1．道威斯计划与德国经济的复活

在凡尔赛会议上，德国赔款问题虽颇费精力与口舌进行争论，但法国与英、美立场差异太大，未能就赔款的总额、支付期限与方式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将这一问题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在凡尔赛和约中，只是规定了德国应在未来的两年中支付一笔相当于50亿美元的赔款，并可用煤、木材等实物抵偿。此后，经过战胜国大国间的一再协商与讨价还价，各方于1921年5月在伦敦会议上达成协议，将德国赔款的总额定为1320亿马克（约合330亿美元）。德国政府慑于武力威胁只能接受这一赔款要求。

然而，在当时德国经济已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远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如此巨额的赔款要求显然超越了德国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赔款问题一开始就同战债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战争期间，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向美国大量借款，同时，英国又是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的债主，法国则是俄国与意大利的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革命的俄国宣布不再对沙俄政府的外债承担任何责任；英国既是债权国又是债务国，但其债权约为债务的3倍。英国政府提出，只要美国愿意取消英国所欠债务，英国亦将取消其他协约国家对英国的债务，并放弃对德国的赔款要求；而法国政府坚决主张，只有当德国如期支付巨额赔款时，它才能着手归还所欠债务。美国作为债主，自然不甘心。美国国会于1922年通过了《外国债务专款法》，要求拖欠美国战债的国家从当年起在25年内偿还全部债务的本利。国会还特别设立了战债委员会，协同财政部处理战债问题。

1922年12月，德国政府宣布暂停支付赔款，立即引爆了围绕着赔款与战债问题积蓄已久的大国间的种种矛盾。法国马上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923年1月11日，法国与比利时以德国拒绝履行赔款义务为借口，出兵占领了德国的主要煤钢基地鲁尔工业区。这一举动自然是企图彻底压垮德国的一贯政策的延续，希望通过对于鲁尔的占领及对于这里的丰富的煤钢资源的控制，既能进一步地削弱德国，又能够大大加强法国的实力。但是，鲁尔危机尽管对德国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法国却不仅没有遂其心愿，反而陷入了国际孤立。德国工业生产因此而猛烈下跌，失业人数急剧上升，整个银行信贷系统也濒于解体，国家只能依靠开动印钞机来支付各种费用，马克贬到了几乎一文不值的地步。1923年夏秋之际，在德国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以推翻魏玛共和国为目标的左翼的革命与右翼的暴动。法国方面呢？由于德国政府在占领区实行了消极抵抗，法国从鲁尔非但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经济效益，反而支付了巨额的占领费用。同时，法国的行动遭到了试图保持欧洲均衡的英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它们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国施加压力，要求法国放弃彻底压垮德国的意图，通过谈判与协商解决问题。法国不得不对自己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全部立场重新加以考虑，并接受美、英政府及银行家对于鲁尔危机的调停。1923年9月，德国结束了在鲁尔的消极抵抗。1923年11月，法国同意由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任命的一个由美国人查尔斯·道威斯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来寻求全面解决德国赔款问题，并建立新的国际债务与赔款体系的途径。

1924年4月，道威斯计划出笼，其主要内容是：首先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德国实行货币改革，稳定通货，随后再向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其恢复经济，恢复偿付赔款的能力；暂不对德国赔款的总额与偿还年限做出规定，只规定德国在1924～1925年度赔款10亿马克（约合2.5亿美元），以后逐年递增，到1928～1929年度赔款25亿马克；作为德国接受上述赔款计划的条件，法国与比利时从鲁尔撤军；整个赔款事务，由一个由美、英、法、意、比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监督执行。在1924年7～8月召开的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伦敦会议上，道威斯计划获得通过，并为德国与法国政府所接受。

随着道威斯计划的推行，一个如同连环套般的国际债务与赔款体系得以建立起来。大批的美国私人贷款流入德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并保证了德国赔款的财源，在此基础上，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的安排向协约国各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各国则开始偿付拖欠美国的战债。1923年6月，美、英两国达成协议，英国同意在62年内归还所欠美国战债的全部本利。1925年与1926年，法国与意大利也同美国达成了归还债务的协议。从1924年至1930年，美国向德国提供的贷款约为25亿美元；德国支付的赔款约为20亿美元；前协约国各国偿付美国的战债则为26亿多美元。当年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形成方案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凡尔赛和平结构也因此“似乎”得到了巩固，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因为道威斯计划在经济上“赢”了一把，它赢得了经济的恢复，也赢得了重整军备的经济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济基础，就在这个要支付巨额赔款的年代，德国的军费却同时逐年增加。“1925年，陆海军费是4.909亿金马克。到1928～1929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达到8.27亿金马克。其中建造战舰的费用增加最快。1924年，海军建造费是530万金马克，1928年增加到5890万金马克，竟增加了10倍之多。”

2．洛加诺公约与德国的政治平等地位

其实，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主持和平秩序构建的大国政治家们很多都意识到了这一和平秩序本身的片面性。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给英国驻法大使的信中提出：“鉴于无论英国或法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因此就有必要促进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恢复。因为，只有当德国接受一次大战后的现状的时候，现存的和平才可能长期得到维护。法国企图以强力使德国一直处于一种凄惨的劣势地位的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1924年起出任法国外长的阿里斯泰德·白里安也从鲁尔危机的教训出发，着手推行一条不同于前任的对德和解路线，希望通过将德国包容进现存的和平结构而使其接受现状，进而使法国的安全地位得到保障。当时的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也认为，任何与战胜国的对抗都可能给德国带来损害，只有通过和平的途径才能对凡尔赛和约加以修正，并最终获得欧洲大国的平等地位。

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心理背景下，英、法、德等国从1925年初开始酝酿一项莱因保证公约，并考虑让德国加入国联，回到国际政治生活中来。1925年10月，英、法、意、德、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瑞士边界城市洛加诺举行会议，并于当年12月1日在伦敦签订了德、比、法、意、英《相互保证条约》及一系列仲裁协定，即洛加诺公约。公约规定，德国与法国及比利时接壤的西部边界及莱因非军事区的安全不可侵犯，法、德、比三国互相承担责任，不采取破坏这一边界的任何行动，同时，由英国和意大利对此做出保证。对于德国与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东部边界，可能发生的争端，则将通过外部仲裁来加以解决。同时，法国分别与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以加强这一地区安全保障。依据洛加诺会议达成的协议，德国在坚持保留条件的前提下于1926年9月被接纳为国联的成员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从而使德国向着恢复欧洲大国地位迈出了一大步。

洛加诺公约在总体上肯定由凡尔赛条约确定下来的欧洲现状的同时，实际上改变了凡尔赛条约完全将战败国排斥在外的片面性做法。如果说，凡尔赛条约是企图通过对于战败国的强力压制以确保战胜国的优势地位来维护战后现状的话，那么，洛加诺公约的原则则是通过将德国也包容进现存的和平结构，而使之在这一结构内部（而不是在结构之外）受到约束，从而使战后的现状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德国在莱因保证条约上签字，实际上意味着对于战后现状的某种法律上的认可与接受。法国同意让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则表明它以强力保持片面的和平结构的努力的失败。这里，最大的赢家是德国。德国能与协约国战胜国坐在谈判桌上讨论彼此相关的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标志性的转变，公约更是在法律上赋予了德国与协约国平等的政治地位。它在没有承担什么新义务的情况下，实现了大部分外交目标，它在英国的支持下削弱了自己的直接对手法国，争得了同法国平等的地位，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由于公约不给德波、德捷边界提供保证，这就为德国向东侵略开了方便之门。如果说美英策划的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准备了经济基础，那么洛加诺公约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重新登台铺平了道路。斯特莱斯曼在条约签订后高兴地说，洛加诺精神意味着反对凡尔赛条约、复兴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新阶段，它标志着恢复德国的自由。

3．非战公约与德国的军事平等地位

随着洛加诺公约的签订，欧洲乃至世界，人们对和平的前景充满着乐观，到处都有人在谈论以和解与宽容为主要内容的“洛加诺精神”。和平似乎正在由希望变为现实，和平成了不顾一切的追求。德国加入国联似乎一下子给了世界确定的和平。1926年9月8日，国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接纳德国加入国联，并任常任理事国。在1926年9月10日举行的欢迎德国加入国联的仪式上，法国外长白里安致欢迎词说：“欧洲数百年来的战争固然给两国享够了光荣，却也给两国掘够了坟墓。两国应该勒马悬崖。而另寻新方法新路径的时候已经到了。给德国以和平！给法国以和平！这就是说，我们永远弃绝了无数残酷而可怕的冲突……弃绝了战争，弃绝了历来解决争议那种残忍而流血的方法！”

1927年4月6目，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利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邀请几千名前美国志愿者访问巴黎，并发表了歌颂法美友谊的热情演说，建议美法两国缔结永恒友好、彼此不进行战争的条约，并于同年6月20日正式照会美国。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1927年12月28日给法国的复照中，认为此项条约不仅应由两国缔结，而应由各国缔结。因为美国不是国联会员国，凯洛格企图通过普遍的公约形式来代替国联，而美国自己居于主导地位。1928年4月13日美国还将同样内容的照会分别送给英德意日各国，终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举行《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的签字仪式。

因为公约的发起人为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又称《白里安—凯洛格条约》，通称《非战公约》。公约于1929年7月25日德、美、比、法、英（包括英联邦7个单位）、意、日、波、捷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同时在华盛顿交存批准书之日生效。截至1933年，加入公约的国家有48个，连同15个签字国，总计63国。

美法两国原来不想邀请苏联参加，但1928年8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记者招待会揭露公约的反苏性质，使美法两国不得不邀请苏联，苏联于1928年9月27日加入公约。由于公约按照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须于15个签字国把批准书交齐后才能生效，苏联就采取主动，进一步同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于1929年2月8日缔结提前实施公约的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29年3月30日生效，较公约的生效日期提早了约4个月。

从凡尔赛体制讲，非战公约似乎是对体制本身的片面性的彻底修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这个条约，尤其是当初被排斥在外的德国、苏联等国。《非战公约》的序文如下：“德国总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比利时国王陛下、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大不列颠、爱尔兰以及海外各领地国王兼印度皇帝陛下、意大利国王陛下，日本皇帝陛下、波兰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深切地感觉到促进人类幸福是他们严重的职责……”。德国列于大国之间（甚至排在第一位），正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大国与德国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本身事实上就意味着德国恢复了同等的政治地位一样，在这里，德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地位。

非战公约的本意是对战争手段的限制，但公约实质上的“一纸空文”使得这种限制和约束变得几乎没有了实际的威慑力。正如劳特派特所指出的，“（公约的）缺点是：禁止诉诸战争在什么程度上包括禁止次于战争的武力措施，这点不很清楚；没有关于对违反公约的权威断定的任何规定；没有规定集体执行该公约义务的办法，这项办法至少要做到减轻现有中立规则的严格性，使法律破坏者蒙受不利；没有在公约中明文规定公约各签字国之间的争端应提交有拘束力的解决的义务。这些缺点严重地损害了公约的政治意义及其被遵守的希望”。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主要大国甚至那些倡导国，都对公约做了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和保留。正如苏联政府在对参加非战公约建议的答复中所指出的：“在公约中没有包含作为保障和平的最大的因素的裁军的义务，关于禁止战争的措辞本身是不详尽和不明确的，有一些保留条件的目的是要预先取消甚至类似对和平事业的义务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既然每个签字国都是自己自卫行动的唯一判断者，既然它们当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对这个字眼作了广泛的解释，那么，就凯洛格公约而论，采取军事行动的道路还是敝开着的”。既然如此，对于后来决计要发动战争、颠覆凡尔赛体制的法西斯德国而言，它还有所谓的“限制”意义吗？

“非战公约”的签订更使得“和平”一词成了国际政治中最时髦的语言。和平的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按照白里安的说法，1928年8月27日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第一天”。凯洛格认为，公约“将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实际保证。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功绩”。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些“愿望”都落空了。问题出在哪里呢？真正的症结在于，在和平顺利发展的现象背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结构所有的种种内在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和平的隐患依然存在。德国在整个和平结构中的地位仍然是复杂的。由于道威斯计划的推行，德国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随着洛加诺公约的签订与德国加入国联，德国开始获得了新的国际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已成为整个和平结构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凡尔赛和约加之于德国的种种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限制依然存在；德国依然需要不断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如果再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的现实，则德国显然仍是一个“无”的国家。事实上，由道威斯计划的推行及洛加诺公约的签订而体现出的企图通过将德国包容进现存和平结构而使之具有普遍性与正统性的努力，从一开始便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德国随着自身“无”的地位的逐步改变而抛弃复仇的意志，对现存和平结构产生一种认同感，从而使得现存和平结构的普遍性与正统性真正得到加强；或者是德国随着自身力量的恢复与发展而重新获得向现存和平结构全面挑战的实力，从而使现存和平结构的存在本身受到重大的威胁。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占上风，是一个全然不以道威斯计划、洛加诺公约、非战公约设计者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未知数。这不仅取决于整个欧洲与世界政治经济情势的未来发展动向，也取决于德国本身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弥漫于德国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复仇主义情绪并未因为施特莱斯曼“和平外交”的若干成就而消退下去，我们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重新崛起包含着对于现存和平结构重大的潜在威胁。

洛加诺公约的签订也并未消除现存欧洲和平结构的薄弱环节。这突出地表现在公约对于本来便是欧洲和平结构弱点的中东欧地区安全保障问题的忽视上。洛加诺公约只是对德国的西部边界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保证，而对于德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东部边界却没有做出同样明确的规定。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未因洛加诺公约的签订而得到加强。同时，尽管英、意两国对德法与德比之间的莱茵河边界的安全做出了保证，但它并未因此而就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度奉行的不从军事上卷入欧洲事务的政策路线做出相应的调整，英法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便有的种种矛盾与猜忌也依然存在，因此，英国对于莱因边界的保证只是纸面上的东西，至于墨索里尼，他参加洛加诺会议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而已。后来，德国冲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就是在“东方”这些薄弱环节上首先突破的。

道威斯计划的推行既促成了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又带来了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的某种畸形性质。鉴于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维系于美国的贷款与投资，这样，一旦美国本身的经济发展遭遇困难与危机，便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欧洲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产生重大的冲击，并进而影响到欧洲各国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后来的历史表明，恰恰是从美国开始的“30年代大危机”打破了国际社会的稳定，给法西斯德国“创造”了复仇的机会。

对于德国，经济大危机的发生从一开始便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大危机给德国带来了远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动荡。鉴于德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又是建立在大量外国（特别是美国的）贷款与投资的基础之上的，其抵御危机的能力也就特别薄弱。在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是在大危机期间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国家。在大危机的年代里，德国社会也陷入极度混乱与全面动荡，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了来自左、右各个方面的挑战，社会民主党缺乏应付经济危机的对策，日益失去了对于整个局势的控制能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着复仇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旗号的希特勒与纳粹运动时来运转，其力量随着大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而迅速地膨胀与发展起来，并最终在德国攫取了政权。本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和平相对稳定发展中，战胜国列强的政治家们与德国的施特莱斯曼等人曾试图通过和平的途径逐步使德国摆脱“无”的地位，并作为平等的成员回到国际政治生活中来。随着道威斯计划的推行与洛加诺公约的签订，这些努力似乎有了最终获得成功的希望。然而，大危机的发生与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完全打断了这种进程。对于希特勒来说，德意志民族的出路只存在于通过重绘欧洲与世界地图而使之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又只能最终通过武力征服的途径来实现。因此，希特勒上台后便立即利用政权的力量促成整个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化与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从而使得德国成为欧洲的极为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对于英、法、美等“有”的国家来说，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能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处理国内事务。每当需要做出重大的对外决策时，他们也往往以是否有利于本国的经济恢复为基本的决策前提。英、法、美等国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结构的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它们本应对这一结构的维护负有最重大的责任。这种“内向性”倾向的存在，使得它们难以履行自己对于和平结构的维护所负有的责任，因而在国际事务中造成了种种权力的真空，并使得企图破坏现存和平结构的力量易于采取行动。

此后，希特勒一步步摧毁凡尔赛体制的主动出击没有顾及这些所谓的限制和约束，也没有遭遇强有力的遏制，凡尔赛体制确立的“和平”终于逐渐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