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对“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因时而异。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

一 《共产党宣言》：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来称呼自己的理论和党

在1847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党”来称呼自己的理论和党，而是使用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样的名称。

恩格斯在1890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别地强调指出：“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 ‘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 ‘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二 19世纪40年代末：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尽管恩格斯强调：“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曾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和封建王朝专制顽固统治的历史背景下，欧洲的1848～1849年欧洲革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概念反映了1848年革命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愿望和要求。正因为如此，这一概念在当时被很多人和政治派别所接受，流传很广，也越来越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主题词。

在当时的法国，以路易·勃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与以赖德律-洛兰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合并，取名“社会民主党”，主张在法国实行民主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建立共和国。在这个时期，德国还没有独立的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曾经作为激进的一翼参加了德国的民主派，并提出了“彻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的策略。为了团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共同参加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还努力维护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概念的声誉，反对滥用这个名称。1849年11月28日，恩格斯在写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反对把资产阶级共和派卡尔·海因芩吹捧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火炬”，因为“正好相反，从1842年起，他不顾失败地一直竭力反对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恩格斯在信的最后署名是“一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Ein deutscher Sozial-Demokrat）。

三 1848年革命失败后：不再自称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并非一以贯之。1848年革命失败后，当发现“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德、法等国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常用来掩盖自己的特殊利益，欺骗工人，至多只是对工人阶级怀有模糊的同情的空话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再如此自称，而仍旧改称共产主义者。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放弃社会民主主义者称谓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原则界限。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的学说称为共产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理论观点出发，他们把当时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识形态。

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者书》指出：“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生活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共和派、民主派的小资产者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表述了与之的原则性区分：“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这样的原则性区分的存在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再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四 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拒不承认

巴黎公社革命以后，改良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主义名声扫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主张的差异也已非常鲜明。马克思、恩格斯也更坚决地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为“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指出，他在1871～1875年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所有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中“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 ‘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

恩格斯的这一区分既说明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与“共产主义”概念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同时也指明了在特定时期他们不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缘由。

五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后：“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

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变化——由拒绝自称转变为容忍。

1879年6月13日，伯恩施坦曾写信给恩格斯，请恩格斯推荐适合写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报道文件的作者，在信的结语落款中写道：“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在接下来的3封信中也有相同的字句。这就表明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接纳。

1894年，恩格斯重新论述了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变化，除了策略的需要之外，还因为历史出现了新的变化。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使得革命暂时不再是议事日程上的事，这就要求工人政党要善于日常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这样特殊的形势也使得深具改良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

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陆续成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最早的一个是1869年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这个党后来与拉萨尔派合并，改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后在1890年定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后，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纷纷建立，这些政党大多都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在政治上基本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指导，而且他们都已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又作了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也就是说，随着历史情况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不断扩大。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得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架中也深深地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

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表示他们“特有的观点”虽然依旧是“不确切的”，但是，由于事物的名称对事物本身来说毕竟是外在的，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和让步，“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于是，不再那么坚决地反对，而采取了勉强接受的态度。

有关策略的运用，恩格斯曾指出：“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么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恩格斯还说：“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

可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称自己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更多地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是他们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后来容忍使用这个词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多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和考虑。目的在于团结各种工人运动组织，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广泛传播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等等。因而，即使是他们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并不表明他们完全赞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更何况，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具有多元化的特征。确切地讲，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这一概念存着一定的保留态度。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清晰地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与自己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区分和界限，因而对社会民主主义一直不乏批评的态度。

综上所述，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概念进入政治的结果，必然与“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从起源上来讲，社会主义针对的焦点是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也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特质之一。

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初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之不断变化的态度，反映出两者之间的不同特质和实质区别。如果说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渐行渐远的关系，那么，在其最初的历史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