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北京大学，自从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于1917年1月就任校长之后，在他大力改革整顿下，北大“去腐生新”“返老还童”，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和五四运动的摇篮，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受压迫几千年的中国妇女中的先进分子，也做着就学于北京大学的美梦。第一个美梦成真的是王兰女士。

（左起）查晓园、奚浈、王兰

王兰，江苏无锡人。曾就读于无锡竟志女校、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等校。1919年秋冬，她因病在家休养，一日得到消息说有人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要求大学开放女禁，准其入北大念书。这消息激发了她久存心底的想法，于是她请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弟弟王昆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打听一下校方的意思。得到的回答是：“敢来吗？敢来，可以让她来试试。”于是她便在弟弟引导下去见教务长陶孟和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料陶先生慨然应允。因不是招生时间，所以让她先来旁听，等招生时再正式报考。于是王兰喜出望外地在1920年初春成了北京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生。王兰的到来，犹如迎春花带来了春的信息，在校园里很引起些热闹。不久又有奚浈、查晓园等女生来北大就读。到1920年4月初，已有9位女生在北大就读，另外6位是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女生多了，人们习以为常了，热闹也就渐渐平息。然而教育部并不放心，于是致北京大学公函一封加以关照：“……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教育部的公函也是事出有因。当时的中国，小学中的女生不多，中学里女生更少，大学生则为清一色男子汉。一个女子要踏进这纯男人的世界，是很需要些勇气和社会支持的。所幸的是王兰女士本人有这个勇气和动力，她自己感到“当时我的知识和学问虽比从前高了些，但终是不能支配我的行动”，热切希望进大学深造，以取得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她认为：“我们现在的青年，应求人生的实际，抛弃旧道德所认可的虚名誉，创造新文化，做后进的榜样才好。”同时因“男女教育太不平等”而“激起的反动”也是王兰想进入这全国最高学府的一个推动力。

20世纪之交，东西文化冲突在中国思想界引起震荡，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青年们追求民主、自由和光明的风气日盛一日，所以有这种勇气和要求的不止王兰一人。在王兰之前，已有甘肃省循化县的邓春兰女士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要他开放女禁，并登报征求同志。事有不巧，其信到京之时正是五四以后，蔡校长已离京，故未果。不想邓春兰行动在先而未果，却激发了王兰后起而先登，成为北大第一个女生。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陶孟和先生何以如此大胆，竟然开全国之先，收女生入北大？原来陶先生也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提倡者，更何况蔡校长早有招收女生入校的想法。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的演说中就说到男女共校问题，后来又在答上海《中华新报》记者问中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为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当时主张男女共校的不乏其人，其中有影响的人物如李大钊、胡适等都发表过支持倡导的言论。所以王兰女士成为北大的第一个女生，在校方来说，实在是发动于蔡元培，讨论于李大钊、胡适等，而具体促成于陶孟和，并非一人之力也。

要进入北大，个人有要求，学校也许可，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事实，还要过非常重要的一关，这就是家庭关。据王兰自述：“这次我要进北大，很有许多亲长反对，向我母亲多方劝止。我母亲打定主意，终久不为人言所动，竟许我进去。这实在是成全我入北大第一的要件。”事实一再证明，家庭尤其是母亲的支持或反对，在一个青年成长的道路上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可见有一个好母亲将会有一个好家庭，无数个好家庭将组成一个好社会。而好母亲是由好女孩来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妇女受教育实在较男子受教育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