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新潮》辩护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林立竞秀、各种刊物百花争辉是一大特色，也是蔡校长努力营造浓厚学术环境，形成人人见贤思齐风气的具体表现，因为教育家都懂得“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教育”。在这刊物百花园中，由学生创办、编辑、发行的《国民》杂志、《新潮》杂志等，便是第一批花朵。

《新青年》与《新潮》《国民》杂志

说起《新潮》不能不说《新青年》。《新青年》自从1917年随主编陈独秀受聘北大而迁来北京之后，由于北大师生成为它的主要撰稿人，甚或全部撰稿人，《新青年》的影响空前扩大了，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北大学生看到国人“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更不知道世界文化、思潮发达到何种地步，和中国的现状与世界文化、思潮有何等遥远的差距，因而也就不知道如何跟上世界潮流。为了唤起国人改变这种“于人于己，两无所知”的浑噩麻木状态，1918年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以《新青年》为榜样，发起成立新潮社，刊发《新潮》杂志；许德珩、邓中夏等组织学生救国会，编辑发行《国民》杂志。

1918年10月13日，新潮社发起人召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创办个刊物来介绍新的学术、新的文学思想，批评旧的学术、旧的伦理道德，因此刊物定名为“新潮”，相应的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并定“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新潮》的三“原素”。他们期望通过《新潮》的播扬，促使“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们认为要发展新的科学的学术思想，应该遵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因而主张《新潮》所刊文章应各具个性，只要大家所希望的目标是一致的，所提出的方法、途径、见解即是相互矛盾，致使统观《新潮》有“自相矛盾”之处而引起指责，《新潮》同人“不特不讳言之”，而且还“将引为荣幸”。由此可见当时这些青年学生开创新天地的胆识和勇气。

《新潮》既以批评为精神，就难免被守旧派所指责，甚或阴谋破坏，不仅有人在几家报纸上撰文攻击《新潮》和北大，而且有位“文通先生”还将几本《新潮》杂志加上“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评语之后，送给政府最高当局看，想通过政府来处治北大和新潮社同人。另外还有位张姓议员，要在议会提出查办蔡校长、弹劾教育总长傅增湘的议案。于是在《新潮》刚刚出世不到百天的1919年3月26日（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教育总长傅增湘（字沅叔）致函蔡校长，说自《新潮》出版以来，“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他担心《新潮》的以批评为精神不免会引起争论辩难，如果言辞“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因此，他希望蔡校长能劝导节制学生按照政府的口径、规定来思想来说话，如果“遵循轨道，发为言论”，便能“自足以翕服群伦”。

蔡校长了解学生们的想法，支持学生们的做法（拨给红楼二层一间作《新潮》办公室，出版印刷费用由学校承担等），因此他在4月2日给傅增湘总长的复函中为《新潮》进行辩护，并用大学于各种学说应兼容并包的原则，婉转地驳斥了来函。蔡先生函中说：“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1919年3月创刊，由刘师培、黄季刚任总编）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琦。”如果能把《新潮》与《国故》两杂志进行比较的话，对北大及《新潮》进行责难的大人先生们“则知大学中笃念往日，为匡掖废坠之计者，实亦不弱于外间耆贤也”。而《新潮》杂志是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主旨的，其关于批评旧学说旧思想“仅属末节”。既然如此，当局“自不必专徇末节之流波”。办大学取兼容并包之旨，实在是有利于国学的发展的条件。不过《新潮》刚办不久，外界尚不了解，消息辗转相传，难免发生误会，一旦“历日稍久，情实自见”，误会也将消除，在此真相未明期间，“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从此《新潮》所受干扰渐少。

在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新潮》杂志办成了当时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并给《新青年》以强有力的呼应，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新潮社主要成员“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因此其言论不无过激之处，甚至有时很极端，常有不分青红皂白把国学（传统文化）一概骂倒的论调出现。《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就把中华民族的学术和历史说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说什么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也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等，这种全盘否定祖国文化遗产的观点和态度，显然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当国粹派举出若干切切实实中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来辩难时，某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者便无以应答。

与激进的新潮成员不同，李大钊则持科学的态度，他在1919年12月《新潮》第二卷第二号发表《物质的变动与道德的变动》一文，紧接着1920年1月《新青年》又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在其中，李大钊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而新思想、新道德则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他在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动，中国封建的君权、父权、夫权、大家族制度、孔子礼教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崩颓破灭。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基础入手，探讨新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思想旧文化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的尝试，代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理论的最高水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文史精华》1998年第2、5、7期；《文史知识》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