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先生应读者和校友的要求，准备将自己二十多年来撰写的关于北京大学校史的文字结集出版，为关心、研究北大的广大朋友提供方便，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郭先生请我写序，却是我当初万万不敢从命的。就北大校史研究而论，我连做一个合格的学生都尚且妄论。郭先生早就猜到了我的想法，诚恳地对我说：为书作序，本不为借作序人的名声和地位来提升书的规格，而是对书或作者进行介绍，从而对读者的理解有所裨益。就这层意思而言，我便斗胆提笔写写我对郭先生和郭先生文章的认识。

与郭建荣先生的接触，始于2001年。是年3月，学校决定在1998年百年校史展览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大学校史馆，馆长由学校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何芳川兼任，历史系教授郭卫东和我任副馆长，组成人员包括校史馆筹备小组及党史校史研究室的诸位同人。自此，我与郭先生共事至今已有13个年头，其间先生于2004年退休，即接受返聘，继续在校史馆工作。

我得承认，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郭先生的勤奋和博学。本书所选近80篇校史文章，约50万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这并非郭先生著述的全部，从书后的附录可以看出郭先生超人的勤奋。记得有一年假期值班，正巧郭先生来馆，我随口说假期郭先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但郭先生回答说：“我一年四季从未休息过。”此话令我汗颜。郭先生是北大校史专家，我常常为校史问题请教于他，郭先生不仅有问必答，而且还常常将他自己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章提供给我参考。有时我为自己无知的问题而表示歉意，但郭先生总是鼓励我、安慰我说：“回答问题可以督促思考。”郭先生告诉我，从事校史研究以来，尤其是为了编辑出版《北京大学史料》，他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同时经常参加校史学术研讨，注意与同行交流，并笔耕不辍。近20年来，他接待国内外、校内外关于北大校史问题的来询者无数。所提问题有大有小，涉及北大的方方面面，郭先生一律尽己所知认真解答，从不在意提问者的身份地位。遇到自己不甚清楚的问题，他就到档案馆、图书馆等处查阅档案和文献，直到把问题搞清楚，然后认真地答复提问者。他说，北大校史内容丰富，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清楚，解答别人的问题，也是提高自己。听了郭先生的话，我常常做一种假想：如果我们能详细讲出北大校史馆百年校史陈列展中的700多张照片的故事，也应该算作北大校史专家了。

郭先生这本书所选的文章，涉及北京大学的创建、发展和贡献等方方面面，从校园的变迁到校名、校徽和校训，从管学大臣、总监督、校长到办学理念和历史地位，从学科溯源、专业设立、课程体系演变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从对外交流、出国留学到政治运动、社团活动和招收女生等，既有史实考证、客观描述，也有概括评论、解疑释惑，文章主旨纵横交错，勾勒出一幅北京大学校史的立体画面。

与大多数从事校史研究者不同，郭先生理科出身，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教学和学术发展研究很是内行，不像我们这些文科毕业生，往往连自然科学的概念都搞不懂，更别奢谈对科研成果的正确理解和恰当评论。

档案馆和校史馆的工作主要是与北大的过去打交道，“存史、资治、育人”是对这类工作的标准定位。但对我个人而言，与历史打交道，培养的是敬畏感，即对传统的敬畏，对先贤的敬畏。有了敬畏，人才不会无知者无畏，才不敢胆大妄为，才可能审慎地对待我们的历史，循序渐进地求不断之发展，从而避免盲目的破坏和倒行。迪特尔·拉甫在《德意志史》中写道：“史学家越是用他所处时代的直接经历作为尺子去度量过去，他对历史的理解就越带有主观性。”愿郭先生严肃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去掉一些主观性，从而离客观的历史更靠近一些。

本书虽不是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大学史，但以独特的视角，多层面地揭示、呈现北京大学的传统、精神、特色，读者可从本书所选文章的细微之处，一点一滴地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北大。

权作序。

马建钧 谨识

2013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