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纪闻

管学大臣ABC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国家现代化，中央政府在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建议下，决定开办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堂。京师乃首善之区，先建大学堂一所，以为各行省之倡，于是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建立。当时认为“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规定了筹办京师大学堂四原则：“一曰宽筹经费，二曰宏建校舍，三曰慎选管学大臣，四曰简派总教习。”四条原则中有关“人”的占两条，可见当年对管学大臣及总教习人选是何等重视，故能膺其选者多为海内名士。

管学大臣孙家鼐

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1859）状元。曾授帝读，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参与创办强学会，管理官书局，受命创办京师大学堂时已年届古稀。办新式大学，讲授现代科学知识，不能不聘请外国教师（时称教习）。帝国主义列强看准了这一时机，纷纷要求多派些人到大学堂充任教师，一则想培养出亲他们的学生，二则通过这些教习了解中国国情，为其在华利益和侵略服务。于是列强各国要求增聘其国教习，并示以恫吓威胁，如德国驻华大使照会中要求“……平交各大国……若背此理，必不利于国……京师大学堂须用德文教习三人，专门教习二人，如此方为公允……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意大利大使则提出，“欧美专门学十种教习，又应请意人教授”，等等。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与恫吓，孙家鼐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他回复：“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件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由于孙的抵制，德意等国列强目的没能实现，于是就攻击他：“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指办大学堂）。”在清末“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的年代，许多朝廷大员在洋人面前毕恭毕敬，有索必予，哪里敢提什么“内政”“主权”。在此情况下，孙家鼐能坚持主权办学，不肯听人摆布，而招致洋人攻击，实在是一种光荣，难能可贵。

奏拟大学堂章程

八国联军入侵，大学堂停办，担负起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重任的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张百熙，长沙人，历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等职，具有革新思想。他认为办学校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为了聘请“德望具备，品学兼优”“允为海内大师”“为前大学士曾国藩门人”的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奏请朝廷加吴官衔。准加五品衔后，吴仍不应允出任，张百熙则备办好五品官服官帽亲自拜见并授予吴汝纶。在封建社会，身为当朝重臣的张百熙，官阶比吴高出五级以上，能如此礼贤下士实属不易，故一直传为士林美谈。但由于人们崇尚尊师礼贤过殷，而将《清史稿》中“百熙具衣冠拜之”理解为“张百熙在吴面前长跪不起”“匍匐地下”等，实误会也。此处“拜”乃“拜访”“授予”之意。

京师大学堂匾额

与张百熙尊师重道可并称的是第四位大学堂总监督（学部成立后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改称大学堂总监督，即校长）刘廷琛。刘先生，江西人，著名的理学家、书法家。当时校中惯例，每逢日朔总监督必公服率众谒圣。身为一校之主的总监督在行拜谒至圣先师孔子时，理应站于正位，但经科教习夏震武每在谒圣时“岸然立于中位”，而刘总监督则“侍立其侧”，听之任之。因为夏震武认为教习乃经师，自己是有名的理学家，在拜孔礼节上经师为尊，总监督不应居其上。对夏先生这种“目无领导”的做法，刘廷琛“不以为忤焉”。

管学大臣改为大学堂总监督后的首任总监督是福建人张亨嘉。张亨嘉进士出身，直入南书房，精通文物鉴赏。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张亨嘉受命为总监督，走马上任。总监督到堂就职，全校师生均朝冠朝服行礼谒见。礼毕，照例要有训词，但张先生的训词短得出奇，仅有14个字。全校师生工役大忙了几天准备迎接新校长，想听听慷慨陈词，高远宏论，不料只听到14个字，以为未完，而总监督已经坐下了，所以听者回味无穷，印象极深。时隔近半个世纪，当年听训的学生仍能脱口说出这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言简意赅的训词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最短的一例。名士风范，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