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五个年头。改革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完善的主要标准则似乎一直是提高经济效率。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是为了提高效率，为适应市场体制的要求所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也都以效率为着眼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为了提高国有经济在市场体制下的效率与竞争力，城乡集体经济的改革同样以提高效率为首要目标；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当然也要依靠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以效率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能够说明社会经济整体效率，那么，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说，衡量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应当是投入产出的比例关系，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工业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点（58%, 1997），此后长时间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间的高位波动；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原先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为提高效率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必要的，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向改革要效率。

但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的仅仅是效率吗？提高了经济效率，缩小了发展差距，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完善了？事情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需要另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公平。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当从两方面超越资本主义，一方面是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更加公平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方面的要求越来越突显，甚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前社会不公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它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表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特权与腐败的泛滥，以及群体事件、恶性事件频发。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发展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突显，而且同时是制度现象，人们不能不诘问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完善？能否完善？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2008年立项，到2012年年底大体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初稿，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即执政党高层越来越重视社会公平目标，提出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在继续探索实现效率目标的同时，不能不将公平目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平与效率无疑是统一的，并且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劳动平等具有比经济效率更高的社会价值，体现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共同的、一贯的价值追求。劳动平等毫无悬念地成为全书主题，一方面，市场经济效率是实现劳动平等必不可少的手段；另一方面，劳动平等本身又是当前条件下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本书以劳动平等为主题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新的理论诠释，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做新的探索，篇章安排大体如下：

第一篇“历史的回顾”，回顾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20世纪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对、却最终未能解决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当代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即当代生产力的哪些根本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只能选择市场经济；二是公有制的内在矛盾问题，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什么历时一百年摆脱不了官僚等级制。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实践中，从两方面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模式：工人管理被一个官僚等级制取代；而雇用全体公民的“国家辛迪加”也不得不容忍更多的商品货币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列宁模式”，它与我国当前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有极大的相似性。由于对列宁模式理解不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持续百年的模式之争。考茨基和托洛茨基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构建的见证者或亲历者，从不同角度对苏联模式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些理论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苏联实践的种种失误来否定社会主义在东方突破的可能性。但是，经历了近百年曲折实践之后回头再看这些批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不同派别马克思主义有或多或少的合理性。由于两个跨世纪问题的存在，社会主义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中国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的首创者。实践中，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模式是最早尝试；理论上，约翰·罗默的著作有广泛影响。这些都是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背景。

第二篇“制度的演进”，讨论中国六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我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却经历了“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惨痛失败，总结其理论根源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错误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实验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为起点。循着邓小平的理论思路，结合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是：只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即公有制数量上的相对优势和以质量取胜的控制力，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运用所有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政策实现最大限度的劳动平等，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其本来含义，无非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更有效率，因此也更为优越的制度选择。共同富裕是理解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关键，它是一个矛盾的命题，或者说是对立物的统一，邓小平一开始对此就有深刻理解，因此主张共同富裕要分两步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有两项基础性制度安排：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努力提高初次分配的劳动平等程度；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推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再分配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建立起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引导高积累、低消费的增长，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则在基本经济制度与全民福利的完美配合下实现更加公平也更加高效的共同富裕。只有到这两步走的目标大体实现，我们才能胸有成竹地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模式”的成功故事，而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埋头苦干许多年。

本篇提出当前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议程，为此后各篇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框架。这五大改革议程是：①围绕效率目标，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构建垄断领域与竞争领域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②以劳动者“自主治理”为主线，推进城乡集体经济改革，加快劳动者合作经济发展；③按照市场公平原则，健全平等竞争秩序，营造多种经济成分合作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④遵循劳动平等原则，改善企业劳动关系，全面发挥公有制主体作用，推进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改革进程；⑤按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享型社会”。劳动平等这一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范畴应当提上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中心位置。

第三篇“改革与效率”，围绕效率目标讨论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通过对工业经济36个行业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相对效率的比较研究发现，最近十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效率差距在逐步缩小。国有经济市场竞争力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具备了在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平等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是国企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利用统计数据分析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来源，还可以发现，垄断来源与效率来源同时存在，并且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因此，一方面，以垄断而否定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观点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以国企效率提高为由而拒绝进一步改革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即“大国资委体制”，存在着“一个太大，两个不到位”的严重缺陷，需要重新设计，根本变革。据此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与垄断领域国有资本从管理体制上分开，建立社会信托投资基金、国家控股公司和承担基础性公益服务的公法人组织三种出资人主体。其要点是：①国家层面上建立若干只千亿级的“社会信托投资基金”，分流国资委管辖的竞争领域国有资产，使国务院（政府机构）从全民所有制所有者代表的身份淡出。②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一些通过市场运作提供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具有完全自然垄断性质，应当回归政府行政管理序列，成为公法人。③其他由经济和市场原因形成寡头垄断的产业领域和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关注的产业领域，应当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顶层，通过特别立法设立若干国有控股（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控股产业内寡头企业，参股产业内重要企业，以资本产权为纽带，协调企业发展战略，实施国家产业政策。④在完成上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战略性重组”的过程中，利用资本市场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产权多元化。⑤在推动实现上述改革措施之后，国资委从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身份退出，将自己改造成为国家经营性资产合规合法有效经营的监管机构。总之，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管理应当完全“去政府化”，而在垄断领域，政企分开的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关键是在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寻求平衡。

第四篇“自主治理”，以“自主治理”为主线讨论集体经济的改革。合作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显示，目前我国合作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仅滞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也滞后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集体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集体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两个积极性，自上而下的积极性和自下而上的积极性。两个积极性的不同步、不协调，甚至“官民博弈”，是集体经济六十年曲折历程的背景音。执政党必须深刻理解公有制经济自主治理的根本性质，通过因势利导，在市场经济的发育中加快培育多种形式的劳动者合作经济组织。

第五篇“平等竞争”，讨论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多种经济成分的平等竞争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加紧建设。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环境在公、私经济之间已经没有一边倒的总体倾向性，不公平竞争是存在的，但它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表现是很不相同的。粗略地说，私营经济在市场进入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国有经济则在劳动力成本、税收和非税社会负担方面仍然处于劣势。总体看，竞争环境的差距在缩小，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尚在形成中。

第六篇“劳动平等”，讨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劳动平等及其实现程度。劳动平等是社会主义运动贯穿始终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劳动平等就是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来计量的平等，“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它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历史进步性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对劳动平等的否定，社会主义则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劳动平等是终极目标，但它是通往更高级社会的必经阶段。①要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重新界定劳动平等的实现条件。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三位一体”的要素公平，但是，社会主义否认从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向占有他人劳动所有权转换的正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观是市场公平与劳动平等的叠加，它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劳动平等，却应当也能够提高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劳动平等程度的量决定社会主义的质，理解这一点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②要吸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前沿成果，尤其是阿马蒂亚·森和约翰·罗默的理论，对劳动平等的内容做进一步拓展，强调能力发展机会平等的现实意义。市场经济会导致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不仅影响个人的就业岗位的选择，而且通过受教育条件等直接影响到个人及其子女的能力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得贫富差异在代际间传递。这就是森所说的可行能力的限制、罗默所说的机会不平等。能力发展机会平等理应包含到劳动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中，“能力供应物”的平等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

全书最后一章对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三个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它们是：自由与平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我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但并不满足于给出答案，而且力图证明答案的科学合理。全部章节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回顾社会主义制度演化历史，辨析社会主义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内构建逻辑自洽且与实践相吻合的社会主义范畴体系；一类是深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议程。为了准确理解现实状况，我们对若干重要的、有争议的经济现象，采用统计分析或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更细致的讨论，力争给出符合事实的判断。本书具有论战性质，解决理论和政策分歧往往需要让事实说话，但事实真相并不总是显而易见。因此，这些关键性环节的专题研究尽管增加了篇幅，却是十分必要的。读者在阅读这些专题实证研究的章节时，如果对相关事实比较清楚，且对我们给出的结论并无疑虑，大可跳过不读，这应该不会影响您对全书基本观点的理解。

本书是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发展研究”（07AJL011）的最终成果。参与本书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都是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本书的基本观点和写作大纲由我提出，经过课题组集体讨论修改，按章分工到人，我本人在二十三章总篇幅中承担了十二章的初稿撰写工作；其余各章的写作提纲由撰稿人在与我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初稿完成后又经由我统一修改，一些章节甚至推倒重写。现在成型的书稿都是由我最终审定，因此我要对全书的内容和观点负完全责任。除我之外，以下课题组成员承担了初稿的写作：华德亚（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李亚平（第七章）、魏峰（第九章、第十章）、严雷（第十二章）、潘林（第十三章第五节）、邵平（第十四章）、崔效军（第十五章）、江三良（第十六章第二节）、杨枚（第十八章）、陈文府（第二十章）、徐晓红（第二十一章）、江庆（第二十二章）。参与本书写作大纲讨论的课题组成员还有：张德元、张治栋、江永红、吴义刚、陈旸等。

本书写作过程中，项目研究的一系列阶段性成果陆续发表，其中很大部分内容已融入本书相应章节，特此向发表这些成果的学术期刊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是：《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家》、《教学与研究》、《经济纵横》、《经济评论》、《产业经济研究》、《经济问题》、《当代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东经济管理》和《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荣兆梓

201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