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情境中的乡土“陌生人社会”——关于灵渠旅游的人类学田野研究
【摘要】 灵渠作为国家遗产地和旅游热点区域，当地人必然受到旅游迅速发展的影响，改变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熟人社会”。本文以关于灵渠的旅游案例为切入点，通过田野材料论述了旅游开发下的灵渠乡土社会是一个新型的“陌生人社会”。灵渠乡土陌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主要表现为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外部的关系主要是灵渠东道主与游客发生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显性的陌生人关系。内部的关系则是乡土社会内部在旅游开发下自发形成的“契约”关系，这是一种隐性的陌生人关系。本文认为灵渠旅游情境中的“陌生人社会”关系网络，与当地的乡土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正确处理好东道主与各方的关系，是灵渠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旅游开发；乡土社会；陌生人社会；灵渠
本文以灵渠风景区内的一个村落为个案，探讨在旅游业冲击下村民关系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以及其他方面变化的过程。“关系”是理解中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最为复杂而重要的概念，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强度上具有区别，把关系划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和弱关系（Weak Ties）两种类型。强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即较为亲密的私人关系；而弱关系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人与人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即一般的熟人关系（格兰诺维特，2007）。
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乡土社会中关系网络的关键节点包括了个人和组织，即乡土社会中的东道主居民、游客、政府和旅游企业组织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乡土社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东道主各成员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内部关系，而东道主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即为外部关系。乡土社会内部的关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熟人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和地缘组成的关系网（费孝通，2004），是一种强关系；同时，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乡土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网络，即东道主在新的业缘关系下进入一种“陌生人社会”，东道主内部之间以及东道主与游客、政府和旅游企业组织之间所组成的弱关系。
“陌生人社会”是相对于“熟人社会”的一个概念。在现代乡村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正发生着变迁，“关系社会”的生活行为模式已经影响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现代旅游开发的影响下，灵渠当地社会的东道主每天都要面对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迎接不同的“陌生人”，与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因此，“契约”渐渐代替了“关系网”，利益的驱使使得“竞争”不断加强，法律的作用也正在不断凸显。
一 田野点概况
（一）景区状况
灵渠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57公里处的兴安县境内，全长37.4公里，是2000多年前（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一条人工运河，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最古老的运河之一。郭沫若先生对其评价为“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灵渠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交通运输功能，还在于它连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灵渠现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等组成，设计科学，建筑精巧，铧嘴将湘江水三七分流，其中三分水向南流入漓江，七分水向北汇入湘江（吴海星，2009）。灵渠现在已经被开发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并于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二）灵渠景区内的当地社会
在灵渠景区内有一个古村落——南陡村，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即为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南陡村90%的人姓艾，相传他们的祖先是2000多年前修建灵渠的秦军，当中有一批人因为老弱病残而被遗弃在此。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陡军”，主要职责是守护和维护灵渠的陡门，他们在这里住下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村落。村子坐落在灵渠的陡门——南陡入口处，故名为南陡村。南陡村前临铧嘴和天平，看湘江北去、漓水南流。水运船只北至长江、南达珠江都要经过此处的“陡门”，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可以说南陡村人和灵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古灵渠能够这么完整地保存至今，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世代陡军的守护和不断维护，而现代的南陡村中仍然有人担负着陡军的职责。南陡村里现有居民105户，400余人，村民们“靠水吃水”，从古至今以撑船跑水运为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旅游的迅速发展，灵渠逐渐被开发成为一个旅游景区，主要进行的旅游活动是参观古运河及地方乡土风光，就此南陡村人便自发开展了撑船搭载游客观光的旅游经营项目。在整个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着南陡村人的参与，按照村里船老大式的人物艾ZS的话，“灵渠的旅游就是我们南陡村人开发出来的”。
二 显性的“陌生人社会”：东道主与游客的互动关系
灵渠遗产旅游开展之后，当地的熟人社会关系固然存在，但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客”关系，陌生游客的进入必然会产生东道主与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即属于当地社会的一种外部关系。
在这个旅游的陌生人空间中，乡民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因此，南陡人又必须按照“陌生人社会”的规则生活。实际上，东道主在灵渠的遗产旅游中存在着两种“主—客”间的关系。在人类学中，有两个概念描述了东道主社会中的人。一个是“掮客”，即为游客提供旅游中间服务的当地人，另一个是“职业土著”，即游客所要参观了解的人。换句话说，“掮客”和“职业土著”就是旅游中间人和旅游受众。首先，灵渠当地人在遗产资源和游客之间承担了旅游中间人的角色，游客需要通过他们的带领进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去参观灵渠遗产的实物和文化；而另一方面作为灵渠乡土遗产的主体，灵渠的东道主是游客感兴趣并渴望接触的旅游受众。
（一）灵渠的“乡村经纪人”
灵渠遗产旅游发展最初，面对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当地居民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跑船的祖业载游客游灵渠，还可以利用自己生活在灵渠的经验做游客的导游，从中赢利。在这里，当地人实际上担当了旅游中介机构和导游的中间人身份，他们成为灵渠遗产旅游中的“乡村经纪人”，在某种意义上即前文中所说的“掮客”。
来灵渠的游客多了，居民们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小买卖，“以前我们村都没出过什么大财主，粗茶淡饭地过着一般的生活，但也饿不着人。八几年搞了旅游后，我们用自己的船带游客在灵渠耍，还在旁边搞一些烧烤、卖点酸这样子。”村民们在灵渠里摆摊设点出售些当地的土特产，并借祖辈传下来的造船摆渡手艺家家做了船，在村口招揽客人，撑船摆渡赚取收入。
南陡村的船老大艾ZS认为，为游客提供的这些旅游服务都是村里人自发创造出来的旅游项目。他说：“灵渠的旅游很早就搞起来了，我们南陡村在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自发地接待游客，可以说我们村民在灵渠搞旅游比政府成立的旅游局还要早好几年呢。以前我们村子是靠撑船为生的，靠水运撑船在船上过生活，80年代以前我们的船主要是运沙船，县城里所有的建筑都是靠我们的船作水上运输的。80年代改革开放后，桂林旅游开发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就有人发现了桂林北部的灵渠这个旅游点，桂林人来了、柳州人来了，湖南人也来看湘江源头了，到母亲河这里来了。看到这个情况，根据过来玩的人的要求，我们就把沙子船改装成了像现在这样的游船，船上有棚子晒不着太阳、两边有座位可以休息，我们运游客沿着灵渠南渠到县城，到灵渠的北渠，还一直到海洋河湘江源头那里。夏天的时候，很多游客要坐船到河滩上洗澡，还在上面捡一些五彩石啊。游客都说坐我们的船蛮好玩的，他们一上来，都是玩一两个小时的。现在灵渠景区的游船项目都是根据我们以前的内容做出来的。但是现在政府来搞有两个景点都封闭了，一个是北渠，还有一个就是海洋河。北渠的陡门比南渠的陡门还要原始，南陡门在建国后在上面改建了一些古桥，中间的那些桥墩是新增加的，而北渠的那些陡门到现在还是原汁原味的，我们开始搞旅游的时候游北渠一直都是一个主要景点，弯过铧嘴通过分水塘然后到北陡门，政府搞了后那里就取消了，游船也不过去了。还有游海洋河，也就是湘江的母亲河，湘漓二水之源，我们到上面游一圈再下来。现在这两个点都不搞了，所以旅游范围越来越小了，旅游的趣味性也差了很多。”
原始的旅游开发确实比祖祖辈辈干农活的收入高出了很多，大家都为找到了一条好的致富门道而高兴。
“那时候来灵渠玩的人多得很啊，特别是85年、86年的时候，一天都有两三千人来玩，都是自发过来的，学生都有一千多人，那种场景可以说都是现在没有见过的。学生特别多，从湖南来的一次都是几万人大规模的，来玩都是分学区的，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自发一定要来玩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各个单位自发组织来玩的，他们开车过来玩，那时候搞得县城停车都没有地方停，灵渠的路边到处都停了车。为了能够接待所有游客，村子里到处都是船，能坐四个人的可以划的小船有40多部，大船有40多条，另外还有一些竹排，河湾上到处都是船，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一条大船和一条小船。那时候我们的游船收费是，大人一块钱、学生五毛钱，就可以从南陡口一直游到县城万里桥那边，另外到北渠1公里、海洋河上下1.5公里这样子也是收一块钱。当时政府见机会来了，也就开始对游客收费，但是他们收的是灵渠的门票，我们收的是游船费，各搞各的、没有关系的。政府是在灵渠老门那边设点售票，而我们是到桂黄公路边上去接客。游客的车子来了，我们就带你进去，我走前面你就在后面，或者是我们搭着他们的车过来。村子里的人会在公路边上守着，在有客来之前，我们之间会先抽勾（抽签），有一勾、二勾……，你家抽到一勾你就去接第一个过来的车子，抽到二勾的就去接第二个过来的车子。”
（二）灵渠的“职业土著”
除了作为灵渠遗产旅游者的中介人，灵渠人还有着遗产主体的身份。“职业土著”是指旅游地东道主为满足旅游者对当地乡土原生文化的渴求，而在旅游空间中扮演的“未被外来文化浸染”的当地人，向旅游者展现当地族群的传统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情形下，为了满足旅游者对其“原汁原味”风俗习惯的渴求，仍不得不经常扮作“职业的土著”（Professional Natives），将“传统文化”表演给旅游者观赏（彭文斌，1998: 283）。灵渠人作为旅游者感兴趣的受众，只能依照他人强加于己的形象对自己进行再创造。官方的旅游开发对灵渠人的形象定位是“秦军后裔”，是这样表述的：“古代参加修灵渠、建秦城的兵卒，本地人称之为陡军，意为建造秦城、修筑陡门的军队。秦始皇统一中原后，陡军中的大部分人屯兵竖关留在此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他们居住的村庄就是灵渠边上古老的南陡村。”为了迎合旅游的开发，当地人也很认同这一说法：“我们是秦朝陡军的后代，我们就是这样，不种田不种地，以水为生，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个村庄，守护着灵渠，保护着灵渠。我们就是守在这个陡门，靠着这个陡门为生的。”因此，在与游客的互动中，游客对于这种“秦军后裔”的提法也非常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神秘感，当地人也会着秦兵服装为游客撑船，更多的时候，当地人更乐于向游客讲述陡军的历史文化和他们作为陡军的故事。当然，灵渠人在与游客互动的过程中，会呈现多种多样的“职业土著”的姿态，他们会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展现给游客。在南陡村做“灵渠农家乐”生意的村民就接近于这种“职业土著”的状态。
年届50岁的艾ZD夫妇是笔者做田野时的南陡村民，由于一儿一女均已就业，自2004年开始，夫妻俩在自家院落里做起旅游“农家乐”服务，总体上收益不错。据艾ZD讲述，在此之前，为改善生活，在跑船、种田之余，他尝试过无数种副业。南陡村的旅游之兴，是缘于灵渠旅游的开展，艾ZD曾参加过在灵渠内为游客撑船的工作，应该说，就是在这一时期，艾ZD意识到旅游带来的积极影响力，于是在南陡村民居改造之后他就在自己家中做起了“农家乐”的生意。与其他兴安人相比，他的旅游实践活动更像“职业土著”。首先，艾ZD在自家屋中的装饰上下了很大的工夫，选用了一些古香古色的装饰材料使他家的房子显得更加有特色和与众不同。房子里还摆放了许多传统灵渠水上船家的物件，这也吸引了不请自来的游客们，目的大都是看看灵渠人家的生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情调。其次，艾ZD的农家乐餐饮的口味很不错，他们在地方特色口味上下了很大工夫，很多游客吃了一次还会再来一次。最重要的一点是，艾ZD的“艺术细胞”也吸引了游客的兴趣，他在游客用餐时不时会即兴为游客演唱兴安地方的山歌小调。艾ZD曾跟我说过：“我们村子的人都会唱山歌，小时候我们听家里的大人唱一两次就会了。平时在家里的时候，除了村里60岁左右的人在劳动的时候唱这些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唱了，他们只在搞旅游的时候会学几首给游客表演一下。我的农家乐现在搞得还算可以，有个原因就是客人们喜欢听我唱歌。我唱的兴安当地的山歌，那可是好受欢迎的。山歌的内容都是和我们的劳动和生活有关的东西，唱到高兴的时候还会扯一嗓子唱那个东乡调和贺郎歌，客人听了歌非常高兴，使劲鼓掌让你再唱，有些客人还给你奖励，你唱一首歌就奖励你十块钱。我们扯几嗓子，通过唱歌把气氛挑起来，游客们也都非常喜欢。”艾ZD的山歌伴餐确实吸引了不少游客到他家消费，他认为在旅游经营的这种场合中，很多游客对于地方的这种民间山歌都有要求，客人只要有要求他都会唱，甚至他还会边上菜，边扯着嗓子唱几首。艾ZD认为深度挖掘地方的这种乡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非常重要，因为他觉得旅游就是要懂得营造气氛，在给游客讲述灵渠文化的同时，再把地方原始的山歌唱给大家听，就能让游客更多地了解灵渠人，因此艾ZD就要求自己的儿子必须和他学唱山歌。总之，当地人在向游客展示自己和阐释文化的过程中，呈现了一种多样的“职业土著”姿态。
三 隐性的“陌生人社会”：业缘关系
在现代乡村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正发生着变迁，灵渠人因为旅游业的开展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业缘关系。所谓业缘关系，就是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
灵渠当地社会因为旅游开发而结成的业缘关系，是在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由人们共同从事旅游经营活动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契约”渐渐代替了“关系网”，利益的驱使使“竞争”不断加强，法律的作用也正在不断凸显。而灵渠社会原有的“熟人关系社会”的生活行为模式已经影响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内部之间开始以“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和规则行动。这是一种当地的内部关系。
（一）作为竞争者的村民间的关系
1．旅游揽客的竞争
灵渠乡土社会这一新关系还是从灵渠遗产旅游刚开始时形成的，游客的不断涌入使得现代陌生人社会在村中出现，利益的驱使和竞争的加剧使得村民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南陡村前村民小组长艾CY记得灵渠最开始做旅游生意的就两三家人，后来村里人看着赚钱了以后，也都加入了进来：“那时候全村有80%的家里都做了游船，七八十条游船布满了灵渠的水面，看着比较混乱，大家都必须揽客啊，他也揽、你也揽，揽着揽着村子里面互相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各家做游船本钱花得都比较大，每户家里都有一条大船和几只小船，周边的树都被砍完了，这样一来，本钱大，也不见得家家都赚钱。有些人为了两个钱不讲道德，别人接来的游客他也抢过去撑（船），所以搞来搞去秩序就混乱了，搞得打架闹架收场。”就村民之间因为揽客而产生的矛盾，当时村里专门开了多次集体会议，大家都认为这样下去不仅对游客有影响，对村子的影响更大。利益和竞争影响了村里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熟人社会所结成的关系网是牢固的，大家不会轻易去破坏它。因此为了结束这种无序的竞争状况，村民小组商量采用分组的形式，村民们轮流经营游船的旅游项目。全村60户人家分成6组，实行小组轮换经营制度，每一组可以开展旅游撑船经营活动10天，这样不仅全村人都可以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来，也杜绝了村民抢客吵架事件的发生。同时，对于在灵渠岸边的烧烤、照相、跑马等旅游小生意也实行了分组制。面对陌生人社会的冲击，原有的熟人关系通过村集体的共同治理还是得到了保持。
2．旅游工程项目的竞争
灵渠当地居民在现代乡村经济转型中，除了直接从旅游经营项目中获益，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收入就是承包村级土地范围内的工程项目。当时在兴安旅游大环境的影响下，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灵渠景区的保护和建设投入，出资修建了灵渠防护堤、景区旅游道路、景区的秦文化广场等工程。按照当地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哪个村的土地上进行的工程都必须交给该村的村民建设，一是当地村民更懂得灵渠的保护和建设，二是也能让百姓从中得到一些收入。
为了能给家庭增加收入，南陡村大部分家庭都参加了灵渠景区建设工程的承包。以下是当时村民承包的一项灵渠景区工程建设的协议书。
四贤祠广场部分工程施工协议书
一、灵渠旅游责任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南陡村（简称乙方）
二、工程名称：1．戏台 2．看戏台 3．宝顶台 4．广场内人行道 5．桥头平台 6．广场排水沟
三、以上六项工程主材由甲方供给（即石板、青砖）。
四、戏台、看戏台、宝顶台、广场内人行道、桥头第三平台均采取平整土地压紧后垫石渣5公分清缝成直线，表平面按甲方要求。桥头第一平台平整土地压紧后垫5公分石渣、4公分水泥浆再铺石板，桥头中间平台要求平整土地压紧后垫水泥石渣20公分、水泥浆5公分铺石板，排水沟待定，踏步按原南陡河堤马头台阶价计算。
五、单价水泥石渣垫20公分（包工包料）28元/平方米，铺石板8元/平方米，垫5公分石渣3元/平方米，垫水泥浆5公分9元/平方米，铺青砖5元/平方米。
六、质量要求：以上工程要求平、稳、间适整齐、美观大方，水泥浆标号不低于75，所有平路面不得积水。
七、完工时间：从签订协议起40个工作日。
从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南陡村村民对于灵渠景区内的各项工程建设，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前提下有承包的权利。船老大艾ZS和他的儿子艾Y就曾经承包过灵渠南陡口堤坝的建设工程，当时他们家和另外几个人一起投了2万元修好了新的灵渠堤坝，得了4万元，除去2万元的成本赚了2万多。虽然可以承包建设的工程有很多，但是村民之间也常会因为争夺这些工程的承包权，或者是因为工程施工款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因此南陡人针对这种情况，在1990年时由村集体讨论通过，实行了“旅游竞标”的模式。“竞标”这一模式也使南陡村的业缘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村民小组长采用竞标的形式进行选举。
（二）南陡村的竞标模式
“我们南陡村是灵渠周边村落最早采用投标、竞标这一模式的，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之后其他村觉得挺好的也都学了我们的这个模式。之所以我们会想到用竞标的模式，也是因为村里旅游的开发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县里把修建灵渠堤防的工程交给我们做，以前我们会分配到各家去做，这家负责修两米，那家负责修三米。但是这样做的质量得不到保证，有的人修的堤防不牢固塌了，导致旁边的堤防也跟着塌掉。而且还会发生争吵，这家收的钱多，那家收的少。所以为免影响自己的信誉大家说都不要搞了，干脆采用投标的方式，由一个人统一搞，大家分一些现钱。这样一来村里的工程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工程建筑的质量也能得到保证。”艾ZS说。
所谓“竞标模式”，就是南陡村的所有村民都可以参加村民小组长的选举，选举采用投标的方式，即谁投出的竞标款最高谁就可以中标，中标者担负南陡村三年的村长职责，村长既要负责南陡村的各项政治事务，同时还要管在村里土地上进行的工程项目。其中负责承包灵渠景区里的工程建设是村长最主要的工作。在同等条件下，灵渠景区里的工程项目都可交给南陡村做，由村长负责组织，村长俨然就是南陡村工程项目的“老板”。现在南陡村村里的工程项目都由村长负责开展建设和雇人工作，其他村民除了会分得竞标的钱，村里80%以上的劳动力还被聘用到村工程队里工作。除了竞标村长，村子在灵渠景区里的所有旅游项目上也都采用了“竞标模式”，村民若想经营撑船、农家餐、烧烤、跑马等旅游项目也必须通过向村长竞标，才能经营。
在南陡村村委办公室门外有关于“柘园村南陡口村民小组长工作目标责任制”的公示，是这样规定的。
村民小组长的工作职责
一、维护党的领导，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二、组织村民实施村民会议决议和村民公约，组织本村村民开展自治活动，完成村民委员会布置的任务；
三、协助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村民委员会调解村民间的纠纷；
四、收集并及时向村民委员会反映本组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五、做好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工作，管理好本组集体资产和经营项目；
六、带领村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创建文明家庭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以上第五条明确指出了村民小组长的工作要点就是做工程项目，村里的政务也都归村长管。
四 业缘关系下的陌生人社会
对于南陡村的竞标模式，艾ZS是最了解其中原委的一个人，现在每届的村长竞标都由艾ZS主持。
“村长竞标模式是我们村当时自发开会通过的，全村人是非常认同的。因为村长在竞标成功之后，需要把竞标的钱拿出来给村民们分。其他竞标不上村长的人，就不参与南陡村的工程项目的承包，但是还可以竞标村里其他的旅游经营项目。之前村委里的老党员、村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退位了，竞争村长的都是年轻的、有能力的人。2000年开始，每一届村长的工作年限是三年，投标成功一次就工作三年，到现在艾ZJ是第四届的竞标村长，他以83万元投标成功。到2011年的9月1号我们还会竞标第五届的村长。在村里你要想参与投标的话，会先看一下与自己竞标的对手，每一次村里都会有五六帮人参加竞标，我儿子也参加了两次，但都因为胆气不足出的价钱不高被打了下来，上次就是比艾ZJ差了1000块钱没有竞标上。竞标的过程是，各竞标者先交押金十万给村里面，然后竞标者开始喊标，我是负责报时间的人，在竞标人报完价后我会按还有3分钟、2分钟、1分钟这样报下去，就和拍卖会的形式差不多，如果没有人喊的价钱更高，村长就竞标成功了。每次的村长竞标会全村人都会参加，而且非常热闹，他们恨不得你喊的价钱越高越好。竞标过后当选的村长，当天就会把竞标款按人头平均分给全村人。”
“参加竞标的人都是家里经济比较好的人，能够拿得出一大笔竞标款的人，或者是几个人一起出钱。在竞标的一个月之前，他们会互相之间邀请一些‘情投意合’的、意气相合的、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起投一次标。比如说我们几个人聊得起，由我出面来投标，我们几个人就凑到一起搞。而这几个合作的人都是有考虑的，并不是随便乱组成的，他必须考虑到要有挖掘机技术能力的，要有汽运能力的，有懂看图纸的，还要有懂打预算的等等。因为你必须能算出来这个工程有多少方，钢筋要多少、沙子要多少，你要算出来你才能赚人家的钱。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要有，由一个‘老板’投得这个村长，他要求同他合作的人都有一技之长，而且都是相当精于计算的，这种他们就叫做有共同语言的人。”
对于竞标村长会花费如此大的投资款我感到了疑问，因为竞标村长之前，你会得到哪些工程项目，这些工程哪些是看得到的肯定可以得到的，哪些又是需要跑关系去争取的（并不确定）。你怎么能够保证你投标的钱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艾ZS是这样说的：“因为在我们土地上的项目都只能由我们村来做，而且竞标村长的人都是很精于计算的人，在竞标前的一个月，他们会请政府相关单位吃吃饭啊，打听出一些内幕消息。还会问一些老板在这三年准备在灵渠搞一些什么项目，准备什么时候完工，从侧面去了解这些信息。竞标的人会根据这些信息，算他能投多少钱，赚多少利，这就形成了一个预算的方案了。比方讲这一届艾ZJ投83万，他只要算出来还可以赚就可以了，这就是各个人的本事啦。他们去了解这些信息都是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他们会去找政府建设规划局、工程大老板、旅游开发商这一些关键人物，请他们吃饭喝酒，打听出近三年会有哪些工程项目要做。跑这些关系花的钱就等于是投资，花几千块的小钱博取大钱。近期最大的工程就是灵渠的日月湖旅游项目，有很多工程都是可以做的，包括挖土方、地基等，当然修大楼这些工程太巨大，他们不太愿意做也做不了，因为这里面要花的精力太大包含的技术含量也高。虽然他们有建筑设备，但是学历是没有的，建大楼要高级工程师，光一帮农民是做不了的。在我们的土地上做不了的大工程，让给其他承包的老板做他们会给我们一些补偿，你看在我们原来那片水田上建起来的房子都是给专业的开发商做的。”
之所以南陡村这么些年一直都有很多工程在动工，都是得益于南陡村位于灵渠这一极其稀缺的“国宝级”资源旁边，不管是政府还是外来投资开发商都看准了灵渠这一黄金地带的发展前景。近几年南陡村土地范围上（大都在灵渠景区及周边）的几个大项目，包括恢复灵渠铧嘴工程、灵渠景区内的秦文化广场、新建灵渠宾馆、日月湖旅游项目等，南陡村都在竞标模式下部分得到了这些工程。通过村长负责承包工程项目，各村民也都加入到了这一业缘关系网中。各家各户的村民按人头可以平均分得村长竞标的钱，另外村长会聘请本村村民参与工程项目，村民们能从中获得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村长就是“老板”，而村民就是“请工”。村长必须要请本村人做工，这是南陡村事先说好的规矩，在工程开工时，同等价格下本村人不愿意做，才能请外村人来做。因为有旅游工程项目和旅游经营项目的收入，南陡村的人均年收入在兴安县各村之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兴安全县村级人均年收入是3800元/人，而南陡村则达到了5000元/人。在调查中，我了解到村民们认为第三届竞标村长艾YQ是最得力的一个，在他这一届南陡村承接了修复灵渠铧嘴的工程，他也是给全村村民带来收入最多的一届。村民们说：“我们村的人都不用出去打工，在自己家里工作就可以了，工程项目都做不完，只要你愿意做，白天黑夜都有工作给你做。”
在广西来说南陡村的竞标模式是唯一的一个特殊模式，这种模式用南陡村民的话来说，就是形势所迫下，村里人自己想出来的最合适的方法，他们认为是合理的、公平的。但当地政府一直非常反对南陡村的竞标模式，认为它是造成灵渠景区管理难度大的“罪魁祸首”。因此，经人举报，广西《南国早报》在2005年对此还做了专门的暗访调查，发表了《32万买“官”3年“高价”村民组长引发景区之痛》的报道，认为“拿钱买村长”是广西地区的首例。村民觉得该报道失实，因为他们的竞标款都是平均分到各家各户的，和贪官贿赂买官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区政府曾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调查者调查后认为南陡村的竞标模式是乡村经济转型过程中集体经济的一种体现，村民集体平均分钱、工程的质量保证和工作秩序都很好。当地政府反对竞标的开展，但是一直拿不出更好的村庄经济发展方案。首先，南陡村村民对于竞标是完全认可和支持的；其次村民强调他们的竞标是现代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一种尝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的，这种村民自治是没有错的。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当地政府默认了，南陡的竞标模式也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在灵渠周边的很多村中实施了。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在旅游发展的情境中，灵渠当地的乡土社会呈现出了现代“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正面临着发展转型的冲击，而旅游首当其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灵渠乡土陌生人社会有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种表现。外部关系主要是灵渠东道主与游客发生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当地社会出现了“掮客”和“职业土著”两种身份以适应这种新型的“陌生人”关系，这是一种显性的陌生人关系。内部关系则是乡土社会内部在旅游开发下自发形成的“契约”关系，这是一种隐性的陌生人关系。
在南陡村这一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中的传统因素固然需要保持下去，但同时也随着经济的变迁而发生了解体，被乡土中的陌生性不断侵蚀着，在某种程度上以其他形式出现了“重构”。传统的熟人社会似远似近，并以“新的形式”显示出来。在旅游开发的影响下，南陡村人处于一种“陌生人”社会之中，在南陡村内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竞标模式，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业缘关系。在陌生人社会，这种新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巨大优势，对于不断追求发展的个人来说，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通过努力得到的回报率也高。因此，通过现代竞标的模式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这也使得村民之间减少了原来那种熟人社会的信任感，而增加了陌生人社会中的契约合作。虽然这让人产生了陌生感，妨碍了血缘、亲缘共同体内部的统一性，但是从旅游开发与地方社会的发展上来看，这是顺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当地居民对此是持认同态度的，这种陌生化成分与农民价值观并不冲突。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乡土中“陌生人社会”存在的对错问题，而是当地人如何发展的问题。总之，只有处理好乡土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使之和谐发展，灵渠的遗产旅游才能得以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4，《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
马克·格兰诺维特，2007，《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彭文斌，1998，《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载王筑《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吴海星，2009，《魅力名镇兴安》，南宁：接力出版社。
[作者简介] 周大鸣（1958～），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族群、移民、城市社区。石伟（1981～），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广州大学旅游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