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藏变乱和民国政府的因应之策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西藏。11月13日，驻藏清军中的川军因数月未领军饷，在会党的策划下，抢劫了拉萨兵备处的军械粮饷，宣布起事。14日，起事军队洗劫了驻藏大臣衙署和拉萨市商贾。15日夜，擒囚驻藏大臣联豫于扎什营中。随后，战乱蔓延至全藏。西藏局势向着恶化的方向演变。驻藏官员和军队内部发生分裂，暗斗不已，“拉萨秩序紊乱，法纪荡然，原有军官，相继去职，藏人厚集兵力以自卫”。1912年3月，拉萨驻军为援救遭藏兵围攻的江孜驻军，开始攻打西藏贵族与富商因乱避难的色拉寺，以得军饷，但三日未克，反为所败。色拉寺喇嘛趁机还击，攻陷了扎什城，“是为中藏开衅之始”，“由是而汉藏两方遂成正式交战团体矣”。

正在此时，流居在印度大吉岭的达赖喇嘛通过噶厦发表一篇“告民众书”，书中说：“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自示之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苛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藏汉人绝迹是为至要。”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西藏噶厦以其名义发布文告，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逐渐形成汉藏对峙的局面。根据英国驻江孜贸易办事处的报告，在驻藏清军攻打色拉寺失败之后，藏军聚集起10000～12000人，同时还有来自色拉寺和甘丹寺的约10000名僧人，哲蚌寺除罗色林扎仓外，也加入到反对清军的队伍中，派出300人保护寺院。在双方对峙之下，代理驻藏办事大臣钟颖要求西藏当局撤除敌意，恢复和平，并称清军愿意在随带枪支的情况下，返回内地。但僧人们拒绝此要求，并称清军是肇事者，在交出武器之后，可以被给予旅费和免费的乌拉供应前往锡金边境。在此问题上双方曾经僵持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先是江孜驻军在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斡旋下，被迫于4月3日与藏军达成协议，缴械换取路费，在藏军的“免费护送”下离藏赴印。其后，日喀则的驻军也以同样方式被逐出。“经过这一次事变后，中央在藏的势力遂摧毁无余。前清康、雍、乾朝所得的成绩，至此悉付流水。”川边原经过改土归流的地区，如定乡、稻壩、里塘、盐井等地也先后变乱；西藏借机在东部边境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占领了川边大片地区，造成川藏道路梗塞，消息不通，藏局遂不可收拾。这就改变了清代以来川藏边界维持已久的格局。自此以后，“保卫西藏东部邻近汉地的边界”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之后三十余年中的主要忧虑所在，也成为萦绕在民国时期西藏当局者脑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面对藏乱情形，1912年3月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任临时大总统后，最初谋以武力方式，谋求在西藏恢复原来的旧制。随着拉萨汉藏之间的纷争日益剧烈，应云南都督蔡锷、重庆总司令熊克武等希望中央早为筹谋，发兵援救的要求，袁世凯于5月18日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领军进藏，云南都督蔡锷也派滇军随同进军，并于5月22日任命钟颖为驻藏办事长官，命其主持大局。为防止英国进行干涉，6月14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就川兵入藏事郑重告知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一、西藏永为中国领土；二、一切责任均由中国承担；三、商务上利益，中英两国共享有之，惟政治不顾问英国；四、英国不得驻兵西藏，他国亦然。”民国政府此时在对藏用兵问题上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但是民国政府实际上缺乏面对英国干涉时的坚定态度。

民国政府效仿清末清军入藏的前例，希望以武力的形式解决西藏的变乱，使西藏重回中央控制之下。达赖喇嘛返回布达拉宫后，即致函英国代表麦克唐纳，称“所有藏人都希望钟将军离开西藏，因为他曾残酷地对待人民”，同时要求麦克唐纳尽最大努力使钟颖及其士兵离开西藏。英国也认识到，此时是其分离西藏与中央的良好时机，因此对于民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并于1912年8月1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1）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地方行使与内地行省同样之行政权。（3）中国除驻藏官员卫队外，不得派遣军队驻扎藏境。（4）关于西藏问题中英两国另以新约定之。（5）中国如不承认以上各款，英国即不承认民国政府，且经印度入藏之交通，亦须暂时断绝。英国将承认民国政府和西藏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给予立足未稳的袁世凯以严重警告。在英国的抗议之下，对藏用兵计划逐渐演变成为收复川边、威慑西藏的行动，立场大大后退。其实，由于川滇地方军队相互猜忌十分严重，不能够从大局出发，相互配合，反而更多地在地方占领上斤斤计较、扯皮，为松散控制川滇地方的民国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民国政府逐渐放弃了用兵西藏的计划，改而对川滇地方的军事行动加以限制，对西藏采取温和的安抚政策。

1912年9月16日，内务总长赵秉钧在参议院会议中说明了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即（1）藏人不欲施行新制，故民国在西藏不施行新制，悉以旧制以定方针。（2）承认达赖喇嘛归藏，复其封号。（3）英人在西藏之生命财产，由民国十分保护之。（4）与英国缔结之条约，悉继续遵行之。陆军总长段祺瑞在9月18日的参议院会议中，也提到了为避免英国之干涉，不主张用兵西藏，改采怀柔政策，直接与达赖交涉。对此，陆兴祺总结说：“政府既为英使胁制，不能以兵力解决藏乱，故只有改用疏通手段，思复达赖封号，以维系藏人之心。”短短数语对民国政府改变对藏策略的过程进行了深刻勾画。

此后，民国政府开始采取疏通情感的安抚方式，希望与达赖喇嘛取得联系，进而以规复旧制。为使西藏了解民国内情，了解五族共和的理念，民国政府多次派遣宣慰员传达民国的西藏政策。先是1912年8月，民国政府任命杨芬为“赴藏宣慰员”，调查“一切惨状”，并筹谋如何妥办善后及抚恤事宜。杨芬因为英国的阻挠而未能到达西藏，滞留噶伦堡。但是通过种种途径，还是将民国政府的对藏政策及“五族共和”传达给了达赖喇嘛。12月2日，杨芬在致达赖喇嘛的函件中，将前清的压制弊政和驻藏官员的骄横总结为汉番恶感增积的主要原因，承诺民国政府将改革从前流弊，以促“汉番情洽如故”，并称中央议决提倡和平主义，针对西藏变乱中的驻藏官兵进行查究，如咎联豫蒙蔽办事致起汉番隔阂和不发军饷致起兵变；查究不归统率之陆军官兵及破坏旧制之无知官长；并更换驻藏官员。为抚慰变乱中受到伤害的西藏民众，中央决定伸理“番族”冤枉，抚恤受害“番民”；恢复佛爷封号，仍为释教宗主，并派专使赴藏册封。在此基础上，中央拟派全权大员赴藏，与达赖面商改良事宜以及再办应兴应革之善后。透过杨芬的这封信函，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就主要变乱对西藏地方造成的伤害表明了中央的原则立场，以求善后，挽回西藏地方对中央的内向和认同感。但是达赖喇嘛并未作出积极回应。

为获得达赖喇嘛的信任和好感，1912年10月31日民国政府正式恢复了前清削去的达赖喇嘛“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名号，“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民国政府按照旧例，希望以此为契机，派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使，经过印度前往拉萨，与达赖喇嘛取得隔断已久的联系，以挽主权，并进一步宣布规复追随达赖喇嘛抵抗驻藏官兵的厦札等人的官职。民国政府希望以恢复达赖名号的方式作为“和好之徴”，进而与达赖订立“恢复旧规之办法”。但因为英国的阻挠，册封之事作罢。为进一步表示中央的诚意，民国政府沿袭清代政策，于1913年4月25日致函达赖喇嘛：“藏中番官及僧俗人等均能体贴善意，归忱民国，戢兵安民，所有旧制、额支、俸饷及各喇嘛薪水等均应一体照给，拉萨各大寺仍另各赏给银一千两，以昭激劝”；并拟对藏乱中的有功人员予以奖励。

但是对于民国政府恢复名号之事，达赖喇嘛反映并不积极，回函称：“藏事前后，并未求封号矣”，显然仍旧对汉藏失和事耿耿于怀；还认为“事原汉番佛主之间意图藏归汉属，寺宇多毁，汉番失和之根，阖藏大众意见不合，汉官兵如果尽退，时其藏非此别国，政教比如水鱼不离，各国通知，贵总统亦洞鉴也。”不仅不愿接受民国政府的复封，甚至要求驻藏官兵离藏。“不认钟为长官，率色拉、干垫两寺僧众挹攻钟暨第穆佛[寺]，蜊[哲]蚌寺，意图扫尽汉人，责[造]成独立基础”。西藏当局之所以对驻藏官兵如此逼迫，一方面固然由于英国在背后的蛊惑，另一方面也由于驻藏官兵本身的内讧和扰民所致。据陆兴祺说：“西藏之失败，其始实由于官官不和，继因陆军残杀。”驻藏清军围攻色拉寺的行为激怒了西藏僧俗百姓。

针对西藏地方竭尽全力驱逐驻藏官兵的行为，民国政府为保持中央驻藏机构的连续性，于1913年1月10日命令钟颖毋得轻退，“盖钟若退出，则战既不可，守亦不能，虽欲让步言和，亦不可得，所关极重也”；并转知钟颖，中央正与达赖电商藏事，停战力保和平，要求钟颖万勿遽离藏境，“致有自弃领土之嫌”。当闻知钟颖已与西藏“议和订约退兵”时，民国政府再次电令钟颖万勿遽离藏境，免蹈自弃领土之咎。另外，袁世凯致函达赖喇嘛，要求不要驱逐钟等离藏，认为“强令钟颖离藏，举国百姓自然怀疑贵喇嘛怀有二心。事关重大，待面商后，中央自当委派新员替代钟颖。驻藏官兵违纪变乱一事，待查明后撤离。为汉藏亲洽计，请饬令藏官，暂缓钟颖离藏”。达赖喇嘛对民国政府的指示并不理会，继续迫使钟颖等原清中央驻藏官兵离藏。

1913年3月13日，钟颖来电，阐明藏人不理会中央的命令，“仍行驱迫出境”，如不离境，战事即在目前。四天后，民国政府再次向钟颖强调，“刻下藏事尚未解决，该长官当以领土为重，慎毋遽离藏境，致碍大局”。对此，陆兴祺认为：“陆军乱藏，喇嘛恨钟甚深。此次群起拒钟，恐达赖无能为力，请即派员接替以免西藏脱离我国关系，授外人以唆使藏人宣布独立之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钟颖离藏已经不可避免。钟颖在中央多次电令切勿离开西藏的情况下仍然被迫离藏。对此，民国政府虽竭力制止，也是无奈。31日，民国政府中央在撤销钟颖驻藏办事长官的命令中，提出，“钟颖前在藏中，种种贻误，致酿巨变，刻又不能恪遵命令，效死勿去，实属咎无可辞，应免本官，听候查办”，并于4月2日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在钟颖等离藏后，西藏地方继续迫使亚东关税司王曲策仁离藏。1913年8月29日，王曲策仁离藏赴印，9月初撤至印度大吉岭。亚东关关闭。至此，原清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机构、官员及驻军尽数离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