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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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展模式研究的方法论

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决定发展模式的优化性,而方法论的科学性决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当中国学界还在对中国关系重大的发展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西方在科学方法论上已经沧海桑田了。当中国经济学界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把新古典当作主流经济学的时候,西方早已对新古典开始了系统的批判以及对立理论的构建。龙斧、王今朝(2013a)指出,新古典只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以几百年发展而形成的市场经济机制为范畴,以这个范畴下微观领域的行为、关系、特征为对象的一个西方经济学流派。他们对新古典还原主义下的封闭系统方法论的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用于指导中国发展模式研究。加拿大学者博兰德(2008)用暗藏玄机一词批判新古典方法论。他归纳了新古典约定主义方法论的四个支撑因素,即不可知论、假定-演绎模式、心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作为新古典的暗藏玄机。龙斧、王今朝(2012a)则从整体主义认为,毋宁说新古典方法论暗藏的玄机更在于:方法论构建中的双重标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因、对宏观经济的形而上处理、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是经济学研究范畴、主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具有普适性、以新古典理性主义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排他性基石、唯计量方法才是经济学数量研究。龙斧、王今朝(2012a)还证明,由于仍处于构建中的中国经济学所依赖的社会特性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形成和发展所依赖的欧美社会特性的差异性是巨大的,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是方法论上的封闭系统,是“两个凡是”的壁垒,也是一条经济学研究的死路。

龙斧、王今朝(2011)系统使用整体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交叉科学方法对中国所提和谐社会所做研究得到的高度评价表明,确实存在一种可替代新古典的方法论体系。整体主义论认为世界上的“系统”(体系),无论是物理、生物、化学、社会、经济、心理甚至是语言等,都应该被视为基本成分有机构成、动态组合的整体,而非各自的简单加总、总和。参见B. Oshry, Seeing Systems: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Organizational Life,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8; S. Y. Auyang, 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 in Economics,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Statistical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根据他们的这一著作,本书认为,两个时期的发展模式可以比较,但一定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两个时期的发展模式一定要进行比较,不比较就不能鉴别。而且,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发展模式要进行比较,否则,就没有合适的参照,就会如盲人摸象一样。比如,当中国以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相对1980~2012年时期更是初级阶段的1949~1980年时期,并没有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相反的是,那一代人却用推翻三座大山、土地改革、建立公有制等“机会平等”方法彻底、全面实现经济利益关系结果平等、公平、正义。又比如,当中国以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美国从林肯到西奥多·罗斯福,从武德·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从卡特到克林顿直到目前的奥巴马,无不是在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上通过解决、缓解带有群体组织性、社会性、政治性、制度性本质的矛盾、冲突来改善、提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程度(龙斧、王今朝,2011)。如果更为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和中国历史,错误的比较的方法就不易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