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露峥嵘：1902～1925年《大公报》的发展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曾有过这样的民谣，“津门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在1902～1916年形成了报纸的风格，在新闻言论及经营方面，都极具特色，为《大公报》的百年基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素以“敢言”著称，被誉为京津及北方地区的“清议”之首，逐步发展成为当时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报。

一 居天津观全国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正式在天津开印、创刊。社址最初设于天津法租界，每天印刷8面16版，除报头、广告3面外，日刊各种消息、文章约万余字。初创时的《大公报》，用毛边纸印刷，竖版直排，细线版框。版面、栏目的安排是：第一版是报头，占半边，直排隶书的“大公报”三字非常醒目，报头上方另有法文名字“L' Impartial”，两边刊有中西历年月日。报头左边半版，创刊时刊登《本报代派处》，后改为广告。从第二版开始，依次是上谕电传、宫门邸抄、路透电报、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译件、附件、广告等栏目。

（一）《大公报》的办报特色

此时的《大公报》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和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发布。

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另外，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也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也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二）《大公报》鼓吹君主立宪思想

《大公报》创办之时，正值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清王朝大厦将倾，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当时国人的救国良方。《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君主立宪。当时英敛之充分利用报社先后设在天津法租界、日租界的便利条件，巧妙地避开了清政府的干预和迫害，在其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十年间，紧跟时局，力求“达其唤醒国民之目的，以遂其希望立宪之热心”。

1902年6月21日，也就是《大公报》创刊的第五天，英敛之发表了题为《论归政之利》的文章，大谈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亲政的好处：

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而固无所害也。吾试就至粗浅者为天下正告焉……皇上一亲政而天下翕然从风即向之，剑拔弩张嚣然不靖者今且俯首帖耳，革面洗心，以求见用于世而又无所藉口也。……皇上无政权，所言民教相安一纸之虚文耳，上不以诚求，下多以伪应，拳匪之祸方未已也。……无明大体之人互相排挤于朝，蝇营狗苟，谁复以国事为念者？

在当时《大公报》和英敛之的心目中，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在清朝的光绪皇帝主导下“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是国家当务之急，也是“国民公认”、唯一正确的宪政之路，而民主共和则非正途。《大公报》通过对世界潮流、中外局势的分析，认为宪政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目前世界正处于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嬗变时期。君主立宪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实施君主立宪是“振兴”中国之路。

征之列国，知世界必回归于立宪而后已。……居今日而欲振兴中国，采五大洲之良规，别四千年之积弊，贫一变而为富，弱一变而为强，其必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最为当务之急也。

1905～1908年，英敛之曾经三次外出考察，写了四篇游记，这对他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以及办报实践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一次是1905年东游日本。当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很大进展，已是胜券在握。鉴于《大公报》在北方舆论界的地位，日本极力拉拢讨好英敛之，力促他日本之行。这次考察历时两个月，回国后写成《西京游记》和《日光游记》二文。在《西京游记》中，英敛之积极呼吁：“中日两国诚有唇齿辅车之势，合之两美，离之两伤”，“和亲辑睦之不可缓”。英敛之日本之行后，《大公报》支持日本的言论明显增多。

1907年冬，英敛之回到北京作了视察，并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北京视察识小录》，后来又发表了《续北京识小录》。当时清政府已实行“新政”多年，并宣布要“预备仿行立宪”，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英敛之的文章见报后，因其写实性强，生动形象，发人深省，读者反响强烈。

英敛之的第三次外出考察，是1908年冬的东北之行。这次考察历时不到半个月，所见所闻“不过什一于千百”，但使他“伤心”、“痛哭”的事却很多。

这三次外出考察给英敛之触动很大。日本之行，英敛之目睹了资本主义改革给日本带来的繁荣昌盛的生动局面，而北京、东北之行，则使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受封建主义的禁锢所形成的残败落后，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英敛之更加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走一条君主立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英敛之在政治观点上始终坚持两点：一是中国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反对封建专制；二是主张君主立宪、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英敛之还在《大公报》上开展有奖征文活动，题目与立宪进程相关，与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相连，就其效果而言，不仅参与广泛，影响也是不同凡响。英敛之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十年间，《大公报》几乎每年都组织有奖征文活动，来吸引读者与公众的参与，扩大报纸的影响力。征文活动共组织了九次，读者非常踊跃地参加这项活动。文章的获奖者来自天津、直隶、河南、湖北多个省份。当时，这类活动在中国的报界很是鲜见，英敛之对此也颇感自豪，“此举为中国日报绝无仅有者”。有奖征文题目的选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君主立宪，二是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如1902年7月第一次征文题目中，有“和新旧两党论”, 1907年1月第五次征文题目中，有“内官改制之利弊平议”, 1909年5月第七次征文题目中，有“开党禁议”、“清理财政之责任安在”、“国会未开以前政党进行之方针”、“直隶诸议局今年应行提出之议案”, 1911年11月第九次征文的题目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

通过对《大公报》有奖征文发起的时机和获奖征文内容的分析，非常明显，《大公报》对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坚守，十年而不移，该报对君主立宪的关注和探讨，也是非常全面、层层递进的，既有早期对君主立宪的宣传与倡导，也有伴随着时局的发展，对君主立宪运作方式、组织结构的深入探讨。

（三）《大公报》影响力由天津向全国辐射

《大公报》创刊后迅速崛起，影响不断扩大。创刊之初，有代派处65个，除了国内大中城市外，在海外的美国、日本等地均有代销点。创刊时的《大公报》，每天印刷3800份，三个月后即增加至5000份，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华北地区颇受关注的一份大型日报。1909年7月29日，该报曾自称：“若说舆论是多数，然则本报销行，实算是京津第一。”

当时，《大公报》立足京津，但从刊登读者回信的“来函”可以看出，该报的读者群遍及全国。另外的一个例证是，《大公报》有奖征文的获奖者中，有河南读者，还有湖北读者。由此，可见该报辐射面之广。当时，《大公报》声誉日隆，京津地区新发行的报纸多选择在该报上刊登创刊广告。从其广告客户来看，也大多是京津地区的工商业者。

二 产业抑或工具

1916年9月，郁郁寡欢的英敛之，在耳闻目睹了袁世凯“洪宪帝国”的闹剧后，发现奔走呼号多年的君主立宪政体，不论是在大清帝国还是在“中华民国”，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他对时局更加心灰意懒，索性将《大公报》全盘卖给原股东之一、安福系财阀王郅隆，自己转而专注于教育、慈善和宗教事业。从《大公报》退休后，英敛之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领袖，当时与南方的马良并称为“南马北英”。英敛之晚年在北京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他又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后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凭借自己良好的社会声誉，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系，英敛之在北京设立了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此外，英敛之每年冬天都要募集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苦百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王郅隆接手后的《大公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16年10月至1920年8月，王郅隆为后台老板，在政治上与北洋军阀安福系关系密切，常为安福系摇旗呐喊。王郅隆聘任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实际主持报馆日常事务，有不少出色的新闻报道问世。1920年8月，王郅隆和胡政之同时宣布离开《大公报》，该报随即停刊，但短短一个星期后又宣布复刊。从此至1925年11月，为第二个阶段。此间的《大公报》，由王郅隆之子在幕后操控直至停刊。

在1916年10月，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被聘为经理兼总编辑后，便开始了他在《大公报》的新闻探索。

胡政之首先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从1916年11月10日起，即他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更重要的是他对报纸内容的革新。1917年1月10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 “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早在1916年11月10日起，《大公报》每天都在要闻版前面刊登“今日银元行情”，以后还在报纸上登“各地股市”，说明胡政之很早就注意经济信息。此外，胡政之在《大公报》设置“讲坛”，提倡学术讲演，关注学术文化动向，这些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中国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唯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1918年12月动身，于1919年1月23日到达巴黎。从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和会结束，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继续在欧洲各国采访。从1918年到1920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对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都有细致、深入的观察。欧美之旅进一步开阔了胡政之的眼界。1920年6月23日，《大公报》刊出《注意本报之大改良》: “本报从七月一号起，融合世界各国报纸特色，将内容完全改造。除开办小广告另栏披露外，兹将改造办法略记于下，幸阅者注意：系统地记叙世界最新潮流，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7月1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的《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自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此后，“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两个栏目基本交错刊出，前者刊有《欧洲人之废战运动》、《日本自由劳动者组合之真相》、《劳农俄国之真相》、《爱尔兰问题回顾与前瞻》、《国际劳动会议之进行》、《俄国最近之联工会》、《英国议院中之爱尔兰自治案》、《世界女子之解放运动》、《乌克兰之政象》、《法国解放总工会详纪》等，后者如《商业上英美之争霸》、《日本之经济与恐慌》、《俄国工业之未来观》、《商业上英美之争霸》等，大体上都是有关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度报道。

除了注重国际新闻的报道外，他还孜孜“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认为英国国民富于政治能力有赖于报纸对国事的详细记载，久而久之养成了英国人丰富的政治常识。他说：“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派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利益。”他以不负“大公”之名，做社会的公仆自任，决定开辟“社会之声”栏目，作为“社会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专收外稿，为民呼吁”，传达社会各界的声音。在“政治腐败，国民失望”的中国，他以《大公报》为公器大力提倡改革、寻求精神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尝试。

从1920年7月1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每天都有的“思潮”栏目，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哲学、法律、政治、社会学等。当日的“宣言”中说：“本报为顺应世界潮流，提倡文化运动，故特辟思潮一栏，用研究的精神求事理的真诚。不搀派别的意味，为一家一说张旗鼓，愿陈列其所知以供社会的批判。不愿矫饰其说，诱致社会于盲从。”

1920年7月2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一文，认为中国处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必须对于旧势力足以自立，然后对于新势力乃有所建树可言”。要想自立，首先是平息内乱，修养民生；其次是充实国防。但他所说的“充实国防”不是专指练兵，他认为只有教育普及、科学昌明、工业发展，“有强健之国民，坚实之组织，则矗立世界潮流中，自可安然无虞”。

胡政之在文章中显露出对新思潮的关注和思考，认为中国的改造“当根据中国之历史国情，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采特殊之方针，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抑今日中国改造之根本问题，尤在教育，方今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于此首当注意者，为一般国民之政治教育，盖往昔之政治，为特殊阶级之专业，而今后之政治，则国民全体之职务。”他认为，假如国民缺乏谋求公益的道德，并无担当公务的知识与能力，一旦在国家权力支配下扩大“公生活”，结果“将养成新官僚派，或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因此，他“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

由于胡政之出国日久，《大公报》景况已大不如前。回国后当他准备重整旗鼓、改造《大公报》时，直皖战争打响，皖系溃败。1920年8月12日，《大公报》宣告停版，王郅隆也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并提退股本。同一天，胡政之发表《启事》说：“余自欧洲返国，仍主持大公报社务，原欲以最新智识唤醒国人迷梦，今见社会空气愈益恶浊，断非一时……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自8月……与大公报完全脱离关系，特此申明。”这样，胡政之带着没有完成改革的遗憾离开了《大公报》。8月20日，当《大公报》复刊时，不仅报头发生了变化，“思潮”、“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这些栏目也都消失了。

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胡政之第一次进入《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但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他六年后第二次入主《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开辟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此后至1925年11月的《大公报》，由王郅隆之子在幕后操控，雷行、翁湛之等任总编辑，编辑方针、工作人员均与此前截然不同，这时的《大公报》业务水平开始走低，有些摇摇欲坠。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大地震中死去，1924年安福系彻底垮台。此时的《大公报》，更加委靡不振、勉强维持，并且由于其言论具有亲日色彩而逐渐遭到国民的反感，报纸销量连年递减。1925年11月27日，《大公报》宣布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