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区域开发的指导意义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它对区域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人类的区域开发活动必须遵循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的原则,区域开发应该具有全局性、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和稳定性。为了在区域开发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就要树立新的环境资源价值观,扩大对资源范围的认识,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保证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才能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原则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界定。生态学家提出了生态可持续性的概念,主要用来表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发展并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即可持续发展不是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从生物圈概念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
也有学者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 for the Earth: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该书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且提出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原则,既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而有的经济学者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爱德华·B.巴尔比(Edward B. Barbier)在其著作《经济、自然资源、不足和发展》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还有的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然,定义中的经济发展已不是传统的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而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
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世界重大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长篇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该报告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进行推广,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89年5月,在第15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期间,经过反复磋商,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该定义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过度的资源消耗,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引起经济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这样的发展显然不是可持续的。长期流行的“先污染、后治理”观念,不仅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有巨大的负面效应,甚至会祸及子孙,殃及社会,因而也是不足取的。反思上述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我们应该坚持下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可持续性原则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要坚持这一原则,不仅必须约束自己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行为,而且必须保护和加强资源基地建设,恢复环境质量。这就要求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补偿从生态系统中索取的东西,使自然生态过程保持完整的秩序和良性循环。过去和现在的污染造成的巨大损失,都有力地说明了空气、水和其他资源并不是免费的。“经济活动的环境费用是在环境的自净能力被超过时出现的。超过了那一点,费用就不可避免了,它们必须偿还”。为了有效地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持久的支撑能力,人类应该对自然资源进行核算,估计由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质量的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把它们计入环境费用,以便用于改善环境质量。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对于保护环境有积极作用,而且也具有经济效益。
(二)共同性原则
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地球的完整性和人类的相互依存表现了人类根本利益的共同性。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表现了人类所遇到的历史挑战的共同性、人类努力的共同性和人类未来的共同性。20世纪中期,人类从太空中第一次看到了地球,人类在太空中看到的小而脆弱的地球上,最显眼的不是人类的高楼大厦和人的活动,而是一幅由云彩、海洋、森林和土壤组成的图案。在宇宙中,人们所看到的地球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动形象,它的健康取决于大气、海洋、土壤、森林这些具有生命的组成部分的健康,而这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全人类共有的,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单独拥有的。在地球上,人们已经认识到,由于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起的种种灾难性后果,如酸雨破坏森林、湖泊、艺术品和建筑物,滥伐森林和过多的矿物燃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地球上空出现臭氧空洞使人和牲畜的发病率急剧增高,海洋食物链的破坏使捕捞量减少,工农业将有毒物质排入地下水层,等等,都是危及全人类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各种危机都不是孤立的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发展危机都是同一危机,都是全人类的共同危机。
(三)公正性原则
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保护和利用环境及自然资源必须注重公正性。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代际公正,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而且要求代内公正,即同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然而,这两种公正性的维护,现在都还做得很不够。一方面,当代人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剥夺了子孙后代公平地享用资源的权利。例如,当代人采用石油化学农业的经营方式,只顾在土地上获得生物产品,不考虑保持土壤肥力,已经引起了土壤的严重退化。这是当代人过度利用生物圈在千万年中积累起来的土壤肥力,以牺牲后代利益为代价的不公正行为。而制造核武器、在陆地上堆放有毒垃圾、在海洋中倾倒放射性废料,更是用后代的生命做赌注的极端不公正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对资源的挥霍性浪费,限制了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公平地享有资源的可能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高消费,已经远远高出不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许多倍,这也是极为不公正的。
二 可持续发展对区域开发的要求
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一条重要的行为准则是:以全球的高度来思考,以地方的单元来实施(Thinking Globally, Doing Locally)。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要靠不同层次的区域实现,各地方行政功能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织单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区域发展对体制推动和外部激励的依赖性虽然存在,但已越来越立足于内部推动力,区域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主动性和重要性大大增强。在自主选择、内源发展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意识不断渗透,而全球和上一级区域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形成一种压力,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作用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行为对区域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可持续发展对区域开发的原则与标准提出新的要求
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出之前,人类虽然有保护环境、回报自然的朴素意识,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开发模式进行主动的、有意识的优选,而是自然地承继了一种以人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唯一追求、为增长而增长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在史前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低增长、低污染,也被喻为“牧童经济”;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表现为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高污染与不发达国家的低增长、高污染并存,即“富裕污染”与“贫穷污染”并存。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从根本上扭转了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思路,从哲学的高度为区域开发规定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在价值观的层面上,正如康德提出的“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所反映的反自然立场,以往非持续开发模式遵循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以对人的利害作为价值的判据。在可持续发展的思维领域里,人们开始探讨人与生物、与自然、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不仅仅是人,动物、植物,乃至没有生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价值与“权利”。人并不是地球的主宰,只是构成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必须求得与自然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非持续到可持续,从以人为中心、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到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这种进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评价标准的变化。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使用以GNP(或GDP)作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与环境生态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结合,造成的实际结果,一是将经济发展等同于发展,二是即使在经济核算的范围内,也忽视了资源环境退化损耗的代价和环保的成本。这造成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不真实成本,以至有人将GNP戏称为垃圾(Garbage)、噪声(Noise)和污染(Pollution)的代名词。为此,联合国设计了引入环境因素的国内生产总值(Environmental Adjusted Domestic Product, EDP)指标进行弥补。这一指标通过从GDP中扣除环境消耗成本来反映全社会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真实效果,因此又被称为“绿色GDP”。同时,许多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提出指标,测度可持续发展,如生态需求指标、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等。而中国科学院依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技术、管理相协调的基本原理,设计出了复合型、具有理念性结构的指标体系。1999年选取了249项基本要素群,计算了45项变量层指数,构建了16组状态模型,经过5个层次逐级递归和2亿次有效计算,获得了全国省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总评价,并据以编制了各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负债表。评价标准的变化必将对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和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开发应该具有全局性与科学性
可持续发展使区域开发不再“就区域论区域”,开始重视区域对全局的影响以及全局对区域的制约,开发战略应该有“高屋建瓴”的高度。旧的开发模式中,区域要么是遵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完全听从上级区域指令;要么是完全“眼光向内”,仅仅针对本区域内部的发展条件制定政策,“靠山吃山,靠林伐木”。而可持续发展是强调协调性的发展,要求不同层次区域间和同一层次不同区域间达到协调,从而实现更大区域的发展。一方面,各区域应根据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梯度、自然资源、生态条件梯度以及在城乡连续体中的位置确定自身发展依赖的条件和依赖程度确定本区域对全局的影响。这是“外”的问题。另一方面,考察本区域经济、生态、社会的具体条件,制定发展策略,这是“内”的问题。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体现的区域性与全局性的有机结合。在西部大开发的规划和实践中,国家突出强调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将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7000万亩25度以上的耕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短期来看,这对于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然而,这一决策的背后恰恰是基于全局的战略性分析——我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而这一地区又是我国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西部地区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破坏不仅会影响本地的生存与发展,甚至会对全国的生态系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1998年的大洪水就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区域的开发必须首先立足于全局之中,着眼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利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长远考虑。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开发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
知识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它所指明的方向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的发展未来。虽然知识经济也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从本质上来说,二者是一致的。第一,知识本身具有非磨损性、可共享性、无限增值的特征,使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脱离了对资源耗竭的担忧,从根本上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吻合。第二,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开发出新的可供利用的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能源转化率,并大大提高人类治理环境问题的能力。第三,知识经济赋予经济发展以新的动力,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第四,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物质资源的依赖性减轻,更多转向对人力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的消耗,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进而带动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发展,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要求是一致的。总之,知识经济在客观上谋求自然资源、环境资源、资本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相互补充、综合平衡及整体水平的提高,使自然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彼此结合,保证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先进性的另一表现是绿色产业和绿色营销概念的引入、发展和实践。伴随着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广泛采纳,国际上已兴起了一股绿色浪潮。一方面,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符合环保要求、有利节约和回收能源的绿色产品市场前景广阔。调查表明,美国大约有78%的人愿为购买绿色产品多支付5%的费用;在荷兰,大约70%的人会选择有绿色标志的产品。另一方面,标志某种产品从研发到生产以至回收利用的全过程符合生态和环境标准的环境标志制度不断发展。据统计,各国环境标志覆盖了545个产品类别。此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保的法规、管理标准等,直接或间接涉及贸易和一些产品的生产、使用。这场绿色浪潮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海尔集团在其产品获得欧洲环境标志之后,出口量不断增加。如果不适应这个趋势,将越来越严重地影响我国的出口。有人曾计算过,如果我国企业没有获得环境标志,按照1996年的数据,将受到严重影响的产品总额高达240.8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6%。巨大的压力必然迫使各地区和企业顺应国际潮流,从而极大增强竞争力、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四)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开发应该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
中国学者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可持续发展除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三个方向以外,还应有系统学的方向,以综合协同的观点,有序地演绎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的时空耦合和三者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区域可持续开发中,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目标应按系统论的观点加以协调。这种协调不是各个子系统目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强调各个目标之间有相互作用部分的相互依存和有机统一。因此,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公正目标通过就业、收入再分配联系起来;经济发展目标和生态管理目标通过资源、环境价值的成本内在化联系起来;社会公正目标和生态管理目标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公众参与和民主协商联系起来。各个方面目标的相互联系和最终统一保证了区域开发模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必须同时采用包括经济、行政、法律和宣传教育在内的多种手段,并对多种手段进行协调,使其各尽其能,相互补充支持。一旦建立起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相互支持促进的目标体系和执行手段体系,一旦全社会真正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一旦真正建立起完善一致、有坚强执法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这种可持续的区域开发模式才能不因时移、不以地易,也不因领导人或领导人的注意力不同而不同,真正扎根于全社会。
三 在区域开发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区域开发的出发点,是要克服市场机制对地区优势资源的认识和开发时滞,尽早和更加充分地挖掘地方经济资源的潜力,启动地方经济系统的运行,并以此为契机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系统健康、快速发展。区域开发的定位不应局限于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还应从整体的、全局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兼顾其与社会进步、生态质量优化及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协调统一,在区域开发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树立新的环境资源价值观
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在自然生态平衡下,环境资源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包含价值量,所以也不包含交换价值。人类不需要付出“社会机会成本”就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无偿无限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如果人类的活动超过了资源的自然再生速度和环境对污染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么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环境恶化也将对人类的健康造成损害。人类为了寻找替代资源和修复环境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社会劳动,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商品化属性和交换价值便以再开发成本和重置成本等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环境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在被污染和破坏的区域,生产者必须支付额外的生产成本。可见,资源、环境都是有价值的。应克服传统资源观的错误认识,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和对生态环境容量的无限占用,把经济和社会系统的运行建立在资源有限性、有价性的基础之上,相应地进行开发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
(二)扩大对资源范围的认识
在资源体系中,既包括自然和人文资源,也涵盖资本、技术、智力等资源形式。传统的区域开发模式对非自然性资源的开发和挖掘不够充分,开发资源时往往只看重对有形的物质资源的发现和利用,而忽视对日益重要的非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培育,这使得区域开发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常常会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的困扰,陷入混乱和低效的局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地区间经济交往的日渐方便和频繁,各种资源的可替代程度和流动性大大增强。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日益下降,以资本、技术、制度、管理和人才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资源体系中的作用却与日俱增,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知识、智力作为新的资源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的进步正逐步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知识要素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人造资源代替自然资源的趋势和速度都是不可阻挡的。这给可持续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必须在区域开发中重视对非物质要素的培育和利用,实现资金流动、制度革新、管理高效、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与创新激励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应在保持原有资源优势稳定性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和加速资源基础的替代,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摆脱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束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三)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
一些区域开发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表面上看是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其实关键在于缺乏能激励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首先,资源开发中产权界定不清,普遍存在所有者与具体开发者之间权、责、利关系不清及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在运行机制上,也没能引入价值规律进行产业化经营,资源消耗得不到补偿。其次,有关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环境、价格体系不健全,缺少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经济手段,难以保证人们自觉地、合理地、节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另外,行政、执法力度也远远不够,地方保护痕迹仍较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政收入,仍在包容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的生存和扩张,为其营造区域市场,并且支持其将生产过程中高污染成本向外转移给消费者。地方保护,还使得许多法律条文流于形式。这样,不仅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治理,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由于某些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各区域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严重,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与区域合作体系还不完善,也加剧了某些无效竞争和资源浪费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增长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资源的量与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在现代,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置要求提供体制上的支持,这就要求在地区开发中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尽快以完善的价格体系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保证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
在认清资源有价性的基础上,要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永续供给,就应该彻底改变粗放、低效的传统开发模式,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内合理地对其进行开发。在传统的区域开发模式下,资源开发大多停留在开采和初加工上,忽视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这种开发模式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堆积产出和经济增长率,准确地说这不是“开发”,只能算是“采掘”,它对启动区域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作用不大。出于对扩大经济规模的渴望和政绩的追求,各地政府在区域开发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思想,在指导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时也带有明显的“粗放性”特征。同时,由于资源的市场价格机制尚未形成,人们对资源价值认识不够,没有自觉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激励。这样,区域开发中普遍存在只重产出数量、不顾经济效益,只重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的“短视化”行为,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削弱了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优势。因此,应该特别注重对资源节约利用,注重以科技进步为依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节约利用也是一种开发,也是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而且降低单位物耗也有助于保护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过程,也是科技化的过程。只有依靠科技进步,革新生产工艺,才能减少生产中的能耗、物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发现新的资源和找到替代性资源,从而扩大资源的范围和数量,减缓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威胁。
(五)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引入了整体的、系统的和持续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有了全面而准确的把握。首先,人与自然界及社会系统应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只有实现各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齐头并进,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提醒人们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理解为向自然界索取,不应将生产看成以自然资源“单向式”消耗换取物质产出的过程,同时要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短视化”行为。为此,在区域开发中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观念。应鼓励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把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并将废弃物再资源化,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还原与再生循环。同时,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维护代内和代际公平,创造一个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协调好各系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也应认识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仍是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贫困和不发达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要打破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持续恶化的恶性循环,根本出路在于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增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只不过要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同时兼顾生态平衡与社会进步,走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开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