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规范公职人员行为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存亡的关键

（一）腐败是历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

以史为鉴知兴替，回顾中国历史，腐败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近代中国，朝廷腐败昏庸无能，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具有古老历史的中国受尽凌辱。为了洗雪耻辱，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异常艰难和曲折的道路。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每一个事件都刻骨铭心地标示出中华民族或进或退的历程，为中华民族带来一定的启示或昭示着某种新生。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清除帝制，1912年1月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49年败退台湾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38年。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浴血奋斗28年夺取政权，执政至今64年。2011年，海峡此岸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彼岸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对宇宙而言只是白驹过隙，对中国人民而言却是一段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岁月，主义纷争，硝烟弥漫，血流成河，你方唱罢我登台。然而，无论舞台上如何乱象纷呈，如何保持政权的廉洁性对海峡两岸都事关重要。

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曾经对政权更替的原因做了精辟的阐述。1944年3月19日，时值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郭沫若先生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皇帝是一个例外，被认为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认为，崇祯皇帝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路径始终是错误的。崇祯皇帝执政十七年，今天削籍大臣，明天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虽然屡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口惠而实不至。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年年岁岁遍地旱灾、蝗灾，使得“流寇”得以泛滥。“流寇”在崇祯元年间便已蹶起，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李自成与一般“流寇”不同，不好酒色，脱粟粗粝，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同甘共苦。与起于草莽的刘邦、朱元璋不同，李自成“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进北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在京殿上朝见百官（《北略》卷二十）。领兵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时，同样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穿箭衣，但多一黄盖”而已（《北略》）。因此，其夺得天下，是自然之事。

然而，最终李自成还是失败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自成自身是廉洁的，但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策失误、用人不当，个别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终至失败，死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年仅39岁（1606～1645年）。《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和各解放区被多次刊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被列为中共中央当时的整风文件之一，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也有过一番有趣的对话，这段对话也称为“窑洞对”。黄炎培先生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的意思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家庭也好，在其初期，一般都朝气蓬勃、有极强的生命力，内部成员也都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所以，兴旺是很快的事。但是一旦取得了一些成就，内部就会产生骄奢淫逸的现象，失败乃至灭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史籍将黄炎培的担忧称为“黄炎培周期律”。中国历史几千年，几乎没有哪个朝代跳出过其所说的“周期律”，黄炎培先生怀疑共产党正蓬勃兴起的事业是否可持续是非常正常的事。对话的另一方，当时正豪情满怀的毛泽东则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在余下的几十年生涯中，几乎一直在同“周期律”作斗争。

1949年，中国发生了政权更替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1949年3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进北平西郊香山的一个院子，因为院子里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日夜流淌，人们把这里叫做“双清别墅”。在这座别墅里，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几百公里的战线上，千帆竞发，万炮齐鸣，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蒋介石惨淡经营的“长江天险”和“千里江防”，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南京政府的失守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命运。此一时彼一时，曾经不可一世、被美国人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转瞬间便丢盔卸甲，失去了天下。这一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官员和士兵肩扛背驮，跨海离乡，汹涌的大海波涛隔断了归乡之路，空留下悲伤的思乡情怀。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按照国民党人自己的总结，是外部事件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导致了失败。国民党认为有五大事件造成了“中国大陆的沦陷”：一是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二是西安事变；三是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四是雅尔塔协定；五是马歇尔调处。蒋纬国在《我的父亲蒋介石》一书中甚至认为，国民党竟然是被美、苏、英诸国“夹杀”的！这些理由可以称之为理由，然而却是不充分的理由。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大国政治的取舍向来是以形势的走向为判断依据的，并非随意为之。

人心的向背是国民党政权稳固或崩溃的主要因素。在统治大陆的后期，公职人员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使其失去了民心。国民党的腐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抗战后期起日趋严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后方的国民党各级官吏，尤其是大官僚们，依仗权势，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犯禁走私，贪污受贿，大发国难之财。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曾大声疾呼：“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抗战胜利后，不少要员在接收沦陷区敌伪财产的过程中，大饱私囊、把“接收”变成“劫收”，使沦陷区广大人民大失所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美国国务院白皮书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抗战后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恢复之地区中的举止，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自己的声望。毛泽东曾对国民党的腐败做过这样的评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历史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事件构成的。100年后的今天，抚今追昔，国民党政府的胜利及败退，共产党的曲折和胜利，都不是偶然的。时代的轮转、政权的更替具有不可逆转的规律。一时的胜利是可能的，但一时的胜利不代表永远的胜利，溃败和丧失合法性也就在那么一瞬间。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余年的历程。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的讲话中指出，几十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三件大事：一是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变化的深度和高度，其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但是，撇开伟大的成就来看，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的。一方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改善了生活；另一方面，部分公职人员的腐败和涣散也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同样的困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历史往往有惊人的重复，不由使人感慨万千。当然，与国民党政府不同的是，反腐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二）反腐败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当前，反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重获信任的重中之重。共产党意识到了腐败之于政权的危害性，其十八大报告明确宣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共产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比较重视的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廉政实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针对一些士兵乱拿群众东西、私占胜利果实的现象，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1928年又提出“六项注意”，后改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工农红军最早的行为准则。1947年，毛泽东对内容又作了修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使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止腐败、严明军纪的优良传统。相比于今天的各种叠床架屋烦琐不堪的廉政准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清晰扼要，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可惜后来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1949年，为了迎接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的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河北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提醒大家，不要学李自成，“赴京赶考”，“我们要考出一个好成绩”。毛泽东在全会上特别提出了“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开始，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制度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在反腐败方面，新中国先后设立了国家检察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颁布了《宪法》《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体制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权力失控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在局部地区和特定时期甚至呈现高发事态。因此，195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河北省保定市体育馆里坐满了人，这里正发生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得了的大事。中午12点，刘青山、张子善由民警押入会场，当时的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判将刘、张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鉴于刘、张二人曾经对革命做出过贡献，执行死刑之前，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交代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1）子弹不打脑袋；（2）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3）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4）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刘青山，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入党。张子善，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入党。二人曾在不同的岗位上出生入死，建功立业，受到党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犯下贪污和挪用公款罪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被处决。尽管程序存在问题，但刘张二人是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因贪污和挪用公款被处决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被捕前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委书记。行刑时刘青山35岁，张子善37岁。他们的被处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决心和意志。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腐败现象增长的势头。

1956年到1966年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权力失控和干部腐败现象有所增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情绪，消除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分别为1957年的整风、1958年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尽管“三反”存在扩大化倾向，但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蔓延。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农村试点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运动，“四清运动”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阶级斗争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采取“大民主”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使权力规范和反腐败陷入误区，不仅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失去了控制，还演变成一场路线斗争，使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则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则主要指对外开放。

三十余年过去，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在经济建设方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数据，经初步测算，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47万亿元，按照年末人民币汇率计算，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6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按汇率计算，美国15.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1.668%；中国7.3万亿美元，占10.477%；日本5.87万亿美元，占8.426%。从历史上看，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978年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数量仍然有很大差距。

经济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赤贫）线标准，1978年中国有贫困人口6.24亿，到2007年，贫困人口为14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6%，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大减少。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30年来，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2011年，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完成，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道路上存在许多曲折和挫折，常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才能国泰民安、江山稳固。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但也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例如，国企改革不算非常成功，由于权力失控，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教育改革不算成功，虽然中国的教育机构培养了不少的人才，提高了国民的综合素质，但也积习了可怕的弊端。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不少大学实际成为西方大学预备班，学术失范，抄袭成风，学生高分低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就业困难，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住房改革更不能算是成功。住房建设促进了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是中国GDP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房价失控，一方面是炒卖炒买，另一方面是居者无屋，“安得广厦千万栋，天下寒士有几间”？医疗改革举步维艰，医药勾结、“红包”盛行，医德沦丧、信息不对称，医患双方严重不信任，医患暴力纠纷冲突频现。司法改革更是被人诟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余音绕梁，“依法治国方略”写进宪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正振聋发聩，但上访行为及其相关制度却重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建的引以自豪的司法制度。

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安于现状转向快速追求财富。由于缺乏制度约束、道德失范、缺乏信仰，权力失控和腐败现象开始快速蔓延。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心理扭曲、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后面有一个隐性的重要作用因素，那就是政府权力的失控，或是政府权力运行失灵。春秋时，宰相晏婴是齐景公的谋士，不幸早亡。晏婴死后再也无人当面指责齐景公的过失，为此齐景公感到分外苦闷。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以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鹊的中心，文武百官都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事后，齐景公的臣子弦章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三教》中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现实社会中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固然有制度滞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因，但更严重的是一些权力的执掌者丧失了民意代表性，将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不作为，不正当履行公职所致。当一部分权力执掌者用“一切向钱看”取代“为人民服务”作为座右铭的时候，不论以什么为目的，权力的滥用就是早晚和必然的事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前人的经验可借鉴，权力规范模式和方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虽然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惩处了一些违法官员，但也遇到了阻力，官员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此外，“庸官”和“尸位素餐”现象也十分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法治国情调研组曾经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进行过调研，一些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素质值得反思，不是因为他们腐败，而是因为其在恪尽职守、积极进取方面缺乏动力和思想，尽管与“贪官”相比，“庸官”和“懒官”不那么招人愤恨，不至于“人人喊打”，但仍然会给党和政府的威信带来严重的伤害，有时还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为了遏制权力失控引起的贪腐行为，30余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但收效不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纪和政纪处分是权力规范的主要手段，针对的是1978年以来一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找法律和政策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权力失控和腐败的现象。党纪和政纪处分的局限性不言而喻。对此，1980年邓小平提出，应加强“制度反腐”，“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由此，制度反腐被提上日程。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建；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对腐败犯罪设立专章；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6年12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会同纪检部门一起打击腐败。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企改革走上历史舞台，由于缺乏经验和制度规范，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同时还伴随其他权力违规现象，如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公职人员在经商、征地、拆迁、工程招标中的行贿受贿等现象。为了使制度反腐更有效率，法治成为规范权力和反腐败的主要手段。1997年，中国修订了制定于1979年的《刑法》等一批法律法规，设立了审计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和《关于有贪污贿赂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同时，明确提出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思想原则，希望通过深化改革，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进入21世纪，中国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权力规范开始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体系反腐”为主，惩处方式由纪律处分转变为纪律处分和司法追究并重。

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向外发布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前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与建设廉洁政府的坚定立场、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所取得的成就。《白皮书》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以及中国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情况。《白皮书》的发表彰显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意志和决心。

总结中国共产党权力规范、反腐败的历程，可以看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主要遵循的是思想教育、群众运动、法制建设三大法宝。今天，除了群众运动应该转变成让人民群众依法监督之外，另外两项仍然是权力规范必须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新时期，法治应该是权力规范的主要武器之一。

（三）中国的权力监督状况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失控，这是不争的事实。权力的失控有多种原因，执政党党员的素质降低、公职人员人数急剧增加和管理滞后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经济改革成功，财政实力大大增强，政府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公职人员的增加虽然使社会管理进入了良性化轨道，但一些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导致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一些质疑。

以党员数量而言，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党。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8260.2万名。如此庞大的数量，说明其成功地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可，但并非全无隐忧。党员的数量并不代表党员的质量。一些“共产党员”的行为和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背道而驰。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现有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415.6万，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为6516.4万，集体供养人员为597.5万。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1/20，这些人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公职人员，其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掌握一定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权力在法律的制度下运行。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一是加大惩治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力度，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二是强化监督制度，建立预防腐败机制，特别是大力推进政府法治。2001年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000多项，地方各级政府取消和调整77000多项，占原有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三是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交流。目前中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联络、磋商机制以及信息交换机制，可以期待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将取得更大成就。

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数据，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581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960461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55008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处分142893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8006人，给予政纪处分35934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1年）》，各级法院2011年全年共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2868件，判处罪犯24092人，同比分别下降2.44%和1.09%。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6131人，同比上升2.66%。审结渎职犯罪案件4526件，判处罪犯4795人，同比分别上升5.01%和11.67%。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2012年3月1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显示，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严肃查办利用执法权、司法权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7366人、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4217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增加6.2%；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对腐败犯罪实行高压态势，不少公职人员因职务犯罪落马，受到各种形式的惩处；另一方面，如此数量的公职人员，其中不乏高级官员受到惩处，也说明权力监督已经到了应该高度重视的程度。公职人员腐败不独为中国所有，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公职人员腐败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腐败的程度有所不同，表现的形式有一定的差异。公职人员权力失控是事关政党、政府存亡的大事。前车之鉴如苏联。据有关研究，1991年8月19日之前，苏联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就被官僚特权阶层和腐败分子所控制，苏共除了共产党的名之外，并无共产党的实了。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内容是：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了谁？答案触目惊心：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认为代表官僚、干部的竟占到了85%。根据世界有关组织的清廉排名，北欧国家名列清廉国家前茅，中国居于中下水平。中国尚不属于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超出了民众心理所能承受的程度，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与之相关的腐败成为人们深恶痛绝之事，以至于规范权力运行、加大惩治官员腐败的力度总是名列中国各种各样调查的前三位。

现阶段，中国因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的腐败处于高发时期，而且正在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快速蔓延，如从建筑招商投标采购等向升迁招生就业等领域蔓延，或者说是向所有存在社会资源或可能成为社会资源的领域蔓延。为了控制公职人员的腐败，有关部门无不绞尽脑汁，出台花样百出的各式政策，从升迁任免到衣食住行，从公职人员本人到其配偶子女，各项措施不可谓不全面，但收效甚微，因为仍然有不少人铤而走险，这已经到了很让人纳闷的地步。难道腐败官员已经到了“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境界？非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从根本上说，职权和职位是腐败公职人员无形的“资本”，有了300%，其实远远不止，难道能够阻止这样的“资本”流动吗，能够阻止腐败公职人员们去冒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吗？

当然，事情并没有如此悲观。马克思的另一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被事实证明也不完全正确。在良好的法治下，桀骜不驯如脱缰野马般的资本，同样也能够被驯服，服务于美好的目的，造福于社会大众。公职人员用权力服务于人民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关键是怎样避免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或者说不敢腐败，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伸手，伸手必被捉。目前适用的一些反腐败举措尚不能称之为天网，抑或说很难称之为网，可以说它是有无数大洞的网，它可能抓到鱼，也可能放走鱼，这使一些违法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侥幸心理。此外，还有一些反腐败措施在操作上具有不合程序或违反人权之嫌疑。总之，权力失范、腐败高发，公职人员“前腐后继”，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规范的制度规定漏洞百出、反腐举措不当、一些反腐措施的时机和方法不妥所致。因此，研究如何规范权力、有效反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仅考验着人们的智慧，而且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三个清明”，即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应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个清明”给中国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让民众对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约束公职人员行为方面能有作为有了更大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