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周边复杂而矛盾的中国观

许利平

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特殊性之一在于中国周边环境与传统大国崛起的周边环境存在着显著差异，如何超越这种差异，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当代周边国家的中国观则是观测中国周边环境的晴雨表。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国家的中国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特点是从原来的单向、孤立的中国观，向多向、综合的中国观转变。

当代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其背后是哪些因素左右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如何应对周边国家的中国观，特别是针对那些对中国误读的中国观，中国如何重塑周边环境？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 复杂而矛盾的中国观的特点

从横向的角度讲，当代周边国家的中国观涵盖了周边国家政府层面或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及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层面两个维度。从纵向的角度讲，当代周边国家的中国观，指的是周边国家政府层面或政治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或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总体看法以及对中国人的看法。

21世纪以来，周边国家的中国观，呈现出“肯定、期待与焦虑”并存的复杂状态，同时对同一中国现象，又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看法，这体现了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1．两极对立的中国观

中国周边的一部分国家，大都肯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速度，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为本国现代化服务，对中国的整体形象持正面的态度。而另外一部分周边国家，消极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趋势，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其是一种威胁，对中国的整体形象持负面的态度。这种两极对立的中国观，体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新时期发展的总体判断或认识，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选择性。

周边国家中的巴基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等国，其新时期的中国观一直是正面的形象。根据美国华盛顿皮尤中心的调查，上述各国民众最近几年对中国的喜欢程度或正面形象高于50%。各国对中国正面评价的比例分别为：巴基斯坦85%（2012年），马来西亚83%（2007年），印尼67%（2011年），俄罗斯62%（2012年）。

巴基斯坦历届政府把对华友好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石。2011年，时任总理吉拉尼访华时公开宣布，“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同中国站在一起。”巴军方坚持推动中巴军事合作与交流，是对华友好关系的坚定支持者。

马来西亚一直把中国经济发展看成发展的机遇。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经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把中国的发展和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当成一种威胁。恰巧相反，这是中国为世界创造的机遇。”

印度尼西亚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为榜样，许多政府高官加大访华的频率，试图了解和学习中国。印尼总统苏西洛多次表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印尼发展的机遇，印尼要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多次引用穆罕默德训言：“学问虽远至中国”。

历史上，俄罗斯人把中国看成是“哲人之邦” “衰朽之邦” “兄弟之邦”，现在他们把中国看成是“强国之邦”。俄罗斯政治精英大多把中国看成是共同塑造多极世界的战略伙伴，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俄罗斯的发展机遇。

而周边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等国，新时期的中国观为负面的形象。根据美国华盛顿皮尤中心的调查，日本和韩国民众最近几年对中国的不喜欢程度或负面形象高于50%，其中日本为84%（2012年），韩国为56%（2010年）。虽然印度在皮尤中心的调查为35%（2011年），但在其他一些调查机构的数据曾高达52%。

日本一些右翼政治精英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他们时常称中国为“恶邻”，是“法治主义行不通”的国家。“中国威胁论”在那些政治精英中很有市场。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改变既存的规则和秩序，日美应该联合行动，约束中国使其遵守国际规范。

韩国大多数民众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不信任中国，并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威胁韩国。在经济领域，“中国威胁论”也很有市场。在社会领域，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大，环境保护差，治安差，开放程度一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中国人不卫生”“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强”“中国人善于欺骗”等。

印度负面的中国观主要有：中国是入侵者，中国是印度头号威胁，中国围堵印度，中国想分裂印度等。这类中国观主要流行于印度的战略界、安全系统、军方、媒体和部分政客。而“中国商品威胁论”则流行于工商界。“中国是非民主国家”“中国很自负”等观点在知识精英、部分媒体和政治精英中盛行。

2．政府和民间分离的中国观

在一些周边国家，政府的中国观与民间的中国观绝然背离，即政府高层对华友好，而民间对华仇视或反感，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就是蒙古和缅甸。

蒙古政府高层将中国视为本国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伙伴，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蒙古民间对中国素来持有负面的评价，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中国十分反感与抵制。根据2006年在蒙古民间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蒙古人对俄罗斯印象为最好7.5分（满分10分），其次为美国7.3分，韩国为7.1分，日本为7分，中国则为较低的5.5分。

缅甸政府在民主改革前后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并把中国视为可以依靠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比较平稳。1988年之前，中缅之间的关系比较单一，主要是政府间交流，民间交流较少，普通缅甸老百姓称中国人为“胞波”（同胞兄弟），并认为中国人“富有经济头脑”“勤奋”“节俭”。但20多年后，随着中国人赴缅经商增多，缅甸人对中国人的负面看法占了主流。许多缅甸人认为，中国人来缅甸是为了掠夺资源，中国人做事不地道，狡猾，惟利是图，行贿与轻蔑当地人等。

3．相互矛盾的中国观

周边一些国家的中国观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飞速发展期待又焦虑的困顿心态。

韩国一些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看法是，“中国是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是落后国家但发展迅速”; “对中国应该积极利用，但难以信赖。”

印度政府高层在涉及地区性和全球性发展议题方面，强调“中国是合作伙伴”“中印大同”。印度总理辛格曾表示，世界上有足够空间供印中实现同时发展。但涉及到领土、价值观等方面，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认为，“中国是印度头号敌人”, “中国是专制国家”。

印度一些民众喜欢中国商品价廉物美，但三大工商组织对华贸易存有疑虑，认为“中国商品是威胁”。

越南政府高层对于中国的界定从强调“传统友好亲密邻居”到强调“都建设社会主义”，也反映出越南官方对于中国的认知正从情感认同向发展需求转变。2008年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华的社论中写道，“两国都建设社会主义。两党和两国相互支持和帮助，分享理论经验和实践发展与融入。”而在其后不久总理阮晋勇访华的社论中则明确提出“继续巩固两国高层领导信任关系”，两相对比，前者突出了发展需求，后者反映了情感信任关系的不足。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不断强化则更多地是出于“大国阴影”影响下的防范性，随时关注中国的对外交往动向及对外政策变化，以保证越南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为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 影响周边国家中国观形成的因素

周边国家的中国观是一个正面和负面交织的多面体，厘清其影响的诸因素，是重塑稳定、和谐周边环境的关键。

1．影响中国观正面看法的因素

（1）中国的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与周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政府推出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以上述原则为指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双边和多边合作无论是在机制建设方面，还是在实际合作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我国自身的崛起也为周边国家带来了实惠和好处，这些国家分享了我国改革发展的“红利”。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产业结构互补性，一些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受惠于中国的快速稳步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产业升级。

（3）中国与周边悠久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地缘相近、文缘相亲、族缘相同，开展文化交流，能够达到心与心交汇的结果。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郑和7次下西洋等中国与周边文化交流的壮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并留下一批华人、华侨，成为中国文化在周边国家的传播者。至今为止，许多周边国家的语言中，还夹杂着许多汉语借词，成为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友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2．影响中国观负面看法的因素

（1）历史认知的差异。

周边国家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是影响其中国观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与边界或领土问题、国内少数民族等问题相关，而且这些问题往往双方很难达成共识，以致影响双方国民感情，使其对中国看法偏向负面。

印度和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主要与边界和“西藏问题”有关。对于中国而言，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引发两国边界争端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然而印度则以“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自诩，并认为它顺势继承了英国人在西藏的特权，甚至治外法权，比如驻军、通邮等。

至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许多印度人至今难以释怀，对中国始终怀有“报仇雪恨”的情绪。

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南海争端”等都与历史认知差异有关。比如对历史上国际条约对我岛屿主权的认定、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等。

（2）发展因素。

中国周边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与我

接近，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着激烈竞争。同时，中国许多对外投资企业，大都投资对方的资源领域，有的企业环保意识不足，给当地环境造成了破坏，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形象。比如一些投资缅甸的中资企业或赴缅甸的中国公民，把自己视为缅甸的救世主，对缅甸官员和当地老百姓不尊重，不时出现悔辱当地官员或服务人员，甚至鄙视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属于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没有长远规划，并且大都缺乏正规的管理，怀着“淘金”的心理到柬埔寨投资。他们把国内那套邪门歪道搬到了国外。这些人通过一些所谓“江湖投资人”，在柬埔寨以打通政商关系为主，根本不管什么商业规则，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的政商关系而造成的腐败也为当地人诟病。另外，他们注重短、平、快的项目，急功近利，导致其忽视企业社会责任。一些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行为受到了柬埔寨民众的诟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3）价值观因素。

周边许多国家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一些周边国家的政治精英标榜自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员，把西方社会称为“自己人”，而把中国称为“他者”。

比如印度一些政治精英阶层倾向于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评判中国，而对中国的“释疑解惑”不予采信。

时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枝野幸男，在2010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从政治体制、法制主义、对人权的看法来看，期待与中国建立像日本和美国那样的同盟关系是错误的。

此外，一些周边国家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思潮列为禁语，不许民众参与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

（4）邻国崛起综合症因素。

一般说来，相互毗邻的新兴大国猜忌比较重，它们担心各自的国家利益会被正在崛起的大国所损害或侵蚀，因此相互防备心理比较重。另外，与新兴大国相邻的小国，对相邻的新兴大国充满矛盾。一方面，它希望搭上新兴大国发展的快车；另一方面，它又担心自己太弱小，害怕自己被欺负，因此总想拉局外大国加以平衡。

中国现在面临上述邻国综合症，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疑心，对中国未来走向交织着期待与恐惧的复杂心态，因此负面看法不可避免。

（5）媒体误读因素。

周边国家的主流媒体报道中国，一部分是这些周边国家驻华记者在华实地采访，所撰写的报告，一般来说比较客观、公正。但许多周边国家，由于财力、人力有限，其媒体所发出的报道中国的新闻稿，大都采用西方英文媒体的报道经过本土语言翻译而成，往往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特别是对中国的负面新闻过多，有些有夸大的成分，结果造成媒体的受众接受关于中国错误的信息，许多中国的负面看法随之扩大。

比如蒙古国的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采用美国或日本的媒体的评论，其政治倾向性往往误导了蒙古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最近10年中，中印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成为西方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不少西方媒体出于所谓相同价值观，“唱衰中国”，播撒中印两国仇恨的种子，乐见印度在大国游戏中击败中国。所为“珍珠链战略”一词，最先由美国国防部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实习生所炮制，诬称中国利用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对印度实施所谓“围堵战略”。现在这一词汇经过西方媒体热炒，变成风靡印度媒体的流行词汇，对印度民众产生了严重误导。

三 重塑周边国家中国观的对策

在目前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已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如何引导周边国家积极看待中国，是重塑中国周边和谐稳定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

1．从战略高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分歧

中国与周边国家大都处在政治的转型时期，新问题不断产生，老问题时有激化。如果不及时处理或化解，新旧问题会形成叠加效应，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基础，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和谐稳定。

中国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上，超越零合思维，从双赢或多赢的角度，推进“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建设，达到动态平衡的共赢。

2．强化民间交流

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的国内民意与中国国内民意形成尖锐对立和反差。比如日本和印度就比较典型。另外，一些周边国家的民众获得中国的认知大都是当地媒体转述西方媒体的报道，缺乏公正性。因此，强化民间交流，让周边国家了解真实的中国十分必要。

（1）民间交流机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间交流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没有发挥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民间交流的潜力。目前的周边国家民间交流需要政府推动，而政府推动的重要作用则在于建立周边国家民间交流的机制。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就民间交流建立了一些机制，但是还不够完备。民间交流机制，需要有专门的部门牵头，协调，关键是保证资金到位。

（2）民间交流常态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间交流大都采取“运动式”或“一窝蜂式”，缺乏常态化的运作。比如中国与周边国家举办的“文化周”“电影周”等活动，时常上述活动结束后，没有后续的活动跟上，使得文化交流没有连续性，缺乏持续的文化影响力。

（3）民间交流细节化。民间交流的成败在于细节。虽然我们现在注意到强化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但是交流的手段比较单一，内容还比较空泛，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比如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更多应侧重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中国与缅甸、日本、泰国等的民间文化交流，更多应侧重佛教文化的交流等。

最近中国佛牙舍利在缅甸展出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缅甸是一个佛教之国，85%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而佛牙舍利是全世界所有佛教徒心中的圣物，代表着智慧与和平。据佛典记载，世界上仅存两颗佛牙舍利，其中一颗保存在北京的灵光寺，另一颗供奉在斯里兰卡。2011年11月6日，灵光寺佛牙舍利塔中供奉的释迦牟尼佛真身牙舍利，第四次赴缅甸，接受了缅甸2000多万佛教徒为期48天的瞻礼供奉。它标志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标志着两国领导人的互信与互敬，也标志着中缅佛教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4）民间交流民间化。推动中国与周边的民间交流，政府的角色不可或缺，但个人或民间团体应该是民间交流的主体。在现阶段，政府应该鼓励发挥个人或民间团体在民间交流中的主导作用，要给出国交流的个人或民间团体提供各种便利。一方面，政府可以出资通过个人或民间团体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有针对性就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负面环境做一些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的个人或民间团体自发地与周边国家的个人或民间团体开展双向的民间交流，密切双方民间情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3．引导有序海外投资

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企业投资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周边国家的形象，进而也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

首先，要区分国有企业行为和国家行为。中国目前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到周边国家投资，这些企业的投资更多是代表了企业自身的利益，与国家整体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的投资失败，往往把原因归咎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试图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绑定在一起，从而影响中国在当地的形象。

其次，针对中小企业，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措施规范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比如日本驻外大使馆，对有意投资当地的企业，一般都要进行告戒和筛选，以免造成恶性竞争，影响其国外形象。中国有关部门，针对中下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应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信息提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为前往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如投资环境，法律法规，市场和社会文化习俗等等。企业自身获得这些信息费时费力，有时候还难以得到准确的信息。因此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强信息收集和共享能力，为中国在海外的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降低企业在投资和生产经营时所遭遇的风险。第二，加强培训，尤其是企业如何与非政府组织、与媒体沟通，消除误会甚至偏见，以及如何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融入当地等。第三，加强管理。中国有关部门应该与柬埔寨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协调机构，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行为，从而化解周边民间对我企业的误解和不满情绪，从而树立中资企业在周边的整体良好形象。

总而言之，新时期周边国家的中国观充满着复杂和矛盾，这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在周边国家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造成周边国家复杂而矛盾的中国观，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只要我们客观、理性认清中国周边环境，重塑有利于我们和平崛起的周边环境，我们相信，“正向”的中国观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