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问题基本理论点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们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恩格斯对构成《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有过明晰的说明。那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使整个社会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1867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以及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表的《反杜林论》（1876—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重要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极其成熟和完备的阶段。《资本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严密地论证并且彻底地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并创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包含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中，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国际问题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经济问题，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详细地论述了国际分工的起源和发展，与国际分工相随的是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规律的理论，深入地探索和分析了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及其原理，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不同作用，认为妨碍西方列强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时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投向国外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利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转投到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固然首先来自投资者的利益追求，但它的积极作用又是双向的；国际投资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世界货币与国际金融问题，涉及国际货币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干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国际同期性、中间性危机和长期萧条现象、资本主义工业周期各个阶段上的相关因素，以及经济危机对工人生活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解决形式。经济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危机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因而将促使工人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也未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概括当时的资本主义。但是作为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马克思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资本积累一般历史趋势。帝国主义是和列强瓜分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殖民主义和殖民地的产生，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开始了。殖民制度与奴隶买卖结合在一起。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统治、奴役和掠夺。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鲜明地指出，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对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的同化和融合，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曾是历史的进步。他们同情和支持当时的一些民族的独立运动，认为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居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应该先成为国家的民族。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必须尊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他们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论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对立是国家（民族）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揭露资本主义列强的争夺世界霸权、并吞别国领土、掠夺资源、转移国内矛盾等战争企图。他们认为当年存在的国际霸权主义即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曾是爆发国际战争和世界战争的重要根源。马克思主义支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和保卫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自卫战争，赞成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马克思用很多篇幅特别评论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关于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世界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世界大战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劳民伤财的流血和浩劫。他们认为争取裁军和争取世界和平是可能的。
19世纪50年代中期，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国际战争可能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阻碍革命和抹杀革命。我们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观点，也注意到他们关于国际战争可以导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战争可能阻碍、扼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他们这方面的光辉思想，为我们争取现代化的宝贵时间，为台海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恩格斯较多地关注民族冲突中的国际密谋恐怖活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指出存在国际间政府斗争中的恐怖手段，不赞成搞这些密谋恐怖活动。这些论述和重要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应该也有参考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评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驳斥了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和道德律强加给人们的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但自由不是一个脱离社会属性的抽象范畴，在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基础，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劳动者出卖劳动的自由、自由贸易等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消灭了阶级对立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18、19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资产阶级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虽然自古以来存在着平等的形态，资产阶级更要求平等以反对封建特权，无产阶级也要求平等就是要求消灭阶级，然而在没有阶级差别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中，却未能消除某些永远无法消除的不平等。民主是人民当权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形式。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专制而建立民主制度形式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恩格斯认为，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工人阶级也可以选举自己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普选制也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为当时整个工人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第一国际”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建立新的世界革命力量的国际联合组织要等待时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世界无产阶级国际运动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要尊重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国际的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任务，认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们认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使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一旦一国发生革命，迟早会使其他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后来，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谈到在某一个国家中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
（一）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详细地论述了国际分工的起源和发展，与国际分工相随的是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规律的理论，深入地探索和分析了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及其原理，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不同作用，认为妨碍西方列强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时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投向国外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利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转投到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固然首先来自投资者的利益追求，但它的积极作用又是双向的；国际投资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就会清楚，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是一切国际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和基础，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和基础，其在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各民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其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当今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发达的程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它作为一切国际问题的源头和基础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如下一些理论，对我们观察分析当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分工的发展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论证了文明社会是从分工开始的，分工体现着文明的程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于其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分工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在国际关系中，正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所处的不同地位，这种不同地位又决定着其在其他方面的地位。他们认为，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他们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的交往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公认的原理，当前仍然是适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然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封闭状态，而且这种封闭状态被消灭得越彻底，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至今世界历史的发展实践，正是遵照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指引的方向发展的。民族封闭状态的不断被消灭，各民族融入世界的程度日益被加深，都正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摆脱封闭状态，融入世界，这无论是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或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说，都是一种进步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开拓在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目的是要控制世界市场，是要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世界市场发展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开拓和不断发展的世界市场，既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联系、依赖、融合和合作提供了舞台；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环境，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争斗、相互厮杀提供了舞台；当然也为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舞台。国际上所发生的各种喜剧、悲剧或闹剧，都离不开这个舞台。所以世界市场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中占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世界各种矛盾、世界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等所有国际问题理论，都是在这个核心理论基础上展开的。
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能得到较高的利润
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资产者的任何投资都是为了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际贸易时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来说，赚钱是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唯一目的。由于对外贸易能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所以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由于发达国家在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中即使卖得便宜，也能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取得较高的利润。特别是发达国家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所以利润率一般都较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这样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使用，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因为对外贸易能赚钱，因而世界贸易是大机器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世界贸易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又成为大机器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对外贸易在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掠夺性的殖民贸易在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积累资本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是立基在价值上，或者说，立基在生产物所包含的劳动当做社会劳动的发展上。但这只在外国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至今世界历史实践证明，世界所有国家的以大工业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化，特别是落后国家的这种工业化，都离不开对外贸易这个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时，就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分析了保护关税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因为发展大工业是需要国外市场的。大工业越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就越大。因此其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由贸易的依赖。不过现实的发展使我们看到，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能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为了保护大垄断资本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垄断利润，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竞争环境对自己不利时，还是热衷于这种保护关税政策。可见，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保护资本垄断利润不可或缺的手段。
国际贸易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意义
重视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和结合中，揭露事物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际贸易时，就特别注意其背后的政治。他们认为，由于工场手工业之兴，各种国民因而走入一种竞争关系，人与商业斗争，商业从此以后才带了政治的意义。特别是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形成之后，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利益的商业战争开始普遍化和激烈化，资本家之间、整批经济部门之间、整批国家之间都卷入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之中。因此他们在分析世界贸易的时候，从来都是既把它看成经济问题，也看成是政治问题，是在二者的结合中进行分析。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其后殖民地的建立，好几倍地扩大了商品的销售，促使手工业变为手工工场，斗争已经不仅发生于个别地方的生产者之间，地方的斗争本身也展现了民族斗争的规模，发展成为17世纪及18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以及世界市场的产生，使斗争普遍化，同时使它具有空前未有的剧烈性。在个别资本家之间，在整批生产部门之间，在整批国家之间，存亡的问题，都由他们是否拥有自然的或人工造成的生产的有利条件来决定。失败者被无情地排除。这正是达尔文式的争取生存的竞争。它从自然界移于社会，而且更为剧烈了。当今世界上，这种斗争的深度、广度和激烈程度，比马克思时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为指导，才能正确认清这种斗争的本质，这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贸易时，始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需要和社会作用考虑的，其兴趣始终在于发现和揭示其背后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意义。恩格斯这样认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所采取的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政策。这种被资本主义国家交替使用的政策，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使马克思对研究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感兴趣的只是，这些政策在带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是怎样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彻底改造这种制度的那些因素和现象。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本质的时候，十分明确地指出，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在自由竞争中进行更有利的剥削、赚取更多利润的自由。马克思说：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马克思特别强调，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这一点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马克思指出：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真是令人费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显著。
马克思在讲述他为什么赞成自由贸易时说过：“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恩格斯也说过：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马克思非常重视世界市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基础和辉煌的条件，但只有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理解了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发展的相互关系后，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马克思非常重视殖民开拓世界市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特别强调：冒险的远征，殖民地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夺取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基本的生活条件。而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市场和夺取世界市场部分的是靠暴力，但主要的还是靠廉价的商品，产品便宜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最重要的武器。马克思强调，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自己的市场，力求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自己的生产地点，是资本主义的本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因为世界市场是资本的生命，所以资本所有者要想生存，就必须不断地、无休止地开创世界市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而且力求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自己的生产地点。因此，不断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作为资本的本性，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了。
马克思认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民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都被打破，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物质生产和消费世界性的同时，科学和精神的生产和消费、各种精神产品也具有了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各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文学。马克思特别强调：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
资产阶级对外扩张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不光只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扩张，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有过深刻的论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开拓和掠夺世界市场，决不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同时也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扩张。马克思曾有这样的描写：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现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完全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而且只有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生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创造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可见，资产阶级在开拓和争夺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必然会为在全世界建立新社会准备了物质和精神条件，而且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世界市场的发展，迟早会使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国家的工人获得解放。由于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使各国的生产和交换都具有了国际性和世界性，使各国都处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中，因而一国的工人运动必然影响到别国的工人运动，异国的革命必然影响到别国的革命，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也都具有了国际性和世界性。而且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二）国际金融理论
“金钱始终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要素”，“国际货币体系在现代世界事务中作用的加强，是世界政治的一场真正革命”，这是现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经常引用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其实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已论述过了。比如恩格斯就特别强调，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既是经济运动，也反映着政治斗争；既受着国家权力的影响，又影响着国家权力。列宁更是把金融资本看成是存在于一切国际关系中的起决定性的力量。
世界货币使商品所有者成为世界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货币产生和作用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使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多样化和世界化，从而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世界货币虽然也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但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而且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存在方式才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马克思认为，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对立，所以在世界市场上货币存在的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马克思特别强调，随着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不仅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而且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他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他们的共同体是货币。而世界货币产生之后，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在商品所有者看来，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
历史的发展证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银行逐渐从国家银行变成国际银行，从而使资本的统治不仅具有了国际性，而且这种国际性的统治日益发展和加强，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正是商品所有者这种世界主义的本性，造成了资本全球化或世界化。
金融贸易既受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又影响着国家政治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金融资本不仅存在于一切国际经济关系中，而且是支配一切国际关系的实质性力量。由于国际金融的性质所决定，它作为经济运动在对国际经济的发展发生作用的同时，也反映着政治斗争，对国际政治的发展发生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金融、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理论，都更深刻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恩格斯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后，金融贸易就不再单纯是经济运动，而是既受着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又影响着国家政治权力。但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时还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马克思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信用和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向新社会的过渡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时认为，信用制度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到达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
马克思认为，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信用制和股份制刚产生时，马克思就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过渡到新社会的过渡点。他明确指出，在股份公司内，由于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分离，因而劳动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尽头，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转变为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特别强调，信用制与股份制成为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同时也成为所有那些至今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证券贸易对于生产有着更为厉害和复杂的反作用
国际金融市场是金融资本国际活动的主要舞台。由于国际信用和证券业务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特别在虚拟资本与生产资本日益分离、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日益分离、金融贸易扩大到证券贸易的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也日益表现出它的特殊的规律和在一切国际关系中的特殊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也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马克思认为，由于证券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所以它就部分地有投机性质。马克思指出：债券、股票等证券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国债券和股票构成的。在这里，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马克思认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证券作为“有权证书”事实上也是现实资本的证书，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不过由于它已经和现实资本相脱离，现实资本只是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所以它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已经完全无关。它的价格变动所造成的盈亏，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时指出：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恩格斯也强调，正因为金融市场具有这些特性，所以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自己的危机，不过这种危机是与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性质不同的危机。
恩格斯也认为，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金融市场就有了自己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尤其是在金融贸易扩大到证券贸易的情况下，金融贸易对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和复杂。金融家成为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同时是金融家的需要。在英国我们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资本输出的作用是双重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于国际投资的论述主要是涉及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马克思认为，资本输出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也为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创造了物质前提。在现今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资本的国际流动和资本输出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实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就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成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处在这一时代的列宁，对它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国际流动和资本输出的理论，有着创造性的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印度进行投资时就指出，英国在印度投资修铁路无疑是为印度发展大工业提供了物质前提，有利于印度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马克思强调：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对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比如，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对于印度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投资，自然是为了掠夺财富，比如给印度带来灾难，而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破坏了印度旧的社会结构，为印度获得发展、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机会。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达到空前规模并遍布全球的情况下，资本输出的这种双重作用更加明显，我们分析它对被输入国的作用时，更应该辩证地从两个方面看。
（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尚未达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也未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概括当时的资本主义。当时还主要是从殖民政策、殖民掠夺和争霸世界的含义上，来论述帝国主义的。但是作为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了。马克思依据当时的社会实践，已经对垄断的本质做了分析，提出了垄断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制度过渡的理论，并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资本积累一般历史趋势。帝国主义是和列强瓜分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殖民主义和殖民地的产生，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发生了。殖民制度与奴隶买卖结合在一起。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奴役和掠夺。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鲜明地指出，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对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认为，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残酷的海外殖民掠夺，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在揭露这种殖民掠夺残酷性时曾这样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还用大量事实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对外进行掠夺，特别是对非洲、亚洲殖民地人民进行虐杀、欺诈、掠夺、征服和长期奴役的血与火的历史。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露的，16—18世纪西欧国家利用国家权力和暴力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既是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物质准备的最耀武扬威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可耻的一页。马克思在揭露被称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掠夺时就说过，荷兰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而且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在非洲的殖民掠夺更是如此，在那里猎获和贩卖黑人奴隶，进行奴隶贸易，成为进行殖民掠夺的重要内容。
基于对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在大工业时期，是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而在当时的手工工厂时期，则是商业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像荷兰这样的国家，正因依靠商业上的霸权而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当时殖民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马克思还认为，大工业时期的殖民掠夺，比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掠夺的程度要更加深重。马克思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为例说明，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他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
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国际贸易产生时，特别重视奴隶制的作用和意义。他们认为，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因此，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恩格斯认为，有些殖民活动就是直接为了贩卖奴隶。
马克思认为，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而垄断公司则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不断地流入宗主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欲壑的时候，他们就会像大强盗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英国殖民者正是采取这种手段，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髄的过程。马克思还认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对待殖民地人的残忍上，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超过法国人。
殖民掠夺摧毁了殖民地的整个社会结构
在论述殖民掠夺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说明，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印度那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那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
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马克思鲜明地指出，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对于印度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一方面看到殖民制度和殖民主义者给印度带来的奴役、掠夺和灾难；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指出，印度社会获得了重建和发展的历史机会。马克思乐观地预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
垄断是生产力社会性日益增长的结果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垄断，这是马克思提出的理论。马克思虽然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但由于当时的垄断组织已经出现，所以他不仅认识到竞争让位于垄断是生产力社会性日益增长的结果，而且对垄断的性质，垄断和竞争的辩证关系，都有着很重要的分析。马克思还认为，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垄断组织的发展，还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对计划性的要求。马克思还分析了竞争和垄断在发展中的辩证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垄断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垄断和竞争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统一体，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又产生着新的竞争，垄断和竞争并存，这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特别指出，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他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性质分析，认为由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集中发展的结果，而且是资本社会化和生产力社会性日益增长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激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的国内的垄断。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这一理论时曾这样说道：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
不过，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论述帝国主义时，主要还是从大国抢夺殖民地、争夺霸权的意义上来分析的，只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联系，而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联系起来，更没有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并不排除竞争
马克思不仅论述了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垄断，而且论述了两者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社会。竞争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本质和天然属性，是决定资本主义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虽然有它坏的方面，在生产无计划状态下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但对劳动者来说，它同分工同等重要，要是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马克思强调，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不赞同蒲鲁东把垄断与竞争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是综合的垄断，是对立的统一，是正常的、合理的垄断。这种垄断并不能排除竞争，资本主义垄断和竞争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又产生着新的竞争，垄断和竞争并存。在资本主义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步变成垄断资本家。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垄断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竞争的规模和程度也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二者的发展是互相影响着、促进着，而不是一个排除另一个。而且我们从实践中看到，竞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垄断作为对可能产生盲目竞争的一种制约，两者各有其优势和作用。
垄断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马克思在分析垄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时认为，无论是私人垄断或国家垄断，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消除其资本的属性，从而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劳资间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
马克思认为，在垄断中资本关系虽然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崩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马克思特别强调，交易所大老板进行的殖民活动，是殖民活动的最新形式。马克思以印度为例说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和活动方式也有变化。比如，过去是贵族只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压垮它；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把殖民地变成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所以就改变为在殖民地投资办工业。不过马克思强调，交易所大老板进行的殖民活动，是殖民活动的最新形式。
（四）战争与和平理论
战争与和平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为复杂、具有巨大和全局性影响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各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在战争的根源、目的、性质、后果、作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完整、系统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对立是国家（民族）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揭露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并吞别国领土、掠夺资源、转移国内矛盾等等为目的战争企图。认为当年存在的国际霸权主义即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曾是爆发国际战争和世界战争的重要根源。马克思主义支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和保卫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自卫战争，赞成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马克思用很多篇幅特别评论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关于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世界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世界大战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劳民伤财的流血和浩劫。认为争取裁军和争取世界和平是可能的。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
世界上战争的种类虽然五花八门，战争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每场战争都有每场战争的不同的具体特点和原因，但其最基本的根源却是共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理论的发展过程看，这里说的战争根源也有着两层含义：一是本原性根源或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最基本的根源；二是在本原性根源基础上产生的不同时代、不同形式战争的直接或间接的根源。
关于战争的本原性根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他们曾说过，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具体说就是私有制，以及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没有私有制、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没有维持这种剥削和压迫的国家，也就不会有战争。而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所以人们一般都把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私有制，视为战争的本原。
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根溯源，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由于私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则应被视为战争的本原。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这样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
掠夺和保护财产与权力是战争的具体根源
在实践中每次战争的具体根源，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在这些复杂根源中都有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争夺财富和权力。马克思认为，阶级产生的实质，就是以争夺财富和权力为核心内容的阶级斗争的产生，所以由这种斗争所引起的战争的总目的，就是掠夺财富和夺取维护这种财富的权力。而且最主要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夺取政治权力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如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战争既用以获得财产，又用以保护财产；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
当然，具体到每次战争，在其总根源下，都有其发生的不同的、非常复杂的具体原因和目的。比如恩格斯就认为俄国沙皇需要对外战争是因为统治者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是为转移国内的矛盾，来为国内的恶劣情绪和普遍不满找一个出气门。俄国1812年发动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是为了对外贸易，因为俄国需要钱，需要对外贸易，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马克思曾说过1886年如果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战争，根源在于争夺波兰领土，波拿巴发动战争是指望获得领土报酬。以泛斯拉夫主义旗帜爆发的战争，根源在于争夺霸权。而所有这些原因和目的，无不与掠夺和保护财富和权力相关。
为了掠夺财富和权力，各国都不惜花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建立强大的军队，进行花费巨大的残酷的战争，恩格斯曾这样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险。战争在威胁着我们，痛恨战争而且具有唯一的共同的利益的法国和德国无产者将在这次战争中被迫互相残杀。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军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大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这个制度由于有弹性所以能大大扩张。的确，哪怕仅仅还有一个年轻人没有被编入队列，现有资源就不能算已经用尽。因而各国之间才这样为拥有一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军队而进行无休止的竞争；某个国家增加一次武装力量，别的国家就都会这样做，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而这是非常花钱的。人民已经被军费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和平越来越变得几乎比战争更花钱，于是战争终于已经不是什么可怕的灾难，而成了一种能够结束不堪忍受的状况的救世的危机。这就使各国的阴谋家，那些热衷于浑水摸鱼的家伙，得以把人民推向战争。
防御性的反对侵略的民族战争是正义战争
关于战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战争时提到过许多种，诸如民族战争、防御战争、侵略战争、争霸战争、殖民掠夺战争、种族战争、经济形态战争、革命战争等。而关于战争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把它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比如马克思说过，在德国，战争被视为民族战争，因为这是防御性的战争。恩格斯也说过，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已被巴登格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表示了投入这场斗争的决心。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对于涉及民族生存的反对侵略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都应当予以支持。比如恩格斯说过，联俄反德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别无其他出路。在战争威胁加剧的时刻，我们可以向政府表示，我们准备支持它反对外敌——如果给我们以应有的对待，使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其条件是，政府要用一切手段，包括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当德国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侵犯时，任何防御手段都是正当的。那时，将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保持我们已经赢得的阵地和未来发展的可能的问题。战争进行得越革命，就越符合我们的意图。
在谈到争霸战争时，马克思曾说过，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的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马克思还写道：如果波拿巴的防御战争演变成对法国人民的掠夺，那么德国就要准备一场新的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
在分析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是海盗式的战争。在这场侵略中，使中国人惨遭屠杀，人权横遭侵犯。所以中国反对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无产阶级革命战争视为正义战争，予以支持和赞扬，而且对一切促进人类事业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都予以赞扬和支持。比如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他说道：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们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国内战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并把它和旧大陆的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和二十三年战争作比较的话，恐怕就很难说它是持续九十天的战争。
正义战胜邪恶，手枪战胜利剑
在分析决定战争胜否的因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个是人，包括士兵的人数和素质，士兵的素质又包括勇敢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掌握武器技术、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士兵的勇敢精神、必胜信念、民众支持，又决定于战争的正义性质。二是物质，包括经济实力、武器装备、武器的技术水平等。“手枪战胜利剑”，这是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他说：总之，手枪战胜利剑，这样，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为基础。
恩格斯认为，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现代军队所必需的条件。比如恩格斯在论及法国革命战争时就提到：由于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恩格斯还强调，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经济状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恩格斯还指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强调，手枪毕竟要由人去制造、去使用，所以人的作战意志、战略战术的巧妙运用、勇敢精神，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而决定这些因素的，又主要是战争的性质，所以归根结底决定战争胜否的主要因素是战争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然而奇怪的是，拿破仑法国的这支无敌的骑兵却是由那些一般只用快步冲锋而在万不得已时才用轻跑步冲锋的、骑术不精的骑手组成的！但是只有在炮兵以猛烈的火力为他们开辟道路后，他们才能以密集队形运动开始冲锋，而且就在这时也仅以大群的兵力进攻。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19世纪50年代中期，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国际战争可能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阻碍革命和抹杀革命。我们很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观点，也注意到他们关于国际战争可以导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战争可能阻碍、扼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他们这方面的光辉思想，为我们争取现代化的宝贵时间，为台海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恩格斯较多地关注民族冲突中的国际密谋恐怖活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指出存在国际间政府斗争中的恐怖手段。不赞成搞这些密谋恐怖活动。这些论述和重要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应该也有参考意义。
在真正的历史上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暴力在历史上起着革命的作用，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说过，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此相联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加紧利用。
马克思强调，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以暴力的殖民掠夺为例说明，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因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所以讲暴力的历史作用，实际上体现着经济力量的作用。恩格斯也强调，暴力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在历史上起着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恩格斯以美国粉碎奴隶制战争为例说明，美国粉碎奴隶制度的人民战争，它的结局无疑地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一经粉碎，这一国家就会繁荣起来。在最短期间它就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据完全不同的地位，它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和海军，也很快就会找到用武之地。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战争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就进步战争或革命战争而言的，并不是就所有的战争，特别是掠夺性战争而言的。对掠夺性战争、侵略性战争、反革命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都予以无情的谴责。比如对俾斯麦发动的反革命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都一致谴责它是一种不幸和灾难，是一场流血的浩劫，会使历史倒退好多年。不过，从这种战争的后果可能引起革命或推动革命运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肯定了它对历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
通过对战争与和平性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战争与和平都不是由人们的愿望和意志所能完全决定的，所以人们不可能凭借主观愿望消灭战争。因为战争的本原是私有制及其由此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认为要彻底制止和消灭战争，就只能到消灭阶级及它借以产生的私有制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最终消灭战争与消灭阶级相联系，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达到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阶级，是最终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正确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阶级被消灭之前，战争总是难免的，人们只能想法去制止战争，尽量避免战争，努力争取和平。恩格斯认为，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制止或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使和平得到维护？马克思认为，在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的时候，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还认为，通过裁军保障和平是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由于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以要真正杜绝战争，实现永久和平，只能等到私有制、阶级消灭之后。如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正在诞生的、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其国际原则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这种新社会产生之前，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恩格斯写道：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超过彼此。恰好在现在，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特别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而各个地方的努力都已经达到了力量（有的地方是新兵，有的地方是金钱，也有的地方是二者都是）开始耗竭的程度。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没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肯定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恐怖暴力活动是愚蠢的举动
在如何组织革命运动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认为这是蠢事，是愚蠢的举动。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策略，认为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改变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爱尔兰革命者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破坏。爆炸造成索然无辜群众伤亡，因而会脱离人民群众。恩格斯嘲讽无政府主义密谋恐怖活动，认为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仅仅抓住了“枝”，没有抓住“根”，或者误把“枝”当成了“根”。
马克思写道：“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
恩格斯在批评克勒肯威尔搞密谋活动时说：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谈论得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蠢驴，干出了类似的蠢事。恩格斯不赞成去搞无效的秘密活动和小冲突。
（五）民主与人权理论
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提出的口号，因而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其实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最讲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的，他们所主张的才是最彻底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就是它还不是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广大民众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权利，特别是没有享受到财产平等的权利。没有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这种理想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评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点。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和道德律强加给人们的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但自由不是一个脱离社会属性的抽象范畴，在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基础，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劳动者出卖劳动的自由、自由贸易等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消灭了阶级对立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不是天赋的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充分享受人权是人类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人类一直在为实现这种愿望和理想不停地努力着、奋斗着。但是，因为人权本身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阶级压迫和统治的社会里，人权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总是表现为一定阶级的特权，所以人类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只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达到阶级消灭以后，才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就是：人权不是天赋的。在他们看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要有阶级和国家存在，它们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他们在披露资产阶级社会人权本质时就强调：人权不是天赋的，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约的行为。他们强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建立在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基础上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拉人权大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权，是资产阶级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所谓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在这个理性王国里，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他们强调：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财富是间接的但也是更可靠的权力。
正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动者享受不到真正的人权，马克思主义者才为争取劳动者权利而大声疾呼，为反对特权实现普遍权利而大声疾呼，为能实现这种权利的革命而大声疾呼，为能实现这种权利的新社会而大声疾呼。而且可喜的是，人类总是在进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确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引的方向，在实现这种愿望和理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社会，也在为实现这一愿望和理想而积极努力。《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通过，都既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努力，也体现着人类实现这种愿望和理想的坚定信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表着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
人生的目的和价值问题，是自古至今一直在争论不休的问题。它虽然属于道德范畴，但它与人权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生的价值的本质，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钱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说：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的关系时，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只是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工具。他说：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只被看作与其他生产工具没有任何区别的为资产者创造财富的工具，他们只有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
恩格斯也认为，在由商品生产开始的文明时代里，卑劣的贪欲个人财58富，是文明时代的动力和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他说：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恩格斯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确定人的价值，人和人的关系是纯粹的经济关系，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关系。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恩格斯还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要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份的人”做陪审员。
自由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一个很神圣的概念。自由确实是人们所固有的东西，但自由对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他说：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种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马克思还以出版自由为例说明，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剥削劳动者。
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所有者自由竞争的平等王国，而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他说：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马克思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是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
马克思还强调，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社会主义应当有充分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集权是国家的一条原则，国家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只有消灭了国家，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60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建立的自由、和谐的社会状态，就是整个人类都能真正达到成为自然的主人，自身的主人；使整个社会能够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前一个达到是后一个达到的基础和条件；后一个达到是前一个达到发展的必然。这里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概念内涵，是两个方面：既包括个人自由，也包括集体的或社会所有人的自由。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关系，都不是绝对的。个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是集体或社会自由发展的基础，没有个人自由，当然就谈不上集体的或社会的自由；而集体的或社会自由也不仅只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局限，而且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
马克思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恩格斯也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不能把平等观念视为永恒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平等，是社会的一切成员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平等地位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上。恩格斯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恩格斯强调，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
恩格斯特别强调，因为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所以不能把这种观念说成是永恒的真理。他说：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
恩格斯还强调，资产阶级平等与无产阶级平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消灭封建特权，而后者则要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恩格斯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经济平等是一切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因为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才导致整个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称资本主义为平等社会就是把不平等叫做平等。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要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62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
民主是人民当权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重视民主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认为民主是人民当权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形式，所以无产阶级要建立的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国家制度。他们都强调，没有民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民主的内涵。恩格斯还说过，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代替旧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认为，由封建专制制度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变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也是当今时代的大趋势，没有民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关键在于民主的内涵。马克思说：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马克思认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这就是说，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的内涵，并不是“人民当权的”，而是“资产阶级当权的”。如恩格斯说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对无产阶级来说，虽然也需要民主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制度，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则是要使国家消亡。恩格斯说：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病。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因此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过渡，只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需要加以试验，但从其中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现行政治范围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巴黎公社则为实现这一原则提供了借鉴。马克思说：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认为，民主和平等，是18、19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资产阶级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虽然自古以来存在着平等的形态，资产阶级更要求平等以反对封建特权，无产阶级也要求平等就是要求消灭阶级，然而在没有阶级差别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中，却未能消除某些永远无法消除的不平等。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专制而建立民主制度形式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也需要民主这种形式。恩格斯认为，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工人阶级也可以选举自己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
（六）民族和宗教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的同化和融合，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曾是历史的进步。他们同情和支持当时的一些民族的独立运动，认为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居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应该先成为国家的民族。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必须尊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他们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民族压迫和剥削是民族冲突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是阶级的产物，它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他们都特别强调，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它们都在以自己的行动为人类的发展做着贡献，它们所做的事情，都有着世界意义。因此，每个民族都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各民族不分大小都应当一律平等。他们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
从民族统治、民族压迫、民族剥削问题切入，揭示民族冲突的根源、解决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实现民族平等的出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都特别强调，现代的民族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民族统治、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是民族冲突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根源。
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想成为国际民族，首先必须成为国家民族。而一个大的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就无法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恩格斯还说过，由于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民族独立，自然也无法严肃地谈论任何国际合作问题。所以每个民族都应当首先得到独立，应当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这个民族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
他们还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他说假如有一个能够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么这只是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原因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将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
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马克思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源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宗教把人们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以北美为例说明，宗教的存在与政治解放的国家并不矛盾。他说：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但是，因为宗教的存在是一种缺陷的存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他说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
马克思还说，“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新的统治者需要有新的宗教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观念同其他观念一样，它产生后，就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特别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兴衰的需要而发展变化着。新的统治者需要有新的宗教，新的谋求统治世界的统治者更需要新的世界宗教。马克思说：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66说，特别是对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供奉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明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
马克思强调，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的斗争中产生的。新的宗教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原因就在于它能适应时势。马克思说：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
马克思认为，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因此，马克思强调，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发展为全民族的规模了。
马克思还认为，基督教发展到最后，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他说：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包括它的产生、性质、目的、方式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就一直依据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地探索，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他们去世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至今也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所以，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必须树立与时俱进的观念和意识。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所得出来的必然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剥削、压迫、奴役的不断加重，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革命必然发生，这个外壳必然要炸毁。
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分析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得出的结论，而是分析现代文明社会实际情况得出来的一般的必然结论。马克思说，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国家各自单独得出的。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爆发时，特别提到了世界市场和资本垄断这两个因素，认为世界市场和资本垄断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繁68荣和发展，而且促进了劳动方式的变化，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进行的。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地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领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理论时，应当牢记他们的如下教导：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源泉涌流的社会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内涵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作了细致的描述。概而言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生存条件，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的自由发展，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就是资本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公共财产，没有阶级，因而没有阶级统治、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人人都能自由平等进行劳动、自由平等支配劳动成果、自由平等享受生活的社会。
马克思在之后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依据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又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还不能马上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些原则，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诸如在平等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只有经过发展才能达到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涌流之后，——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限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多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内涵和特点，论述了社会主义不仅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而且是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比如不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世界性交往的普遍化，人人都受到应有的教育、德智体能得到全面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和精神境界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质和目的是通过消灭压迫和剥削而解放生产力
马克思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和目的。马克思说过，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而他反复强调，在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马克思在论述工人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就是消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消灭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解放劳动者，而核心是消灭私有制。他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因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是生产力解放的条件，也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存在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70所有制。
马克思特别强调，由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所以它不仅是个漫长的政治斗争过程，而且是个漫长的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马克思说：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因此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把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既不能消灭私有制，实现以社会占有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也不能消灭阶级和国家，而只能先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国家和民主制度，然后利用这种制度和国家的力量，在集中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
股份制是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点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问题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始终不能忽视利用资本主义在各方面创造的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果。他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通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信用和股份制的作用，认为我们始终不能忽视信用制和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作用。在马克思时代，当信用和股份制刚刚产生的时候，马克思就非常兴奋地认为它是令人鼓舞地为走向新社会作好了准备。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是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社会公有制，而在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股份制，正是实现这种转变的过渡点。他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另一方面，这使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马克思强调，股份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他说：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他认为股份公司的成立和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的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论述股份制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时，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性质的对立。他说：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的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应当由各国革命者依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自己选择
处在自由竞争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的国际性为基础，72把世界划分为压迫和剥削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在社会主义革命方式上，起初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无产阶级应当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来根据新的社会实践，他们又提出：由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国际的事业，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上，各国应当依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自己选择。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后来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共产主义者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但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认为，用什么方式更可靠应当由各国无产阶级自己选择，而且提出不应当拒绝和平方式。比如马克思就曾提到，在英国，工人阶级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恩格斯也说过，共产主义者是最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革命的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灭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行动，才是可能的。他们在当时提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任务时认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使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一旦一国发生革命，迟早会使其他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就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后来，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谈到在某一个国家中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为当时整个工人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第一国际”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建立新的世界革命力量的国际联合组织要等待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世界无产阶级国际运动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尊重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