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基本特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大量著作中，都贯穿着世界性是资本主义本性这一核心内容，并在这一核心内容基础上形成了世界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无产阶级也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者与资产者之间，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为着各自的利益，在国际上展开的各种错综复杂和激烈的斗争和博弈，不论是经济战、政治战、制度战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战，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的丰富内容。我们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些国际问题理论的本质，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首先需要从总体上认识它所具有的如下一些基本特性。

继承性和创新性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当时被称为“创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先人已有成果基础上，依据新的历史实践，加以变革和创新的结果，有其鲜明的继承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有着鲜明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1818—1895年，是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手工工业向大机器生产转变的年代。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世界范围充分暴露。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人类最理想的社会？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整个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些都是这种新的社会变革实践给人们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新的社会变革，在思想理论上提出的新的课题，呼唤着新的理论的产生。身处这一大变革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目睹了资本主义发展给广大工人带来的苦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极大激发了他们解决这些课题的热情。正是依据这种新的历史实践，并在占有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举世瞩目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理论，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回答了应当如何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这个时代性的理论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理论，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有个产生、形成、完善、成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也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和逻辑。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和人类智慧的结晶，同样继承了以前人类思想理论的伟大成果，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在理论研究和探索中，不仅能以博大的胸怀，善于吸取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人的优秀成果，而且敢于创新，在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领域里的理论革命，不仅表现在他们依据新的实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内核，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改造、继承了他的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改造、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崭新的以实践为根基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他们在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更重要的表现在他们把经院哲学改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的理论革命，也不仅表现在他们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合理内核，主要是批判地吸取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发现了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关系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性，指出了它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理论革命，同样不仅表现在他们批判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空想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中，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理论上创新，即对旧的思想理论的革命性变革，从19世纪40年代开启，并逐步深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的写出，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这都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创新理论的成熟和确立。当时人们称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就叫“创新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创新理论，不仅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体现着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具有直接指导社会革命实践的巨大力量，所以它在思想理论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受到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极大欢迎，特别是受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欢迎。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去世后，人们为了肯定这些理论对人类进步和精神文明的贡献，就从褒义上把他们的“创新理论”改称为“马克思主义”。并在得到恩格斯认可的情况下，广泛采用。

恩格斯与马克思志同道合，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不仅不辞辛苦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3卷，完成了马克思这部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创新理论的历史巨著，而且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领域，都全面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根据新的社会实践，完善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时，切记不要忽视恩格斯的这些完善和修整。

真理性和时代性

马克思是人类少有的理论大师。无论什么人，即使反对马克思的人，都无法否认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光辉的成就。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它的视角、对象和目的，都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马克思在研究国别问题时，其目标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从一个国家的具体问题入手，来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视角、思路、最终目的上，就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既是对人类智慧和科学理论结晶的继承，又是其依据所处时代实践进行的革命性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把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实践，都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本源性基本原理；二是在这种本源性基本原理基础上派生的一般性基本原理；三是在这些基本原理指导下，对具体事件所作的具体分析和得出的具体结论，包括解决这些具体实践问题的一些预测、设想、政策和方略。本书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就既包括本源性基本原理，也包括派生性基本原理。

本源性基本原理，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是揭示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和认识客观、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这些理论本身包含着普遍性和真理性，它不受不同时代的约束，没有过时不过时的问题。一般性基本原理，比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都是马克思利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基础上而产生的，是在本源性基本原理基础上派生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理论都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应用、阐释，还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的证明。这些理论虽然也都是揭露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具有真理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但它毕竟是具体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具体事物的理论，它们都必然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它们不仅都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而且必然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并在历史实践中得到修正。至于对具体事件所作的具体分析的理论，特别是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一些预测、设想、政策和方略，更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再好的设想、政策、方式和方略，也要由具体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预测和设想可能对也可能错，政策、方略也都是具体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谁也不能保证对以后事的一切设想和预测都完全正确，也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一成不变的政策、方式和方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特别强调，真理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真理。我们既不能否认一般原则，又不能不顾客观的具体条件，在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说过，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忽视了那些条件，那些原本正确的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当然也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像列宁说的那样，不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当做死记硬背的教条，而是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这就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把它作为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是指南，而不能把它当做解决现实问题现成的公式。现实问题如何解决，那还主要靠千百万人在具体实践中提出办法。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用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实践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和奠基的国际问题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也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也受着历史实践的局限，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理论最基本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实践性，首先体现在它们都是实践的产物，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具体实践。人类不仅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且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说过，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起点，“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所有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都是他们在研究人们国际活动实践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实践性，还体现在它们都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上。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所发生的国际活动的实践，不仅检验着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而且还发展、完善和创新着这些理论。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恩格斯也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强调，随着实践的发展，那些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理论必须修正。恩格斯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教训时他明确承认：事实证明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正是在实践中产生，又不断得到检验和修正的。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实践性，还体现在它们不仅产生于实践，而且服务于实践，指导着实践。马克思特别强调，哲学家们的任务不仅在于正确地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把“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把理论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社会功能，也是我们出这本书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实践性，还体现在它们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正是因为它们要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始终贯穿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一宗旨。包括所有国际问题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批判各种错误的、虚伪的、丑恶的、荒谬的理论观念，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列宁曾用“按其本质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句话来评价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开放性和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在实践中产生和受实践检验的过程相适应，也有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永远是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永远不拒绝吸纳人类发展中所出现的一切先进思想和理论，永远不拒绝创新和发展。恩格斯强调，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没有最终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所在，而发展性与思想解放和创新性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自身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它始终是与人类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相适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但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着伟大理论家的胸怀，有着追求真理的伟大理想。他们不仅认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吸收了前人理论科学内核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认为经过实践证明的自己理论中错误的地方、不切实际的地方和幻想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应当在实践中加以纠正和发展。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这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必然会有新的发展，内容的变化、增加或修正，形式的改变或更新，都是很自然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国际问题理论，从列宁到邓小平的理论，不仅都是依据新的历史发展的实践和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基本原理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是带有根本性的，是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发展进程和发展的阶段性。后来在继承和发展创新中所形成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源”的话，那么从列宁到邓小平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适应不同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所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流”。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不仅包括它的“源”，而且包括它的“流”。

比如，列宁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帝国主义新的含义、性质和基本特征的理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市场、瓜分势力范围的理论，帝国主义全球性的资本输出和实行金融统治的理论，战争与和平的含义、性质的理论等；比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理论等；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世界主要矛盾、世界格局和东西南北关系问题的理论等；比如列宁、斯大林、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等；比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新内涵的理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以应当重视和突出这些创造性的发展。当然，这些标志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创新，作为历史实践发展不同时代实践的产物，反映的是历史实践发展不同时代的要求，同样都有着浓厚的不同时代的印记。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既然理论是实践的产物，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实践的发展是无限的，所以理论的发展自然也就是无限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有许多论述。他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不拒绝吸纳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切能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国际问题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思想和理论，无论它们是属于何种流派，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本着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取长补短。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历史性和全球性的视野，在他们的胸怀里是全人类的发展。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能够继承历史上一切进步的东西，能够包含现实中的万家之长。马克思主义不仅融汇了一代又一代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创造，而且汲取了一代又一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完整性和体系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非常丰富，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包括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世界货币、国际金融、资本国际化和全球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主要矛盾和世界格局、世界经济危机、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国际竞争和合作、世界战争与和平、世界民族和宗教、人权、民主和价值观、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而且这些理论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领域里的综合反映，都有着内在联系，是在相互联系中构成的完整的国际问题理论体系。这种完整性和体系性，如列宁所说的，主要体现在：它是历史的变化着的理论；它是同其他理论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它是同具体的历史实践经验紧密联系的理论。如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可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每一部著作、每一篇文章、每一段话，都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放在与其他理论的联系中，放在与具体历史实践的联系中，才能真正理解和判断它的实质。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就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整体来说，它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和奠基的基本原理，而且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历史实践的要求，在原有理论原则基础上所做的发展变化的理论，特别是那些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就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理论来说，与其经历的实践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其认识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有个修正的过程。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对该宣言应当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地方；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作的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也提出了对该书应当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地方。恩格斯说过，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他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高明，恩格斯在修改中还有意不删去书中不正确的预言。恩格斯还有意地不删去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的热情使他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他说他决不想把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应当包括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部分，也包括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部分，包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修正的整个过程。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完整的体系综合来理解和领会，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问题理论虽然内容很多，但应当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体系中，也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性。这就是：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起点和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世界市场和资本全球化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则是在分析世界市场和资本全球化问题上最终得出的结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即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开拓了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和资本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处在世界市场网络中的各国都处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中，而且必然使各种国际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激化，必然引起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而国际间相互联系着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最基本的内在思维逻辑。

人本性与和谐性

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或者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从经济和政治的结合中分析一切问题，就是遵照一切国际问题都是经济和政治在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相互作用中发展的结果这个客观事实，坚持从经济和政治结合的分析中，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分析中，从财富和政治权力关系的分析中，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和相互博弈的分析中，揭露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比如这些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在分析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世界市场、资本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候，从来都不只是在于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而是在于研究这种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即阶级关系。从来都没有忽视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国家权力因素的作用，以及其发展对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发展的影响。在分析战争与和平、国际政治关系、外交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从来没有忽视其发展过程中由劳动者所决定的经济因素，特别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原理，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也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都一贯强调，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以人为本，核心是以劳动者为本。包括国际问题理论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劳动人民的理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呼唤，谋求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者的解放，谋求在消灭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个性解放，从而使人类社会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基础上向更加文明、先进的社会形态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生的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任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式各样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永远是伟大的，永远会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永远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指导性力量。

因为立场的不同，在对许多世界问题的看法上，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人权、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剥削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的看法上，与资产阶级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比如在自由和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笼统地谈论自由和民主，认为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和民主，不存在抽象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是对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整个社会所有人的自由和民主，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只是对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因为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度，仍然存在着压迫和剥削，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人权，就是资产阶级所有权，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平等权；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只是到社会主义原则的过渡。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者的解放靠的是劳动者自己，靠劳动者自己起来斗争来达到。历史上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斗争而达到的每一次解放，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因此，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马克思主义者也把唤醒劳动者大众起来斗争，为劳动者的解放指明道路，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人类、人们精神，都在和谐中存在着，在相互制约和矛盾中和谐地运动和发展着，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事物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发展中，不仅有矛盾、有斗争，而且有相互依赖和合作，它们是在斗争和合作中和谐发展的。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真正实现了自由和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恩格斯说过：只讲斗争、不讲合作，或过分强调合作，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恩格斯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在阐明法理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经济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而酿成统治阶级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因此，应该随着经济的、社会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不断建立和谐的法体系。恩格斯又认为，唯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合作与和谐的思想，应该是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

原则性和指导性

实践反复证明，真正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是件容易的事，真正正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更是件不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都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切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和与时俱进性科学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但依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和要求，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则时必须具有灵活性，必须考虑客观条件的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不是把它视为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最害怕、最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变成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的理论和其他方面的理论一样，在自19世纪产生至今的社会实践熔炉中，既不断得到考验和锻炼，也遭到各种歪曲和攻击。人类历史实践一次次地证明，任何新生事物，因为它对旧事物具有着革命和颠覆性，所以从其产生那天起，就始终跟随着攻击者，作为揭露和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更是如此，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这种攻击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所以并不可怕。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真正可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没有真正理解，或有意歪曲，或教条主义实践的危害。

实践证明，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这种基本原理指导下依据实践的发展，本着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灵活地加以实践，把原则性和实践性科学地结合起来，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途径。理论上的各种歪曲和在这种歪曲下的社会实践，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的理解和不顾客观实践的发展变化而生搬硬套的教条式的社会实践，以及这种实践的失败和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之大，是无法估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犯的错误和最后的失败，就无比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使许多人，甚至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都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特别是使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感到喜出望外，他们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终结”。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事实恰巧相反，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理解和正确实践马克思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

比如，马克思一再强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生产力是决定性的。是物质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恩格斯也说过，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理想的社会，使人类能够真正自由地和谐一致地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话，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集中概括，是它的核心和精髓，它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两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的革命化，决定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至整个社会关系的革命化。可只要回顾一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难发现，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犯的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以致最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都与没有真正全面准确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没有真正在这些正确理论指导下正确实践这些理论，没有真正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的位置有关。马克思提出的以完全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那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革命胜利后，所面对的都是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局面，根本不具备建立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按照马克思上述理论，把精力主要放在发展生产力上，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为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可这些国家因始终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极其重要性，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具体做法恰巧相反，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而是一味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化，追求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公有制水平和规模，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日益尖锐和严重，以致导致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又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出过，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商品生产的存在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商品生产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必然。抑制商品生产，反对在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教条式地坚持死板的中央计划经济，这正是苏东国家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迅速提高、导致在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还比如，恩格斯强调，只讲斗争、不讲合作，或过分强调合作，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恩格斯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在阐明法理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经济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而酿成统治阶级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因此，应该随着经济的、社会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不断建立和谐的法体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以及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放在第一位，没有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片面强调革命和阶级斗争，这也是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无比深刻地说明，完整、全面、准确、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正确的社会实践，是何等的重要。实践证明，只有科学、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清楚对它的歪曲和强加在它身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我们才能使这门科学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