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前面谈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四种表现，那么在“无为而治”的管理实践中怎样与这四种表现相适应呢？
先说“天性淳朴”。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五十八章）意思是说，国家的政治宽柔，民众就会淳厚；国家的政令繁苛，民众就会狡黠。因此，要使人民淳朴，必须实行宽柔的政治；如果政令繁苛，像秦始皇的暴政那样，人民为了应对“察察”之政，就会由淳朴而变得狡黠。老子还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显然，这里所说的“智”是邪智，歪门邪道。正人先正己。老子说：“圣人云……我无欲，而民自朴。”因此，要使部下或民众恢复淳朴的天性，领导者或管理者首先应当返朴归真，做出表率。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三十三章）这是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能够战胜自己的人。老子还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这是说，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或管理者应当出以公心，无私奉献，不谋取私利。在生活上，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政风带民风，长此以往，那些“狡黠”的部下和民众也就会返朴归真、“复归于婴儿”了。
次说“求生存”。人生在世，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不仅是自己，而且还要赡养老人，抚育子女。作为领导者或管理者对此应当充分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在当前物价偏高的情况下，如果把员工的待遇（“三险”之外）定得过低，使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何以留住员工中的优秀分子和业务骨干呢？
再说“图发展”。人在得到温饱之后，还要图发展，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庆红同志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曾提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原则。我认为，“事业”是“留人”的基础，“待遇”是“留人”的关键，“感情”是“留人”的润滑剂。显然，这里的“留人”是指要留住干部中的骨干和优秀分子，避免流失。对曾庆红同志的总体评价姑且不论，他提出的“三留人”的原则是值得称道的，也必然是行之有效的。
最后说“有思想”。人在步入成年、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都是有理想、有信念、有意志、有追求，对问题有见解的。作为领导者或管理者，对其中的正确部分应当积极鼓励，对其中的错误认识应当加以引导，帮助纠正。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四十九章），“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六十二章）因此，对有错误认识和犯错误的部下，决不应厌弃。我们党有对干部职工做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现在实行的办公自动化固然有许多便捷之处，其局限性是见物不见人；办公室或工作间安装了“电子眼”，管理者足不出户，对部下的工作情况似乎就可以一览无余了。但是，借助“电子眼”，只能看到部下的表面现象，却看不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虽然坐在办公室里，但他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管理者未必真正能了解。因此，要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除给予合理的物质待遇外，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仍应视为不可或缺的法宝。
部下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都想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做层次高一些的工作，而不同的部下德性和才能之差距却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或管理者能否出以公心、知人善任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老子说：“知人者智”（三十三章），“善用人者，为之下。”（六十八章）刘邦在登上皇位之后，在大宴群臣的会上，他在谈到自己何以能取天下时，曾这样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饣襄，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听从张良的推荐，采纳他的建议，对当时还是下级军官的韩信，设坛拜将。因此，刘邦可谓知人善任、实践“善用人者，为之下”的一个典范。
此外，作为领导者或管理者，对部下还应处理好约束与自由的关系。毫无疑问，管理，作为组织管理，首先是一种约束，一种制度化的控制，借助于制度化和行为化的控制达到组织的既定目标。但是，也应看到，不愿受约束，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也是生命成长和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一定的约束固然必不可少，但部下要求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见得是坏事。比如李白，他说自己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以设想，如果当初把他关在办公室里，让他“闭门造车”，他能写出那些气势磅礴、思想新颖的诗章吗？老子说的“辅万物之自然”，就是要为广大民众留有充分的“自化”、“自成”的发展空间，领导者主要是为其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应当看到，在一些优秀的部属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管理者若能给予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挥；相反，如果约束太紧，控制过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可能被束缚、被扼杀，那就与管理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因此，在管理中怎样处理好约束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