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君无为而臣有为”

高层现代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而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科学管理方法，才能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境界。

人君要想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的管理境界，就必须以“臣有为”为前提，真正做到“任官得其人”。“任官得其人”这一命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识贤、求贤上要有所作为，二是在用贤上要有所不为。在识贤、求贤上，高层管理者必须学会低调做人，礼贤下士，应该有所作为。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伯乐识马的识贤能力，姜太公钓鱼、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求贤精神。

那么，如何识贤、选贤呢？《庄子·列御寇》篇作者认为“人者厚貌深情”，险恶人心深深地为厚貌所隐蔽，为人所伪饰，宛如“云山”、“雾海”，是很难测度的。所以，知人比知天还难。在《列御寇》篇作者看来，有时候人的外貌（外在形象）与内心善恶是一致的，有时候二者又是相反的。从本质与现象看，“有貌愿（忠厚、谦虚、老实）而益（通“溢”，骄溢、骄傲自满），有长（貌似忠厚长者）若不肖（内心不肖）；从方圆之道看，有顺懁（通“环”，外貌圆顺）而达（直、伸、内心刚直），有坚（外貌坚强）而缦（通“幔”，内心软弱），有缓（外貌和顺）而釬（通“悍”，即内心凶悍）”。正因为人的“厚貌”与“深情”之间存在着矛盾性，所以，在识贤、选贤时，不能“以貌取人”、“以言取人”。只有“以行取人”，依据他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听其言而观其行，透过现象（或假象）看本质，才可以逐步地把握人心的真面目，寻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当他不与钱财接近时，辨别是贪还是廉是相当困难的。只靠口头表态是难以分辨的。只有在他掌握财权之后，考察他是贪官还是清官，则是最容易也是最有效的。“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只有在男女杂居的情况下，让他与异性充分接触，才能考察出他是否好色。实践是检验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的唯一标准。考察人才、识别贤否，只能“以行（实践）取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态度。

其次，在用贤上，要想充分调动与发挥群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君逸臣劳”的目的，就必有所不为。要求人君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授权，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决不能越俎代庖。实践证明，管理者只有在用人上“有所不为”，充分调动贤臣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在事业上“大有所为”。

这里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去鸟市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写着：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一只鹦鹉前则写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两只鹦鹉都毛色光鲜，灵活可爱，拿不定主意买哪只鹦鹉。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却标价八百元。他赶紧将老板叫来，问道：“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老板说：“不会。”又问：“那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呢？”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这则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管理者，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比下属有多强。只要懂得信任，懂得放权，珍惜人才，才能团结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只有敢于任用那些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才能提升自己的身价。相反地，有些管理者能力虽然很强，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凡事皆必躬亲，犯了“越位”的错位。所以，他不是优秀的管理者。这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辩证法。

美国纽约附近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在世界上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设计第一个通讯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唱片；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等十项世界第一。它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负责材料物理研究的陈煜耀博士就会告诉你，靠的是他办公桌前所挂的《老子》的“无为而治”的一张条幅。在这句格言下面有他的英语译文，即“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不再需要他。”陈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成功运用。

中国台湾奇美公司董事长许文龙按照黄老之学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念，推行“不管理学”。通过全部授权的办法，充分发挥组织和下属的积极性，从不作任何书面指令。经常无事干，只好开车到处去钓鱼。他虽居董事长之位，也不过是一个虚位而已。

不管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还是中国台湾的许文龙所追求的，正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最佳管理境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从本质上是一种“抽身谋大计”的智慧性管理。这种管理之道，不仅中国管理者精通，而且也为世界各国管理学家所采纳，被他们视为管理科学的珍宝。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闲老板是好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