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

民间秘密语是各民族语言文化所共有的一种民俗语言形态，是社会文化史的特殊产物。尽管其遁辞隐意、谲譬指事乃至回避人知，颇具神秘色彩，然而只要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即可为人展现一个洞察社会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崭新视点，又可从中下层社会芸芸众生生活世相的反射透析上层社会，亦即对全部社会进行特别角度的考察了解。社会上任何事物都并非孤立的、超现实的存在，无不在社会各种事物与人际关系等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和制约中存在。在人类社会中，人是以构织和改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来生活的，因为这个社会是以人为本位的。

民间秘密语在丰富多彩而复杂万端的社会生活中，不仅仅是用以协调社会诸行百业、各种社会集团或群体内部人际关系，进行内部言语交际，维护内部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文化形态。世界上绝无孤立、超自然的文化形态，民间秘密语亦自然不例外。这一点对于社会中的人与各种事物来说，是不存在例外的。因而，民间秘密语不止是用于某些集团或群体内部交际的特别语言符号，也是交织着复杂社会关系、凝聚了多种社会文化事象的文化符号，无论其符号的能指成分还是所指成分，亦分别兼具这双重属性。一个民族的文化，无论其有文字或尚无文字，无不以其语言为主要的基本传播工具和载体，同时语言亦凝聚和反映着其各种文化形态。民间秘密语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符号”，也一定程度地传播、载录和反映着各种民族文化现象。

据有文献可证的唐宋以来这千余年中国民间秘密语的历史，其自身发生、繁衍、传承扩布和变异、发展的运动历程，无不与这世代更迭、社会变迁、纷纭世家息息相关，亦不同程度地凝聚了这段社会历史文化。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连续的。

民族文化是语言的底座，也是民间秘密语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秘密语的历史，亦直接或间接地凝聚了以往的全部或部分民族文化，是以往民族语言文化的嬗变和继承。

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与社会生活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知识、信仰、法律、道德、艺术、习俗惯制等的总和，是以民俗文化为基座的。民间秘密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它所反映的民族文化现象也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拟以民间秘密语为材料，对民间语俗、民间游艺、亲属及社会称谓、婚丧礼仪以及衣食住行等民俗文化几个方面，试作一番考察；在用以说明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同时，兼以展示其内在的民俗文化底蕴。

一 民间语俗

民间秘密语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中下层社会集团或群体的一种封闭或半封闭体系的语俗。它的产生，首先是以用于内部交际、组织和协调内部人际关系及维护内部利益的基本功利为基础的。同时，它也兼具语言游戏的次属性，或说附属属性。

中华民族语言文化有着悠久的语言游戏传统。以汉语文化为例，《诗经·小雅·苕之华》中的“群羊坟首，三星在圈”，东汉牟融《牟子》引谚“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一注云：“谑语使读者失笑。”），即汉籍中较早的又被称作“隐语”的歇后语，亦具有语言游戏属性。又如吴王夫差时童谣：“梧宫秋，吴王愁。”（沈德潜注云：“国家愁惨之状，尽于六字之中，不啻闻雍门之弹矣。秋，隐语也。”）虽愁惨事，亦以语言游戏之法为之。如此文化传统，自然影响后起的民间秘密语，为民间秘密语所吸收。从某种意义上说，改换通语名目造出隐语以回避人知，这也是一种语言游戏的遗制。一如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中云：“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 ‘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 ‘查语’，大抵多近猥僻。”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引《辍耕录》言：“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又云：“有以双声而包一字，易为隐语以欺人者，如以好为现萨，以丑为怀五。”等等，说得更为直白。又如明风月友《金陵六院市语》篇末所称：“千言万语，变态无穷，乍听乍闻，朦胧两耳，致使村夫孺子，张目熟视，不解所言，徒为彼笑。”历代多有以反切法造秘密语之制，不准杭州一地，近代南北各地均可见到，当代辽宁的大连、金县等地仍有盲人反切秘密语流行，而关于反切语的起源，即有语言游戏一说。凡此，均可作为民间秘密语兼具语言游戏这一附属属性之证。而且，近代学生中流行的各种秘密语，大都是以“说着玩”为其功利的，以致学生毕业离校参加社会工作多年之后回顾起当时情景仍觉有趣。据调查，昆明学生中的“可可语”，福州学生中的“哨语”，东北下乡知识青年及上海中学生中的“麻雀语”，以及辽宁某些城乡中小学生中仍有流行的“文革”期间的反切语，和笔者童年在沈阳读小学时所耳闻之附加式同音切语，均属这种用以打趣诙谐的语言游戏秘密语。确切而言，对于以打趣诙谐为事的学生中的这种秘密语语言游戏，其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语俗，与其他社会职业集团或群体以及民间秘密社会组织的隐语行话，显然有着不同的功利性质和社会属性。

中国社会历史上，曾形成过各种各样职事集团或群体，如与商业、金融有关的行商、坐商、牙行、典当、钱庄等，与日用消费有关的理发、浴池、裁缝、茶馆、酒家、饭庄、小吃店等，又如与交通运输相关的脚夫、车夫、轿夫、船家、店家、货栈等，均有其当行隐语行话。如清末民初制帽工匠当行隐语：制帽匠为水线通，剪刀为裂帛，浆糊为搭连，针为穿间子，线为细条，帽里衬布为红衬，纱帽里面的藤架为托风，帽珠为天尖，等等。匠人使用隐语，对于技艺保密来讲，有其作用，而对于唯利是图欺骗顾客者来说，亦不失其效用。至于民间各种秘密社会组织乃至匪帮、流氓盗窃团伙使用各种形式隐语，不仅具有保密功能，还可以用来巧妙传递情报信息和识别是否同伙、内部人。清代三合会、哥老会与不相识的同党见面，先要以“口白”（即其谣诀式秘密语）问答。遇有同党路劫，亦可用口白或其他非言语形式的暗语表明身份，即可化险为夷，故有人认为：“天地会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实为光明正大之民族革命集团。其后以流品渐杂，不免有杀人越货之举。此种口白，盖为自家人之辨认计。以后三合、哥老二会之所以能发达，恐亦与此种暗号有关。因行旅者往往特此以为安全之护符也。”革命团体如此，匪盗帮伙集团亦如此。作为一种特殊交际工具，民间秘密语也是没有阶级分别的。

但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它则良莠芜杂、精华与糟粕并存。由此可见，民间秘密语兼具多重社会属性，因而考察、研究民间秘密语亦当进行多维视野分析，否则即难以客观地认识它，失之偏颇。

由上述得知，民间秘密语是一种与语言游戏密切相关的民间语俗，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各种民间职事集团或群体以及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秘密社会组织的习见语俗。

禁忌是各民族文化所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禁忌也是多种多样的。语言禁忌则是禁忌习俗的一个基本构成方面，主要表现为对语言灵物的崇拜和某些语言于某种条件下的禁用与代用。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内部交际的需要，必须以隐语代通语，这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禁忌，是禁忌通语交际的结果。在各种民间秘密语中，也存在内部的语言禁忌现象。如清光绪时流行的《江湖通用切口摘要》所载：“凡当相者，忌字甚多，不能尽载。其中八款最忌者，名曰八大快，今录于左。快者，即忌也。梦曰混老，虎曰巴山子（火字同音，亦忌火，曰三光），猢狲曰根斗子，蛇曰柳子（茶字同音，亦忌茶，曰青），龙曰海柳子，牙曰瑞条，桥曰张飞子，伞曰开花子，塔曰钻天子，伙食曰堂食。”又如：“凡杜琴头（即住客寓也），另有相夫琴头，专留相夫，满寓皆同类。同寓诸人，清晨各不搭话，盖恐开大快（开大快者，即犯大忌也）。如犯之，此人是日之用费，皆要赔偿，名曰开堂食（即伙食也）。清晨取火，须自于石中取之，或隔夜留一火种，切不可向人乞取。若犯之，罚同前。到黄昏时，终皆归寓，则尽可纵谈，无所顾忌矣。”这是明清以来流行于巾（星命业）、皮（民间医药）、李（变戏法）、瓜（打拳、跑马）四行相夫（从业者）中的江湖秘密语的语言禁忌。由此亦说明，某些秘密语名目的产生，是以语言禁忌为其直接动因的。明季金陵（南京）妓院隐语中讳称“偷”而谓作“弄把戏”, “行经号为 ‘红官人’，用绢（案，即经纸、经带之类）呼作 ‘陈妈妈’”之类，亦属这种情况。人身体的性器官及性交，向来是言语交际中的一大禁忌，在民间秘密语中，更是有着名目繁多的讳称。如宋代民间蹴踘结社隐语中，以阳物为葱管，阴物为字口；明代六院江湖隐语以交媾为牵绊，小便为要苏，肛门为角；多行院隐语以阳物为蘸笔，阴物为才前（案：隐语多以女人为才），乳为缠手；至清季，江湖切口又以男阴为金星子，女阴为攀，交媾为拿攀，乳为求子，摸乳为采求子。如此等等，悉属语言禁忌这一民俗语言现象在民间秘密语中的反映。也就是说，语言有禁忌语俗，民间秘密语亦不例外。

二 民间游艺习俗与秘密语

民俗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社会生活之中，民俗的本身即带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娱乐性质，而文化娱乐活动又是民俗得以传承、扩布的基本媒介之一。许多民间游艺竞技活动均与民俗活动合为一体，使之本身成为一种具体民俗形态或事象。同时，亦由此而形成众多民间游艺竞技的职事行业群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唐宋以来，民间秘密语则逐渐成为这些群体、组织的一种语言习俗。

蹴踘游戏，又称“蹋鞠”、“蹙鞠”，或作“蹴鞠”，是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一种带有竞技性质的民间娱乐活动，是当代足球运动的滥。相传早在殷代即已出现此戏，战国后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刘向《别录》: “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时。”所说起源更早。《汉书·枚乘传》“蹴鞠刻镂”，颜师古注云：“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史记》亦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等、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是盛行一时之证。汉代则盛于军中用以练武，《蹴鞠》二十五篇即于《汉书·艺文志》中列作兵书一类。至宋代，汪云程又撰有《蹴踘谱》专著，同时又有其结社组织，谓之“圆社”，犹球社、足球俱乐部之类，并形成了其组织内部的隐语行话。《蹴踘谱》所收《圆社锦语》，就是当时这种民间游艺竞技组织业已流行民间秘密语的一个显证。

今存《圆社锦语》虽已非全本，亦有130多条，悉以通语注隐语行话。如上前为搭，左边为左拐，右边为右拐，后为稍拐，坐地为敦杀，场儿为盘子，多人为云厚，好为圆，歪为不正，性起为出恶，等等。当中亦为其竞技行话，如“勘膁”, 《蹴踘谱·二人场户》载：“两人对立，各用左右膁，一来一往，三五十遭，不许杂踢。”则知“勘膁”是二人踢法之名，而在其隐语之中，则用做“二”的数字隐码，是知其行中隐语亦不离其事。又如以坐入为插脚，以死为踢脱，失礼为穿场，晚为蹴鞠梢之类，亦然。而其隐语名目内容所涉又非尽为球场行事、名物，又有军人（攒老）、老妇（苍老）、娼妓（水表）、牛肉（斗粗）、少女（嗟表）、鸡（线粗）、床（侵粗）、和尚（光表）、道士（老表）、醉（脉透）等与蹴踘并非直接相关的事物隐称，可知其活动与各种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此俗颇盛一时，《水浒》中高俅即以玩得一手好球而获端王赏识，竟得官殿帅府太尉，足知时尚。至今，《圆社锦语》竟然成为现所见最早亦最成系统的一部专行中国民间秘密语专著。由此而为考察当时社会文化提供着一份特别文献，亦应是民族体育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除此而外，近代市井社会尚有练演武术、顶缸走索、跑马卖解、变戏法、耍猴、打连湘、西湖景、捏面人、卖风筝、吹糖人等各种游艺竞技民间文化职事行业群体，大都各有当行隐语行话。例如旧时于街头练拳卖艺人的隐语行话：练拳为边爪子，场子为碾地，好为坚，不好为古，借为昔，讨为探，有为献，无为白，看为板识，吃为赏，跪为丢千，拜为剪拂，去为凉，来为热，卖物为挑思息，手为五奴，拳为五内，以刀戳入腹中求赏钱为见玉，对打为合，刀枪相对为好亢，扰场说话为卖冈，等等。其中剪拂、丢千等本为明清江湖隐语，而练拳卖艺本即闯荡江湖之事，采为行中所用，是江湖诸技隐语本即相通，亦属自然。凡此之类，均可从各种相关职事行业隐语考察、透析民间游艺文化习俗，是这种语俗与诸文化习俗互相关联之故。

三 称谓中的世俗观念与人际关系

称谓，作为一种表现人际社会关系的语言文化现象，各个民族均有其独立的体系。我在《民俗语言学》书中，曾经归纳、构拟了一个中国称谓习俗的一般结构系统。这是试图构拟中国称谓体系的一个尝试，尽管可能不十分完整、准确，总算是一个基本概括。称谓是构织人际社会关系的网结，作为语俗，直接作用于言语交际。民间秘密语作为一种特殊交际工具和语俗，当然亦毫不例外地有其特定称谓符号系统。然而，限于民间秘密语基本语汇要比通语少得多，它所存在的称谓隐称是一种因使用频率和交际需要而简略了的基本体系。尽管这样，考察民间秘密语中的称谓，仍可透析出与相应风俗文化互为印证的世俗观念与人际关系信息。

列维—斯特劳斯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中，通过对人类社会中具体亲属关系的探讨认为：“构成亲属关系系统的不是个人或个人间的血缘、血统等客观联系，而是人的意识，这种系统像音位系统一样，只是一种任意的表达系统。”这种“任意的表达系统”，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传承符号系统。这种“任意性”，在民间秘密语的人际称谓中，也是以该集团或群体的约定俗成为制约机制的。

然而，民间秘密语的人际称谓大多非面对面的直接称呼符号，而是言语交际中对第三者、别人（亦即非直接言语交际双方）的叙述式称谓符号。如明清季江湖秘密语的亲属称谓：父为日宫，母为月宫；祖父为重日、乾宫、东日，祖母为重月、坤宫、车月；伯父为左日、日上部、甲老，伯母为左月、月上部、甲才；叔父为右日、日下部、椒老，婶母为右月、月下部、椒才；兄为上部，嫂为上部才；弟为下部，弟妇为下部才；夫为官星、官通、盖老，妻为才老、乐老、底老；妾为偏才、通房、半才；姊为上水、水上部、斗上，姊夫为斗上官；妹为下水、水下部、斗下，妹丈为斗下官；子为欠官、金星，女为斗欠、斗宫；幼子曰尖欠，幼女曰笋牙；媳妇为欠才，女婿为斗官；孙为子户、重欠；赘婿为合才、八吉才；连襟为日亚、弥仲、其服；等等。凡此，悉按世俗传统观念为基本礼制，如男左女右，上大下小，上尊下卑，男尊女卑，尊卑有秩，老少长幼有序，完全是男系血统的社会亲族体系，尊卑、亲疏极为分明，井然成章。同时，在某些隐语称谓符号的能指成分的通语语义结构中，亦往往直接透露着民间世俗价值观念、善恶观念、伦理道德等文化观念的潜在信息，直接揭示着世俗社会亲属间的人间关系。例如卓亭子删订的《新刻江湖切要·亲戚类》所载之例：“继父：奖日，今改莫顾，取《诗》谓他人父之意；继母：奖月，今改莫有，谓他人母也。继兄：奖上，今改上莫闻；继弟：奖下，今改下莫闻，总取谓他人昆也。继子：奖欠、失欠，今改赢负，谓螟岭子也。后妻：迟才，今改接辫，取续发之意。晚子：油欠、瓶欠；晚女：油斗。凡晚醮挈子女者，余名之倒藤瓜，谓连子去也。”云云。“莫顾”，取自《诗·魏风·硕鼠》: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里的“莫我肯顾”，意思亦即“不肯照顾我”, “莫顾”乃取此义化用是句组合而成。本为“他人父”非生身之父，“莫我肯顾”则属常情。“莫有”，套用“莫顾”之式，却似为“没有”之义，继母本为“他人之母”，于己亦即没有生母。“莫闻”，不知也，“取谓他人之昆”，亦沿用前式。民间世俗社会观念之中，非血亲亲缘则疏，而现实中重新组织非血亲关系的家庭，不仅为旧传统礼俗所不能正视，亦往往相处不睦。历来民间故事、通俗文学中，继父母虐待非亲生子女事比比可见，是为写照。至于丧夫或离异后再醮，尤为世俗礼制所鄙视，而随嫁带去的子女，更为世俗所鄙，隐语“瓶欠”，即俗语“拖油瓶”的演化。凡此，悉见世俗观念的潜在意识，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

重仕途，轻农商；尊富贵，鄙贫贱。这是历代社会风尚中常见的世俗价值观念和等级意识。颂者多颂赞之辞，贬者多鄙理轻贱之称。这种风气于通语职事称谓中习见不鲜。尊贵者如呼知州为明牧、良牧、州将、明使君、府君，呼知县为明大夫、明廷、父母官；而称仆役工匠则有奴、仆、佣、子夫等字眼。民间秘密语虽流行于中下层社会，属于中下层文化范畴，其称谓用语仍多为世俗陋习所污染。例如民间秘密语关于各种夫役、工匠等中下层社会职事人物的一些称谓：人力车夫为代四脚，脚夫为摩肩，轿夫为兜力，驴夫为鬼子，马夫为边杖，门子为双扇，屠夫为流通生，工匠为斤邱，学生为丁七，开店者为朝阳子，卖眼镜的为招子包，兵勇为柳叶生，小官为卯孙，相人为仙书，乞丐为滔天孙，皂隶民快为结脚孙，等等。凡此，多为轻贱称谓。尽管民间秘密语属于俚俗的民俗语言之列，有以官员为平天孙、巧做吏为犊孙之称法（《六院汇选江湖方语》），更有“贫人曰水生，秀才至官员皆曰葵生”之称，皆可透视到世俗等级、价值观念的潜在底蕴。

敬称、谦称，是一种言语交际中直接的称谓语俗。而民间秘密语中的称谓多属间接的、叙述式的，因而极少见有隐语敬称、谦称之类。“称人行业曰贵道；尊人之称曰老元良（先生也），亦曰老夫子。自谦辄曰无有元良，骗饭而已。”“元良”是相夫当行隐语，即“先生”。像这样以通语与隐语合成敬称、谦称者，亦不多见，但亦反映着社会交际语俗之于民间秘密语的影响。至于明季金陵六院中隐语以麻面人为骂玉郎，呆子为歹该，矮壮之人为门墩，高大之人为困水之类戏谑之称，恰是其院中浮浪放荡风气的切实写照。

四 婚丧礼仪行中的民间秘密语

在各民族风俗文化中，婚丧都是人生的极重要礼仪，中华民族古老婚丧礼制之讲究，也是举世著称的。一家有红白喜事，乡里四邻皆往帮忙操办，是乡村、里巷生活中的一种互助美俗。通过举办婚丧礼仪，又可以增进亲属、朋友、街坊邻居间的往来交际联系，沟通感情，缩小人际关系的距离。由于婚丧礼仪的社会化，至近代已出现了有关婚嫁的媒婆、喜婆、掌礼（傧相），以及有关丧事的吹打、执事等操办人和操办行业。以操办婚丧事一行，谓之“红白帖”。至民初，此行之中已经形成、流行了许多隐语行话名目。从这些隐语行话中，当然地反映着当行行事、规制及活动情况，亦从此角度记录、印证了以往与婚丧礼仪相关的主要习俗惯制与市井风尚。

例如婚仪方面，称介绍男女婚姻的中间人为“媒”, 《诗经》中已有。如《卫风·氓》: “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又《齐风·南山》: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亦云：“伐柯如何，匪斧为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故后来则谓作媒为伐柯、执柯或作伐，悉源于此。宋吴自牧《梦粱录·嫁娶》: “……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而宋代的《绮谈市语》即以媒人为伐者、执柯，明清时江湖隐语又谓之潘细、撮合山。《战国策·燕策》称：“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白虎通·嫁娶》云：“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泆也。”正是这种礼俗造就了媒妁一行，亦酿出无数爱情、婚姻悲剧。其当行隐语行话如：做媒为撮合山，年轻人为半子，成年人为会做的，农民为村庄儿女，山里人为赤松游子，寡妇为官川，蒙古人为柳叶儿，蒙古女为柳女，乳母为保赤，貌美为子见犹惊，本地人为根深通，等等，悉为其常遇说合对象。年岁、相貌、职业等，由其背地里信口雌黄，命以隐称，尤便于以谎言欺人。可见千百年陋俗之弊。婚礼过程之中，照顾新娘、新郎者各有傧相，女为喜娘，男为掌礼，为熟知有关礼仪之人担任，并兼招呼亲朋，亦各有其常用隐语行话，为常人所陌生。如喜娘谓花轿为花方正，开脸为请毛，扶新娘为挡，合卺礼为圈堂，为新娘梳头为盘顶，为新娘料理寝事为安床，新娘绣衣为光身，教新娘分别亲友为开金口，喜事钱为好看钱；又如男傧相的切口，掌礼为边唱，新郎为新贵人，新妇为新天人，拜天地为弯对腰，喜娘为挡直头，行礼为弯腰，吹打为鸣亮，奏乐为吹响，等等。凡此，悉因形成红白帖一行而流行。除上述而外，又如：专代人家料理婚丧事的账房为掌么，喜娘为挑路，掌礼者为万腔，吹鼓手为鸣佗，茶担为扇担，媒人为酸头，男仆为利庆过宪，敲锣喝道为导子，和尚为削光、拴光，道士为钻工、流青，彩灯为亮光，彩棚为天帐，棺材为糊老，马车为四轮子，结账为圈吉，吹喇叭为鸣老，敲鼓为钻老，喜事为红摆伦，丧事为白摆伦，贺客为红蝇子，吊客为青绳子，打钹为打兔带，吹笛为横腔，吃饭为翻山，吃酒为过海，年轻者尸体为博人怜，年老者尸体为了账，灯为星沦，花轿为花流星，赏喜封多为烘头，赏喜封少为冷头，场面阔绰为得，场面不佳为漂，等等。清末民初，北京城中专以操办红白喜事为业的行业颇有一些，如“道德生”、“德成”喜轿铺，是为雇家娶亲抬花轿的；“日升”、“永盛”杠房，是为出丧家出殡抬灵柩的；又有吹鼓手，专为红白喜事迎送礼仪吹奏的；而且又有受雇为娶亲人家抬嫁妆，以及为出殡打执事、撒纸钱的；除此而外，定亲算八字与发丧选穴开殃榜，又有星命行专办。从事诸事之人，除少数专业者外，大都由承办的管事人四处张罗招雇无业人员充任。如旧时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有一位满族人姓景，绰号“一撮毛”（下颏长一撮黑毛），家贫无业，一生多以为出殡撒纸钱赚钱糊口，晚年还收了徒弟一起干。因为他练得一手撒纸钱本领，可借风势将纸钱撒出数十米高，由人力车拉着百十斤成串纸钱随后一路撒个不停。一时出了名，雇他还要给高价钱。凡此，与当行隐语行话相印证，足见一代婚丧礼仪与礼会风尚。

五 衣食住行等物质民俗与民间秘密语

举凡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与之相关的物质民俗，也是社会民俗文化的基本大类。物质民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关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的生产与消费的文化传承。由于其与人民生存关系密切，因而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诸形态中最为稳定的主体方面。

早在中国民间秘密语兴起之时，有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的隐语行话就从消费的角度成了它的基本语汇内容，历代延续不绝，成为一种无形定制。例如宋元隐语行话中饮食方面的有：入气（吃饮），水脉（酒），足脉（醉了）,头（米），奠闲（茶钱），江戏（鱼），云子（饭），麦尘（面），线道（肉），滑老（油），醛物（盐），糁狂（鲊），捻儿（包子），东陵（甜瓜），水果（菱角），和羹（梅子），等等；服饰方面：网儿（衣），朝天（巾帽），拐搭（靴鞋），锁腰（丝环），泡老（头巾），不借（草鞋），夗央（女鞋），足衣（袜子），等等；居住方面：侵粗（床），胡宋（交椅），斗儿（帐），掩下（村），井中（市），等等；交通方面：关梁（大桥），略彴（小桥），枢步（小路），兜子（轿），支径（水路），等等。至明清两季，随着民间秘密语的发展，其基本语汇中的有关内容就更多了，如饮食方面：馨（用饭），海（酒），讪老（茶），咬翅（鸡），河戏（鱼），碾（吃食），咬人（吃饭），干希（饭），人俨希（吃粥），德剉（鸡肉），菜（生鹅），山（酒），水上儿（活鱼），咬刘（吃肉），刘官纱帽（猪头），高头剉（鹅肉），矮婆子（生鸡），低剉（鸭肉），哮老（醋），迸子（姜），鲍老（面），中军（酱），撚作（吃），木老（果），等等；服饰方面：袍杖（衣服），张顶（帽子），插老（簪子），模攘（汗巾），海青（长衫），围竿子（裙子），掷同（袜），顶天儿（帽），串仗（衣），剩撒（袄），水马军（钉靴），廉子（手帕），稀子（布），英老（花），熏子（胭脂），俏儿（粉），麻罩（布衫），炮儿（巾），标儿（帽），等等；居住方面：方下（房屋），底里（卧房），钹掩（门），巢儿（床），刻尺（枕），窑子（屋），登高（楼），盖顶（造屋），楞扇（窗），遮风（墙垣），钻窑（到家），朝天、万面（桌子），东登（椅子），卧尺、昏老（床），扶头（枕），卷友（席），撑老（帐），等等；交通方面：壮风生（轿子），瓢儿（船），轮子（车），琴头（客寓），工（走路），扱楼儿（抬轿），稳子（鞍舆），踹线（走路），等等。

可见，民间隐语行话于集团或群体内部交际活动中，尽管其用语比通语语汇贫乏许多，但亦以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为基础。就目前所见历代流行的民间秘密语的各种基本常用语汇内容而论，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衣食住行这个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方面，再即与该集团或群体所事活动、行事、对象、内容及同外部联系相关的方面。前者为诸行隐语行话共有的基础内容，后者则是以其当行活动特点相关的个性内容。这两大方面内容的组合，构成了各种民间秘密语基本常用语汇的本体。这既是其一般语汇内容的分析特点，也是其作为民间特殊语俗的一个文化学特征。既然衣食住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生活条件，于是在社会分工中，亦即产生了各种各样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服务行业。这些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生产、服务职事集团或群体，不仅有着与之消费习俗相应的各种习俗惯制，亦形成了本行特有的当行隐语行话，成为方便内部言语交际、协调内外部人际关系和维护当行利益的语俗。在这个庞杂的生产、服务职事群落中，各行各业都是以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消费中获得经济利益为宗旨的，其隐语行话亦正缘以服务于这一宗旨的需要应运产生并流行开来，积沿成俗。这样，各种与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相关的生产、服务业的当行隐语行话，则必然融入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成为体现民族物质文化的别一种形式。

馄饨，是一种薄皮包馅煮而连汤一同食用，为传统饭食。宋陈元靓《岁时广记·食馄饨》引《岁时杂记》云：“京师人家，冬至多食馄饨，故有冬馄饨、年馄饨之说。”吃馄饨作为一种传统食俗，我国各地大都流行，但叫法不一，广东称“云吞”，四川叫“抄手”，江西谓“清汤”，又数北京的馄饨最有名气。《同治都门纪略》有一首《致美斋馄饨》诗：“包得馄饨味胜常，馅融春韭嚼来香，汤清润吻休嫌淡，咽后方知滋味长。”清中叶伍宇澄《饮渌轩随笔》亦载：“京师前门有隙地，方丈许，俗称为耳朵洞者。雍正间，忽来一美丈夫，服皂衣不知何许人，于隙地筑楼，市馄饨，味鲜美。虽褥暑，经宿不败，食者麕集，得金钱无算。”北京尚有一种走街串巷的馄饨担子，夜里于街头设摊，叫卖声为“馄饨开锅咧——”人们如此喜食馄饨，则此行经营不衰，不仅明清时江湖隐语中即已出现了“斜包”（馄饨）名目，而且其当行亦专有隐语行话。如例：馄饨担为早桥，风炉为老相公，锅为井圈，吹火筒为起焰头，竹梆为唤客，碗为亲嘴，匙为卤瓢，酱油为墨水，胡椒为辣粉，馄饨皮为片子，肉为天堂地，粉丝为白索，柴为助焰头，水为三点头，虾籽为红粒，刚出担为放衙，返回为回衙，生意好为热烘烘，生意不好为冰清，买客为挨老，大街为大夹，小弄为小夹，下雨为天哭，天晴为天开眼，等等。透过这些名目，则清晰地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旧时从业者挑担卖馄饨的市井风俗图画：卖馄饨的挑着馄饨担时走时歇地吆喝，“馄饨开锅咧——”，或敲竹梆为招号。担子的一头是火炉、锅、吹火筒、干柴等物，一头是馄饨皮、内馅、虾籽、粉丝、胡椒、酱油、水、碗、匙等材料、用具。昼夜往来于街巷之间，成为居民、旅客的方便小吃。遇雨不能外出做生意，是为“天哭”；晴则有了生意做，是为“天开眼”。如此隐语符号能指成分的通语语义，则显露出当行业者以其为生计的自然心理信息。

又如“豆腐”，一名“黎祁”，也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食品。相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时做豆腐的方法即与今日差不多。先以豆浸水，磨成浆，滤滓煎汁，再以盐卤或石膏凝固而成，食法多种，各地不一。宋陆游《渭南文集》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均有关于豆腐的记载。此间元代的戏剧中亦有相关描述，如关汉卿笔下即有“闲时磨豆腐，忙时做面筋”的戏文。并且，明清江湖切口中业已出现了关于豆腐的不同隐称名目，如“水板”、“水判”、“水林”等。有趣的不仅当代手工做豆腐方法一如汉代刘安制法，而且旧时豆腐坊当行隐语行话亦印证了相同制法及工艺程序，如浸豆为过宠，火为二点头，水为三点头，缸为阔口，豆腐包（过滤渣滓所用）为车儿，锅为仰天，炉灶为作热，搾床为压架，豆腐板为承盘，切豆腐刀（北方话谓“打豆腐”而不说“切”）为虎头牌，豆滓为白屑，黄豆为小圆，石磨为车心子，等等。凡此，悉为古代制豆腐工艺的文化传承，是“豆腐”文化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至于豆腐制成品，不仅有一般的最常见的制品“白字田”（即豆腐），还有极薄的“千张”（干豆腐）、“块方”（大油豆腐）、“小方”（小油豆腐）、“寸子”（油豆腐条）、“香方”（豆腐干）、“臭方”（臭豆腐干）等。北京的豆腐以选料考究、技术精道著称，民间“豆腐匠”皆以此为竞争方式。据说，清光绪年间，“京师以延寿街王致和家（豆）腐干最著名”。宫廷做豆腐不仅要求用京郊的伏豆、张家口的口豆、关外的东豆，还要用玉泉山的清泉水。在民间亦讲究用甜水井的清水。可见一时风尚。

民间秘密语，无论是作为内部交际工具，还是作为一种语俗、一种民间文化形态（除非言语形式者外），究其实质，则是以口头创制、口耳相传、口头运用的语言文化信息载体。在漫长的民族文化史上，民间秘密语又当然地成为特殊的“口碑”, “语言化石”似地载录民族文化的各种形态、事象、典故、民众心态、市井风情、习俗惯制。如果借用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术语来描述的话，民间秘密语亦系社会生活的“教科书”。

民间文化是以下层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层次。居此层次的文化，是以平民百姓为本位的。平民百姓中，掌握文字工具者历来因其社会地位而稀少，那么其文化传承、扩布亦只能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方式为媒介。民间秘密语的传承、扩布亦如此。更何况历来各种民间秘密语都有其固定的流通范围，对外界的传播是偶然性的、极有限的，基本上属于其言语集团内部的封闭式符号系统。当行中人出于维护内部利益之故，一般是不能向外界披露其当行隐语行话的，这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民间习惯法规。在一些民间秘密社会组织中，多有相应的严格戒律，违犯者将受严厉惩治，乃至丧命。至于《虫鸣漫录》所载，“六合士子，约伴至金陵乡试，泊舟野岸，有贼扶板探足入，共曳入舱，贼以求释。士令其将贼中隐言备述，而笔记之，彼此习以为戏。”如此贼吐真言供出行中秘语，即是出于迫不得已。然而对其内部不识隐语者，则会主动传授。

据知，一位曾备受流氓窃贼侮打，后来反抗逃跑又为火车轧去了一条腿的流浪子，偶遇了绰号叫“沧州鹰”的扒窃老手，被收为徒弟。他被带到沧州师傅的老家练功，先架起火炉煮沸一盆水，扔进两枚铜钱，再伸手进水捞出。如此他手指烫去了三层皮，终于练就了“两夹”（扒钱的黑话）贼功夫。进而又跟师傅学会了“开天窗”（扒上衣口袋）、“翻板子”（掏内衣口袋）、“亮盖”（拎兜）、“摸荷包”（掏钱包）、“抹子活儿”（以刮脸刀片割口下手），以及“瞄”（寻找机会、对象，探清作案环境条件）、“推”（故意拥挤）、“顶”（使用膝盖下绊子）、“荫”（遮住人们视线）、“溜”（逃跑）这五大奇功。于是他从胶济线偷到陇海线，从京浦线偷到京哈、京广线，成为一个贼星，名闻全国同行的首脑人物，最终被押上了刑场。这是一个窃贼团伙黑活传播环节的典型例证，贼功到手，贼语亦就学来了，几乎是同步的。这个反面例证也说明了各行隐语行话的一般传播形式与环节，具有一定普遍性。

民间秘密语作为一种民间语言文化形态，在其口头传承的过程中亦不是静态的运动，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是其变异性的表现。民间秘密语以有声语言为主体形式，各地方言不一，加之文字记载往往难考其本字，皆以语音识别，是为其发生变异的一大因素。一如《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开篇引言所称：“江湖各行各道，纷纷不一。切口，即隐语也，名曰春点。字无意义，姑从昊下俗音而译之，阅者原谅焉。”即是。又因方音、方俗而成隐语方忌。如吴下相夫切口“八大忌”中，“虎曰巴山子”，系“虎”与“火”

吴音相近，忌“火”而成所忌；又有“蛇曰柳子”，系吴音“蛇”与“茶”音近，忌“茶”而来。

综上可见，民间秘密语是民族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方面，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种属关系和本质上的内在联系。民间秘密语的发掘、研究，是发展民族文化尤其是作为其基座的民间文化科学研究所不应忽略的课题。民间秘密语文化史是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