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

一 处于濒危态势的隐语行话

民间隐语行话，亦称“民间秘密语”，几乎是各种语言大都存在的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现象。一种语言文化系统内部的民俗语言的濒危，也包括其语言社会变体的民间隐语行话的濒危。

近年来，“濒危语言”现象越来越受到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的普遍关注。据报道，全世界大约6800种语言中，有近一半的语言使用者人数低于2500人，而且其使用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着。几乎是平均每两个星期，就要有一种语言因不再有使用那种语言的人而消亡。依此速度，到21世纪末，全世界就将有至少半数的语言不复存在。语言不仅仅是传输信息的重要工具，而且更是负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积淀着历来人们认识、解释、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所创造的知识。姑且不论这些语言消失的种种原因与后果，但就其所载负的丰富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信息来说，转瞬间就成了难以复制的东西，就成了需要重新发掘的、令人瞩目的“历史文物”。语言学家黄长著先生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亟声呼吁，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对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样可怕，应该像保护秃鹫、大熊猫和白鳍豚等珍稀生物物种那样保护那些濒危语言。其道理，正是如此。20世纪初“柳田国男时代”的日本民俗学界，在柳田倡导下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梳理，“以民俗语言为索引，整理民俗事实，加以分类解说”，出版的多卷本的《综合日本民俗语汇》，可谓当时日本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发掘的丰碑式的主要成果。

民俗语言是民间文化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中的民俗语汇，是各类民俗等民间文化事象的最主要、最活跃，也是最为典型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是考察、研究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处于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的语料实证。有许多民俗语汇随着那种方言土语或那种民俗事象的消亡而成了语言与民俗的“语言化石”，或者正在消亡，处于“濒危”状态之中。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误解为“黑话”的明清以来各行各业隐语行话之类民俗语汇，更因其“低贱”、流行使用的群体比较狭窄和传人的过世而消亡的速度尤快。而这些蕴涵着深层民间文化事象的“语言化石”的消失，将会给社会历史留下众多的难解之谜。

不久前，我在为郝志伦先生的新著《汉语隐语论纲》所作序言中，特别谈到了许嘉璐教授在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时的见解，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对文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因而，“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同时也借此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这就是，隐语行话属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之中的一种更为特别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是考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别具一格的独特视角。随着这些“濒危语言”的消亡，依附于这些“濒危语言”的民间隐语行话等民俗语言文化信息，亦必将随其“母体”的消亡而相应地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 对隐语行话的种种误解是其濒危的首要因素

上海东陆图书公司1924年出版了一部吴汉痴主编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辑释诸行语词形态民间秘密语18大类376子类，凡10余万言。是书卷首署名“癸亥初冬缶老人”所撰的序言谈到，“近顷坊间之出版物夥矣，而独未及于切口，何也？岂以事属渺小为无足道耶！果如是，则谬矣……我知坊间之所以乏此著作者，实以社会之大，事业之夥，切口秘奥，无以侦得之耳”。甚至，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全国大规模编辑出版各级地方志时，由于是“官修”的志书，隐语行话当然地属于被忽略的内容或是禁区，仅有极少部分的县、镇志书在“方言”部分述及当地历史上曾经流行过的隐语行话。行业、专业志书中，个别的志书选录了一点儿，如有的商业志、戏曲志等。至于“三套集成”，似乎本应关注到这种民俗语言现象和品类，结果尤其令人感到遗憾。显然，隐语行话这种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成了备受冷遇的“弃儿”。这种曾经连帝王、雅士都很青睐，“受过宠幸”的事物之所以“落难”至此地步，何故？不仅仅在于它属于那种细微枝节性的东西，主要还是人们不正视它“是个东西”，而认为它“不是东西”。“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遭难的一个缘由，是会说会用这种“黑话”。理由很简单，“好人谁说黑话”呢？依此荒谬逻辑推演开来，如此危险而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若纳入研究领域，岂不是自找麻烦，没事找事儿吗？

20世纪6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在《语言论》这部著名的语言学专著中，就曾批驳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隐语这种被视为“偷儿的语言”的事物的荒谬论调。他认为，隐语之是否存在，要看“秘密行事”是否必要，不是看有没有偷儿存在。这种社团方言是因需要而存在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未必就没有偷儿、黑社会组织群体存在。更重要的是，并非只有“坏人”在使用这种“黑话”，事实是，使用“黑话”的绝大部分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人”。这一情况，不仅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是当今现实生活中不容误解、歪曲的现实。否则，难听点儿比喻，则属“盲人摸象”所讽喻的道理。

且不言唐代宫中伶人隐语称天子为“崖公”，称欢喜为“蚬斗”，民间还相传宋徽宗会说什么“徽宗语”，即或是现今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群仍然在使用着隐语行话。例如，宋代蹴鞠兴盛，至今留有一部辑录了130多条当时蹴鞠行当的隐语行话的《蹴鞠谱·圆社锦语》。至当代，宋代的这些蹴鞠隐语虽然已不在足球运动员和球迷中继续流行使用，但却生成了别一套隐语行话。当年宋代蹴鞠隐语有“圆”（好）、“盘子”（场地）、“白打”（远去）、“云厚”（人多）、“搭”（上前）、“稍拐”（往后）、“左拐”（左边）、“右拐”（右边）之类的诸说法，当今足球业（早已是一种行业）也形成有众多行话。例如，“大”（进攻面宽，可辅以长传）、“紧”（因心理紧张而不能正常发挥球技）、“收”（防守，后退）、“顶”（把进攻的位置往前移）、“靠”（以逼近方式近身防守）、“废”（通过恶意伤人来破坏对方的战斗力）、“兜”（长距离大力度地传球或射门）、“夹”（以二对一）、“背后”（后卫线与守门员之间的空当），等等，大都与球技相关。

至于有些实实在在属于“黑话”的语汇，也切实已经被现代汉语“光荣吸纳”了。难道能说“全民都在说贼话、黑话”吗？不信？试问“踩点儿”、“挂彩”、“挂花”、“反水”、“绑票”、“出血”、“撕票”、“上手”、“顶风上”、“跳槽”、“眼线儿”、“扯淡”、“失风”、“避风头”都是“什么出身”？源自何方？且以“反水”为例。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其释文写道：“①叛变。②反悔；变卦。”《现代汉语词典》特别用了个“〈方〉”符号，注明它是方言。其实不然。再看《汉语大词典》的释文：

①叛变。茅盾《动摇》十：“县长受有密令，要解散党部，工会和农会；已经派警备队下乡捉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又要反水了，正月来的账，要打总的算一算呢！”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第十三章：“他们的前任将吸毒军，反水过来当了军长的方本仁，在一起挤过浮桥时，一家伙跌下了水。”②反攻倒算。魏巍《东方》第一部第六章：“对，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反水。”

毛泽东著作中也有一个“反水”的用例，即《井冈山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府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对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的注释为：“‘反水’意为叛变。”（人民出版社，1964，第81页“注4”）其实，“反水”本是土匪的“黑话”用语，指叛变。曹保明所著的《土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第122页）和《东北土匪考察手记·土匪语言的趣味性》（时代文艺出版社，第355页）辑录的土匪的“黑话”用语中均注明：“反水了——叛变了。”又如〔美〕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附录《土匪的黑话》: “反水，（当兵的）重又参加土匪活动。”（第368页）至于“漏水”，则是“泄露机密”了。（第371页）红军时期吸纳的一些旧时江湖行话，还有“挂花”、“挂彩”（受伤）等，也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反映了当年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员成分状况。也就是说，其中也包括“反水了”的“土匪”等“江湖中人”。

近年来，更有“大腕（蔓）儿”、“走穴（踅）”、“托儿”、“腥”之类风行各地，几乎成了“雅言”似的。仅《北京现代流行语》（燕山出版社，1992）、《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两部篇幅并不大的当代流行语专书中，以及著名语言学家徐世荣先生编写的《北京土语词典》（北京出版社，1990），就各自选录了至少数十条如此“涉黑”语汇。这些著作为何收录“黑话”呢？《上海话流行语辞典》前言说，“80年代，流行语出现很多，原先的隐语、俚语，在各个社会阶层都使用得很普遍”，如旧时的乞丐切口“孵豆芽”（取暖）等。《北京现代流行语》前言指出，“黑话、行话”之类，“局外人不懂，乍一听到会有陌生感、新鲜感，求知欲促使人们去究其所以然，所以，黑话和行话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为外部了解，进而流行开来，成为流行语”。例如，把人民币单位称作“分”、“张儿”、“棵”、“吨”、“方”等。徐世荣也谈到，《北京土语词典》之所以收录“黑话”，是因为社会土语“主要为行业语，其次是 ‘黑话’——江湖隐秘语”，所以“编入少量，聊备一格”。凡此，可谓“黑话”未必就“黑”, “黑话”未必就是“坏人的语言”的一种事实佐证。有些即或曾经是“黑话”用语，被“通语”吸收之后，也就自然“变白了”。

三 隐语行话是一种特殊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

几年前，我在《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里分析、讨论“秘密语研究的近期特点与趋向”时谈到，多学科视点的导入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尤其有助于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这是现阶段这一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不过，语言学视点的研究，始终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视点。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民间秘密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无论从语言学还是从文化学视点的研究，都是首要的、基础的本体性研究。它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因而语言学家首先将其纳入科学视野，是极其自然而又似乎是 ‘责无旁贷’的，以往几乎是语言学单一视点 ‘一家言’的局面，是不足为怪的。这一阶段民间秘密语的语言学研究，从过去偏重于语音学的研究，如大量的反切形态秘密语研究，已逐渐转为较全面的关注，如词型构造、语义转换、词源、辞书编纂、正字正音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尤其是根据其地域性特点运用方言学的方法所进行的调查和分析描写，使民间秘密语语料的采集整理更趋系统、准确而具有科学性”。

无论是伦理道德标准所界定的“好人”或“坏人”，还是政治制度所认定的“敌、我、友”，或出自功利性的需要，或民俗使然（亦当属功利性的需要），几乎皆无例外地存在使用民间秘密语的历史或现实。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民间秘密语，不免印有时代与群体的文化痕迹乃至政治、经济的烙印。然而，却是世界上几乎各种语言、各种社会文化所共有的一种非主流的语言文化现象。各种历史文献证明，中国汉语的民间秘密语滥觞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兴于明清，传承流变至今，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传承流变的轨迹。唐代，则是其趋于成熟的时代。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因而汉语民间秘密语非但历史悠久，也是世界上诸同类语言现象中最大的一系。然而，尽管时下仍在“生生不息”，却也时时在“消亡着”。不是吗？今可见到的唐宋以来的隐语行话语料文本实在有限。如果没有《圆社锦语》、《绮谈市语》、《行院声嗽》、《金陵六院市语》、《新刻江湖切要》等文献流传下来，汉语隐语行话的历史就不能显现像现在这样的清晰轨迹。尤其是唐代隐语行话的语料，真可谓“凤毛麟角”。众多信息的迹象表明，汉语史上的隐语行话语料十分丰富，远非这一点点。那么，其他那些都哪里去了？消亡了。我通过十数年研究的见解之一是，现代汉语所存在的隐语行话，也就是现今人在一些社会群体言语交际中生存着的汉语隐语行话，绝大部分的基本语汇，仍然沿用着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的语汇体系，甚至有许多语汇无论在形式或语音方面，同数百年前并无多大实质性变化，甚至完全沿用着未改。这一点，也正从另一视点佐证着汉语史上的隐语行话曾经十分丰富。

在语言学家眼里，民间秘密语是相对地域方言而言的又一语言社会变体。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看来，它是一种亚文化群体的语言代码，一种非主流文化现象。从民俗语言学视点来考察，民间秘密语则是一种属于非主流语言文化的特定民俗语言现象，一个非常值得探讨而又十分有趣的重要分支领域。多学科视点的研究，显示了学术界和社会有关方面对这一微观科学领域的关注与需要。即如佐夫在评论《中国民间秘密语》一书时所言，“‘隐语行话学’既很有专门性，又颇有外部联系的广泛性，是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考据学、文化学，以及公安司法的预审学、语言识别、言语鉴定科学及至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科研教学和实际应用部门所共同关注的领域，并且也是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关注而不易解决的课题。本书运用民俗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将民间秘密语置于民族文化这个基本大背景中加以梳理、探讨，对民间秘密语的性质、源流、类型、构造方式、社会功能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其传承、扩布的基本规律诸方面，以历史、语言、民间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维视野，进行‘立体式’综合研究、透析，运用符号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阐述……使之集中而系统化，从而展示了中国民间秘密语的全景。”多学科视点的导入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成为时下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之所以要关注隐语行话，是因为隐语行话兼有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双重特质。作为特定的社团文化和母语文化的特殊载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汉语隐语行话所运载和涵蕴的文化内容便要复杂丰富得多。可以说，无论在其生成运用时，还是在其发展演变中，汉语隐语行话都在不断吸纳、传承着其所属群体和所属民族的诸如思维观念、价值取向、信仰习俗、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行为模式等文化因素；无论在其表层结构，还是在其深层结构，汉语隐语行话都或多或少地、或隐或显地透析着其所属的特定社团文化和母语文化特征。

四 亟待关注“弱势语言”隐语行话的抢救

诚如郝志伦教授在《汉语隐语论纲》的导论中谈到的：“根据现有资料记载，人类语言中的主要大语种，都明显地存在着他们自己的隐语。如果从人类社会实际的言语交际着眼，可以这样说，任何民族语言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具有本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隐语，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传承、创造、使用隐语的文化现象。”在考察隐语的语言形式的“结构论”中，他也清醒地注意到，“作为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体，作为秘密社群及诸行百业的一种特殊交际工具，从语言与文化的宏观角度鸟瞰，汉语隐语与民族共同语和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那么，对于关注隐语行话这种特别的语言文化现象的学者们来说，自然是格外增加了一层惋惜和事业的紧迫感。2001年秋，当我赴淮河流域的几个商业古镇进行各行隐语行话实地“采风”的田野作业时，一位渔民老兄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本镇有位最擅各行行话的老人，只可惜在我到达的十多天前刚刚去世，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事实上，每天每时都有众多的这类“语言化石”随着深谙其事者的过逝而消失，成为永远的遗憾。

还应特别提出的是，古今中外使用隐语行话的社会群体，主要是生存条件比较恶劣或说很困难的群体，是社会的非主流群体、“弱势群体”和所谓的“边缘群体”。正因如此，这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弱势语言现象”。弱势群体的弱势语言，一旦处于濒危的临界点，也就非常容易消亡。

看来，作为已经陷于“濒危”境地的别一种民间文化遗产，这“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亦亟应引起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关注。因而，在呼吁全社会注意保护、抢救濒危语言的同时，亦当不要忽略关注别一种十分细微的、一向为世人所误解难以正视的“濒危语言”品类——民间隐语行话！

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同样存在对其隐语行话的抢救问题。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戴庆厦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目前我国使用的总共8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10多种语言面临语言功能衰退的“濒危状态”，急需采取保护和抢救措施。他说，“现在，整个土家族只有3%至5%的人会说土家语，畲语更少，畲族会说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只有1%至2%，总人数不过一两千人。在大多数土家族的家庭里，年轻人一般说汉语，有时，说汉语的孩子们甚至听不懂自己爷爷的话”; “此外，在我国南方，包括仡佬语、毛南语在内的一些语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功能下降”。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教授每天都在为满语的将来担心。据赵教授介绍，20年前，满语还是三家子满族村村民语言交流的主要工具，而现在只有70岁以上的人能够熟练地用满语交流，30岁以下的人则完全听不懂。关于满语文化在这里中断传承的解释是，十年前村里的满语教师调到县里去了，以后村里再没有配备师资，更没有必要的研究经费。在2002年7月举行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八届研讨会上，保护少数民族的濒危语言，抢救文明遗产这个话题，作为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曾两次引起热烈讨论。

在此，尤其应当特别论及的是，尽管本文主要以汉语民间隐语行话作为讨论“另类濒危语言”隐语行话的文本，而少数民族语言的隐语行话，由于其“母语”本身就往往是使用人口比较少的“弱势语言”，一向更少受到关注，因而，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处于“高濒危”的状态。就目前所了解到的有关信息可见，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隐语行话研究史上，仅有与汉语隐语行话研究成果远远不成比例的文献。其中如《布依语的反语》（曹广衢，《中国语文》1956年3月号）、《燕子口苗语的反切语》（王春德，《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僜人使用的隐语》（孙宏开，《语言美》1982年第7期）、《佤语的反语》（王敬骝，《民族调查研究》1983年第1期）、《湘西苗族隐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功能》（赵丽明，《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等，不过寥寥数篇。即或是广义地把有关“江永女书”的研究也包括在内，为数也是很有限的。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其使用人口相对较少，有的已经处于濒危态势，更何况其中的一向不为人所注重的隐语行话呢？所以，我呼吁关注、抢救作为“另类濒危语言”的隐语行话，尤其不要忽略了各民族语言中的这类特别濒危语言现象。至于个中的道理，已经见于上述，不另赘言之。

参考文献

高名凯：《语言论》，科学出版社，1963。

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上海三联书店，1990。

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巴蜀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