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邓肯是划时代的最杰出的量化社会学家。他不仅将路径分析引入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界，而且为量化社会学中人口学规范标准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的工作，影响了整个一代量化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领域的学术贡献，既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选择从事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原因。这些贡献被在他之后不同领域的几代社会学家沿用并视为典范。这些领域包括：社会分层、居住隔离、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社会测量。在当今的量化社会学领域中，邓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无处不在。

邓肯针对量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总体逻辑思维的，这一认识论最早由达尔文开创，其后由加尔顿发展起来。其范式以经验为基础、以量化为导向，并不探寻普适的法则。相反，量化社会学卓有成效的任务是对总体变异的系统模式进行概括。为了建立这样的范式，邓肯曾直截了当地批判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社会学不应该试图效仿物理学。恕我冒昧，当今量化社会学界已几乎不存在关于“普适法则”的争辩，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邓肯的影响。正如邓肯自己的研究所表明的，好的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量化分析向读者提供关于社会过程的信息，尽管这种分析只是一种近似的估计。

今天，我们在庆贺邓肯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应该意识到邓肯所推崇的社会学量化方法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事实上，我认为邓肯是最早预见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即将遇到问题的卓越学者之一，而且是在当时整个量化社会学和社会人口学界的学者都对其持看似乐观的态度时。邓肯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固有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总体异质性。这也是邓肯对量化社会学和社会人口学越来越失望的原因。

在邓肯的思想鼎盛期之后，社会统计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我们现在拥有复杂的模型（如多层次模型、空间模型、社会网络模型和潜在分类模型）、有效而稳健（抗差）的估计方法（包括贝叶斯方法和模拟方法）、更先进的计算机程序、运行愈发快速且廉价的计算机和大型、丰富且便利（比如，通过网络）的数据库（追踪调查数据及多层次数据），然而，使邓肯感到困惑的最基本的问题——总体异质性——仍是当今量化社会学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利用观测数据进行的量化分析将不可避免地依靠组间的比较，然后进行因果推理。在总体异质性难题持续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证不会因为组间在无法观察但却与研究相关的维度上不具可比性而造成比较结果的偏误？这个根本性问题成了当前社会科学界研究因果问题的兴趣所在（Heckman, 2005; Winship and Morgan, 1999）。我认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至少我们无法在方法论上解决它。反之，我们应该像邓肯那样做一位智者，即致力于深化我们对社会科学重要的实质性题目的实证理解，而不是致力于获得惊天动地的结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邓肯的学术成就才能经久不衰。

让我引用邓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次风趣的比较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本是饭桌上的一个笑话，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邓肯对经济学家常用的演绎法的怀疑和对社会学家轻视统计方法的失望。他这样评价道：

经济学家从错误的假设中正确地推理；而社会学家却从正确的假设中错误地推理。因此，他们成了两个无知的互补体。（邓肯致谢宇，2003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