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篇

1 当代社会学方法上的矛盾

在《当代社会学的文化矛盾》一文中，Irving Louis Horowitz为社会学描绘了一幅荒凉的图景。这幅图景大致是这样的：（1）社会学已经失去了学术关怀的中心和力度，听任其他更具应用性的研究领域（比如刑事司法学）占据了它在社会政策讨论中的位置；（2）社会学已然成为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他们经常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对学术的忠诚之上；（3）社会学在与极端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过从甚密的同时，也使自己疏离了主流社会，从而失去了自身在公众中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平心而论，Horowitz的观察有几分道理。确有一些社会学家，他们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趣超过了对理解社会的兴趣。社会学家在政策圈里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有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做得非常糟糕，不仅不能赢得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尊重，甚至也不能获得社会学界优秀学者的认可。单凭这些事实，就足以让社会学专业的人感到沮丧，包括我自己。

不过，我还是以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而感到自豪，并且忠诚于我的事业。作为一个纯粹学术取向的社会学家，我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历来强调变异（variability）的重要性。对于变异的强调，可以追溯到查尔斯·达尔文。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现代社会学应当以研究变异为己任。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是如此复杂多样，任何一项认真的有关它们的经验研究，都不可能是简单的特性记述。这门学科本身也是一样的复杂多样。实际上，社会学在课题、方法和取向上是如此纷繁异质，以至于任何一网打尽的特性记述，充其量也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Horowitz对社会学的概括显得唐突。把当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基于意识形态的学问而全盘拒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接下来，请让我考察一下社会学沿之而发生变异的三个主要维度。首先，社会学涵盖了大量的专门研究领域，而且这些领域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如今，美国社会学学会（ASA）下设43个分会，国际社会学学会（ISA）下设53个研究委员会。社会学的多样性，从一些分会和研究委员会的名称中可窥一斑：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动物与社会分会、情感分会、人口分会，国际社会学学会的艺术研究委员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体育研究委员会。尽管我对这些领域大都并不在行，但我对人口学还是知道得比较多的，而且我也知道人口学研究的方法和风格，迥异于以上所列的其他专业领域。社会学是一个过分宽广的学科，在它下面还有许多分支学科。有些分支学科相互之间极为不同，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特性，纯属徒劳。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会如何接受社会学由于自身的历史发展而带来的学术多样性，在可能的时候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种多样性。

其次，即便在每个专门研究领域内部，我们也发现其中存在着学术质量上的巨大变异。既有许多一流的社会学家出版的优秀著作，特别是在诸如社会人口学、组织行为、社会不平等、经济社会学、教育、种族、社会性别和家庭之类的领域，同时也有一些相当拙劣的作品。Horowitz似乎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这一问题，即社会学太注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忽视了学术的严密性。我不知道这种归因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我认为这一问题在注重研究的各大社会学系并不普遍存在，也不是主流。对于低质量的社会学著作的出现，我提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许多社会学家在研究方法上未曾受到充分的训练，结果他们有时发现自己需要“滥用”（“曲解”）经验证据以支持一个特定的表面上讲得通的论证路线，而这既可能是基于政治的，也可能跟政治无关。

最后，总是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层面的变异。尽管社会学家们可能在同一个系分享着同样的头衔甚或同样的工作，但对于何为最好的社会学，他们可能并不分享同样的观点。同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也可能因时而异。这必然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吗？不！人类历史已经看到太多的坏观念，远超过好观念。只要在评估研究成果时坚持正确的判断，我们可以容忍各式各样的著作，包括一些不成熟的东西。长期来看，无论是社会学圈内还是圈外的读者，终将逐步接受优秀的著作而拒绝拙劣的著作。我们社会学者应当专注于我们在研究中能够说些什么，就把这种判断留给别人吧！

就社会学中存在着矛盾而言，Horowitz是正确的。不过，文化矛盾无处不在，并不惟独社会学。依我之见，社会学中最明显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矛盾，是方法上的矛盾。社会学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方法而分为不同的阵营。正如Horowitz所指出的，当前在社会学中存在着一股叛逆“实证主义”的潮流。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在这些批评中“实证主义”是被怎样解释的，就不难看出，这一术语的精确含义完全缺失。反实证主义的情绪蔓延很广，从对数字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对当代定量社会学的一无所知。John H. Goldthorpe，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如此评价道：

表意和批判社会学（expressive and critical sociology）的支持者（对于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攻击，当然都集中在“实证主义”之上。然而，在“实证主义”所指为何以及为什么应当反对上，却暴露出重大的差异，而在这种攻击中为数甚少的共同要素之一，就是在社会学中拒绝定量方法，同时似乎也要拒绝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采取任何系统的、合理的和透明的程序。

简单的事实是，定量方法并不完善。事实上，用以研究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所有方法，都被发现存在着局限。这一不足并不会让一位严肃的学者感到吃惊；相反，他/她应当将之视为对我们理解社会所做的持久努力的一种挑战。不幸的是，许多人拒绝迎接这一挑战，取而代之的是退缩到一个玩世不恭的相对主义立场上：既然一切方法都各有长短，那么，我们就不应厚此薄彼。为看清这种立场何以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了解定量社会学实际上是怎样从事研究的。

同其他任何人相比，已故的Otis Dudley Duncan（1921～2004）对当今定量社会学的贡献要更大。除了在社会分层、社会人口学和统计方法上的典范性研究外，Duncan最重要的影响是在社会学中确立了一个新的学术传统。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试图让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而Duncan公开蔑视这种模仿自然科学以寻求有关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做法。Duncan的定量社会学新范式的核心原则是强调实证现实的首要性。定量工具不应用于发现可以描述或解释所有个体的行为的普遍规律；相反，定量分析概括组间（between-group）差异的实证模式，而暂时忽视组内（within-group）的个体差异。通过逐步在分析中增加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科学家必能提升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这种新取向，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人口学的悠久传统之上：记录和理解真实人口中的经验模式方是第一要务。定量社会学中由Duncan首倡的这一“人口学转向”极为成功。为充分体会Duncan范式的贡献，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下有关当代社会的事实性信息。比如，许多我们所知的关于美国社会的“统计事实”，都是由遵循人口学取向的定量社会学家提供的或研究出来的。具体的例证包括：因种族和性别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种族居住隔离，代际社会流动，离婚和同居的趋势，单亲抚养对孩子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的增加。

那么，Duncan以谨慎的方式倡导的定量社会学，在公共争论中能否有所贡献呢？答案非常明确：能。下面以我与Kimberlee A. Shauman的有关科学界的女性的研究作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众所周知，这一话题最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起因是哈佛大学现任校长Larry Summers于2005年1月14日在由国家经济研究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关科学界的女性的一番讲话。随后数周内社会各界对Summers这番议论的强烈反应，表明这一问题在政治上是何等的敏感。在我们所著的《科学界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中，Shauman和我特意悬置了我们赞成女性在科学界有更高的比例的个人政治观点，而专注于那些可以用不同视角解释的实证数据。尽管我们不愿冒犯女权主义学者，但从一开始，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表明我们并不接受这一命题，即女性在科学界的比例过低纯粹是由男性科学家的性别歧视所致。虽然我们定量研究的结论是初步的，而且非常谨慎，但这本书还是在公共讨论中得到了认可。注意，在书中，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做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因为我们强烈意识到我们的方法非常有局限性，无法让我们达致毋庸置疑的结论。

我们在《科学界的女性》中所做的这种工作直接遵循着Duncan的社会人口学传统，实际上的确也得到了Duncan本人的首肯。由于对社会科学中的宏大主张向来持怀疑态度，Duncan是定量社会学最尖锐的批评者。对Duncan来说，仅有量化并不等于科学推理，事实上，量化反而可能会引人误入歧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的病态：把统计计算混同于做研究，天真地认为统计学是科学方法的完备基础，迷信存在能够评价不同实质性理论之优劣或是能够评价任何“因变量”（即结果）之各种原因的重要程度的统计公式；幻想一旦分解了那些随意拼凑起来的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就可以以某种方式不仅证明了一个“因果模型”，而且（哦！上帝保佑）能证明一个“测量模型”。

如何才能避开统计至上主义的陷阱？Duncan提出了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改进社会学的测量工具，二是专注于对社会过程以及揭示社会过程的研究设计进行概念化。虽然我们在这两条道路上行进得还不够远，但作为回应Duncan的批评的结果，定量社会学如今是一个更加强健的领域。

尽管带有自身的缺陷、局限和不完善，定量方法依然是理解社会及其变迁的最佳途径。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那些使定量社会学不可靠、成问题的特征恰恰同时使它成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此即Mayr非常恰当地从达尔文那里提取出来的变异性原则。变异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没有一种定量的方法，我们就无法表述这种变异性。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比如思辨、内省、个人体验、观察和直觉，确实也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不过，我大胆地提出，它们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但不应取代定量方法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