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学科前沿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承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无神论等四个学科的建设任务，本报告集体现了四个学科年度建设的部分成果。

2011～2012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前沿研究报告[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既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也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概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自设立以来，其建设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2011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

（一）学科建设稳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设立时间不过6年，可谓一个新学科。但是，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和学术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早已有之。学科设立之前，就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二级学科下增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研究方向，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撰写了这些方面的学位论文。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拥有50个左右的博士学位点，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根据中央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四个一定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出了要求。

当然，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整合，学术传统尚未形成，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学科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与内容、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课程设置等一系列学科建设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从2011年以来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为文献检索基础，题名中分别以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分别为989篇、95篇、284篇；题名中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献1951篇，其中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405篇；题名中含有“邓小平”这一关键词的文献805篇，其中含有“邓小平理论”的49篇；题名中含有“江泽民”的文献138篇，题名中含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33篇；题名中含有“科学发展”的文献19559篇，含有“科学发展观”的文献2896篇。如果将其他各个具体学术领域包含的相关研究考虑进去，则实际内容会更加丰富，文献数量也会更多。

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普通图书的检索，2012年出版的正题名中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关键词的著作为36种；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词的96种，其中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45种；含有“科学发展”这一关键词的有54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理论研究之深入和研究成果之丰硕可见一斑。

（三）学术活动异彩纷呈

2011年以来，国内学术界结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主题，举办了多次理论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整合、交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与宣传的深入进行。其中代表性的有：

——201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举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坛仪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站这一网络交流平台、网络传播阵地同现实交流研讨结合起来，实现了网上网下两个论坛的有效互动。

——201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别指导，受求是理论网特别支持，由《文化纵横》杂志社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论坛召开。与会专家围绕“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创新、执政思路演进、市场经济实践和社会文化建设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2011年6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1”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学者们围绕“中国共产党90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深入研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和积累的主要经验。

——2011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十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本届会议以“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01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办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学者们从通过“南方谈话”看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2年6月，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2”，论坛主题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

——2012年7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联合主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与成因、特点与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党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以及中外制度比较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点学科建设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前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一直把“有明显优势，有自己特色，有发展后劲，在全国处于本学科发展前列，并有一批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的优秀科研成果”作为发展目标。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启动以来，在学科带头人李崇富教授和赵智奎研究员的带领下，学科成员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工作平稳有序地进行。学科始终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学术精品力作的打造以及学科优势和特色的形成。目前，学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项（贺新元主持的“边疆民族地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战略研究”、贾可卿主持的“分配正义论”、王佳菲主持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彭海红主持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研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2项（赵智奎主持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及规律性认识”）；出版学术专著14部（赵智奎著《邓小平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赵智奎主编《“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党建卷）》《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中国社会主义六十年》，贺新元著《环境问题与第三世界》，贾可卿著《分配正义论纲》《人民共和国的雏形》，陈亚联著《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王佳菲著《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李建国著《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彭海红著《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研究》）；学科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系列报告会”，学科成员每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轮流作一次学术报告，并就报告内容形成一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3》，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在国内重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上百篇，多部著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2011年以来，该学科在学术研究、科研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

举办大型学术活动的能力明显提升。2011年1月5日，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原主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站）执行主席赵智奎研究员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坛仪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召开。9月7日，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副主任（主持工作）金民卿研究员主持的“第一届中日社会主义学者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两次大型学术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网和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以及《前线》《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摘》等期刊作了相关报道。2012年1月5日，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原主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站）执行主席赵智奎研究员主持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以及《前线》《新视野》《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期刊、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相关报道。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充分利用各种平台，为人才成长和培养提供有利条件。学科鼓励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各种课题研究、学术报告以及学术研讨会。2011年，贺新元参加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学术座谈会”，并接受西藏电视台的访谈与节目录制。学科成员就“七一”讲话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多次接受人民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网等重要媒体的采访，积极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等重要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发言。通过独立主持国家级课题、积极参加重要学术研讨会、开展个人学术报告、接受媒体采访等活动，使学科成员锻炼了能力、开阔了视野，同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社会影响。

继续贯彻执行“深进去”“走下去”“走出去”的学科发展战略。学科鼓励年轻学者在学术积累期淡泊名利，潜心研读经典原著。重视调研是学科的一大特色。学科带头人赵智奎研究员作出表率，多次赴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甘南县兴十四村和广西、河南、中国银监会等地区和部门调研、讲课，并出席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六届论坛”和在越南海防市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学科成员贺新元受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赴越南访问，参加由该所举办的“中越理论创新、革新实践、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座谈会。学科成员积极参与各种调研，并与河南刘庄村、黑龙江兴十四村、天津毛家峪村、河北邢台富岗集团等调研基地保持密切联系，进行长期跟踪调研。

学科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学科目前有8名成员，其中学部委员、教授1位，研究员1位，副研究员5位，助理研究员1位，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学科形成了“老、中、青”优势互补的学术梯队。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李崇富教授与学科带头人赵智奎研究员作为全国知名学者，为学科建设掌舵导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贺新元副研究员作为学科骨干，具备较强的科研攻关和科研组织能力；陈亚联、王佳菲、李建国、彭海红、贾可卿等青年学者分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社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及正义理论等领域形成了独自的科研方向，具备独立和较强的科研能力。“科研能力强、学术后劲足、团队意识浓”的学科发展优势初见端倪。2011～2012年，学科成员出版学术专著1部（彭海红著《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主编论文集2部（金民卿、李建国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 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赵智奎、贺新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 No.3——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发表多篇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新视野》《北京大学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报刊发表论文、调研报告、访谈文章、学术资料约60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求是》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学科建设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与研究部提出的“深进去”“走出去”“走下去”三个方面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加以重点克服和推进。一是在“深进去”方面，学科成员在原著研读文献学习上还要进一步加强；二是在“走出去”方面，受语言文化、资料来源、研究领域等因素影响，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与海外学者交流不够，对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再研究不够；三是在“走下去”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得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更好地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1年以来，国内理论界继续从整体上推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维度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逻辑，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具体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以下列举数例予以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逻辑和方法论研究

庄福龄通过重温《共产党宣言》，阐释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以中文译本传入中国，大体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同期。9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传统的党，尤其是重视《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以及在发展的形势下运用理论的党。不仅因为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有了结合中国实际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思想理论体系：一是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和决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在一个党内形成和发展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其成效举世公认，使亿万人民受惠，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均属罕见而突出的典型事例。可以说，这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胜利，是实事求是的国情观的胜利，是我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胜利成果。[2]

陈先达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30年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世界观的思维方法。他特别指出，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但任何简单化的类比都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例如有人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开始反对个人崇拜；苏联接着是解冻文学，中国是伤痕文学；苏联是回归东正教，中国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苏联是市场化和私有化，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和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此等等。陈先达认为，这种类比是一种缺乏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不看本质的表面的肤浅的比较。中国改革与苏联的所谓“改革”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后者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批评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但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肯定毛泽东思想，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倡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前提的，是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目的，并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回归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前提，最终要消灭私有制和两极分化，以共同富裕为目的。[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梅学兵认为，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从“斗争哲学”到“和谐辩证法”、从“以人民为本”到“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逻辑。它们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描绘了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景图。本体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前提，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认知方式，价值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目的，四重逻辑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进程。[4]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刘明芝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点内容，但要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键环节，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工具。毛泽东、邓小平是最好的表率与典范，他们丰富的方法论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有力依据。当今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采取一定的方法，而精通马克思主义、熟知中国文化、把握时代脉搏、深入调查研究、进行科学抽象思维等是最有效的方法。[5]

王文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双重认同：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又包含对中国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集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及其世界性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则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性的认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必须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才能阐明。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而言，中华民族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主体和自觉的历史工具。这种双重认同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目的与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同时又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和中国传统文化阵营的怀疑和责难。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对于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验和规律性研究

王伟光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步伐而推进，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创生新的理论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体现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目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南和理论支撑。[7]

石仲泉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这一历史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30年”：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年迄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成就，其基本经验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8]石仲泉强调，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具有世界眼光。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都与其理论的创立者们的世界眼光密切相关。也可以说，党的世界眼光是成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世界眼光的核心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辨析人类文明成果。从党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看，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为“全盘西化”论，要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自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这种主张就未间断过；另一种为全盘否定资本主义论，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资本主义，要让它在中国“绝种”。在党内，“全盘西化”论者有一定市场，但从未占主导地位；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后一种看法则极大地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才翻开了新的一页，正确地和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9]

金民卿指出，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丰硕创新成果具体展现为四种存在形态：一是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化的实践道路，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中国化的政策体系，这就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提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四是中国化的民族风格，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0]关于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金民卿认为，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井冈山时期的探索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启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不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的交锋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始终是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11]

周向军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在于：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和努力方向；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奠基性的工作。[12]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石仲泉认为，“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它及时并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成为伟大文献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13]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整体推进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罗文东、易艳华认为，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把握时代进步的脉搏，要为人民群众所信奉，就必须适应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关键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它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14]

韩庆祥认为，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三化”所解决的问题出发，从整体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首先，需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质蕴涵于所解决的问题中：它针对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完全解答当代中国的问题，而强调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它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而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要通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种根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增强其生命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其次，应揭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内涵就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反映当代中国实践”和“解决中国问题”，它集中体现为“中国风格”。最后，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三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三化”是同一主题的三个不同层面，都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功用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路径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之影响力的基本路径和实现方式问题，解决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15]

郭建宁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路径和方法，他强调，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要在整体上考虑和把握、推进和实施。因此，首先要有整体的理念、视野和构架，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时要特别注意防止直接的、间接的、潜在的把这个整体割裂的趋向与可能。他重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不是三分天下、三足鼎立；在这个整体里，中国化是主题，不是平分秋色，没有主次。[16]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杨宏伟指出：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上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应该划分为社会政治理想、伦理道德、习惯风俗三个不同的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应该主要放在社会政治思想层面上，而不是无限泛化到所有层面，否则很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与庸俗化；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目的应该归结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而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和解读，更不是为了夸耀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第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要放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去研究，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和文明。[17]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逻辑和方法论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与内涵，李崇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不属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而只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它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和创新性。这种新形态就“新”在它是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主要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处在人类历史前沿和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18]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经验即党的十七大所总结概括并被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十个结合”。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模式及其国际比较，对于细化和丰富中国道路与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

王怀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义语。因为任何相对成熟的理论都是有体系的，增加“体系”二字实属重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和主要论点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条主线；两块基石；十五个主要论点；一个核心理念。所谓一条主线，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这既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两块基石，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时代主题理论，即和平与发展。十五个主要论点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环境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核心论，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论，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强国富民。[2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方面，周为民提出了一种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是科学阐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已不仅仅是过去所说的“四化”，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统领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由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直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条件问题是怎样实现以此为目标的现代化。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构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对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到对发展的动力、战略、步骤、方式等的新认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系列最新成果，全面回答了中国现代化条件的问题，即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2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逻辑，赵智奎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问题。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中国化、世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俄国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则是一个历史总趋势。无论是欧洲化、俄国化还是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区、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民族化”“具体化”，这才是“化”的要义所在。[22]

包心鉴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历史必然性”的证明和“现实必要性”的证明，而且要进行“内在逻辑性”的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各自有着内在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体系迄今为止所包容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选择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本质、内涵、目标是什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现代化道路相比较的特殊价值。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依据、基本内容、内在本质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从而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价值。[2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韩庆祥、张健撰文指出：就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在全球进入金融资本集权的境遇中和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展开的。就结构分析来看，一方面，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涵了“功能思维→政府主导→理论引领→混合结构→人民主体”五个结构要素和相应的五个演进梯次，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为特征的哲学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执政为民）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实践创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应是在“深层结构→核心体制→运行方式”三个层级上进行改革，力争实现重大突破，并体现为“调整结构→改革体制→转变方式→建构秩序”，从而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趋向”为导引的创新发展逻辑。[2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汝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出发，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制定出一整套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5]

侯惠勤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它是在今天唯一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因而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真正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现代化类型；其二，它又是共产主义思想旗帜的同义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也就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26]

陈学明、金瑶梅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对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的是“特色”，但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走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意味着一个民族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性影响是必然的：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树立了积极的示范效应。[27]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研究

贺新元对邓小平发展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他认为，邓小平发展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数学。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其实，辩证法也是发展的代数学。就中国革命与建设来说，每当中国革命到了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应用辩证法来分析与解决当时的矛盾，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更是依循着这一优良传统，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出现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坚持运用辩证法，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构筑出了一个内在统一的、纵横相交兼具宏观与微观的立体式发展思想体系，一个可以概括为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战略框架及发展策略体系，其外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科技、农林、文艺、金融、旅游、环保、民族发展等方面。[28]

关于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地位，王伟光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出现新的剥削阶级，就不是社会主义，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怎样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案、各种方法加以解决的中心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心骨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29]

赵智奎也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有许多发展的机遇和优势，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相比，差别更大。这是历史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齐头并进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一部分人，如何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另一部分人，也能走上富裕之路，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从分配问题入手是必要的，但必须治本。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解决所有制问题。[30]

陈述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引路人”来形容江泽民作为国家领导人作出的贡献，认为像这样一些深深嵌入历史的标志性符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经济发展新“三步走”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新时期国防军事战略，依法治国方略，“走出去”战略，加入WTO，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客观地展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31]

辛向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五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首要的优势在于以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基本保障；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捕捉重要发展机遇并且不断把这些机遇转化为发展的动力；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最便利、最有效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符合民意、适合国情、卓有成效，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性。[32]

关于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高新民提出：探索符合国情、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是发展党内民主。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既有成就也有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先进性的党，需要且能够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33]

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王佳菲认为：应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艰苦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特优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进步的突出特征。要从所谓不是“国进民退”就是“国退民进”、只有遏制国企发展才能为民企争取空间的“零和博弈”思维中解放出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如果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单兵突进，就会妨害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协调局面，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或重蹈单一公有制的覆辙。[34]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李建国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集中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重大问题，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这个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有两项基础性、前提性工作要做好：一是明确方向的具体指向，即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找出与这个发展方向相悖之处，以便找到工作的切入点，使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更加有的放矢。阻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上存在的诸多消极文化现象和精神因素。为此，我们要筑牢共同理想信念根基，抵制不恰当价值观流行，防止封建文化沉渣泛起，警惕西方腐朽文化侵入。[3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彭海红撰文指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呈现出一些小农经济的特征，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而且阻碍了农民与集体以及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在保证农民生产自主权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显得尤为必要。当然，生产经营方式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不能“一刀切”。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二是在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在二、三产业发达的农村，也应尊重当地农民意愿，允许土地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允许他们探索适合当地条件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形式。[36]

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然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科学发展观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诊断，从哲学上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套意义深远的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赵士发提出：科学发展观在方法论上的意蕴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统一的层面：一是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二是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三是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四是多元主义的生态思维。唯有站在哲学人类学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理解科学发展观，才能使之成为指导实践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并在实践中科学地贯彻落实它。[37]

陈志刚从科学发展观与现代性的角度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在反思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及国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凝聚着改革开放的新共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改革开放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找到了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探索的新模式。无论在工业化道路上，还是在发展的逻辑、整体目标上，科学发展观都是对西方的经典现代性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超越和替代。[38]

任政、冯颜利认为，从社会公正的视野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公正性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倡导的科学发展也是一种公正的发展。公正性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体现。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发展的公正性主要体现在：发展主体的公正性、发展过程的公正性和发展结果的公正性。[39]

庞元正、董振华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第一，必须充分认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第二，必须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路径；第三，必须把民生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以民生建设为重点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四，必须重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第五，必须在破解发展难题的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40]

范春燕、冯颜利对海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根据研究“主体”及其“视角”大致划分了以下四类：一是海外主流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主要是从现代化理论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进行比较研究；二是西方左翼学者的“替代性”视角——主要是从世界资本主义“替代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评价；三是海外一些政要学者的“发展中国家”视角——主要是从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示范效用出发对“中国模式”进行解读；四是海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视角——主要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改革继续存在且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关注和追踪。从这些不同的视角出发，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各不相同。[41]

四 简要评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学术研究和研究成果转化，这两个方面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自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以来，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总起来看，2011年以来，学术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内容上形成了一些新的论题，在研究方法论上有所创新，科研成果的质与量也有所提升，总体上呈现出良好局面。这在前面重大问题研究进展部分多有体现。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今后加强。比如：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有待进一步统一。在以往的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割裂开来的现象比较严重。强调“政治淡出，学术凸显”，试图以规避政治和现实为前提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观点和学者大有人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政治功能而没有学术价值，试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观点和学者也大有人在，这些都严重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既有其内涵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这是不能否认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兼具政治功能与学术价值，那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探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并最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否认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论题领域存在不少空白。从总体上看，当前研究的主要论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等等，其成就也主要表现为对这些论题不同程度的挖掘，缺少对新论题的开发。而在既有论题内，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探讨少；对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的研究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当代化”研究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回溯性研究多，而对其发展作出前瞻性的预见研究少；对伟人思想及其理论贡献的研究较多，对民众力量和学者的思想及其贡献的研究少。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已被开掘殆尽，而是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所致。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一定可以发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些盲点。这些盲点将成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尚显狭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以及历史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探讨的很多，但通过社会调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多，但借鉴国外现代研究方法（如系统论、博弈论等）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国外文化中国化（如佛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如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重要思潮本土化进行比较研究，等等。比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人们大都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分歧之处，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外域文化本土化发展的一般条件和机制，有助于揭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较多，但是学术含量足、理论水平高、具有创造性、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和专著仍然稀少，低水平的重复现象比较突出。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上，甚至是只作一般的通俗性宣传和解释，对其中深层次的内涵和理论意蕴则缺乏大胆的探索和钻研。有些研究者的认知水平没有超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党的文献的阐述，有的则是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的解读，不具有十分严格的学术意义。无疑，这与上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研究论题和领域的开拓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受语言文化、资料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再研究仍很不够，尤其是对海外学者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和针对性回答。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比较欠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就是如何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但目前看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一些论文和著作只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观点，或对其中相关理论作一般性的阐释，没有能够很好地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甚至也没有能够将人民群众的极富创造性的实践进行理论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注入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鲜活内容，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缺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指导意义。实现学术研究成果转化这一任务和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核心与价值所在。在研究成果转化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表明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1～2012年度党史党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42]

一 党建党史学科建设动态追踪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建党90周年之际，党建党史学界积极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2010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从各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使2011～2012年度的党史党建学科发展呈现出新气象。

实践性强是党建学科研究的最大特点。当前，党执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存在着社会矛盾激化、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公平正义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存在着如何提高干部执政能力、有效遏制腐败、稳步推进民主的问题；存在着利益多元化、个人诉求多样化、信息网络化、信息传播快等新情况和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建学科研究着眼于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着眼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着眼于推进各个领域党的建设实践和理论创新。2011年，全国党建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90年党建经验；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重大问题；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围绕这些问题，全国党建研究会曾于年初确定了2011年的四个重点研究课题，即“创先争优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科学发展观与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案例研究”“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研究”，这几个重大课题对全国范围党建学界的研究起到了较好引领作用。

（一）重要著作简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一九七八——二〇一一）》。这些文献资料的出版为党史党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围绕建党90周年，学术界也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是凝聚了几代党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历时16年而完成的力作，共计98.8万字。该书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不平凡历程。该书既充分肯定这29年来党的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党犯过错误就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党的错误，科学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了全国纪念建党9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这次会议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该文集收入国内学者党史党建论文200多篇，其中有不少名家之作。该文集可以说是近年来党史党建研究成果的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理论界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广东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共同策划出版了大型丛书《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丛书由中国国家出版资金资助、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有关辛亥革命研究著作30种、34分册，总字数近1400万。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商团和商会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关系研究等，并收入相关辛亥人物的文集。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作总序，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担任编委会主任，相关领导、专家和学者担任编委会成员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书系”（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是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重点资助项目和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系历时三年编纂完成，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是从事党建研究和组织工作重要的参考资料。该书系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据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三个方面分为三辑，共计25种图书。

（二）热点聚焦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及评价

2011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1949～1978）一出版就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党史》第二卷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因为热点话题较多，特别是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评价，更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因此讨论热烈，个别问题更是形成交锋。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肯定《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具有重大积极作用。

《党史》第二卷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党的历史的信史。这部著作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近30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了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党史》第二卷为全党、全社会学习1949～1978年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读本，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进一步统一思想，将发挥重要作用。

《党史》第二卷针对广大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有助于纠正国内外一些人对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偏见，对境内外丑化领袖人物的现象可以“正本清源”。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前29年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倾向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也有少数出版物，特别是境外一些出版物，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在群众中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的作用。

2.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颁布30年

2011年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颁布30周年，学术界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理论界主导的看法是：《决议》的通过，体现了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决议》的基本结论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对今天推进党史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学术界应该在坚持《决议》的基本结论基础上，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推进党史研究。当然，在纪念《决议》颁布30年时，也有学者认为《决议》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证明，《决议》已经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建议党中央作出新的决议，对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应有新的结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3.关于华国锋的评价

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党史人物研究评价越来越客观，包括对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的评价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这体现了党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提高。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2011年是华国锋诞辰90周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学术界也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对华国锋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评价是根据最新的史料发现，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决定性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学术界对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功过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4.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进一步深化

自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命题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对党建科学化的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且研究有持续升温之势。2011年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基本内涵。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规律说，注重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层面的理解，把科学等同于客观规律。二是联系说，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视作由各种要素、环节、层面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侧重于从各种要素的有机联系来把握。三是过程说，侧重于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化”的解读，把“化”理解为一种过程或机制。四是价值说，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视为一种执政理念、价值与原则。五是综合说，有的学者主张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全面、多维度考量。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总结概括为：合乎规律性、价值导向性、时间检验性和长期渐进性。有学者提出，主要是规律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制度性、民主性和创新性。也有学者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学化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是党的建设不断积累的过程。二是遵循客观规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去解释和回答党的领导所面临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从基本理论、制度体制、方式方法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党建科学化有着自身鲜明的价值特征，包括内容体系的科学性、目的指向的人民性、继承创新的开放性、政治参与的民主性、实践操作的指导性。

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对以往党的建设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归纳，而不是抽象笼统地讲继承；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方法，体现民主发展要求，符合开放性社会特点。也有学者提出，要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落实到党的自身建设各方面，即通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发挥党员和执政骨干的作用，实现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化；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还有学者指出，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认真研究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党的建设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因素，抓住影响党建工作成效的关节点，以改革的勇气、创新的精神自觉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等等。

虽然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重复研究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对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理论深度不够；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相对单一。今后应加大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强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深度研究，深刻把握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应深化学理分析，加强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党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与党的建设现代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探究。三是拓展理论视野，加强对国外政党在推进政党建设科学化方面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合理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四是应创新研究范式与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1年以来，学术界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启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辛亥革命研究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辛亥革命的研究和宣传，出现了一大批成果。

201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揭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阐述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对推进和深化辛亥革命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针对近些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出现的一些不正确观点，为了引导学术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评价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两次专访，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研究员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在第9期和第10期分别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研究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开辟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行到底》为题予以发表。两次长篇访谈，驳斥了诸如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偶然的、辛亥革命是妥协的产物、辛亥革命搞糟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等错误观点，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法，才能还原辛亥革命的本来历史面目，正确评价辛亥革命。

学术界围绕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金冲及认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条件。同时，辛亥革命没有明确科学的革命纲领，没有充分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核心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来也正是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训。[43]学者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同时，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44]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中国社会既前进又更加混乱了，人民开始觉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十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

学术界围绕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取得了一系列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大量资料被整理出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结论更加公允，逐步还原了辛亥革命的历史面貌。同时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苗头，以及碎片化倾向，缺乏宏观的整体性把握。有的成果貌似新颖，实际上是炒现饭，为求新而求新，存在哗众取宠之嫌。不少学者指出，推进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学者章开沅认为：“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45]

（二）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总结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党的90年历史，总结了党的经验和成就。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90年取得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胡锦涛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为此，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集中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的重大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围绕着评价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历史作用、地位、进程及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领导作用

学者沙健孙分析指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这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只有能够把这两项历史任务自觉地担当起来并带领人民为此而进行胜利斗争的政治力量，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合格的领导者。党的这种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带领人民为独立和富强进行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检验、比较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他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胜利的斗争，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二是因为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三是因为其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四是因为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从而经受了各种考验，使自己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46]

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是历史选择的结果。90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2.关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所取得的丰功伟绩

对中国共产党9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学术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学者赵曜以“两次革命”“两次飞跃”来概括。第一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革命是改革开放。第一次理论飞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7]陈述则更为具体地指出，有六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其一，建立新中国，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其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其三，创新中华文明，形成了以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为特征的中华新文明；其四，开辟“中国道路”，即举世瞩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其五，创立了植根于中华文明、立足于中国国情、适应于人类发展规律的新型国家；其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锻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执政党。[48]也有学者从现代性、现代化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阶段的伟大成就和一脉相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一阶段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摆脱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在第二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废除了资本逻辑，打破了苏联压制，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在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超越了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新路。[49]

也有学者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进行探索和概括。朱佳木在接受《学习时报》的采访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探索发展道路、构建基本制度、营造内外环境以及加强自身建设，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有利于伟大复兴的基本条件：一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可靠的途径。二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法制保障。三是开展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系列社会稳定工作。四是培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五是坚持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不间断的执政党自身建设。党通过整风、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等一系列措施，经受住了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六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全和宽松的外部条件。[50]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学者谢春涛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四个方面：一是执政后一直领导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致力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二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三是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结合起来。四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始终把惩治与预防腐败置于关乎党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51]学者金民卿指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些胜利都是不可能的。[52]

总体来说，对中国共产党的90年辉煌成就，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整体上来评价，这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一些学者比较重视改革开放的成就而贬抑新中国成立后30年探索的成就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毋庸置疑，历史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90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持续奋斗的结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早在90年前就已经确定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奠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关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90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曜归纳了六条：一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三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制定了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路线；四是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五是有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六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认为，中国共产党的90年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也蕴含着十分丰富而又弥足珍贵的启示。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领导人民不断开创通往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动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53]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总结，而且不但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还需要研究失误和挫折的教训，以资借鉴。无疑，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成就的因果联系，以及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上，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肯定性共识，但是在进一步理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在哪个方向使改革取得新突破，按照什么顺序推进改革开放等问题上，还存在争论、分歧，还需要加以深入的探讨。

4.关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中的曲折和失误

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历史是复杂的、曲折的。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犯过不少错误，甚至犯过几次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党的事业经历过许多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如何正确看待错误与曲折，成为党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沙健孙指出，在党的历史上，错误和挫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并不是它的本质和主流、主题和主线。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而且也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并吸取教训。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中国共产党也可能犯错误而与它疏离。即使在党犯错误的时候，由于它的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仍然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与它同心同德、共渡难关。[54]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特别强调，90年来，我们大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强调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不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显著成就，正是这个成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前30年，经历了一些挫折甚至是严重失误，这是事实。要客观地分析前30年的成绩和失误，尊重事实，不带偏见。要正确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当时许多失误造成的损失令人痛心，但那是在探索中付出的代价，有的是难以避免的。回顾历史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把握规律，把后来的事情办好。绝不能以回顾历史为名，歪曲党的历史，玷污党的领袖，否认党的领导。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全面正确地评价历史，不能情绪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得出客观、公正、全面的结论。[55]朱佳木也指出，国史研究者在研究国史经验时应当注意掌握几个基本方法。第一，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第二，既要研究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又要从宏观层面对历史经验作综合的研究。第三，既要研究新中国历史中的成功经验，又要注意对失误和挫折的经验进行研究。第四，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国历史的经验，又要把经验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56]

不少学者指出，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反对因党的失误和挫折而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

（三）党的建设90年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也是一个老党。长期以来，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认真总结和用好党加强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党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为纪念建党90周年，围绕党的建设经验，一些领导、专家和学者撰写了大量文章。

关于党取得成功的经验，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90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57]学者石仲泉认为党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党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党具有着重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党具有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创造性，党具有既善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对人民、对民族的高度负责性和党具有广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58]学者柳建辉教授认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根本经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始终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主要经验。[59]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建设的目标、主线和总体布局，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其他各方面建设之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突出重点、统筹推进，成为大家研讨交流中对90年党的建设主要经验的共识。”[60]在由中央党校、全国党建研究会和重庆市委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党建专家学者从党的领导地位、理想信念、群众路线、基层党建、反腐倡廉等方面对党的建设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61]学者李伟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主要有四方面：坚持一个鲜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纲；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重视思想教育；贯彻民主集中制。这四点历史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62]

关于党的建设“主线”的经验的研究得到加强。一是论述了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先进性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执政能力建设是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与具体体现。“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同为党的建设的‘主线’，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缺一不可。”[63]二是论述了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有学者在分析科学发展观与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时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的深层次升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有机的统一。因此，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在执政理论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把它看作是取得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必须在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同时，还要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64]三是论述了先进性建设的经验。学者普遍认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必须紧紧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使命任务，必须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必须把党员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抓实抓好。学者姚桓认为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经验是：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以思想理论建设引领各方面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把阶级性、先进性与代表性、群众性结合起来，把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同扩大群众基础统一起来，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把发展党的先进性与回答时代挑战紧密结合起来，在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党的先进性。[65]

关于党的“五个方面”建设的经验的研究全面深化。

——在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作了系统论述。他深刻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贡献，总结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深刻启示，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66]

——在组织建设方面，李源潮同志提出，我们党组织工作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是：必须以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组织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组织工作，在服务大局中体现组织工作价值；必须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全党满意、让人民满意；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组织工作改革创新；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努力提高组织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67]

——在作风建设方面，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尚文认为，90年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必须从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推进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和制度相结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作风建设的全过程。[68]有学者认为，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党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党群关系建设作为政党建设目标的重要构成，并矢志不渝；始终把党群关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整体布局的灵魂内容，作为联结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枢纽；始终把党群关系建设作为检验党的建设水平和成效的最具价值的核心指标，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69]在“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上，刘云山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懈奋斗的实践历程和宝贵经验，阐述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强调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我们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打牢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事业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改进创新方式方法，努力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有效提高群众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70]

——在制度建设方面，学者李锡炎认为，90年来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上把民主与集中的主从关系提升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他认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上把民主与集中的主从关系提升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定位上从狭义的组织制度提高到党的根本制度上，对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基本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上把理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范，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具体化；推进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实现了飞跃发展。[71]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五位一体”格局中，反腐倡廉建设处于基础性的关键地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仍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要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水平。[72]中央纪委邵景均研究员认为，90年的经验主要有：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标本兼治反腐败；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制定反腐败方针、政策；始终坚持边实践边总结，注重以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73]这些重要思想，有效地推进了反腐倡廉建设。

三 存在的问题与学科展望

总体来看，由于适逢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学术界围绕着党建党史以及辛亥革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持续的研讨。一些重要文献、大部头著作、丛书争先恐后献礼，期刊杂志也纷纷设立专栏加以讨论，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纷至沓来，党史党建学科和党史宣传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十二五”党史学科发展开了好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就党史研究来说，也存在几点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第一，少数学者热衷于对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物和敏感事件的研究。党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的90年。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关于深化“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研究，应该成为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党的伟大，增强对党的认同度，回应社会上对党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物和敏感事件的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面对党的丰富历史，许多重大的事件和重要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将精力放在在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物和敏感事件，作所谓的“翻案”文章，视为学术“创新”，制造一些轰动效应，忽视政治后果，无疑偏离了党史研究的主要方向，也不能更好地总结党的经验。

第二，热衷于对党的历史的微观研究，回避对党的历史重大问题的宏观研究。毋庸讳言，目前党史学界对党史研究的内容更丰富了。随着各类文献资料的出版，特别是各类回忆录的出版，对党史的细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丰富对党史的认识。但一些党史学者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沉迷于对党史上细节问题的研究，回避所谓“宏大叙事”，并且用一些细节去颠覆所谓的“传统”观点，当作“创新”，视为学术研究新进展。这类研究导致了党史研究的碎片化，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错误认识。这类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却忽视了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应该看到，当前从事党史研究的主要是体制内的各类党史工作者。党史研究不能仅从个人兴趣出发，应该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服务中心、围绕大局”，服务于党的事业，有助于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研究细节是必要的，但应该围绕一些重大的问题去进行细节研究，更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关系党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的重大问题研究，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忽视用阶级分析法去分析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斗争。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采取了冷漠乃至否定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现实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之争就不愿用阶级分析法去分析，认为建国前的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没有是非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这种做法忽视了国共两党的阶级本质的差异，会使民众产生错误的认识，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也无助于国共进行新的合作。

党史学科是一门重要的学科，需要各方面高度重视。党史学界应该以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最新精神为指导，提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水平，充分占有历史资料，拿出科学性强、社会效益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成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度、提高党的国际形象服务。

就党建研究来说，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学术界在2011年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围绕党的建设科学化、创先争优等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创先争优活动的实践总结多，理论提升少；二是对党建科学化研究简单套用新名词多，理论框架、观点创新少；三是对90年党建经验从单个方面总结的多，上升到总体性、规律性认识的少。比如，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党的建设特点，都有独特的党的建设经验，应当深入挖掘。

展望新的一年，要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努力把党建研究继续推向前进。第一，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开展研究和宣传活动。第二，着重研究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认识。比如，开展好新形势下防止和消除“四个危险”研究、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研究、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研究以及党的建设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创先争优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等等。第三，努力探索党的建设规律，对党的建设科学化重大命题要有新认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深入研究这个重大命题，认真落实这项重大任务。第四，积极借鉴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扩展党建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党的建设方法上，一些政党在自身管理和活动中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越来越普遍，运用“媒体公关”来增进党的亲和力和号召力；在健全党内管理制度上，一些政党着力完善党内决策机制和程序，利用新媒体完善舆论监督机制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史党建”学科2011年来研究情况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史党建学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学科建设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党史党建研究室展开，现有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同时邀请一些相关专家作为学科建设的支持力量。鉴于学科成立时间较晚但研究内容十分重要的特点，该学科把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作为研究重点，力求形成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色。

（一）2011年来的主要工作

1.学术活动

2011年来，党建党史学科成员每人选择一个专题作一场学术报告，共5场。此外，学科成员还应邀到各地进行学术和理论宣传，特别是围绕建党90周年、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和宣传，累计三十多场。

积极开展国内学术交流。参与举办了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学科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努力扩大党建党史学科的影响力。

努力拓展对外学术交流。参与举办了“第一届中日社会主义学者论坛”，邀请5位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2011年11月，金民卿等赴英国作为期9天的学术访问。12月21日，戴立兴等赴越南进行学术访问，与越南社会科学院学者进行了交流。金民卿、陈志刚、龚云等曾多次同日本、美国等国学者进行交流。

2.国情调研

为了深入了解党的建设的各项创新成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积极开展国情调研活动。一年来，学科成员到浙江、重庆、北京、新疆、河南、湖南、山东等地，围绕基层党建、反腐倡廉建设进行调研。金民卿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合作的重大课题研究，承担其中第二子课题“国有企业政治优势转化”研究；金民卿主持了“宁波海洋文化发展及其实施路径”课题研究，陈志刚等人参加。龚云、戴立兴参加赵智奎主持的山东莱芜钢铁集团发展模式和党的建设国情调研课题。龚云参加并负责中组部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非公党组织作用功能定位”研究，完成的核心观点通过社会科学院要报上报中央领导。

3.学术影响

2012年3月21～22日，金民卿应邀参加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会议，并在中组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言。金民卿在发言中认为：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会议在理论上有几个重要突破。一是深刻阐述了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非公企业党建在党建工作整体布局中的定位；二是明确了非公企业党组织“两大作用”的功能定位，消除了人们长期以来的理论困惑；三是深刻分析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抓住了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要害；四是从两个覆盖、两个作用、两支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非公企业党建的工作体系。在非公党建的工作中，有几个方面的关系特别需要注意：非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同党的政治属性、阶级性质以及党的奋斗目标的关系；党员出资人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同党员的理想信仰之间的关系；非公企业党组织在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切身利益、服务党的工作大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非公企业的利益同职工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非公企业中党员的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党员为了党的利益而遭遇企业歧视乃至解雇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非公党建工作，特别需要加强信仰引领、思想领导和价值观引导，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需要根据非公企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不同企业的组成方式、出资人的不同情况、员工的不同来源和构成等，制订具体化的工作对策；需要根据当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状，打造非公党建工作的多层次依托、多元化载体，创新多样化的非公党组织设置模式，把非公党建同农村党建、国企党建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有效互动，共同推进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发言得到了中组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并在《光明日报》《中国组织人事报》刊载。

2012年5月，龚云负责的中共中央组织部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调研报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问题研究报告》，获中组部2011年度组织工作全国重点课题成果二等奖。

2011年7月，为了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金民卿、陈志刚等在7月1日以后多次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采访。此后，金民卿、陈志刚、龚云、戴立兴等还把学习讲话精神同学习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结合起来，撰写了13篇理论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并被众多网站转载。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又组织人员写作相关文章7篇，这些文章在中央及各级媒体公开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12月，龚云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经验》获中国社会科学网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二等奖。陈志刚撰写的《反腐倡廉的文化维度与制度维度》获“第六届反腐倡廉南通论坛”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三等奖。陈志刚参与的中组部委托课题“党员队伍适度规模评判标准研究报告”获中组部一等奖。

（二）2011年的主要科研成果介绍

2011年来，围绕建党90周年、基层党建、反腐倡廉建设、作风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学术专著4部（金民卿、李建国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程恩富主编、金民卿副主编《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陈志刚：《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重庆出版社2011年出版；李红岩、龚云：《中国道路》，黄山书社2012年出版），完成教育部课题1项（龚云：“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1项（陈志刚：“政治文明中的社会主义公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启动资金课题2项，在国家核心期刊和网络上发表论文60多篇。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戴立兴：“毛泽东群众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课题批准号：11BDJ025）。申报获批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1项（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与哲学分析”）。此外，龚云参加了2012年全国党建研究会重点课题“化解‘四个危险’”研究，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党化解‘四个危险’历史经验》文章的写作；参加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课题“国有资产完全完整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课题，并负责统稿工作。龚云、陈志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起草了论文《中国共产党90年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经验》。

2011年以来，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

学科带头人金民卿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价值与当代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指出：“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成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系统论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需要怎样的思想沉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启示》（《人民论坛》2012年第22期）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理论成果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机制。从内在逻辑上讲，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结合与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走向。以理论创新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实践动力、集体智慧、思想交锋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前线》2012年第6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大众之间并不直接贯通，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张力和逻辑起点；知识分子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能性理论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逻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大众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大众之间联系的现实性过渡环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性理论主体；社会大众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才真正实现了科学理论向群众意志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进程得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及其当代启示》（《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指出：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井冈山时期的探索启示人们：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不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的交锋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始终是党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基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2期）一文，结合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系统梳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是内容丰富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不能把它庸俗化为非阶级性的理论、支离破碎的个别词句或习惯性的常识体系；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不能教条主义、封闭僵化地对待；需要通过理论灌输来武装群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不能自发主义、修正主义地对待。

陈志刚撰写的《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四个向度》（《前线》2011年第4期）指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从战略的高度把握四个向度。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本质上就是要求党的活动符合政党活动的规律。规律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核心。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必须以现代化为取向，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根据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调整自己的结构、功能、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建设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证。党的建设科学化不是为科学而科学，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和归宿。是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是检验党的建设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化的根本标准。

龚云作为第二作者出版的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重大对外宣传课题、2012年重大走出去项目《中国道路》（黄山书社2012年1月中文版、8月英文版），是一本向外国读者讲述中国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站在外国读者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为救国图强所作的探索及走过的道路，回答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等等问题，以争取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培育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我国总的和平发展战略服务。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向出版社调阅一套，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局长张雁彬认为该书是对外宣传的精品力作。

2011～2012年度毛泽东思想学科前沿研究报告[74]

近年来，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和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为契机，我国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较为活跃。其间，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成立，举行了“毛泽东与新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文集》《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也终于出版，反映了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新成果。

这期间，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努力积累学术力量，借助“马克思主义系列学术研讨会”平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站，积极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近两年承担的相关课题主要有：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日本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重点课题）；毛泽东接班人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重点课题）；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重点课题）；毛泽东道德建设思想研究（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等等。2011年度发表的相关成果有：《毛泽东与妇女解放》（王宜秋）、《早年毛泽东对“实现自我”的几点思考——以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为中心》（郑萍）、《毛泽东接班人思想研究》（于晓雷）、《论党的三大作风的思想来源》（王永浩）等。

我们认为，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始终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就学术层面看，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是更为值得关注的：一是关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贡献问题的研究；二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问题的研究；三是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的研究。

一 关于毛泽东对新中国贡献问题的研究

1.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

毛泽东是否只搞政治不抓经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是否“一团糟”？这是评价毛泽东是非功过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75]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用事实说话。新出版的“党史二卷”对此下了很大功夫，据实回答了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如何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1952～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有所进展。[76]确凿的数据，是对那种认为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一团糟”说法的有力回应。

2.如何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贡献？

近年来“非毛”“反毛”的主要武器，是认为毛泽东不讲民主，毛泽东时代是专制时代。因此，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贡献，关键是要回答毛泽东领导确立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新中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开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有学者进一步研究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所彰显的人民民主的理念，指出“五四宪法”的诞生在共和国民主建设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第一，“五四宪法”的颁布使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得到了完整和规范的法律体现，使之具备了完备的法律形式。第二，“五四宪法”为保证人民民主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五四宪法”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而把人民民主的理想纳入了国家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第四，“五四宪法”所提出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的体制保障，既反映了民主和法制的基本要求，也为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五四宪法”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公民应当享有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在中国近现代制宪史上是空前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孜孜追求的人民民主的理想和信念。[77]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文化等多种原因，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还不充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任重道远。也正因此，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过程。李捷的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顽强的斗争。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民主作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理念的、抽象的，但作为国家制度安排，却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执政党要把自己关于民主的理解从诉求变为制度，往往要经过曲折的探索过程。[78]

3.如何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

在以往的研究中，“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等多成为热点，近两年的研究，偏重于毛泽东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和对教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

（1）在关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讨论中，一些学者高度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总结了毛泽东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原则。

吴宏亮、丁毅指出，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开拓者和探索者，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79]侯惠勤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言，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毛泽东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中学习、批判和立法是三个主要环节。学习环节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为重点、以世界观转变为根本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批判环节就是指以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全面扎根为追求的错误思潮批判。立法环节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载入宪法，这是最为根本的环节。[80]

有的学者还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确立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侯惠勤将此概括为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从国家根本制度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正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定位；三是必须把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四是必须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毛泽东抓学习（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占领思想阵地）、抓批判（及时纠正错误倾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抓制度化（从国家政权建设高度抓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互为支撑）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和始终坚持的宝贵经验。[81]

（2）对毛泽东教育思想、方针和实践进行再认识。不少论著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变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解决教育为工农大众开门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毛泽东致力于实现教育公平，对当代具有启示意义。

近年流行一种看法，似乎旧中国的教育如民国时期，是很先进的，有人以此贬斥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新出版的“党史二卷”对旧中国教育的整体状况作了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盲众多，基础教育薄弱。该著并未把旧中国的教育说得一无是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质揭示其本质。“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旧式教育，农民子弟大多无钱入学。旧式教育有着传播民族文化的功能，但其中渗透着大量封建的内容；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培养有用人才，但主办权多为帝国主义所控制。”[82]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则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方向，提出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

吴忠民的文章认为，重视大众教育是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切学校“向工农开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在中等以上的学校设立人民助学金制度，在城市和农村大规模设立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各种职业学校。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8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但城乡、区域、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突出存在，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研究。

申小蓉等撰文分析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指出，毛泽东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考虑我国的教育问题，他的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办教育、切实保障人人享有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教育思想，成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文章认为，毛泽东既致力于提供均等的教育资源，还重视学生享有教育资源选择的平等性，开展适合各阶层的多样性教育方式，使人民群众享受教育机会与多样的教育选择权利，以提高教育质量与水平。[84]

（3）高度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贡献，进一步系统研究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

毛泽东对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曾敏指出，新中国的科技决策、方针、政策体现着毛泽东思索新中国的科技建制乃至科技成果，留下毛泽东个人风格的烙印；新中国科技队伍的培养和造就，受到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激励。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85]

毛泽东不仅领导了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建设，而且也有许多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思想。曾敏从科技本质、科技动力、科技模式、科技方法、科学政治、科技领导、科技方针、科技规划、科技人才、科技强国十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科技思想体系的内容。[86]梁柱的《毛泽东发展科学技术的若干思想论析》一文认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并列举了以下大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用科学和抓技术革命促进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促进国防现代化；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我国科学水平；我们必须打破常规，通过赶超战略，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要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状况，决定一切的是要有一支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87]

曾敏的研究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科技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结合，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相结合，创造发展奇迹，积累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领导科技事业的重要经验，即：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科技领导体制；学习科技知识，推进科技思想的理论创新；制订符合实际的科技方针，为科技工作提供政策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实施人才战略，建立宏大的无产阶级科技队伍。这些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88]

4.如何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建设的贡献？

社会建设作为四大建设之一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概念。但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业已形成的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理念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郑云天的《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一文指出，根据对现有文献的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末，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文章、讲话、批示、书信等总计超过130篇。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保障人民公共安全。这些思想和实践契合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做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政治革命同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工业建设的大局之间寻求平衡，并实现了毛泽东亲力亲为与中央领导集体群策群力的有机统一。[89]李学林认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对于推动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以平等的社会理想建立干群平等关系，扫除旧社会官场陋习，推动新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从等级社会向平等社会的转型；二是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民生资源，为新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民生保障；三是提倡创造条件积极兴办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社会服务状况，为实现我国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创造条件。[90]

从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的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贡献，许多学者聚焦于毛泽东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系。

《团结》杂志编辑部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指出，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上述方针为指导，毛泽东时代建立起以保护劳动力为目的、以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为导向的国家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毛泽东直接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1975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达到了90%以上。毛泽东时代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以重工业为重心的经济政策，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一直较为薄弱，但布局相对合理。三级医疗体系在城镇由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厂矿门诊组成，在农村则由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国家较为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在人员培训、经费提供和器械配置上，一直有所倾斜。尤其是在1965年毛泽东发表“6·26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医疗资源进一步倾向于农村。[91]

李洪河发表于《党的文献》的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毛泽东与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关系。指出，毛泽东切实领导了新中国初期的卫生防疫工作：高度重视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意见；全力领导了新中国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根据中国实际，对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给予热切的关心与指导。[92]

钱守云指出，毛泽东倡导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一起成为农村医疗的“三件法宝”，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这种行之有效的卫生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93]

徐俊忠认为，2000年，在世卫组织的评估报告中，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得到的评价跌至世界191个国家的第188位。这种颠覆性转变足以令我们反思，思考如何继承毛泽东遗产的问题。毛泽东1965年6月到8月间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三次谈话，包括著名的“6·26”指示，主题就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今天，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毛泽东当年的思想与主张，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不论如何，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94]

二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1.问题的提出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当前，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95]十七大报告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引发了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深入探讨。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科学总结和理论综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当代价值。

但也有人认为，不把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似乎被“淡化”了。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这一提法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实行“非毛化”的重要思想信号。

所以，如何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目前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我认同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2.围绕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基本论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石仲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96]因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97]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2010年7月石仲泉在《再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

郑德荣、姜淑兰在《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一文中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8]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主要是从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等方面，强调两大理论体系的差别。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核心是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反对三大敌人，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和革命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

他们还进一步以党中央权威文献的具体表述，来说明两个理论之间的不同。

第二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

李方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否定了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开的说法，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善，就把他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高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

第三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是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

沙健孙在《关于改革开放与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一文中指出：一、毛泽东没有具体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他确实明确地论证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定带有中国特点这个思想。二、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三、关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这个根本的政治前提下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离开毛泽东关于创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步骤和时间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并且已经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吸收，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五、关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3.关于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基本论争中的几个延伸问题的讨论

（1）对“始于毛，成于邓”之说的再认识。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否应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的问题逻辑延伸，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概念所内涵的起点问题。对此问题进行探讨，都绕不开薄一波“始于毛，成于邓”之说。

1994年10月11日，薄一波就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的业绩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问时，概括和提出了“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他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成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的产物”。“这条道路，继承了毛主席探索的积极成果，扬弃了他老人家探索中的失误，并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这就是我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探索相互关系的理解。”[99]薄一波的“始于毛，成于邓”这一命题提出后，当时就引发过广泛的讨论。龚育之认为：“所谓始于毛，指的是新中国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这些都功不可没。但是，毛泽东没有完成这个探索，并且在几个重要时刻走上了歧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歧途。这就使得我们在继承他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得纠正失误，总结历史，重新思考，重新探索，因此才有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这就是成于邓。”[100]因此，薄老的这一命题只能被合理地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对此，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说成“始于毛，成于邓”，更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了。

石仲泉认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尚可成立，但是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101]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薄老的命题，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如何看待新中国的“两个30年”？

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两个30年”关系问题，遂成为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问题的一个延伸。讨论中有些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值得关注，需要作深入研究。比如，有人把“两个30年”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去否定前30年，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共产党屡犯错误的历史，是党的某些领导人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历史，是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历史。又如，对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有人则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有人认为是坚持儒家“仁政”学说的结果，如此等等。“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对前后两个30年怎么看，以及对“两个30年”的关系怎么理解，这不但涉及对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如何科学评价和估量的问题，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规律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问题。

朱佳木认为：一、前30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现实可能；二、后30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和不断发展；三、两个30年的内在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形态。改革开放30年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30年，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它既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相反，它在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战略等方面，与前30年之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使“两个30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看不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抹杀它们的相同之处，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仍然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102]

（3）怎样认识“第二次结合”？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有两次历史性的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许全兴认为[103]，“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起点不是1956年，也不是1978年，而是1949年。把“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的历史下限定在1956年。[104]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有的同志根据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把“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看作是“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105]这一观点仍有商讨的余地。

许全兴认为，“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大的历史尺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也意味着“第一次结合”“第一次飞跃”的完成和“第二次结合”的开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理论上的飞跃”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会有曲折和错误；后者是指“结合”过程中形成了正确认识的成果，它不是在“结合”一开始就能做到的。彰显、突出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可以的，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必要的，但若为了论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不同、任务不同的革命合并为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则不可取。至于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立意义而仅仅把它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伸的观点，则更为不妥。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若无视或否定它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实则不是唯物主义者应取的实事求是态度。

许文进一步指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和理论逻辑看，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疑是“第二次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绝不能把它看成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的延伸。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两者在外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这是由于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命名方式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以它的主要创立者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以它解决的历史课题和任务的名称来命名的。承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那就应顺理成章地承认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以主要创立者的名字来命名的，两者之间虽然一脉相承，但其理论边界是清晰的，在外延上不存在交错的问题。同样，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者之间，在外延上也不存在交错的问题，因为两者均是以解决的历史任务的名称和性质来命名的。

纵观近年在两大理论体系关系问题上的论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为理由，从而简单地否定“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是看不到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取的。另外，在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花大力气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萌芽、孕育等，这就难免陷入一定的矛盾之中。我们认为，如何使理论的概括和表达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三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

1.尊重《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

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最大贡献，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科学评价，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的一个范例。三十年后的今天，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坚持《历史决议》的基本评价，这是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2011年9月27日，《北京日报》组织一批学者纵论《历史决议》的重大价值与深远影响。各路学者共同认为，要尊重《历史决议》的权威性和基本精神。

第一，《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坚决不向错误思潮让步。

“《历史决议》是我党坚持科学历史观的一个范例。回首30年，《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重大政治判断和重大历史结论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好决议。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这个科学历史观不是别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说得更直白一点，科学历史观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历史决议》的活的灵魂。我们今天纪念《历史决议》，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弘扬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106]

李捷特别指出，现在也有人传，说是邓小平同志1993年曾经讲过，好像“第二个历史决议”要重新作如何如何的，其实这完全是造谣。我们文献研究室就有邓小平研究的专家，档案都在。居然有人公然造谣，我觉得这种谣言是站不住脚的。[107]

第二，正确理解《历史决议》体现的科学历史观问题。近年来，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历史决议》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结论还不够实事求是，没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么，对此该怎么看呢？

石仲泉认为，这里有一个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也就是如何把握科学历史观的问题。首先，实事求是不单纯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因为对任何复杂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涉及认识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文化学识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对同一个人或事往往会有不同看法的原因之一。其次，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如同真理的认识是个过程一样。认识主体不仅有认识的局限，还有历史的局限。任何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之中，不能不受历史环境、史料解密和历史真实情况披露的制约。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程度，要求绝对地“实事求是”是不实际的，它只能逐步地实现。再次，实事求是有宏观把握和微观把握之别。能将两方面都把握好，是最理想的。求其次，首先要在宏观方面把握好，在总体上使读者感到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客观的；在具体史料上是努力求实的。这就应当说做到了实事求是，坚持了科学历史观。[108]

第三，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往后退。著名学者龚育之同志十年前在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往后退。石仲泉指出，当时龚育之同志就这个问题谈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淡化甚至否定《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作出的结论，从这样的结论后退。我认为，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十年浩劫给人民、给国家、给党带来的那么大那么深的灾难，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给人民、给国家、给党带来的那么多的伤害，不能采取回避、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不这样，怎么可能避免这样的伤害和灾难的重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另一个方向的后退，即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它、否定它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全部历史。”尽管10年过去了，这两种情况仍然存在。我完全赞同龚育之同志讲的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往后退的两种情况。去年，我讲过党史研究方面存在的五种倾向，也包含了这两种情况。首先是党史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党的历史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讲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另一种倾向，就是龚育之同志讲的那种淡化甚至否定《历史决议》对“文革”及其以前的错误作出的结论，要从这样的结论后退。近年来，有的人鼓吹为“文革”翻案和为“四人帮”平反，完全否定《历史决议》对“文革”的结论。另外，在党史研究领域还存在一种狭隘功利主义思想。[109]

毛泽东思想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党性、政治性，与现实有密切联系。随着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日渐深入，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全盘否定甚至妖魔化毛泽东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2.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探索中的错误

第一，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会议对党史研究和宣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一定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分清主次，全面分析，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实事求是”。学术研究和创新也绝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第二，要把毛泽东的功绩说够，也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讲透。毛泽东晚年确有错误，而且带有全局性，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发展造成了损失，对此要客观承认。新出版的“党史二卷”体现了这一态度和精神。

第三，不能把毛泽东的“过”说成是“罪”，区分“过”与“罪”要看主观动机。

目前有一个很盛行的观点，认为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前有功，新中国成立后有罪。李捷认为，所谓“功”和“罪”的问题，是要作具体的分析的，不能够单从一些表面的现象来作结论。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犯的错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他究竟是一种在探索中的“错误”，还是一种“罪”。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首先一个区别“错误”和“罪”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看他的主观动机究竟是如何。毛主席尽管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是他是为国家、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来考虑的，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另一个要看他是不是在主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发现了“大跃进”的问题以后，就努力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表示要同舟共济，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文革”的错误毛主席自己没有能够纠正，他坚信“文革”还是正确的，还是必需的，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所必需的一个措施。“文革”的错误，虽然毛主席自己没有纠正，但我们党最后还是把它纠正过来了。

3.坚决反对否定和丑化毛泽东的错误倾向

逄先知指出：“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110]

李捷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也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污蔑、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林林总总。明明毛泽东同志是名垂千古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些人却偏要把他说成是“千古罪人”；明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一些人却偏要把这说成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错误道路；明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文献中，一贯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把孙中山先生、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并称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探索和业绩作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和思想理论体系的源头和基础，一些人却偏要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党中央曾就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过决定，邓小平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这些都是别有用心，颠倒黑白，造谣污蔑。不容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严重的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盲目求纯、造假浮夸的错误，对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们不但不能回避，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深刻地记取沉痛教训，永不能再犯。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借题发挥，给中国共产党抹黑，给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对这些言论，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111]

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发表的《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就是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的好文章。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所迷惑，还有人写文章进行引证，以讹传讹。齐文以确凿的档案文献为据，有力地驳斥了罗冰们的谣言。[112]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生平业绩、品德风范，就要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一些令人们困惑的理论问题和事实真相，有力回击境内外对毛泽东同志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污蔑、贬损和攻击，自觉抵制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我国理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争论远远不止本文所列述的这几个方面。有学者指出：“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展现出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各种角度和各种层面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这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争论意味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持续不衰的兴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已经被符号化了。表面上，学者们评论的对象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毛泽东研究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话题。”[113]我们认为的确如此。也正因为如此，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党史二卷”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研究很有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对于这些精神的宣传还不够广泛，也似乎还不够理直气壮。

最近，李长春同志关于“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讲话精神，在我国理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用这样的要求检视近年我国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学科建设，我们感到，在主流学者的研究中，这个问题不是非常突出，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界也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要有自信，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业已形成的特色和个性鲜明、为广大干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同时也必须开放创新，扩大国际交流，发扬我们的本土优势，在开放创新中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话语体系。

2011～2012年科学无神论前沿研究报告[11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研究工程的推进，被列为濒危学科的科学无神论，依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平台，已经迈出艰难的步伐。本前沿研究报告将接续第一期报告的时间，以2011年5月至2012年6月为主要范围，综述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研究进展，分析面临的社会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思考建议。

一 学科建设概况

2011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强调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文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作为抵御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有关专业课中，充实科学无神论的论述。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举措。可见，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将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全部收归国有，建立了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国民教育体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更是公然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在大学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就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中，已经增加了关于科学无神论和宗教的论述，也有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少量的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在极端宗教势力比较活跃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关领导部门十分重视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工作。例如，2002年新疆教育厅就下发文件，在新疆地区高校开设《科学无神论》课程，作为第三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程，课时数不少于36学时。但是总体而言，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在教育领域还是相当薄弱。

目前，在全国高校教育领域中尚未设立科学无神论学科，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外，几乎还没有类似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均挂靠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在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领域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申报的中国社科院国情重点调研项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课题，获得批准立项。一年多来，该课题成员深入北京高等院校进行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课题组成员发放问卷二百余份，包括大学生信徒和非信徒，已经完成数据的统计处理。田野考察对象包括二百余名大学生宗教信徒、三个基督教聚会点以及一个佛教社团。该课题组成员正在积极探索在校园里抵御宗教渗透的有效对策。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研讨当前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热点和难题。5月10日，《科学与无神论》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重点调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汇报了“北京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研进展”。9月13日，由中国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联合举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座谈会。参会者包括自然科技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媒体记者。10月11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座谈会。中国学者与加拿大无神论学者、女王大学教授舒克兰博士（Dr.Schuklenk）等，就当代国际无神论组织和思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10月29～31日，中国无神论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主办，在浙江省金华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反邪教协会、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安徽工程大学、河北社会科学院以及浙江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教育发展与无神论学科建设”。与会学者围绕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大学校园宗教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以及国外宗教渗透的新动向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2012年2月18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在北京举办主题为“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原则，警惕文化传教”的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参加。与会人士指出，当前呼吁放开共产党员信教问题的声音主要来自学术界，这也是文化传教过程中的重要信号。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11年春夏，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提出申请，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招收科学无神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新聘一位博士，作为科学无神论的专业研究人员。

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与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相比，学术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有少量著作问世。2011年，中国出版界有两部重要的科学无神论著作刊行。

一部是牙含章、王友三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重印出版。该书是1992年版《中国无神论史》的再版。30年前，这部专著作为“六五”国家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汇集了全国三十多位学者，历经数年，最终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无神论史》。此次再版，编者有感于近年来中国无神论学科的迅速降温与“宗教热”的不断升温，呼吁学界对这种冷热不均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编者认为，只有阐明中国无神论思想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最精华的表征，才算真正找准了它的位置。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无神”价值倾向，在中国社会宣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就是紧密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神的本质特征联系起来。[115]

一部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著《大设计》的中文版，由吴忠超教授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部专著是霍金在《时间简史》之后最重要的著作，它凝结了作者20多年来对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成果。该书英文版自2010年8月首次出版以来，曾连续8周以上名列畅销书排行总榜第一名。本书围绕宇宙、万物、生命存在的意义，解读了最新宇宙学研究成果——M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需任何超自然作用的、在物理定律下自然发生的宇宙创生与演化图景，澄清了神学在“存在之谜”上对人的迷惑，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无神论世界观，自觉运用科学理性寻找幸福的生活，对社会、文化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116]

此外，李胜先、刘玉新编著的《精神控制与心理学滥用》也是一本值得关注的科普著作。于光远先生为该书作序。作者是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该书通过大量的案例，论述什么是精神控制、精神控制是怎么发生的、精神控制易感人群的特征。作者从科学无神论的视角，分析宗教、极端教派、膜拜团体和邪教等现象，尤其是对如何认识和帮助人们脱离和防范极端教派的精神控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对策。[117]

在学术期刊建设方面，2011～2012年度，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主办、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协办的《科学与无神论》，继续向专业学术期刊方向发展。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1～2012年的科学无神论研究进展，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批判西方基督教学者的“宗教市场论”；中西方无神论思想史研究；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研究。

（一）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1.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习五一指出，无神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思考的结晶，其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多神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并存。包含科学无神论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进入近现代的思想标志之一。科学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思想前提。西方无神论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中世纪基督教在上层建筑领域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无神论几乎不可能公开存在。近代西方的无神论思潮由于其鲜明的反封建主义制度和批判神学政治的性质而被称为“战斗无神论”；因为它汲取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为武器，又被称为“科学无神论”。20世纪西方无神论的主要形式是“人本主义”。本世纪初，面对全球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新基要主义势力的复兴，当代西方新无神论和世俗人文主义思潮再次活跃。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它继承了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等人类优秀思想的成果，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而展示出来。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石，由思想文化领域，进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118]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本质对立论、相对独立论、依赖共存论。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论述。作者指出，从马克思对宗教和科学的论述来看，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对立的。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可以推断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结论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的领域将越来越小；科学与宗教曾发生过冲突，也曾彼此独立，也曾相互依赖共存，但它们不会永远共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科学不会直接使宗教消亡，但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会动摇宗教的信仰基础和社会基础。与上述三种作为静态的理论观点不同，唯物史观是动态的理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总是历史的、具体的，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状态。短期来看，宗教和科学可以进行对话并进行短暂的合作，但它们之间的对立还将继续下去。[119]

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

美刊《新社会主义者》第51期（2009年）刊登了法国学者米歇尔·罗伊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人民的鸦片？》的文章。米歇尔·罗伊是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成员。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的论述仍然适用于当今的大多数宗教组织和主要宗教派别。“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表述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任何阶级指向，但是它抓住了宗教“苦难”的矛盾性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来研究，即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诸多形式之一来研究。之后，马克思很少注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体系的宗教。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主要贡献是，重视分析各种宗教表现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恩格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抓住了宗教现象的双重性：宗教既扮演承认现成秩序的合法性角色，又根据社会现实情况，扮演批判、抗议甚至是革命的角色。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持激进的敌对态度，但认为无神论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宗教的革命性已经成为历史，这一预测也得到历史的证明。[120]

有学者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绝不是无明显的褒贬之意，更不是强调“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它的态度十分鲜明，就是揭露宗教的虚幻性、欺骗性，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和行动”，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需要历史地看“鸦片论”，现实地看我国宗教，辩证地看待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刻认识“鸦片论”的启示意义，正确认识“鸦片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关系。[121]

加润国对所谓“鸦片基石论”的错误及其由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应该结合时代背景、上下文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体系来准确地理解。该句话的核心是说明宗教对人民的作用，就整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言，这只是宗教的社会作用的一部分。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理论上阐述了共产党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依据、方式和原则，分析了“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的原则遭到歪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体现了对马克思宗教观的准确把握和理解。作为理论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相关讨论，基本上达到了结合时代背景、具体语境和思想体系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名言的目的。直到本世纪初之前，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所谓“鸦片基石论”的歪曲概括。然而，继1997年前后发表的一篇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后，到2001年，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歪曲概括为“鸦片论”和“斗争论”的论调，通过报纸、互联网和学术杂志在社会上出现了。

作者指出，这些文章不仅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而且还无视党在“文革”之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文革”后19号文件的拨乱反正等创新举措，污蔑党长期以来受列宁“鸦片论”和“斗争论”的影响，把党的宗教工作说得一团糟。他们以此为借口，要求引进西方的某些时髦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宣称其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必须“率先与时俱进”。尽管有人提出批评意见，但影响有限。这种论调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产生了误解，导致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作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和处理现实的宗教问题，不能搞教条主义。[122]

3.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

习五一指出，中国的社会基础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实践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增加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保障宗教在信仰层面完全自由。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宗教必须服从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允许利用宗教威胁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不允许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就将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第二，宗教有神论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与科学和唯物论相对立的，但它属于思想问题，不能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而且主要通过社会的实际变革，由信仰者自觉决定。[123]

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者认为，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会对宗教问题形成不同的话语形态。首先是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是持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态度，主要目的是批判宗教赖以产生和存续的社会制度根源。中国最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中，宗教热或宗教乱象得以产生和存续的社会根源，就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及剥削压迫、阶级分化现象的有增无减。阶级分析法对于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远未过时。世界观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精神污染”的治理成本上升和危害预期加剧，正使得冷寂多年的无神论宣传教育问题呼之欲出。其次是统战话语。统战政策和策略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对宗教组织及相关人群进行适当的必要的阶级阶层分析。统战对象应当仅限于宗教界上层人士，如果扩大至因社会变迁而日益增多的一般信教群众，则统战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以致最终无法承受。我党作为无神论政党，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统战者被统战”的现象，始终保持世界观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足够敏锐的政治鉴别力。第三是法治话语。宗教信仰自由表达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对于各种并未危及其根本利益的宗教信仰的宽容，而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应当致力于弱化以至消除宗教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从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把人们从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各种妖术中解放出来。在宗教事务管理问题上，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解构西方敌对势力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话语霸权。[124]

4.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

田心铭撰文回答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为什么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并不矛盾。他认为，无论从法律依据、理论基础、客观根据和根本出发点来说，开展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是一致的。深入理解这种统一需要弄清宗教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宗教意识形态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要经过自觉的努力。开展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必须自觉遵守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无神论需要克服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误读。不能把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当成共产党员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能把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当成积极发展宗教；理解宗教的群众性不能忘记对不信教群众宣传无神论的责任，理解宗教的长期性不能忘记宗教长期存在过程中的变动性。[125]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当前我国社会无神论教育宣传弱化，而各种有神论呈现流行趋势的现象。他们指出，宣传科学无神论需要澄清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宣传无神论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②提倡无神论，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宣传无神论不仅不会损害社会和谐，相反能够正确引导妥善处理好社会矛盾；③宗教的替代性满足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修养问题和精神安慰问题，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才能真正满足人们无限的精神需求和精神超越。关于如何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专家学者的建议有：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无神论的教育宣传；②必须牢固树立并正确落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③加强无神论教育宣传，必须立足实际和面向群众；④加强无神论教育宣传，既要讲战斗性，又要讲科学性。[126]

有学者对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提出三点建议：①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要纳入日常工作日程并设定相应的机制加以保证；②坚决刹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风潮；③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形态应该适应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127]

有学者对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其中明确指出，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落实到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四观”和唯物论、无神论“两论”的宣传教育上，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或反动思潮的影响。[128]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已经开始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

有学者分析批评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宗教道德和无神论道德的观点。有人认为宗教信仰可以挽救道德滑坡等危机，而无神论者的道德自律能力值得怀疑。作者指出，历史上中国道德传统一直以“人本主义”而不是“神本主义”为主，并不妨碍中国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没有证据表明宗教道德高于世俗道德，需要防止以虚构的道德级差来论证信徒与非信徒的不同，有意无意地制造宗教群体与社会的对立。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当之无愧的无神论者，应该是同时接受科学精神培养和人文主义理念熏陶的人，是有理想、有文化、讲道德、守法纪的高素质公民，而不是思想贫乏、内心空虚的精神侏儒。作者指出，认为无神论教育会使人丧失敬畏感而变得无法无天等看法和态度，反映了一部分干部对宗教麻醉作用的误用。中国共产党不能也不可能利用宗教的麻醉作用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作者提出，无神论对有神论的理性批评应当成为社会常态的一部分。[129]5.共产党员信教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问题，有学者专门作了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例如，在对“你认为党员能否信仰宗教”问题的调查中，只有59%的党员明确表示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而有30%的党员认为可以信仰宗教，另有11%的党员表示“说不清”。“说不清”意味着是思想上的“拿不准”，这部分人随时可能成为“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的支持者。在对“你认为目前党员信仰宗教的人数有多少”的调查中，13%的党员认为很多，31.7%的党员认为较少，30%的党员认为是极个别现象，还有24%的党员表示不太清楚。这说明，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不仅确实存在，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极个别现象。[130]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撰文指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订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如果允许共产党员信教，将会产生侵蚀涣散党的肌体的种种恶果：①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和无神论并存，势必会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②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势必会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③信教的党员势必会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的现象，他们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种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指出，要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131]

2012年2月18日，在关于文化传教问题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专门讨论了朱维群的这篇文章。杜继文指出，在宗教传播上，西方对中国的政策经历从“硬”到“巧”的过程，文化传教就属于“巧”的一种策略。它试图首先占领大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通过某些文人替其传播宗教及其承载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当前中国学界和社会在宗教的认识上比较混乱。而朱维群明确无误地回应了党内某些人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向宗教开放的呼声，坚定地维护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组织上的统一。同时他还指出，党属于政治组织，有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具体策略，所以历史上有少数党员同时具有宗教徒的身份，而这些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前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因为策略而牺牲原则，引入宗教而改变党的性质。

在此次研讨会上，朱晓明指出，某刊物将“党员信教”问题的讨论列入“2010年宗教学十大观点”，主张不再将党员信教视为禁区。他认为这个观点有误导作用：第一，夸大了党员信教问题的严重性。第二，片面分析党员信教利弊。第三，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视为并行不悖的两个层面，其立论基础错误。第四，处理方法错误。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事实上存在的个别党员信教或参与宗教活动的问题，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并采取了慎重稳妥的办法。第五，违背了宣传纪律。特别在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发表这样的观点更是不妥当的。田心铭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信共产主义了，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必须有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李申认为，文化传教与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国文化传教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要让共产党员信教。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突破口，旗帜鲜明地主张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对于抵制国外宗教渗透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就文化传教而言，基督教的教会主要是安排信教的回国留学生“反哺”国内，具有非常详细和系统的计划。还有学者指出，共产党员不能信教是一个常识，现在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常识，实际上在警告国内外的某些势力。[132]

（二）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1.文化传教的实质是“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骨”

金宜久指出，19世纪末以来，西方侵华势力就把基督教作为使中国人俯伏在他们脚下的工具，而将控制中国舆论、占领高等教育学府当作“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骨”的主要举措。目前在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文化传教，本质上仍然是为上帝的存在、创世论证说教，实际上与传教士的宣教布道无异，是在为有神论的信仰服务、辩护和张目。在传播有神论方面，文化传教更能吸引人、迷惑人，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高等学府，可以起到传教士难以起到的作用。他特别指出，西方基督教界历来把高校视为“领导中国到我们道路上来的主要希望”，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传教士梦寐以求的事；今天它向大陆渗透的战略意图并未改变。有的高校是否在为传教士向大学渗透自觉不自觉地开启绿灯放行，在思想阵地放弃了“四个坚持”，是人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总之，高校与神学家联姻，是不折不扣地适应了西方基督教界的需要。[133]

习五一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宗教的复兴和宗教的冲突，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仔细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主要不是精神层面的有神论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会性被人为地抬高和强化。宗教有神论被某些国家和某些利益集团，当作谋取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的手段。从科学无神论的视角考察，这种现象是历史文明的倒退，亟需我们进行研究，提出对应战略。她认为，当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教旗帜的“东突”分裂势力；美国基督教新保守势力对华的扩张战略。在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中，这些宗教因素将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的重要资源。她指出，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所谓“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需要有学术上的应对，应该掌握话语权，培植我们的学术优势。[134]

2.大学生宗教信仰现象研究

基督教家庭教会近年来在高校校园的传教十分活跃，家庭教会中大学生信徒不断增多。有课题组以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高校的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教会大学生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更多带有终极追求的成分，对教会活动表现了很高的热忱。他们加入教会的途径多为传教的结果，入教与排遣不良情绪有关。他们的价值观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显示了比较多的消极倾向。从差异性的角度看，男生信徒和教育、心理类专业的大学生信徒最值得关注。对于家庭教会的大学生信徒应当区别不同学生，给予正确的思想引导，并且从某些大学生基督徒能够认同的文化相同点出发不断进行启发教育。[135]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调查表明，该校信教学生占总人数的7.65%，但大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具有随意性，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不多；他们信教更多的表现在心理调节的需求，信教的心理目的性、功利性强，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除了大力开展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重视心理疏导，解决困扰学生的实际问题，开设宗教学等有关的选修课程等措施外，还应当加强对校内信教群体的管理。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打击校园内外的各种非法宗教活动。[136]

另有一项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78%的大学生相信鬼神、命运、运气或特异功能；60%的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的幸运物或幸运数字，平时会去算命、求神祈祷、玩笔仙等迷信游戏并不犯一些不祥的“禁忌”；分别有10%、11%和2%的大学生信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调查者还发现，大学生迷信行为呈现一些新特点：迷信与科学知识、校园文化、宗教信仰和娱乐消遣等相结合。作者认为，“无神论”在高校的失落，除了一些校内原因和大学生个体原因外，还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落、转型期社会的迷惘、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和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等社会原因有关。[137]

3.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我国宪法与教育法明确规定的重要原则。近年来，宗教在各高校传教活动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引发家长、教师和社会多方面的忧虑和关切。围绕这一议题，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专门组织了四次座谈会。

习五一指出，当今世界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更是公然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宣传教义，培养神学和传教人士。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在大学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38]

杜继文结合相关立法文件、立法历程等客观情况，阐述了“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必要性。他以“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大量事实材料为例，介绍了当前文化教育领域中宗教传播的严峻形势。“文化基督徒”以“基督教文化研究”和构建“学术神学”名义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传教布道活动不断升级，与之相应大学生信教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与海外势力的推波助澜有重要关系，而教育行政当局更是难辞其咎。科教兴国战略能够真正贯彻落实，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复兴，捍卫和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是必要的步骤与前提。他指出，基督教向教育领域的入侵，是“西方抓住中国的脑袋和脊背”战略的继续；教育机构的职责是办好教育，教育的任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意味着拒绝“宗教兴国”。“科教兴国”战略能够真正贯彻落实，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真正的复兴，捍卫和落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是必要的步骤与前提。[139]

金宜久指出，“文化基督徒”在高等学府可以起到传教士难以起到的作用。表面上，他们往往创造出一种新的说法、理论、概念……似乎是“属于文化传教的范围”；本质上仍然是为上帝的存在、创世论证、说教，实际上与传教士的宣教布道无异，是在为有神论的信仰服务、辩护、张目。那种把宗教视为商品，主张开放宗教市场的论调，无疑是为宗教在国内的无序发展制造舆论。现在居然由有关的高校聘请海外神学家讲授《圣经》予以落实，把大学神圣的讲坛拱手让给神学家；让大学出版社接受传教士的推荐，出版“神创论”一类图书，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宗教向高校的渗透，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由高校当局出面聘请神学家，即传教士讲课，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单纯的宗教渗透。如果从当前炒热的“宗教市场论”的视角来看，应该归于“招商”（招境外的神学家）、“引资”（引基督教之《圣经》，从而可以大量出售宗教书籍）一类。来到高校的神学家以“教授”身份，有着讲学的任务，不是偷偷摸摸“渗透”进来的，而是冠冕堂皇、大摇大摆、受聘而来的，这可以视为宗教渗透形式的新发展、新演变。[140]

习五一详细分析了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她指出，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大学，在国立大学中并没有宗教神学的位置。她认为，促进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因素，主要来自社会运动变革的冲击。这些社会变革运动有三大高峰，包括：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和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号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批判宗教热潮；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使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收回教育权运动打破了外国传教士控制教会大学的局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进程。在民主民族革命大潮的洗礼下，教会大学涌现出一批爱国领袖人物。教会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也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担任基督教牧师的平均只有5%。连基督教会都感叹说，没有培养出一个伟大的能使基督教本土化的中国神学家。[141]

有学者从文化安全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大学的宗教热进行反思。作者指出，大学出现宗教热有西方文化扩张体系下的长期宗教政治渗透和宗教的自身调整扩大了其传播效应等方面的因素，也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宣传的弱化与一些高校教师、研究宗教的学者对宗教非客观的宣讲等原因。作者认为，这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产生不良影响：宗教普世论冲击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淡化了高校科学精神的培养；外来宗教的文化渗透一定程度弱化了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作者提出，高校党政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和政府的宗教理论和政策，要加大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讲力度，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抵御外来宗教的渗透。[142]

（三）批判西方基督教学者的“宗教市场论”

美国基督教学者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等撰写的《信仰的法则》一书近来在中国大陆走俏。该书宣扬“宗教市场论”的观点。“宗教市场论”亦名“宗教经济论”，核心是突出“经济利益”在信仰的取向和力度上的决定性作用，作者称其为“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即“宗教社会学”中的最新创作。该学说引入国内后，深得学界某些研究者的推崇，被视为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近年来，“宗教市场论”在中国学界迅速传播，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深入分析了《信仰的法则》一书，指出，“宗教市场论”的核心是突出经济利益在信仰的取向和力度上的决定性。“宗教市场论”是为宗教高速扩大势力支招的。它把神灵当作商品，把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当作公司和商人，将信徒和俗众当作需求者，社会和文化领域则是宗教市场或潜在市场。它发现的“信仰法则”是：一神教最具竞争力，多神教软弱无能；“张力”和“排他性”是宗教得以强大的内驱力，宗教冲突特别是担当社会冲突的载体，是吸引教徒“委身”最有力的渠道。它把宗教的经济收益定为最高利益，鼓动社会一切领域都应该对宗教开放，自由竞争，蔑视民主法制，抨击国家主导，属于宗教至上、宗教无政府思潮。其在中国是向依法治国的方针挑战，直接冲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国家立法。该书的指导性观念，是贬斥宗教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以及与文化环境的融合，教唆宗教从社会动乱中横空出世，在“文明冲突”中寻求宗教振兴的契机。因此，鼓动宗教的排他性，打破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抗拒国家宪法原则而非市场法则，就成了它的最大特色。它开辟了基督教护教运动的新进路：把神的唯一性扩大为宗教的唯一性，不但给任何以神的名义活动的群体以自由膨胀的生机，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让这些国家的主权在宗教问题上失效。作者认为，把宗教归结为唯利是图的产物，绝对不是唯物史观，尽管唯物史观也是从社会经济基础考察宗教的。该理论与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实南辕北辙。[143]

有学者认为，将当前中国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研究推入“高潮”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斯达克等人的“宗教市场论”。美国普度大学的杨凤岗根据“宗教市场论”的理论，提出中国宗教“三色市场”的理论，即目前中国宗教有红市（官方认同的宗教组织）、黑市（邪教）和灰市（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宗教组织，主要是指基督教家庭教会）三个市场。杨凤岗据此提出的“宗教越多元，社会越和谐”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开放宗教市场表面上是给各种“宗教”搭建平等竞争的舞台，但是世界基督教在当今世界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舞台上的角色绝不能真正平等。美国的宗教市场是其特定国情的产物。宗教市场论从“市场”角度诠释宗教现象，客观上为人们全面、理性认识宗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然而，当前某些学者提出的“开放（中国）宗教市场”论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反而会扰乱中国“宗教市场”，其消极作用不容低估。[144]

我国有许多学者对“宗教市场论”持批评态度。批评性的论点主要有四。首先，这种新理论范式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宗教市场论”主要是通过考察欧美国家的宗教现状提出来的，这种实证性研究成果能否解释其他“不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国家或社会的宗教现象？其次，“宗教市场论”所依据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以基督教为典型的”制度化宗教组织及其活动，这种研究倾向是否忽视了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及其演变？这是否意味着晚近的欧美宗教社会学具有“基督教中心主义”倾向？再次，作为一种宗教经济理论模型，“宗教市场论”把“供应方”视为宗教变化的主要动力，这种解释倾向是否轻视了其他两个制约因素，即信众的需求变化和政府的宗教管理？最后，“宗教市场论”是否过于直接地将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市场规律套用于宗教现象研究，以致漠视了宗教传统的“神圣”本性，把原因复杂的宗教信仰归结为“商业化的理性选择”？[145]

张志刚对宗教市场论就解释中国宗教问题的适应性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该理论有其“解释边界”，斯达克坦承其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排他性宗教”。如果把这套理论不假思索地应用于“非排他性宗教”，势必出现“淮桔北而枳”的情形，因为非排他性宗教有自身的逻辑和重点。在微观层次上，“宗教委身”和“改教”一直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重点，但在“非排他性宗教”占主流的华人社会，这两个概念可有可无；在中观层次上，“教派—教会理论”可以延伸到中国，但必须注意到，教派在华人社会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远不及儒道佛和民间宗教，因为中国社会中典型的宗教组织并非教派，而是祭祀圈、庙会和香会等草根组织；在宏观层次上，东西方在宗教管制的动机、形态和后果上存在很大差异，“宗教市场论”忽略了这些丰富性，只是关注政府如何促成了“宗教垄断”。[146]

（四）中西无神论思想史研究

1.中国无神论史研究

有学者指出，汉代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在汉代出现了无神论和有神论的争论。作者选取了扬雄、桓谭和王充三位宣扬无神论的重要人物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扬雄用物质的玄，代替了宗教唯心主义的天和神；用玄的有规律运动，代替了神的奇迹。桓谭对谶纬迷信和其他种种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形神论”。王充继承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汲取扬雄和桓谭的思想成果，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宇宙观，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等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将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推进到新的阶段。[147]

有学者认为，张载的鬼神观念，是一种全新的摆脱了世俗迷信信仰的鬼神理论。但是，张载鬼神观念的义理化转向，并非是一种对传统超验意义鬼神的替代，而是立足于传统原始本质的鬼神，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了义理化的内涵，从而创立了义理与祭祀相统一的鬼神观念，有力地抨击了传统社会的世俗鬼神迷信信仰，所以他在无神论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48]

有学者依据清初无神论者周召在其《双桥随笔》中所提到的淫祀问题，考察了周召反淫祀思想的无神论要素及其儒教本质。作者指出，这对正确看待儒者反淫祀与无神论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儒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无神论思想的萌芽，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并未真正突破儒教的基本格局。[149]

有学者认为，鬼神迷信思想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有着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通过对儒家的“鬼神观”和“天命观”的探讨，认为儒学这种“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的二者互相制约”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儒家文化在根本上对鬼神迷信思想有着实际的支撑。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破除迷信思想的存在，宣传无神论的思想，就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吸收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重新的解构与建构。[150]

有学者研究胡适的无神论思想及其人生观，指出，胡适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思想从小时候接触《神灭论》时就开始萌发。其后，他在主编《竞业旬报》上积极宣传无神论思想。胡适赴美留学后受到环境的影响，一度成为“耶教信徒”，但是基督教的教义与其强烈的理性精神不符，很快他重回无神论立场，并坚守一生。胡适提出的“社会不朽论”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151]

2.西方无神论史研究

BBC（英国广播公司）是英国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媒体。2003年，它委托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1934～）拍摄一部题为《无神论简史》的片子，于2005年在BBC播出。《无神论简史》系列片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宗教信仰是如何消失、无神论是如何产生的。《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继刊发BBC播出的三位无神论者的访谈系列译稿后，自2011年第6期开始，又刊出了《无神论简史》电视片的文字稿。

通过电视片的文字稿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期的电视片告诉人们，信仰和怀疑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正是由于出现了有关信仰的大量争议，才使很多人站出来明确表明自己不信仰上帝这一立场。制作这一系列片的原因是，目前世界上三大一神教都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含义，对不相信上帝的人们的指责广泛存在，这将会威胁到人们自由思想的权利。无神论并不是一个宗教分支，也不是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在人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无神论者是对有神论者的否定，所以要明确什么是有神论者。可是，在书籍中很难理清否定宗教思想的发展脉络。不过，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改教义，神学家们不断地搜集着对基督教具有威胁性的怀疑言论，这些都为无神论者积攒了进行反驳的资料。信仰宗教或其他事物，是一种总体感觉，是思想和感觉的确定倾向，不是时断时续的一种精神状态。信仰往往在产生争议的时候，决定人们的立场。所以，“信仰”与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宗教和政治是产生争论的根源。那些相信鬼神的人们之所以相信，并不是基于它们的真实性或权威性，而是源于心理，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人类所共有的某些倾向。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人们周围存在却又无法感知的事物是大多数宗教中都存在的主题。对潜在危险的防范意识在进化过程中具有选择性优势。所以，在原始部落的环境中没有人可能成为无神论者。在简单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无神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当社会结构发展得更为复杂时，障碍则是宗教爱国主义。在当今西方社会中尤以美国最为明显，美国在战争中宣传的是基督教的爱国主义。[152]

第二期的电视片回顾了从6世纪到18世纪末法国无神论出现的历史。从6世纪开始，基督教统治西方社会长达一千年之久，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几乎没有无神论生存的空间。但是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在帕多瓦学术界涌动着一股怀疑论的哲学思潮，这被称为无神论。这一思潮有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全球贸易和探险使人们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具有不同信仰，从中国回去的耶稣会传教士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基督教的地方也可以有发达的文明。二是源于古希腊的各种怀疑论和唯物主义也开始冒头。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思想经过传承，最终演变为现代无神论。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科学技术不断侵蚀着基督教世界的信心。尽管日心说和人体结构论在当时无损于《圣经》的权威，但借助这两项成果，人们还是可以发现宗教教义坚实的外壳上存在着裂痕。即使哥白尼等人对宗教仍然虔诚，教会仍感到惴惴不安。所以，后来的历史表明，真正认为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的是教会。

该片谈到宗教改革，当时新教派的思想被当作是无神论，如再洗礼教派和一元论教派。16～18世纪，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那些对无神论追杀最凶猛的人恰恰就是坚决否定无神论存在的人。这正是因为他们要竭尽全力地对付无神论的威胁，讲了很多道，出了很多书，颁布了很多法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与无神论战斗。种种迹象表明，那时候无神论已经初现端倪了。另外，宗教内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自然神论者的出现。他们承认存在一个具有最高智慧的创始者，但剔除所有关于神迹的内容。霍布斯作为一名自然神论者，为后来无神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所以有人认为霍布斯哲学就是无神论。自宗教改革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铺就通往无神论之路的是宗教意愿，而不是科学。到18世纪末，英国自然神论开始衰落，而在法国，无神论成为热议的焦点。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霍尔巴赫是世界上第一位为无神论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著作《自然的体系》以无神论的“圣经”而闻名于世。[153]

第三期节目中，主要讲述了18世纪末之后的两百年间，无神论的思想是如何慢慢渗透到寻常百姓中间的。《自然的体系》是欧洲大陆学术界第一本宣扬无神论的著作，而以英国的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中低层自然神论的宣扬者开启了18世纪末的宗教怀疑主义浪潮。潘恩所提出的自然神论充满了无神论的思想，为美国独立呼吁呐喊。理查德·卡莱尔是一位无神论者，十分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他将潘恩的著作分成几部分，印刷成册发行。节目中介绍了雪莱、海明威、边沁等具有无神论思想的知名人士。片中专门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其自然选择学说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彻底否定了设计论的思想，为神创论的争论画上了句号。而在神创论的观点受到重创的同时，无神论者们则愈加信心十足。整个19世纪，世俗主义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直到21世纪，伦敦还有“全国世俗协会”。片中通过对一位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信徒进行的采访表明，尽管还有很多虔诚的教徒愿意相信永生，但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宗教那虚无缥缈的幻想，而认真思考死亡的问题。

片中指出，众所周知，智能设计论在达尔文进化论面前不堪一击。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之争最终会将宗教逼入死胡同。灵魂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证明，是由人类的大脑所杜撰出来的产物，尽管科学目前还不能解释人的思想如何产生。纵观历史，以宗教的名义犯下种种罪孽的时间持续多长，反对宗教的呼声就有多久。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在进行一场极具政治危险的宗教复兴。因此，唤醒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是该片的目的之一。[154]

3.自然科学与当代西方新无神论

于祺明研究了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上帝观后，指出，霍金虽然不是宗教信徒，但以往在表达自己的“上帝观”时却比较谨慎、温和。在2010年出版的《大设计》一书中，霍金公开否定了“上帝”。他明确提出，自发创造正是宇宙和人类并非凭空而来的原因，没有必要祈求上帝来使宇宙开始运转。他在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上帝本来应该是自然法则的一种化身，将其人格化是完全错误的；科学越来越足以回答过去一向属于宗教领域的问题，神学是没有必要的。于祺明指出，从爱因斯坦私下的直白到霍金的公开否定，显示了科学的社会影响日久弥深，杰出科学家对无神论的思想越来越心领神会。[155]

芬兰基督教神学家黄保罗对西方新无神论持批评态度，但他还是承认，这场新无神论运动，是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反驳。它呼吁人们不要信仰任何宗教，因为大部分的信仰最终都会走上原教旨主义的激进道路。新无神论与传统无神论有很多区别，包括：新无神论著作非常畅销，大胆而自豪地公开宣称对上帝和宗教的批评，并且直接而不留情面；新无神论者不是消极地缺乏对上帝的信仰，而是积极地宣称上帝不存在；这些无神论者是“强势无神论者”，甚至是反有神论者；他们积极地通过著作、网络电视等媒体，参与访谈和辩论，宣传无神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宗教信仰的丢失是绝对的好事，在实践中积极地反对和摧毁有神论宗教。[156]

2003年，美国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出版《科学与宗教可以相容吗？》（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they Compatible?）一书。作者为美国著名哲学家、现代世俗人文主义学家、现代怀疑论者创建者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曾担任美国国际探索中心（CFI）主席、美国怀疑探索委员会主席和美国世俗人文主义委员会主席。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对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关于真理的主张：一种是科学的真理，由经验积累和逻辑推理所证实；另一种是宗教，超越经验和推理而确立。作者认为，首先必须严格区分宗教和科学；其次应当将伦理道德和宗教分离开来；最后在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上应当政教分离。作者认为，在最小限度的意义上讲，宗教和科学可以相容，但要看如何定义宗教。他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是，在人们面对困难、矛盾、无法说明等情况时，克服绝望和失望的情绪。宗教体系中倡导的观点和信仰是人类创造性想象力的产物。所以，当把宗教作为喜剧和诗歌的解释时，科学和宗教没有必要不相容，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不同的兴趣和需要。作者指出，科学已经将人类的事业推向了外部空间，它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比任何古代神话所设想的更为令人惊奇的解释框架。[157]

4.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

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有学者对弗罗姆的人本精神分析宗教心理观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宗教观具有众多思想来源，其中对其影响最深刻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从所谓“综合”的折中主义立场出发，试图消除“权威主义宗教”的传统弊端，建立理想化的“人本主义宗教”，以帮助现代人摆脱生存困境，满足现代人在宗教方面的精神需要。其历史贡献在于：克服了弗洛伊德宗教心理观的明显缺陷；使得宗教领域的理性启蒙思想得到弘扬；在宗教类型的具体分析中显示出辩证性。其历史局限性表现在：没有摆脱“泛神论”思想的传统束缚；宗教改良的思路带有“乌托邦”色彩；对宗教本质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原意。[158]

有学者介绍《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一书，指出，该书力图体现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的精神实质，在阐述西方宗教心理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时，始终注意无神论心理学思想与有神论心理学思想的交织论战主线，并批评我国引进的一些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心理学著作，对我国以无神论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了挑战。该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方法，运用的基本理论工具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如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宗教心理观的剖析中，既充分肯定其作用和历史价值，也指出其在夸大本能冲突在宗教心理形成中的作用，用强迫症案例论证宗教心理缺乏科学依据等历史局限性。[159]

（五）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研究

1.中国邪教研究

有学者从20世纪世界流行的“新时代运动”思潮的影响，考察“法轮功”成势的思想文化背景。“新时代运动”是一股世界潮流，大体有两类：一类为提倡心灵转变、提升个人灵性、讲究个人身心修炼，如超心理学等神秘主义；一类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弊端而提出反科学、反理性、“绿色和平运动”等。这股思潮的实质就是追逐神秘主义。它与唯灵论运动一脉相承，与反科学思潮紧密相连。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新时代运动”造就了像张宏堡、张香玉、沈昌、李洪志等这些具有所谓神功异能的“新时代大师”以及具有所谓灵性思维的中国“新时代”弄潮儿柯云路；也催生了中国“新时代运动”的理论基石——人体科学。正是这些中国的气功大师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动着中国神秘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时代运动”的广泛发展。[160]

2.新兴宗教和破坏性膜拜团体研究

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新兴宗教研究中有三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并引发激烈争议。一是“洗脑／精神控制”问题，这个问题一度被认为已经解决，但近年来又重新引起关注，即它到底是意识形态还是科学；二是极端性、破坏性膜拜团体问题，主要涉及对这类团体的界定与预测，如何预知膜拜团体的破坏性；三是针对膜拜团体／新兴宗教的公共政策问题，当前，美国与西欧的不同处理方式引起了普遍关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当一个新兴宗教组织导致危及他人的健康或安全，或是极大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平衡运行时，人们不能以宗教自由来为之辩护，宗教自由的主张必须服从于更广泛的社会福祉。无论是否坚持宗教自由与多元化，现代民主社会都必须努力寻找在宗教自由的主张同更广泛的社会福祉两者之间划定适当边界的方法。作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膜拜团体／新兴宗教研究方面亟需汲取各种理论资源，加强相关研究。[161]

三 思考建议

随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科学无神论的声音重新在宗教研究领域出现。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的《宗教》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了《当代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是日益强劲吗？——从新无神论者的视角提出的质疑》[162]。这是近些年来第一次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中出现以无神论为主题词的论文。与此同时，以往某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领军学者，从绝口不谈无神论到开始重提“研究视阈中”无神论的“学术意义”。[163]值得注意的是，大力倡导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外国学者也撰文向国内学术界介绍欧美兴起的新无神论运动，尽管他们认为新无神论“在理论上并没有本质的新贡献”[164]。

当前，虽然科学无神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但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从学术研究领域来看，国内专业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尽管中国无神论学会努力发掘有志于献身科学无神论研究的青年学者，但数量依然十分有限。由于需要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众多，而各种学术神学流派丛生，因此，目前少数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学者都忙于应对，努力在学术思想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要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正本清源，必须展开系统的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仍是关键的环节。

面对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公然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宣传教义、培养神学和传教人士，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无神论的学科建设，是形势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声，也应该是长期的战略布局。我们需要加大力度，与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联合全国一切有志于这一事业的学者共同奋斗，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写出一些有针对性、有一定分量的论著来，至少能清理一下混乱的思想认识。

总而言之，由于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没有培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专业人才，所以学术人才奇缺仍然是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中增设科学无神论专业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才能为人才队伍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