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 行动：到达幸福彼岸的航船
1.行动：实现幸福的根本
朋友，在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浩瀚宇宙中，您偶然地降临到这个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这是一种何等难得的缘分，您难道不应无比小心地珍惜它、爱护它吗？
的确，人真的难得一生！而我们每个人应怎样度过自己这难得的一生？这个永恒的难题曾经引来无数哲人智士竞折腰。
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即是说：知者喜好水，仁者喜好山；知者活跃，仁者娴静；知者优游，仁者长寿。
百日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主张：“故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闻名遐迩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看他取得什么。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
世界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扛鼎之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写道：“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
数千年来，无数哲人智士的上下之求索，如果高度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四个字：价值、幸福。也就是说，让人生有价值，让自己活得幸福。
然而，无论是追求价值，还是追求幸福，都必须靠行动！因为劳动创造价值，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天上不会自动掉下馅饼。
我记得儿时听过这样一则寓言，说有一只怪鸟，它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到冬天，它的毛就会变得稀少。所以冬天一来，天气渐渐地变冷，它就冻得直打哆嗦。它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发着誓：“别哆嗦，别哆嗦，明天定垒窝，明天定垒窝。”可是第二天，天气暖和一点了，它又到处玩耍，把自己发的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久，天气又冷了，它又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发着誓。然而第二天天气好了一点，它又故态复萌。就这样，这只怪鸟，只有想法，没见行动；结果，在后来的一场大雪纷飞的寒冷天气中，给活活地冻死了。
行动，是一切想法与一切追求实现的根本。没有行动，想法永远只是想法，追求永远只是追求。
要实现价值，要得到幸福，你就必须行动！行动是你实现价值，到达幸福彼岸的航船。这是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虽然生活在战火连天的春秋末期，但他为了推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仅从小奋发读书，使自己成为一个通晓“六艺”和“六经”，学富五车的君子；而且广开教育之门，传播自己的思想学问，培养“克己复礼”经世救国之人才；还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四处奔波，宣扬自己的德治理想。尽管当时礼崩乐坏，逐利乱世，孔子受尽磨难，如“丧家之犬”，但他不改初衷，坚持不懈地周游传播。一直到68岁，他才回到鲁国家乡。孔子以其一生奋斗不息的行动，彰显出其伟大而崇高的人生价值。
不仅古代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
宋庆龄，一位杰出的女性，她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这样形容她：外表像一朵柔美之花，内心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宋庆龄一家长期以来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父亲宋嘉树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大姐宋霭龄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因此，宋庆龄从小就敬仰孙中山先生。宋庆龄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14年，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就接替即将结婚的大姐宋霭龄，继续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此后，她对孙中山先生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情与爱慕之情也随之而来。她渐渐发现，她爱慕与需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也同样爱慕与需要她。1915年，当孙中山先生与元配夫人离婚后而向她求婚时，她愉快地同意了。然而，当他们回到上海宋家时，两位老人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两老认为，孙先生已有妻室子女，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孙先生连她的生活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了；他们虽然尊敬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孙中山，但他们不愿意她去过那种危险而困难的生活；同时，他们也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然而，宋庆龄不为所动，父母只好把她软禁起来。可是，宋庆龄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机会，她给父母留下一张纸条，悄悄地离开了上海来到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结为夫妻。宋庆龄以其勇敢的顽强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爱情的幸福。
行动是硬道理，行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行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源泉和动力，行动又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根本手段。21世纪之交，西方世界评选出的最伟大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而改变世界必须靠行动！
2.成功：遵循客观规律
然而，并非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能获得成功，也并非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能实现价值和幸福。
什么是“成功”？《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获得预期的结果”，或者说是“达到预期的目标”。由于目标是有层次的，所以成功的内涵也有不同。就一个人来说，有一件事的成功，有一种事业的成功，也有整个人生的成功。
（1）行动、规律、行动哲学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成功，都必须让我们的行动遵循世界的客观规律。
规律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也叫“法则”。它具有十分明显的重复性。它决定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而指导人们的行动去更好地遵循世界客观规律的大智慧，就是行动的哲学！
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也是人类最高深的学问。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命名为“爱智慧”。因此，哲学也叫做“智慧学”“聪明学”。而这种“智慧学”“聪明学”，学的不是“小智慧”“小聪明”，而是“大智慧”“大聪明”。
“大智慧”就是“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智慧”；这种“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智慧”，也就是“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大聪明”。它把握的是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本质与规律。如果我们把握了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根本，让它成为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自觉地遵循世界的客观规律，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一定能够成功。否则，必然会失败。
《孟子·公孙丑上》记述了一则《揠苗助长》的寓言：有一个宋国人靠种庄稼为生，天天都要到地里去劳动。每当劳动了一天，他回到家以后，便累得一动也不想动，连话也懒得说一句。宋国人觉得真是辛苦极了。更令他心烦的是，他天天扛着锄头去田里累死累活，但是不解人意的庄稼，似乎一点也没有长高，真让人着急。
这一天，宋国人耕了很久的地，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他望着大得好像没有边际的庄稼地，不禁一阵焦急又涌上心头。他自言自语地说：“庄稼呀，你们知道我每天种地有多辛苦吗？为什么你们一点都不体谅我，快快长高呢？快长高、快长高……”他一边念叨，一边顺手去拔衣服上的一根线头，线头没拔断，却出来了一大截。宋国人望着线头出神，突然，他的脑子里迸出了一个主意：“对呀，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就这么办！”宋国人顿时来劲了，一跃而起开始忙碌……
太阳落山了，宋国人的妻子早已做好了饭菜，坐在桌边等他回来。“以往这时候早该回来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担心地想。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宋国人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兴奋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把每一根庄稼都拔出来一些，它们一下子就长高了这么多……”他边说边比画着。“什么？你……”宋国人的儿子大吃一惊，他连话也顾不上说完，就赶紧提着盏灯笼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田里去。可是已经晚了，庄稼已经全都枯死了。
自然界万物的生长，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人无力强行改变这些规律，只有遵循规律去行动才能取得成功。愚蠢的宋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一心只想让庄稼按自己的意愿快长高，结果落得一个适得其反的下场。
无疑，只有遵循规律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反侵略战争。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遵循了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战争、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中日国情等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很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从客观规律出发，抗日战争必将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国抗日战争规律发展的要求，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抗日战争作战的基本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同时，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2）物质发展的规律须遵循，精神发展的规律同样不能违背
2011年4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那么，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因而，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当时普遍流行的发展观，还是片面强调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由此而来的失误，就是违背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规律；从而导致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法制建设这一手硬，道德建设这一手软；结果必然导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
温家宝为此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正确：把握发展方向
成功的行动必须是正确的行动，而正确的行动不仅要遵循客观规律，还要有正确的行动发展方向。
什么是正确的行动发展方向？正确的行动发展方向，来自于正确的价值观指引。
人类认识世界，追求的是揭示真理；人类改造世界，追求的是价值实现；人类的行动，全赖于价值的指引。
（1）价值为何物
价值又是个什么东西呢？价值就是事物（客体）对人（主体）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对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通俗地说，价值就是事物能否满足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事物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这个事物就有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这个事物就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仅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还损害人的需要的满足，这个事物就只有负价值。
从此我们可以发现，价值这个东西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关系性。一个事物有没有价值，单独来看是判断不出的，关键是看这个事物的属性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只有从这种关系中才能做出判断。拿水来说，仅仅看它本身，其有没有价值是说不清的。如果联系人来说，当一个人渴了，水有解渴的属性，能够满足这个人的需要，所以，水对于这个渴了的人来说，就有价值。第二，主观性。一个事物有没有价值，关键是看这个事物的属性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人的需要来说，同一个事物的价值也就不一样。还以水为例，当一个人在沙漠中渴到已经危及生命时，水对于这个渴到了极限的人来说，就有巨大的价值；而当一个人在露天中冷得已经受不了时，雨水对这个人来说，就不仅没有价值，还有负价值。
人的需要不仅受到生理、心理的制约，受到不同时空环境的制约，还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观念的制约。又如爱情吧，抽象来说，是人最重要的需要之一，是人人所欲之物。古今中外，有多少关于爱情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从神话传说的牛郎织女，到古典小说的林妹妹宝哥哥；从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中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无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但是，不同的人追求的爱情却是不一样的。林妹妹只有像宝哥哥这样出身富贵之家的人才能欣赏的了，也才会爱她；而像焦大这样的劳动人民，要爱的也只会是健康能干的劳动姑娘，而绝不会爱慕一个连风都有可能吹倒的林妹妹。
由此可见，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观念影响到人们有不同的需要，也进而影响到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使价值观必然具有多元性。然而，在这多元的价值观中，应当有一种更加合理的价值观。只有坚持合理的价值观，我们的行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与幸福。
（2）合理的价值观是成功与幸福的保证
如果说，合理的价值观是成功与幸福的保证；那么，我们又如何评判哪种价值观更加合理呢？
第一，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只有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价值观，才更加合理；也才能更好地指引人们的行动获得成功，实现价值和幸福。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孙中山先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而袁世凯逆世界潮流而动，篡夺革命果实，企图复辟帝制，结果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成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
第二，符合人类根本利益。人类社会，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社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们的价值观，必须以符合人类根本利益为基础。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是人类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统一的，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类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故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可以解读为“人类利益，至高无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特定的国度中的人来说，人类利益，具体化为人民利益。因此，人们的价值观，必须以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因而，又可以具体化为“人民利益，至高无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就拿中国的历史发展来说吧。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的价值与幸福的实现，无不与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直接相关。大禹治水，功利人民，深得万民拥护，因此舜禅位于他。而大禹的第十四代孙子夏桀王，贪财好色，荒淫无耻，残杀忠良，欺压人民，暴虐无道，人民痛恨地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汤顺应民意，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而到了商纣王也由于荒淫无耻，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周武王趁机起兵伐商，虽然商朝兵多将广，但商朝奴隶和平民在前方倒戈，从而使商纣王只落得个自焚鹿台的可耻下场。春秋战国无义战，秦始皇顺应天下统一之民心，终于统一了中国。但是他焚书坑儒，严法酷刑，荒唐淫逸，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死后不久，群雄并起，被汉所灭。隋炀帝骄奢淫逸，冷酷残暴，各地纷纷爆发起义，最后被唐所取代。唐太宗顺应民意，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施行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取得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贞观之治”。但唐末几代君主均昏庸无能，骄奢淫逸，把一个强盛的唐朝给侵蚀一空，结果被义军叛徒朱全忠所灭。北宋徽宗钦宗昏庸无能，荒淫糜烂，被金兵所掳。南宋皇帝依旧昏庸无能，荒淫糜烂，残杀岳飞等著名爱国将领，最后也被元朝所灭。元顺帝昏庸而无耻，腐败无能，结果被明所灭。崇祯昏庸无能，亲小人而远君子，残杀忠良，朝廷腐败，被李闯王打入首都，只好吊死在景山的一棵树上。李闯王率义军攻入皇宫，众将领骄奢淫逸，争权夺利，很快就被清所灭。清初康熙皇帝施行满汉一家政策，平定三藩，三征噶尔丹，开创了一代太平盛世。到了清末，慈禧太后把持朝政，朝廷腐败日甚，内凶外软，丧权辱国，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背叛革命，还残杀工农群众，腐败无能，终被人民所抛弃；而中国人民则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4.完美：讲究行动艺术
完美的行动，不仅要遵循客观规律，要有正确的价值指引方向，还要讲究行动的艺术。
艺术在这里是指美的境界。而我们所谓行动的艺术，更多的是指行动的方法和技巧。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当人们把行动的方法和技巧掌握得十分熟练高超时，才能达到艺术的境界。而在这里，我们还把行动的艺术看成是：一个不断掌握与运用行动的方法和技巧的过程。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庄子在其《庄子·养生主》中，讲述了《庖丁解牛》这则著名的寓言故事。它说的是，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手接触的地方，肩靠着的地方，脚踩着的地方，膝顶着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声，刀子刺进去时响声更大，这些声音没有不合乎音律的。它合乎《桑林》舞乐的节拍，又合乎《经首》乐曲的节奏。
梁惠王说：“嘻！好啊！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这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意念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像感觉器官停止活动了而全凭意念在活动。顺着牛体的机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隙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集的地方，更何况股部的大骨呢？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那么在运转刀刃时一定宽绰而有余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即使如此，可是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我一见那里难以下刀，就十分警惕而小心翼翼，目光集中，动作放慢。刀子轻轻地动一下，哗啦一声骨肉就已经分离，像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
庖丁解牛，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劳作了，而是一种艺术，一种享受。庖丁解牛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首先是因为他掌握了牛的机理。庖丁因为熟悉了牛的机理，掌握了解牛的规律，自然懂得解牛的方法和技巧。生活工作也一样，如果我们能透解了、领悟了生活工作的道理，摸准了其中的规律，利用正确的方法与技巧，就能和庖丁一样，做到目中有牛又无牛，就能化繁为简，达到艺术的境界，真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道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生活方面的案例。
世界闻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得好：“幸福的婚姻是一样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幸福的婚姻有着共同的规律，也有着共同的艺术。只要把握好这种共同的规律和共同的艺术，就一定能够拥有幸福的婚姻。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种幸福的婚姻。对于这种幸福婚姻的规律和艺术，周恩来与邓颖超把它概括为“八互”：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逢相识相知在革命斗争生涯中，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后，1925年8月，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从此，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无论革命斗争和人生道路多么残酷、多么艰难、多么困苦、多么曲折，但是，他们始终相敬相爱、互帮互助，生死与共、福祸同当。1988年春，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度盛开的时候，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和周恩来两人几乎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相互之间无限忠诚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这情、这爱，既撼天动地、荡气回肠，又缠绵百转、余味无穷……
幸福的婚姻需要艺术，成功的行动需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