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因而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础问题。“前提性问题解决不好，科学理论的基础就不牢固，就有被从根本上颠覆的可能。”[2]不唯如此，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是否必要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因为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或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明确提出和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需要进一步澄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前提，它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问题。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探明这个问题，人们就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心存疑惑，进而提出所谓的质疑或责难。二是逻辑前提，它要解决的是中国人何以能够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思维方式的主观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不从学理上廓清，人们同样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困惑或不解，进而也会提出疑问或诘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当前不可胜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和文章中还没有人直接将它们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一些间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著作和文章里，论者一般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登上历史舞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似相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但如果认真细致地思考，则上述看法又都是不够周密或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将俄国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的根据，显然来自于毛泽东。我们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这就是根据，但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毛泽东只是在阐述十月革命作为架起东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实际的和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事实，并非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据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息息相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它的根据来说，我们是不能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寻找的。因此，俄国十月革命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我们不仅不能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问题时，还要不受这种思路的影响。只有不受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开阔视野，寻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的历史前提。为什么这么讲，其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路径看，俄国只是其中的一条，且不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最早应当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经由日本留学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李达、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另一条路径则是法国，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多都是经由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的。就是毛泽东，他虽然没能出国，但从他早年与留学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我们看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与法国这条路径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我们无法将俄国十月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也不是对某个国家或民族所理解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照搬照抄。第二，如果说在各种传播路径中，俄国由于它的成功而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更深刻更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人那里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这种说法也欠思考。因为以什么为榜样恰恰与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相矛盾和冲突的。这就是说，以俄国为榜样和“中国化”之间并不相容，更不用说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据了。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要求、从毛泽东不得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等事实中看得更清楚。当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普遍性和十月革命经验的权威性时，他们不可能对这一理论和经验提出灵活运用的要求；当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时，他们就要冒被冠之以狭隘的民族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风险。第三，将俄国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会使我们的目光只聚焦于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看到的只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影响，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狭窄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恰恰是我们不囿于苏俄的经验和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确切证明了俄国十月革命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归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存在问题的。虽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力量，但它却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登上历史舞台本身有其历史条件，其中之一就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定程度的传播以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登上历史舞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二而一的过程，要说前提也只能说是互为前提。其二，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要从后者那里接受指示，它的纲领及组织原则都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登上历史舞台只是另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后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登上历史舞台都与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它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的历史前提。其三，从历史事实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早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许多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用来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也并非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之前，他们自己首先必须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解和接受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只有具备这一条件，他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条件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无论中国共产党人主观上如何希望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改变中国的面貌，但离开了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是不可能的。
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明显包含如下推论：在众多的理论、思潮和学说面前，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它被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这种应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需要的，因而能够被中国化。这是将需要当成了前提。我们讲的逻辑前提是理解、接受、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可能，即是什么使我们得以理解、接受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说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这种可能只能是潜藏在我们身上的某种“能力”，它是一种客观的力量，而不是一种主观的甚至是盲目的“需要”。这种“需要论”使我们易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工具化。工具化的结果很容易造成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甚至我们可能因强调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需要而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任意理解。当实际需要阶级斗争理论时，我们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斗争学说”；当我们转过头来需要另一种理论譬如和谐理论时，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和谐理论”。这种工具化的行为完全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的“完整准确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也与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不相一致。“相似相通”说也无法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问题。原因在于：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化之间既具有相似相通的一面，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有着许多共同特性；又具有不相似不相通的一面，因为它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度，有着它们自身的特征和气质。如果将文化之间的相通的一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这乃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它导致人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因为你可以用相似相通作为前提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我也可以用不相似不相通为前提来说明两者不能结合，因而马克思主义也就根本不可能中国化。这或许永远都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来。我们要深入把握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通的背后原因而不是表面的相似或不相似。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问题。
二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性问题需要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无论是历史前提还是逻辑前提，都要有正确的思路或方法论原则。笔者认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性质，采取如下思路或遵循如下方法论原则才有可能：
第一，必须遵循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根据或前提条件的思路或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历史过程，它之所以发生，必有其内在的根据和条件。只有在这一内在的根据和条件已经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可能持续展开和逐步实现。缺乏内在的主客观条件，只有外部条件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形成一场导致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虽历经曲折但终究获得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运动。
第二，必须遵循从世界历史范围内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条件的思路或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和进行的，但它又不是在中国孤立或单独发生的，它牵涉的也不是单一的思想或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事件，是人类精神融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不将它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考察，是不可能认识和真正把握它的性质和意义的，也根本无法真正揭开它的历史前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问题，证明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关起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视为中国的事情而将其与整个世界历史、与人类精神的整体发展分隔开来。
第三，必须遵循起点和终点结合的思路或原则。我们要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前提问题实际上就是起点问题。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起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我们何以需要马克思主义等，就必须把它与我们所要实现的目的联系起来。如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时忽略了目的，或者在探索目的性问题时忘掉了起点，我们都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有许多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够的。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这一目的才是最终的目的。也只有这一目的，才能真正揭开数代中国共产党人、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才能将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与后果真正有效地联系起来。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开端和结果总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中间要经过多少艰难和曲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事物总是朝向它的完美的形式发展，以求获得自己的本质和形式[3]。俄国民粹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俄国历史的发展时也说道：“发展的开端和终结永远是彼此相似的：人类社会是从共产主义开始，所以也应该走向共产主义。”[4]
第四，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路或原则。我们探讨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沿着健康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但事物的这种前进总是意味着对原有状态的否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没有发展，正因如此，黑格尔才说，发展是一种否定的原则，“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等等[5]。虽然发展意味着离开原点，也意味着风险甚至损失，但并非我们就必然地要听凭这种偏离、风险和损失而无措手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运用逻辑的力量适时地对这种偏离、风险和损失进行纠偏、防范和弥补。这一点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前提性问题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活动，又是一种理论发展过程，我们不仅要用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而且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来对现实的偏差进行纠正和反思。我们之所以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目的在于清醒地把握住提出和推进这一历史运动的真实意图和目标，以使我们能够返回到这个源头上去，以保证其健康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三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讨论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的认识和理解就比较清楚了：从世界范围来说，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历史条件，从内在条件来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历史根据。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历史条件。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就不可能获得解放。他们明确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6]工人要联合起来，必须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工人阶级的共同体；二是创造工人自己的理论，用以武装全体工人。这两点又是统一的。没有工人自己的组织，它的理论就不可能传播开来，更不可能深入工人阶级的头脑；没有自己的理论，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意义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毕生从事艰苦的理论创造工作，而且对一些自发的工人组织进行改造，帮助建立起各种自觉的工人组织，直至建立起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体组织，如国际工人协会等。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形成无产阶级的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实现与各民族的工人运动结合的前提条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终身为之奋斗的这个目标和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这个前提条件，我们有必要作一点进一步的了解。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对共同体作了如下描述：它是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7]。我们这里所提及的无产阶级共同体是其中的一种。法国学者让－吕克·南希则将共同体称之为“共通体”，认为它“不仅是由任务和利益的公正分配所构成，也不仅仅是由力量和权威的美妙均衡所构成，而是说，它首先由众多成员当中对同一性的分享、传播或浸溶所构成，其中的每个成员仅仅通过辅助性中介即他与共同体的生命机体的认同而得到认定”[8]。南希认为共同体是不妨碍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的，他说：“共同体意味着并不存在任何没有其它独一存在者的独一的存在者，而且意味着，由此存在着某种被人们用不适当的惯用语即原来的或本体论上的‘社会性’来称呼的东西，这种社会性在其原则上大大地超出了‘人是社会存在’这个简单的主题。”[9]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来，无论是鲍曼还是南希，他们都没有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共同体的经典描述，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脍炙人口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用的是“联合体”，实质上也就是共同体。它是无产阶级共同体的未来发展目标，无产阶级共同体则是它的现实基础。
从对共同体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体首要特征是它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指的是人类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组织，最高的共同体是人类整体意义上的共同体，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共同体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形成的，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起初，“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这种共产主义必然会“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因而它应当被消灭，正是由资产阶级所推动的“交往的任何扩大”消灭了这种“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才使得“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行动”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成为可能[11]。一方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共同体的不断扩大。资本世界的扩展几乎把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裹挟到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当中；无产阶级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和提升也几乎把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都吸引进来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才发展壮大起来。据统计，在1914～1923年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工人阶级的队伍急剧扩大，从大约60万人上升到五四运动时期的250万～300万人，如果加上城市小手工业者和商店店员，这个数字将是1200万，而且大都集中在大城市，他们的处境与其他国家的无产者没有根本的区别，只不过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起马克思恩格斯所主要关注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遭遇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更容易融进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体之中，也更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总之，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存在，中国工人阶级在内外条件作用下的产生和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其次是共同体的发展性或流变性特征。无产阶级共同体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存在的共同体组织由于它内部的对抗性质，都免不了灭亡的结局。只有无产阶级的共同体，由于它本身是大工业的产物，所以它随着现代工业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由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它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它也就只有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共同体成为未来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基础。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形成是人类解放的必经环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要获得解放，都无一例外地要形成本国、本民族的工人阶级，都必须组织成为自己的共同体，并将自身融入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体之中。当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舍弃了自身的狭隘立场、既为自身民族利益斗争又为全人类解放而努力奋斗时，该国、该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才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也才有可能产生对作为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和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深深渴望和热烈追求，他们才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本国、本民族的实践真正结合起来，化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工人队伍，并已经开始进行实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他们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从此种意义上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
再次是共同体内部的多样性特征。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共同体同历史上的其他共同体也有本质区别。在无产阶级共同体出现之前的共同体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总是试图通过吞噬、同化掉共同体内部所有其他力量来维护共同体的统一，这就不可能有多样化。但这种途径必然导致共同体的所谓“扁平化”，最终使得共同体彻底丧失生机，因而它们也就必然地成为了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考察，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使命都是全人类的解放。以人类彻底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内部不可能再通过任何压迫的形式来达到维护共同体存在的目的，相反，它需要通过消除压迫、张扬人的个性和自由、释放每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来永葆共同体的内在活力。这深刻说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无产者在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同时，必须根据本国、本地区的特点和具体境遇来学习、掌握和应用自己的理论，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以及方针政策等。这就是说，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是一种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事业，不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我们就不能理解它们；另一方面，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解放都必须由本国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进行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成为该国、该民族的革命和建设能否获得成功的试金石。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概括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形成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其理由是充分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能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我们过去许多迷惑不解的问题现在就得到了合理解答。譬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问题，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更为合理的解释：在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融入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从各种途径获取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人类正处在形成自己的共同体、处在向真正的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有着更加广阔的渠道和路径。这不仅仅是澄清史实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正确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类重大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些事实，我们就必然要用世界的眼光来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来自西方、东方，来自苏俄、日本、法国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中获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发展。当我们从内因方面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之后，我们就再也不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一种由中国社会内部生成的需要；我们也不再照搬照抄、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将更加注重中国的实际，更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深入结合。我们将有更多的理由驳斥中国人读不懂马克思主义、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因而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陈词滥调。因为如果我们从人类共同体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角度去考察这些言论，它们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物质生产和生活的领域把整个人类联系起来，各国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和存在状况，使得全世界的劳动者完全能够理解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向他们提出通过自己的斗争争取自身自由解放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论》难懂吗，但它却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传播，就成为“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12]。工人和其他的劳动者理解描述自己生活和作为他们自身运动之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当然不可能例外，不仅不例外，而且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所受剥削和压迫之程度为世界其他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所罕见，所以他们更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 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在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之后，需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进行考察。根据笔者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是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这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阶级意识这个概念。
关于阶级意识，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人的意识的分析中得到启发。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意识时这样说道：“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3]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意识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和所处的社会关系、地位的自我认识，与此相联系，阶级意识就是对本阶级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意义、经济社会地位、历史使命等的自我认识和理解。卢卡奇在谈到马克思阶级意识概念时是这样说的，阶级意识就是“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14]这里已经将阶级意识的内容表达得相当明白了。为了进一步弄清楚阶级意识的形成机理以及在阶级斗争、人类历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它的来源。阶级意识可以说直接来源于阶级共通感。关于共通感，康德曾将其定义为人所共有的某种先天能力。维科也倾向于将它视为人的一种普遍能力，他说：“那种给予人的意志以其方向的东西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表现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共同性的具体普遍性。因此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还有人将它定义为“通过直接地接触和观看最简单的事物而对明显展示给人类的对象所具有的一种富有生气而敏锐异常的感觉”[16]。总之，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倾向很明显，就是将共通感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有些神秘的共同感觉。对这种共通感，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的。不过，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这种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共通感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它或许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曾以非常粗陋的形式存在过，而在阶级被消灭之后它也将以更精致的形式出现，但唯独在阶级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共通感是没有的，存在着的只是阶级的共通感，它是阶级意识的直接源泉。阶级共通感虽然是形成阶级意识的起点，但共通感却难以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原因在于，这种关于阶级的共通感易于受到破坏和缺乏稳定性，只有将它们上升到阶级意识的高度，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一个阶级越是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越是能百折不挠地、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利益驾驭一切现象，它的战斗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而且也没有过高估计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的实际作用。”[17]
将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觉醒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就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命题之所以成立、作为历史运动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对自身受压迫和剥削的境况有着最切近的共同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烈的求翻身得解放的共同意志和要求，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有识之士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人民大众的无边苦难，也萌生了救亡图存、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正是在这种阶级意识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中国的普通民众才有可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始终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不能成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同意志，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从而实现中国化。
第二，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能够进一步合理地解释中国人民是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一方面是对自身阶级地位、阶级利益、使命等的认识和体验；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既是中国的，是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又由于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又是现代的，因此它也就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汇聚了中国社会最先进的社会意识。将这种意识的觉醒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相互比较、融合的基础，避免了人们各执己见、各执一词而无法达成统一意志的结局。阶级意识强调每一处在具体阶级共同体中的个人对该共同体的利益、使命形成共同的认识和意识的特别重要性，从而深刻地阐明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它既要求马克思主义向它的理解者所处的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或具体环境、向该共同体的传统的趋近，同时也要求该共同体的具体环境及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的趋近，这里是严格意义上的相互融合，是一个新结果的诞生，既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也不是简单的用时拿起、不用时置于一旁的不可交融的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这种趋近和融合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符合历史事实。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后，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着一些重大的变化。如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想理论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它们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连毛泽东在1918年的时候，还很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说，“在那个时候，我赞成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8]。是什么使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这只能通过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才能加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发挥的巨大作用使这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工人阶级才是中国社会的主导者；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一旦被唤醒，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改变就有了最大的希望。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才能产生巨大的战斗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成功，并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标和它的价值意义之所在。在这里，起点和终点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了。更进一步说，阶级意识是在阶级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真正形成也有赖于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强化。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发展，而共同体的发展又无疑地强化着工人的阶级意识。在这里，历史与逻辑获得了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方面要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的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当代就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兴和繁荣并最终将其融入未来整个人类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另一方面就是培养中国工人阶级的共同意识，在当代就是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并进而培养中国人民的人类意识，并在其作用下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兴与繁荣，进而推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它的终点则是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从更加深远的眼光来看，则是形成和促进人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一切并不矛盾，也不存在冲突。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毫无二致的。怎样才能增强中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进而强化民族的和人类的意识？这就需要从增强阶级的共通感和民族的、人类的共通感着手才能实现。共通感，无论是阶级的、民族的，还是人类的，都并不神秘，它是在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群体生活世代累积的结果。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存在，社会共同体分裂为不同阶级的共同体，人类的“共通感”也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在共通感发生分裂之后，人变得“愚蠢而片面”，他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贫困化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只有一种感觉即拥有和占有；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只有一种效用即被当作资本或作为吃、喝、穿、住的生活资料；作为主体的人只有一种用途即或被用于谋取私利或被变成谋利的机器。这种人是“非社会的人”，他有耳朵，但没有音乐感，不能感受音乐的旋律；虽然有眼睛，但没有美感，不能感受形式的美。“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9]这就是说，在私有制下，不仅劳动者的共通感被损毁，而且财产所有者的类感觉特性也被限制和损害。这是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全面异化的直接后果。即使如此，劳动者群体仍然保有着对自身贫穷及受压迫的处境的深切的阶级共通感。只不过这种共通感受到自身的“虚假意识”及历代处在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欺骗，而大大地削弱了。私有制、虚假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终身与之进行斗争的两个最主要的“敌人”。马克思与它们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类、首先是把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共通感唤醒，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将人类共通感从私有制和“虚假的意识”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在恢复劳动作为自觉自愿的人的活动的同时，恢复人的丰富的感性特征和共同的人类意识，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里人所共有的真实特点。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世界化所追求、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