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西方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经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这场论争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胀危机到21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广为泛滥，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不少国家占据上风。第三阶段开始于21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危机原因、应对危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应对政策。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在危机中趋于衰落。
一 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有限，承认市场失灵。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夕，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预感到甚至预言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由于对本次危机的较为准确的预言而备受瞩目。2006年9月7日，鲁比尼不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预言，美国住房市场即将崩溃，并将导致深度经济衰退，而且在2008年2月5日又具体地预言走向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可能经历的十二个步骤。他还预言美国投资银行以及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有可能陷入瘫痪，甚至有可能遭灭顶之灾。鲁比尼的预言很多都为当前这场危机所证实。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等。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信市场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反对政府干预，强调政府失灵而否认市场失灵。他们普遍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大萧条早已一去不复返，甚至经济周期也已被驯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美国前总统布什。
二 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
21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认为再继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这场危机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伯克利加州大学巴里·艾肯格林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凯文·奥鲁尔称“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
与此相反，以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否认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再表示乐观，断言经济很快就会复苏，政府无须干预。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认为，这场危机无论从对产出还是对就业率的影响来看，都无法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这场衰退可能并不比1981年的衰退更严重——如果是这样，我想你不会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加强——我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三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原本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时不得不面对现实，回过头来讨论危机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当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由此，他们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说：“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性，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持此种观点的还有美国加图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大卫·鲍兹等。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观点完全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正是在于没有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说：“自保罗·沃尔克被解雇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承受由不相信监管的人来监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选中，就是因为他反对监管。”“我们现有的监管和监管机构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当监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监管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持此种观点的有克鲁格曼、大卫·科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高盛前投资银行家约翰·R．塔伯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战略性拖欠问题专家布伦特·怀特。
四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应对危机政策的意见分歧
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巨大分歧，并进行激烈争论。
(一) 关于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认为，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出路在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业加强监管。他们主张，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激进措施救助银行和金融系统；在长期内，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他们对政府已经采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过于保守，力度不够。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鲁比尼等就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提出了较为深刻的看法和比较激进的主张。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热衷于市场自行调节论，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加强监管，认为政府干预的政策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侵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加里·贝克尔、凯文·墨菲、克里斯琴·勒茨，法国学者居伊·索尔曼等持有此观点。
《巴塞尔协议Ⅲ》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是金融监管领域中国家干预主义胜利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提出了部分银行暂时国有化方案。持此种观点的有鲁比尼、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该观点甚至得到了曾经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前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贝克有条件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反对国有化。哈佛大学杰弗里·迈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持此观点。
(三) 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布什政府的“保尔森计划”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计划”都表示不满，但两派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和政策主张却大相径庭。
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保尔森计划”等是“特殊利益”、“错误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的混合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除非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实行银行暂时国有化。而以津加莱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类救助计划“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因而是“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所不可接受的，出路是从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解救资本主义。
(四) 关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分歧
美国的量化宽松 (Quantitative Easing, QE) 货币政策是指美联储在量化通货膨胀目标基础上量化扩大货币供给，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减少失业的一种非常规调节方式。
伯南克不遗余力地为量化宽松政策辩护，竭力夸大它的效果。而自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不仅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鲁比尼反对此做法，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无助于美国经济迅速复苏，会让美国经济体这个“病人”从“加护病房”搬进需要长期看护的“慢性病房”，甚至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也批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实际上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使得其他国家央行的日子更不好过。著名投资家、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也强烈反对。国际舆论谴责美联储“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撒美元”的政策是“美国式自私”的典型体现，直接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
(五) 关于财政政策的意见分歧
具有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最重视的是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政府已经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过于保守，力度不足。而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没有多大效果。也有少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两派争论中持较温和的支持财政刺激计划的立场，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菲尔德斯坦。政府开支的乘数作用是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争论的实质是财政刺激计划有无效果或效果大小的问题。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或准备采取财政政策，这表明，在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财政政策的争论中，本届美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五 几点评论
(一)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争是西方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论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当前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祸源于美国、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程度、危机的发展前景、危机的原因和应对危机的政策主张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两派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与当前客观现实密切相关。任何一派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要受到并且事实上已经受到客观现实的检验。
(二) 当前的客观经济现实已经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检验并作出了裁决
在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预言或预感到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现实证明了这些预言或预感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断言，已经永远成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笑柄。在危机现实面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处境尴尬，他们中大多数人默不作声，个别人仍在强辩，极少数人表示认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比较直率地承认：“我和其他人一开始都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我们都错了。”长期迷恋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自己有“局部的”错误。
(三) 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无法否定危机的存在，但是他们又普遍低估危机的严重性，认为这次危机最多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
对危机的前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很快就会全面复苏，并迅速恢复持续增长。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现状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乐观估计与现实不符。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比，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前景的估计比较实际。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称之为大衰退。他们对危机的前景很不乐观，不仅担心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担心西方发达经济体可能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陷入多年停滞状态。
(四) 在探讨危机的原因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言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
与此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当普遍地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在于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当做是危机的原因，说明他们对危机原因的认识极为肤浅，连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都没有接触到，这暴露了他们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仍在顽固地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必然恶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这一认识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个进步。30年来，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大肆泛滥，正是由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等西方国家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认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也不愿意认识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联系，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两派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这一局限性不只是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两派经济学家共同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五) 在西方国家，政府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干预经济
宏观层面的政府干预主要针对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旨在稳定经济的政策。经济危机时，政府通常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政府通常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层面的政府干预在我们国内现在常被译为监管 (regulation，又译为管制、调节、管控、规制、监督与管制等)。在西方国家，监管是政府在微观经济层面为控制企业生产、销售和价格以及为调节金融等行业和市场而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监管的反向政策措施是解除或放松监管 (reregulation，又译为去管制化、非调控化、解除监管、放松监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规制等)。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等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退出，是主张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救助和刺激政策，让其彻底回归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天真地以为，重病缠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用问医求药，只要靠市场自行调节就能奇迹般地完全康复。可是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今天的现实又一次有力地证明，新自由主义天方夜谭式的市场自行调节论既无法预防危机，更无法医治危机。曾经宣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阶段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现在也在重新认识市场自行调节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实践中有一定用处，但作用有限，决不是万应灵药。历史和现实表明，西方国家干预充其量是在危机前有可能暂时推迟危机的到来，在危机爆发后有可能在减轻危机破坏程度、缩短危机持续时间、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起一些作用，但绝对不可能预防、消除和根治经济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西方经济学界设计了各种救助和刺激方案，西方国家政府和央行采用了各种救助和刺激手段，现在都已接近于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恶化了许多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国家的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
(六)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同属西方经济学，两派经济学家都是西方经济学家，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
两派经济学家在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如此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不是阶级属性的分歧和对立，而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分歧和对立。这种认识的分歧和对立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认识的分歧和对立。
(七) 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的理论和政策都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前提的
在西方国家，两大思潮的此消彼长，并不取决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科学因素和正确成分，区别仅在于是扩大还是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过，在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采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以求渡过危机。
(八) 在新世纪第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30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占据了上风
西方国家政府采取的各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证明了退居非主流地位已达30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和追捧。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有局限性和副作用的，它只能给经济以暂时的刺激。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受到重创并陷入困境，但是这一思潮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经济逐渐复苏，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的副作用逐渐显现，新自由主义仍然有可能重新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