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家族企业研究在近年来有振兴的势头，对于家族治理、家族传承、家族组织和领导行为，尤其是家族创业与可持续成长等问题的研究成为管理学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管理学、财务金融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国际顶尖杂志上越来越多的论文涉及家族企业的研究主题，其中的原因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在传统的大型企业组织主导的管理理论范式之外，研究者发现现实经济中，数量和经济社会意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治理行为具有独特性，是主流管理理论难以给出一般性解释的。其理论范式可能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假设如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家族组织内部的利他行为、信任和高嵌入性的社会资本，都为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阵地和素材。第二，家族企业研究与其他学科在走向融合而形成富有活力的新的研究领域，如与公司治理理论的融合而关注家族治理或关系治理、与创业管理的结合形成家族创业研究、与组织行为研究交叉而研究家长式领导行为和传承等。第三，家族企业研究因为与特定地区的制度市场环境以及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展现出丰富的情境依赖性。或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会对家族企业的组织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本上来说，家族企业本身就是基于制度行为特征作出的一个界定，因此，家族企业研究完全可以划归制度理论研究的范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安排使得家族企业出现各具特色的行为特征，从而在发展一般性家族企业理论的同时，探索家族企业管理丰富的地区特征是有价值的工作。

香港家族企业的研究是华人家族企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是近代华人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而且，自香港开埠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至今，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几乎没有中断过，政策制度环境有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这个自由竞争和开放的环境下，华人既可以自由发挥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又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学习欧洲传统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商业文化。香港因此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汇合地，在此制度环境下经历长期市场“生存检验”的家族企业既保存或提升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价值，又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中的有益元素，是一个难得的具有至少双重制度文化交互影响而构建的独特案例。有意义的是，在二战后香港经济作为出口加工基地和转口贸易中心获得迅速的成长，成为国际生产链条中的重要环节。19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而产生全球性影响。在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香港更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会，制造业大量向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转移，获取成本和规模优势后的香港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成长和全球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大环境下，香港的家族企业迅速从一个偏居一隅的地区性企业而扩张为全球性跨国企业，连接起大陆巨大的生产基地与全球市场。

从近代史看，香港几乎是保留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轫的民族工业的唯一基地。在香港被英国租借开埠以后，一批华人企业家从为英资公司打工到自己创业，逐渐拓展华人企业在进出口加工贸易以及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生存空间。国内战争时期前后，一批家族企业从上海、重庆等地迁往香港，也正是这批企业，成为战后香港经济起飞的重要支撑。这短短的一百多年，不少家族企业已经经历了三代或四代家族领导人的更替。中华家族文化传统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但同时，其后代大多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而不少家族企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又是直接来自于欧美的专业人才。在家族掌控着几乎全部或绝大多数控制权的情况下（这似乎是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家族和经理人共同经营着逾百年的家族“老店”，并带领企业越过历次经济波动和危机、产业周期、市场变化以及家族内外部变动等，开发内地等新兴市场，并成为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其家族治理结构、领导行为与组织文化、家族传承制度安排、创新能力发展等都经历了演进的或革命性的发展。如何对这个发展历程和变革进行总结和理论发展，显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理解华人家族企业组织管理行为和治理特征以及观察其可持续成长，香港案例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家族企业是支撑香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不仅表现在占有绝大多数比重的中小企业是家庭或家族组织的，而且在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大型国际化企业和上市公司中，同样表现出以家族所有和控制为主导的组织管理模式。在大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香港的家族企业成为内地直接投资和发包加工的主要推动者，在联结内地经济与全球市场的国际商品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的家族企业在不少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华人家族企业的一般性特点，同时又超越传统，在特定的商业和经济地理环境下，形成了具有国际化组织和治理的特征。可以说，对于香港家族企业的研究是理解香港经济及其国际化发展不可逾越的环节，其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对于内地和其他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经验价值。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香港的家族企业与香港经济，但整体来看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学术性的专题研究还比较少，多是流于传记式的体例。针对这种现状，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自2007年起承担了本校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一个重点课题：“香港华人企业：本土化与国际化”。本课题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教授负责，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储小平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潘必胜副研究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朱沆老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轩老师、胡晓红老师，东北财经大学陈文婷老师、刘佳老师，汕头大学陈戈老师等作为课题组成员，从课题的组织到具体案例的研究写作大家群策群力。同时，一批博士硕士同学参与了这个课题的研究，如黄嘉欣、周妮娜、檀宏斌、费菲、李玉卿、谢俊等，其中有几位同学以此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进行研究，已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学位。本课题组进行了系列深度案例研究，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学术理论角度，对荣氏、利丰、新鸿基、黄道益、李锦记、谢瑞麟家族、和记黄埔等典型的香港华人家族企业进行剖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有志于该研究领域的同仁提供翔实、可靠的研究素材，为后续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尽管我们对香港家族企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对香港家族企业的研究也有诸多想法，也通过各种途径期望获得更多的资料和数据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但遗憾的是，数据资料的收集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本书的案例研究采用了二手资料和直接访谈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应该说，我们的香港家族企业研究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旨在激发同仁对于香港家族企业研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初始的个案和分析，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则有待于国内外学者和同仁的共同努力，相信香港家族企业的研究会带给华人家族企业研究以及家族企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个富有深意的个案。

下面就每篇案例的大致研究内容做一导读性的介绍。

《永安国际化过程中的家族与企业》着重考察永安家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家族与企业的关系，主要是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家族通过股权结构和人事安排影响企业国际化过程。从郭乐1897年在悉尼开办永安果栏到现在香港永安国际集团，经历了110多年的传奇历程。郭氏家族企业跨越多个行业，企业广布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大陆、美国等诸多地域，并传递到第四代企业家，成为华人企业的传奇。随着企业组织结构、行业结构、企业布局的国际化过程，企业家如何合理利用家族财力和人力资源，控制和引导企业的发展，是个十分珍贵的学术课题。1949年以前永安国际化过程是一个逆向国际化或本土化过程，从企业与家族关系来看，主要经历了企业组织制度化的过程、股权结构逐渐分散和开放的过程、企业家控股能力逐渐提高的过程和家族化程度提高的过程。1949年以后的永安国际化，基本上属于正向国际化，以中国香港为基地，向东南亚和美国发展，现在的永安国际集团既是家族控股又是家族经营，在华人企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作为一个传奇家族企业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家族资本、社会资本与代际创业：唐氏家族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外许多家族企业总是难以避免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三代消亡律”，然而该研究认为中国近现代大量家族企业的消亡却并非由于经营不善，而是频繁战乱、剧烈的制度变迁等客观原因导致企业经营被迫中断。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家族企业虽然经营被迫中断，但是其家族的各种社会资本、价值观等并未随之耗散，而是以一种“潜伏”的形态存在。一旦有了足够的土壤，家族企业领导人或其子孙将重新创业，并带领企业迅速成长、壮大，这就是家族企业的代际创业。由于制度的障碍，家族企业许多原本在大陆拥有的各种关系资源并不能有效地转移，甚至信息的沟通都极为困难。然而，部分家族企业领导人却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成功创业，并使得企业获得了长远的发展，那么这些代际创业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家族传承的何种因素会影响代际创业的成功？研究选择了唐氏家族几代领导人的代际创业作为案例，分析认为家族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华人家族的代际创业，不仅依赖于家族资本所创造的家族成员联系等独特资源、家族成员所共享的家族主义价值观，还依赖于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另外，家族领导是将家族资本与社会资本相融合，充分发挥两者作用的核心人物。一方面，家族领导通过促进整个家族成员的密切联系使得企业的发展获取了各种资源，并且家族领导所强调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往往成为家族成员以至整个家族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优秀的华人企业家善于以家族资本和信誉去融合各种社会资本，把家族主义的价值观与共利分享、理性职业化管理的价值观不断融合。

在《家族治理、创业精神传承与代际持续创业：李锦记家族的案例研究》中，虽然同样是研究家族企业的代际创业，但是研究者主要是从家族治理和创业精神的传承视角进行切入的。研究者通过梳理创业研究的文献发现，无论是新创企业还是现有企业，持续创业都是高绩效和财富创造的基本特征，因而也能成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一个新颖研究角度。然而，创业活动在代际传承之后的持续却是家族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大多数传承的研究多以企业为中心，实现企业控制权在家族成员间的顺利交接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传承的主旨和要义，偏向于认为控制权的顺利交接才能保证财富的传承。在这一逻辑指引下，传承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培育下一只会报晓的雄鸡展开，偏离了促进创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因而始终难以造出一只会报时的时钟。该文以李锦记家族为基础，从持续创业的视角切入代际传承研究，并从家族治理与创业精神传承的关系上把握代际持续创业。基本的观点是，家族企业要实现永续经营，就必须持续创业，尤其是在历经代际传承，在不同的家族领导人控制下，仍然能够不断创新、开拓、发展，也只有这样，家族企业才能跨代生存，持续成长。过去在人们观念中的家族企业“守成”与“创业”之间的战略选择，其实只是一种想象，实际上几乎所有生存发展下来的家族企业都是不断创业的结果。而将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相分离，建立和发展家族治理结构则是家族传承创业精神、实现代际持续创业的重要基础，以现代管理思想推进家族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则是华人家族企业突破代际持续创业障碍的重要路径。

《家族领导、高管团队与国际化成长：和记黄埔的案例研究》一文指出，在家族企业中扮演企业家角色的家族领导，使用关系契约连接了外部资源网络以取得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国际化成长中是突出的；同时，家族领导按照差序结构使用高管团队的管理资源以取得行动效率。作为两者的连接，家族领导一方面最大化地利用高管团队成员自身的资源优势扩展外部资源网络；另一方面，对于拥有重要的资源网络的外部个体则需要通过使之成为高管团队成员而内部化。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是香港家族企业中实现国际化成长的领军企业，在李嘉诚家族的控制下实现了全球的业务扩展，不仅促成了李嘉诚的首富地位，也产生了像霍建宁这样的“打工皇帝”。巨大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家族领导、高管团队和国际网络的运用。

《企业家族的股权分散与再集中：香港利丰的案例》总结了现有研究中支持“家族企业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的三个论点。第一是家长式领导，其中最精彩部分是探讨家长集权与家族企业成长的关系。与西方分权式的企业相比，在集权的家族企业中，家长很难从日常管理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多的扩张性活动。第二是裙带关系。家族企业通常只愿意雇用家族成员，但是家族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企业的扩张将很快耗尽内部管理人员的供给，企业自然难以成长，这似乎不证自明。第三个观点认为家族企业财务比较保守，它们总是牢牢地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难以突破封闭的家族资本去吸收社会财务资本，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财产继承上的诸子均分，使得家族资本积累本身也困难重重。但是，作者认为要找到那些成长不受限制以及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华人家族企业其实并不难，如香港利丰集团在冯氏家族的掌管下发展已逾百年，2003年，其上市的总市值更达401.11亿港元，在香港十大财团中排名第九，旗下拥有利丰有限公司、利和经销、利亚零售三家上市公司，以及利童反斗城、利邦集团等多家私人业务。这些现象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对其普遍性进行“证伪”，而是暗示我们，由于研究者采用了一个静态的“家”的概念，使得“家”对家族企业影响的有关问题过于简单化了。黄绍伦指出家族企业能否实现股权再集中是家族企业能否延续的关键。正因此，通过案例研究考察华人企业家族的股权再集中问题将十分有意义。利丰是一个百年家族企业，在三代传承中共经历两次股权分散和两次股权集中，成为考察华人家族企业股权再集中的最佳案例。该文在验证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对股权分散与再集中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试图总结股权再集中过程中的规律。

《家族权威的延续与破坏：香港家族企业的个案研究》引用了科斯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的论点：“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在科斯看来，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前者是用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资源的配置，而后者是通过权威关系来配置资源。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权威关系能大量地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即按合约对投入物行使有限使用权的企业家可以不顾每项具体活动的价格而指挥生产。在企业的黑箱中，“权威”是企业的一个突出特征，其“黑箱”性质还未被学界充分打开。而不同企业其权威的构成与运作是不同的。家族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尤其是在家文化积累极为深厚的华人社会情境中，家族权威的构成及其有效持续是家族企业有效运作和成长的关键。该文旨在对家族企业的权威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并由此考察了几家香港家族企业（新鸿基、黄道益和利丰）的演变。

在《家族创业精神与社会资本的传承：荣氏家族的案例研究》中，作者指出，我国民营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随着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第一代企业家日渐老去，新的一波财富继承高峰期已经到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间积累的大量财富正面临着代际转移。而在财富向家族下一代转移的进程中，充满着诸多的变数和挑战，因此，家族财富传承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富不过三代”，这句中国顺口溜式的古训，在历史上得到了无数次印证。该文认为，家族财富要实现长期可持续传承，并不取决于简单的财富交接，而是源于家族创业精神和社会资本的传承。继承者正是通过家族的社会资本来有效地识别机会、获取资源，不断打破现有条件的约束，进行一系列的创业行为，从而实现家族财富的继承与不断增长。因此，选取成功实现财富传承的家族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探讨它们得以成功的原因与过程，对于中国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荣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跨世纪的商业王朝，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而荣氏家族则罕见地延续着三代中国首富的传奇，挑战着华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论，成为一个最佳的案例研究对象。

《香港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业金字塔结构》从金字塔控股这个角度出发，利用二手数据考察香港家族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在香港举足轻重，且多采用金字塔股权结构。香港市值5亿美元（含）以上的10家上市公司中，就有9家最终由家族控制。在这些由家族最终控制的企业中，86%没有第二个最终控制权大于10% 的股东。在Claessens等（2000）的研究中，在330个香港上市公司中，64.7%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家族手中。所以，家族金字塔结构在香港上市公司中相当普遍。家族企业和金字塔控制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同样很普遍。La Porta等（1999）认为，27个最富国（地区）除美、英、日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地区）市值最大的20家企业股权集中度都比较高。这27国（地区），平均30%的大公司由家族最终控制。在这些由家族最终控制的公司中，25.75%采用金字塔结构。另外，在540个大企业中，70.84%没有第二个控制权达10%的大股东。针对金字塔结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的研究很多，但取样地都是来自被La Porta等（1998）归类为保护投资者不力的国家（地区）。在保护投资者权利有力的国家，如英美，金字塔结构几乎不存在。所以，研究者指出前人关于金字塔的研究几乎全是针对保护股东不力的国家（地区）。而香港情况很特别，它既是保护投资者有力的地区，又广泛地存在金字塔结构，且股权高度集中。那么，香港上市公司中家族金字塔为何存在，在投资者保护有力的香港为何股权又会高度集中，家族金字塔中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偏离是否会和以往研究一样对企业价值造成折损呢？研究利用二手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香港，家族金字塔结构中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并不会对企业价值造成折损。在香港家族企业的金字塔结构中，所处层次的高低更多是取决于进入金字塔结构的早晚，而不是盈利能力的强弱。

《剩余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继任冲突》在对比东西方家族企业后发现，由于不同的文化基础和传统，导致二者在多代持续发展上呈现不同的态势。较之于西方家族企业，华人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的脚步似乎是缓慢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继承观念和行为的差异。从理论上看，代际传承导致企业解体的根源在于剩余控制权随股权的分割而分散，而财产继承的核心是未来收入流的分配，即剩余索取权，这意味着企业家族的代际传承有可能采用分离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后者进行集中配置的传承模式。该研究关注的香港郭氏家族采用的典型形式——家族信托基金来稳定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模式下，家族顺利完成了企业控制权向第二代的传递，而旗下的新鸿基地产在第二代郭炳湘兄弟三人共同努力下已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产上市公司。借助这种方式郭氏家族似乎很好地解决了代际传承与企业发展的冲突，然而在和睦共管18载后——2008年上半年，郭炳湘与两个弟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控制权争夺战。前后的极大反差引人叩问，这种传承安排有何问题？为何这种问题未在创始人离世后立即出现，却在兄弟三人合作18年后爆发？通过对公开披露的二手资料的细致整理和深入解析，作者提出契约化的剩余控制权集中配置有助于避免传统诸子析产制下企业分裂的风险，能够有力支持在位的家族继任者巩固领导地位。然而，由此带来的家族内部代理问题却可能加剧潜在继任者之间的继任冲突，使企业付出另一方面的代价。由此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在代际传承之中，家族企业的产权安排如何与家族内部治理安排相适应。

《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创业精神的传承：百年老字号李锦记的案例研究》以战略创业这一国际学界的新兴研究模型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李锦记集团的创业精神传承问题。战略创业是创业和战略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创业活动和战略行为的互补有利于企业实现财富最大化。战略研究与创业研究的结合，有利于更好地分析企业是如何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能力，以及如何动态运作战略创业以创造财富。目前，战略创业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对家族企业而言，战略创业对其存续与成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创业者将家族企业在代际间的长久发展与家族财富的跨代际传承作为其成长的主要目标，但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家族企业“短寿”、固守成规等现象，一直是学界与商界不断探讨的命题。战略创业的出现，无疑为这个命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作者认为，家族企业要在跨代之间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不取决于权力的简单交接，而是源于家族企业背后家族创业精神的传承。继承者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战略创业行为，不断打破现有家族企业内外部制度的约束，利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推行新的战略举措，避免第一代创业者创业精神的耗散，实现对家族企业的资源更新与成长诉求。因此，选取成功传承的家族企业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探讨这些企业得以成功持续发展的原因与过程，对于中国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锦记集团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企业，已经成功实现了三代传承，成为一个最佳的案例研究对象。该研究在理论驱动型案例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明确的研究框架对李锦记集团进行个案研究，结果很好地印证了提出的理论假设，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2010年12月28日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