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原因与展望

丁纯 李君扬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冲击，在欧洲逐渐演化成幽灵般挥之不去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并成为现今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因素，德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德国金融界首先遭受冲击，2008年10月，德国地产融资抵押银行因流动性危机枯竭寻求德国政府的救助，成为德国金融机构受危机冲击的典型。随后，通过影响预期和需求，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由于传导时滞，德国的经济增长在2009年第一季度同、环比达到本次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同比萎缩了6.8%，环比下降了4.1%，创下了自1970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单季最大跌幅纪录。虽然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实际GDP环比增长数据开始由负转正，但全年-5.1%的实际GDP增长率还是表明2009年是德国自两德统一以来经济发展最为糟糕的一年。

经济的下滑带来了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力市场，自2005年持续改善的趋势被迫中断，失业率从2008年的7.5%小幅上升到2009年的7.7%。尽管在这期间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在2009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通货紧缩的极端情况。

作为外贸大国，德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其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于出口，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2011年，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9.8%、33.8%、38.4%和41.3%，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但德国经济也因此更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危机最为肆虐的时候，作为德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出口的熄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经济增长的下滑。2009年年初起连续三个季度德国出口的同比跌幅达到了惊人的15%。如果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对德国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程度来分析，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 (参见表1)，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年中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德国出口对GDP的贡献始终为负，甚至在2009年第一季度创下了-4.7%的记录。

为应对危机，德国被迫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而这又导致财政状况出现恶化：一向稳健的德国财政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出现了3%以上的赤字，超过了《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自2010年起突破了80%，超过标准所要求的60%。

二 德国政府的危机应对

(一) 具体的应对措施

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引入的一揽子拯救方案积极有效，起到了稳定并刺激经济的作用。这其中既包括了针对虚拟经济的《金融市场稳定法》(包括其补充法)，也包括了针对实体经济的两套经济振兴计划。2008年10月通过的《金融市场稳定法》最为重要的两部分就是，由联邦财政部提供债务和应付款项担保以及设立金融市场稳定基金，帮助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在信贷紧缩的背景下缓解了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达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初衷。此外，刺激实体经济的两套经济振兴计划也于2008年11月和2009年1月先后出台：主要包括政府投资、减轻民众负担、保障和促进就业以及政府担保和信贷等四大板块内容。其中，第三部分保障和促进就业被外界认为是危机刺激政策中对德国持续复苏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受到广泛赞赏。当危机发生时，很多国家的企业都采取了裁员的方式来紧缩开支，而德国政府却与之相反，投资28亿欧元资金用于保障就业：通过返还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保费的方式，鼓励企业选择“短时工作”而非直接解雇员工；通过两次延长“短时工作补贴”的方式，补贴保障短时工人生活；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帮助民众就业。通常情况下，失业率激增同时会带来内需的不足，而劳动力长时间闲置增加了其重回工作的成本，也不利于企业未来的产能复苏，对于危机发展和危机复苏都是负面的。据德意志银行发布的德国经济报告称，“短时工作”有效地为德国民众保留了约120万份工作，顶峰时约有150万人从事的是短时工作而非全职工作。在危机冲击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德国的劳动力援助计划既防止了大量失业所导致的内需下降、进一步恶化经济，同时又为外需复苏后产能恢复奠定了基础。德国失业率的良好表现和经济的增长回暖，都说明政府保障和促进就业措施所取得的成效。

(二) 扩张性政策对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刺激政策来稳定国家经济，这成为当前欧债危机的重要诱因。但无论是和“欧猪五国”，还是和欧元区17国平均水平相比，德国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虽然也不理想，但是占GDP的比重都还较低 (参见表2和表3)，处于基本可控的状态。

主要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

一方面，德国政府在采取应对措施时，财政资金的投入规模较小是一个重要因素。德国政府制订的两套经济振兴计划投入的救助金额仅为800亿欧元，这与同时期美国经济振兴计划的7850亿美元和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显然其规模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德国是G20中最积极实施退出战略的国家。出于对国家年度预算赤字和公共总债务失控的担忧，德国政府对将大量财政资金注入经济表现出审慎的态度。早在2009年6月，德国议会就通过了默克尔政府提出的《新增借款法案》，规定从2016年开始联邦政府要将其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各联邦州政府从2020年起则不再允许举债。德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尽早向外界传递出德国政府决心整肃财政纪律的明确信号，并在施压他国紧缩的同时，为欧盟其他成员树立起良好的榜样。为此，德国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为期4年、总额达80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重点针对社会公共性支出。由此，德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显著下降到了仅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0%的水平。

三 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与优异表现

1．出口增长的恢复

自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及时采取了果断的救市和景气刺激措施，经济衰退的程度得到了极大缓和。随着世界经济从次贷危机中逐渐复苏，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德国的出口又逆转般地大幅增长，201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增幅反转为同比正增长15%，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开始由负转正。虽然自此以后增长幅度开始下滑，但从绝对数值上看降至2012年第一季度3.4%的低点以后，第二季度又缓慢恢复到5.5%的增速 (参见图1)。

2．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

2010年是触底反弹的一年，在世界各国频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叠加作用下，世界和欧洲经济都有了一定的起色，其中德国经济的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可以用抢眼来形容，四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6%、4.7%、4.6%和4.2%，全年更是达到了4.2%，这同样也是两德统一后近20年来最快速的年度增长，呈现出了“超跌”和“超涨”的现象，增速远高于法、英及欧元区的平均增速，几乎是欧元区和欧盟国家的2倍，而同期“欧猪五国”经济增长乏力甚至陷入衰退，意大利、葡萄牙经济增速不足2%，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更是陷入负增长 (参见图2)。

2011年起，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引发了全球对欧债危机，进而发展到欧洲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欧洲经济又出现了出现二次探底的迹象。受此拖累，自2011年第一季度触及高点后，德国经济也出现了增速逐级回落与国内信心下滑的现象，但2011年全年的增长率尚能维持在3.0%，德国经济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动力，好于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进入2012年，德国的增长率虽进一步降至1%，但仍然远好于欧盟与欧元区，因为它们在2012年第一季度几乎降至0%后，第二季度再次转为负值 (参见图3)。

作为欧盟和欧元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德国宏观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依然无愧于欧盟领头羊的称号。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发展能力以及在欧债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德国扮演了危机中欧洲的中流砥柱和重灾国的主要施救者的角色，成为带领欧洲各国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希望和重要依托。

3．劳动力市场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短期季度的失业率数据来看，德国劳动力市场表现稳定。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1月，德国的失业率为10.2%，危机爆发后，在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失业率都显著增加的同时，德国没有引发失业率急剧上升的现象。德国的失业率反而基本呈现逐月下降的态势，从2008年第三季度到2010年全年，季度失业率始终保持在6.5% ~8%的波动区间内，2011年平均只有5.9%，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好水平。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德国失业率逐步下降的良好态势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显现了。

从横向比较，金融危机前，德国的失业率一直高于美国与“老欧洲”——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金融危机爆发后呈现相反的趋势，开始显著低于这两者的平均水平，2010年7.1%的失业率相比美国和欧盟9.6%左右的数据已经令人瞩目，2011年差距则进一步扩大 (参见图4)。如此明显的趋势变化差异，其实是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紧密相关。德国从2003开始逐步实行的哈茨改革四大法案，以及危机中政府对就业的进一步保护措施对其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均起到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

4．通货膨胀

从物价指数来看，与诸如希腊、西班牙等“欧猪国家”相比，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波动较小。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德国与法国的波动基本相当，2009年各季度CPI都在低位运行，涨跌幅变动均在1%以内。2010年开始，CPI指数季度同比出现线性稳定上升，但和2009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相比，物价变化率的变动并不剧烈。同时对比图3与图5可知，金融危机以来的CPI指数变化与GDP变化相符。由于德国政府保持一贯对于财政刺激的审慎，目前看来，扩张性政策并未对复苏的物价产生重大不利影响，CPI指数仍处在2% ~2.5%的合理区间内。

四 德国在复苏过程中经济表现的成因

从宏观经济指标上来看，2010年第一季度是德国经济的分水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数据都从同比下降转为大幅增长。在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一年多时间以后，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处于缓慢复苏阶段。但对于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国家来说，这一时间恰是欧债危机由希腊开始爆发进而蔓延的初期。相比“欧猪国家”在金融危机复苏之路上的坎坷，德国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强势，成为欧债危机中欧元区国家的中流砥柱。

德国的经济能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逆势上扬，可以说是自身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身因素包括工业基础、两德经济趋同、危机拯救措施及劳动力、社保制度等结构性改革，而外部因素则包括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德国经济的外部需求拉动等。

(一) 自身因素

1．德国有着领先的实用技术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创新能力强

虽然同英法美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逐渐跻身为世界工业大国和强国。二战后，德国人民更是从一片废墟上再次崛起，其成就为世人所惊叹。

与英美侧重金融服务产业不同，德国始终青睐制造业，并固执地将这一传统深深融入民族的血液中。2010年，德国工业总产值达到5319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支柱产业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等部门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以上。西门子、博世、大众、宝马等诸多以“质量和信誉”著称于世的德国著名品牌，通过质量和技术的不断提升，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海内外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份额。以宝马为例，2011年上半年在华销售量同比增长60.8%。同时，德国的创新实力也有目共睹。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0~2011全球竞争力报告》，德国的综合创新能力在参评的全球138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8。具体来说，在德国制造业公司的营业额中，27%以上是来源于创新产品。这些创新产品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市场来说都是新颖的。德国经济研究所 (DIW) 201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导向型行业附加值比重比德国的更大。在尖端技术产品的营业额中，7%以上用于研发。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预算则在全部收入的2.5% ~7%。通过快速实施最新的创新技术，德国企业迅速在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德国经济的复苏是注重工业、注重实体经济发展国家的又一次标志性胜利。(参见图6)

2．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控制是德国突出的竞争优势

在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劳动人口素质、生产流程的优化安排以及生产机械化程度决定了生产力的高效与否。课堂知识教育与在职实践培训相结合的二元制教育培训体系，为德国的工业制造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实用性技术工人；德国人自身严谨务实的品性保证了产品生产过程的高度标准化；德国强大的设计、制造能力，也为其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障，使得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欧元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除了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外，德国在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的努力，也进一步扩大了其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OECD数据显示，德国从2004年开始，单位劳动力成本连续4年负增长，这其中既有劳动力市场改革措施的影响，也有国家对通膨控制的积极作用。危机期间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延长“短时工作补贴”(Kurzarbeitergeld) 期限等扶持就业计划，劳动力成本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经济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单位劳动成本年增长率达到了6.4%)，但随着2010年的经济复苏，单位劳动成本又开始减少，显然有利于德国的出口。在欧元区内同一货币的使用，加上德国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的“一高一低”，使得“欧猪国家”与德国的商品相比毫无优势可言，德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因此占到了总出口额的40%以上。(参见表4、表5)

3．两德经济发展趋同逐渐减轻了国家发展负担

1990年12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然而，政治上的统一并不代表经济上的统一，两德之间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隔阂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东部的重建使得德国经济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从1991年至2003年，西德平均每年向东部地区“输血”约1000亿~1500亿马克，其中社会保障费用比重很高，其余用于各级政府的开支，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这样一系列政策转移支付虽然在短期内给西德地区带来了经济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德和西德的经济也在此推动下逐步趋同。根据联邦和各州统计局数据计算，从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间，衡量经济水平 (人均GDP)、劳动生产率 (单位劳动力产出)、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资本深化 (单位劳动力资本)、劳动力成本(单位劳动力报酬) 等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表明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两德统一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也给德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虽然说两个地区经济要做到完全均衡发展还尚需时日，但经济趋同使得国家发展的负担不断减轻，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获益也将进一步体现。(参见表6)

4．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勇于尝试社会保障等多项结构性改革，改善劳动力市场僵化，减轻公共财政负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和社会高福利制度使德国长期引以为傲，但过度的劳动力保护和过于慷慨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僵化：高福利降低了民众的劳动意愿，劳动积极性和参与度下降；企业的用工缺乏灵活性，招聘裁员严重受限；政府财政压力增加，挤占了其他领域投入。2002年德国登记失业率创出了400多万的历史记录。

施罗德政府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全面改革，在2002~2004年连续推出了四部《劳动力市场现代服务法》，即“哈茨改革法”。虽然名为劳动力市场改革，但实际上也对德国的社保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归纳起来看：首先，通过缩短社会保险金期限以及社会救济和失业救济的合二为一，削减社会福利以刺激就业积极性；其次，通过改善就业服务，加大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最后，通过鼓励新型就业方式，包括“一人公司”、“迷你工作”(Mini Job) 和“迷迪工作”(Midi Job) 等，同时推广时间银行和灵活就业等降低失业的变通举措，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从2005年开始，调查失业率从11.1%逐年下降到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的7.5%，登记失业人数也从2005年的486万回落到2008年的327万。“短时工作”这种新型就业方式的鼓励和扩大也为之后金融危机中的德国就业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德国近年来在养老和医疗保障体制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4年的《养老金可持续法》(Gesetz zur Sicherung der nachhaltigen Finanzierungsgrundlagen de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和2007年的《为适应人口发展调整常规退休年龄及加强法定养老金融资法案》(Gesetz zur Anpassung der Regelaltersgrenze an die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und zur Stärkung der Finanzierungsgrundlagen de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主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方式，减轻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与以控制医疗保障缴费率上升为主旨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一起，基本达到了降低社保支出、控制生产成本和公共债务上升的目的。

(二) 外部因素

1．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对德国外贸的拉动

次贷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企稳并进入复苏上行阶段，同时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表现也还差强人意。2010年，美国和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达到2.9%和10.3%，都高于欧元区17国平均1.8%的增长率。而对于德国的出口来说，这些非欧元区国家正日益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德国央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欧元区占德国总出口额的比例从2008年的43%下滑至41%，而欧元区外亚洲占德国总出口额的比例则相应地从12%提高到16%。在同一时期内，德国对亚洲的出口增长了280亿欧元，而对欧元区的出口则减少了相同数额。2010年在德国前十大贸易出口国中，美国、英国、中国、瑞士和波兰五国均是非欧元区国家。2010年德国对这五个国家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为20.2%，远高于对欧元区五国的16.1%。其中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率最高，达28.6%。其余国家分别是美国22.2%、瑞士20%、波兰18.8%、英国11.3%。2011年中国在德国最大十个出口目的地中的排位又上升了两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6月访问柏林期间预计，中德贸易将在五年内翻一番，2011年中德之间的贸易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国在德国的出口对象国的排名上升了两位，增长率也再次达到了惊人的20%。这也预示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在短期内给德国的贸易出口再一次注入强劲活力，进一步推动其经济增长。外部经济复苏大背景下的需求增加，应该是德国经济反弹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2．欧债危机使欧元走软，刺激德国出口

虽然德国本身并没有特别关注货币因素对其经济复苏的影响。但很多学者都认为，由于担心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的违约风险，欧元及欧元资产被大量抛售，欧债危机影响下的欧元疲软也使德国间接成了受益者。从2010年初到2011年一季度末，欧元基于其20个贸易伙伴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加权指数下降了5.4%。这其中，对美元和日元的相对贬值对德国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据德国最大保险公司安联集团 (Allianz) 宏观研究部门估算，美元升值为德国出口的增长贡献了3%或4%，而日元则贡献了近1%。作为德国在制造业，如机械和汽车出口方面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日元相对欧元的升值直接抬高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至2012年年中，这一趋势仍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欧元区诸多国家噩梦般的欧债危机，却戏剧性地助推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当然这种助推还是建立在德国自身优势的基础之上。

五 德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虽然从目前看来，德国经济在内外因推动下，逐步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成为欧债危机中欧元区国家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对未来德国经济产生冲击，德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减缓，呈现温和增长的局面。

(一) 长期内需不足，内外结构不均衡所带来的质疑

无论是经济增长经历谷底的2009年，还是强势复苏反弹的2010年，德国经济对于外需的依赖都有目共睹。虽然由于危机中德国合理的刺激政策和经济表现，低失业率和对德国经济的信心使得民众的消费扩大，内需有所改善。但从长期来看，被改革压低的工资、福利增长在减低成本推动出口的同时，和较高的储蓄率倾向一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内需，使得内外需结构的发展依然无法均衡。这种不均衡会将外部经济风险通过出口直接传导至德国实体经济。就拿对德国出口日益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尽管金融危机中的扩张性刺激政策起到了稳定经济和帮助德国出口的作用，但扩张过度以及美国的定量宽松，都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通胀现象。其中，中国2011年上半年的通胀率达到了5.4%，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出现物价飞涨。面对这样的情况，新兴市场国家也纷纷采用紧缩性政策来控制物价，目前看来效果有限。且进一步紧缩不但无法有效解决通胀压力，甚至可能产生滞涨风险，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进口削减，德国出口也将随之受到挤压。另外，德国本身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也会影响到其内需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德国本次经济复苏是由出口带动的周期性现象而非结构性转变，增长会随着财政整顿的开始以及产出缺口的减少而放慢。

(二) 社会分化加剧为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包括“欧猪5国”在内的近10个欧洲国家的执政党下野，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对它们迟迟未能有效解决危机的失望，但也有相当部分归因于民众对它们推行的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的不满。归根到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毕竟会涉及民众当前既得利益的调整。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性改革以来，其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就业人口与收入水平最低的10%就业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差距由20世纪90年代的6倍扩大到目前的近8倍，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在德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社会民主传统的国家，如何调和社会各群体利益，达成共识，成为德国改革是否能够继续推进的关键所在。面对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改革将日益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元区各国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在负担承重的制度中陷落，还是在改革中前行，恐怕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德国民众的共同意愿与自主选择。

(三) 欧债危机下欧元区前景不甚明朗

欧元对于德国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欧元区成立之初，就存在众多的不合理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欧元区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间的不协调。像希腊等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国家大多存在着这样实体财政虚弱、举债度日、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严重超标的问题。但对于德国，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增长控制使其在欧元区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积累了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这种经济差距在欧债危机中不断扩大，使得欧元区目前逐步发展成为“南北两大阵营”：以“欧猪国家”为代表的南部国家和以德国、荷兰、芬兰等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这种发展不平衡使得欧元区存在解体风险。经济弱势国家希望通过货币独立贬值提高出口竞争力，而经济强势国家民众则担心为维持欧元区统一的经济援助可能成为无底洞。虽然欧盟各国领导人计划通过杠杆将总额4400亿欧元的“欧盟金融稳定机制”(EFSF) 的规模提高至1万亿欧元 (其中德国出资4400亿欧元中的2110亿)，但欧债危机所集中暴露的欧元区政策体制和“欧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问题难以靠单纯的资金援助化解，欧元区命运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除了欧元区内出口竞争力优势，统一欧元对于德国的积极意义还包括欧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所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增加、区内贸易汇兑成本的减少，以及欧元区提供的能与美国、日本比肩的大平台。正因欧元的这些积极作用，如若欧元区解体，德国经济所受的影响也会是深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都会变弱。

(四) 世界经济总体比较低迷造成的德国外需后劲不足

欧债持续发酵使“欧猪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危机，德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大国和主要的财政贡献者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解救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相关的救助负担和负面的预期会拖累和影响德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欧元区和欧盟国家普遍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区域经济需求的萎缩，对德国经济未来来说无疑是负面的。另外，历来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国债负担沉重。2011年8月初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公司 (Standard & Poor's) 由AAA降至AA+级，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目前，美国正面临着两难境地：如若不紧缩财政，将有可能使得财政不可持续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增加融资成本和违约风险；如若实行激进的紧缩财政政策，短期内经济增长就会减速，财政压力加大。虽然由于美国企业目前仍然比较健康，加之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反复使用，有望走出低谷，但是囿于高债务负担，刺激政策实施空间有限，又无创新性引领产业的崛起，短期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加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受制于通货膨胀压力等，已无可能再出金融危机之初的巨额刺激政策的大手笔，这对德国来说均非好消息。

总之，德国的经济前景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更取决于外部经济的走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颇多，除了要及时出手，缓解欧债危机之外，也需要通过自身经济结构性调整来减小外部风险释放所带来的冲击。今后德国会继续保障就业，深化社保改革，不断提高教育和创新水平，加强金融系统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承续目前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实现温和增长，对此我们持谨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