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思考——纪念中德建交40周年
卢秋田
2012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掀开了中德关系历史上新的一页。1972以年，中德两国领导人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开启了长期封闭的中德关系大门，成功架起了一座通往友谊和合作的桥梁。40年来，尽管中德关系有过波折和起伏，但总体上还是正常和平稳发展的。中德关系经过初始阶段、正常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到战略伙伴关系阶段，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2011年举办的首轮中德政府磋商，标志着两国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在政治磋商还是在经贸和科技合作方面都走在大国关系的前列。仅以经贸为例，当前，德国对华出口额占欧盟对华出口总额的一半，从中国进口额占欧盟进口总额的25%。中国已成为德国在欧盟外第二大出口市场，并且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望取代美国跃居首位。中德关系已成为中欧关系深入发展的推动力，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在联合国维和、核不扩散、反恐和维护地区安全等多边领域的协调合作也富有成效，中德互为全球合作的重要伙伴。
当前，要以中德建交40周年为契机，着眼于长远和全局，以新的创新思维来构建21世纪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这要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优化已存的合作，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不断推进中德关系向前发展。
我作为中德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和见证人，感受颇多。1993~1995年，我任中国驻德国公使，1997年1月至2001年12月我曾担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我在德国期间恰逢施罗德先生主持的红绿联合政府当政，其间中德关系平稳快速发展，中德高层互访较为频繁，达成许多重要合作项目，省、州间的合作不断深化。
在驻德国期间，我几乎每年都陪施罗德先生来中国访问，在他卸任以后，我也陪同他访华，总共约有20次之多。他与前任一样，继续执行了对华友好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天回顾中德建交40周年的时候，我想重点谈些我与施罗德交往中的几件往事和德意志民族创新和严谨精神方面的一些事例，以供参考。
施罗德执政期间，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更加突出德国的国家利益，反对牺牲德国利益解决欧洲问题，显示出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谋求改变德国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争取与德国国力相应的国际地位；赞同世界的多极化，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具体到与中国友好关系方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几件事。1999年5月7日，美国和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施罗德总理第一时间来华进行工作访问，代表北约及德国政府表示道歉。他是第一个向中国道歉的大国总理。他一下飞机，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他这次“工作访问”，主要是为了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刻的道歉。他还问：现在可否立即去医院慰问受伤的中国外交官。由于日程原因，没有安排他去医院看望，但他诚恳地希望传达他的问候。当时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在接见中都肯定了他的友好态度，接见后施罗德当晚离京回国，此次访华不到24小时。
另一个给我印象较深的问题是关于人权问题。当时红绿联盟中执政的绿党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偏见较深，代表绿党的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频频向我方发难。施罗德总理有一次在总理府会见我时对我说，中德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是事实，这与双方传统、文化、国情和价值观的差异有关，但他不希望这一分歧影响两国关系，毕竟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分歧。他希望通过交流和对话来增进了解，缩小分歧，而不是公开对抗。为此，他建议可否建立一个“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机制，来进一步增进双方了解。我感到，尽管他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德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总体上说是积极的，有助于缓解人权问题的紧张对抗。另外，对我们借鉴德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某些经验也是有益的。不久，我回国休假期间向即将访德的朱镕基总理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朱总理表示赞同，并决定委派时任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杨景宇同志为中方代表与德方的时任司法部长的Herta Däubler-Gmelin (格梅林) 女士开展对话。不久，第一次“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在德国成功举行。之后分别在两国轮流举行，一直延续至今。我认为这也是施罗德在其任内所办的一件实事。
当然，施罗德在其任内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他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促成了其他许多合作项目，如广州和上海地铁项目、宝马落户沈阳项目、磁悬浮项目以及其他经济和科技项目，这些都对深化两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在他卸任以后，他来中国的次数更频繁了，有时一年应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4次，至少也是每年2次。我曾私下问他，您在任职期间每年一次访华，现在您来得更多了，有人议论说，这样做既说明您对华友好，也是为了您担任顾问的欧洲两个大公司而来，帮它们开展对华业务，也为了经济利益。他笑着对我说：“在我任总理期间，我已经意识到，当今时代任何重大的全球化挑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可能解决的。这一点我在许多公开场合都讲过。然后我每次访华所亲眼目睹的，更加深化了我的认识，中国的飞速发展更增强了我的信心，也更坚定了我对华友好的立场。我卸任后来中国更多了，不可否认，确实有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些大公司如罗斯柴尔德财团和荣格集团都是欧洲历史悠久和有实力的著名公司，它们邀请我当顾问是为了更好得开展对华业务，这是互利共赢的事。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凡涉及有损于中方利益的事，我绝不会同意的，因为中国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另一个考虑是，我在任内每次访华时间都很短，主要是访问北京和上海，而且主要是会谈，没有真正意义上实地参观。卸任后，我时间相对多了，正像中国领导人会见我时所说的，希望多去各地看看，多了解中国的一些新变化，这也正是我的心愿。卸任5年来，我去了山东、云南、四川、湖北、贵州、江苏、青海和山西等地。我非常感谢外交学会和有关省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我也很荣幸参与了青岛国际新能源大会的工作，协助江苏徐州建立生态恢复中德中心的建立，并支持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项目等等。总之，我喜欢中国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通过多次零距离的接触，我感到施罗德先生对华友好是一贯的，也是真诚的。我还想起了一些事，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前夕，当时西方不少媒体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等等，施罗德决定应中国政府之邀，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在奥运会前夕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的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他这一观点在许多场合的演讲中多次提到。
还有一次，我与他聊天时对他说：人们都称赞他为“欧洲资源政治家”，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媒体总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他听后对我说，他只稀罕一顶帽子，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希望这顶帽子一直带下去。
施罗德先生对中国友好的事例很多，这里不再多举。中德友好事业是几代中德领导人共同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经历了历史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德友谊的大厦基础是牢固的，因为：①中德间没有历史遗留问题。②没有根本利害冲突。③中德两国有广泛互补性。④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互相借重和需求。⑤互相支持对方实现民族统一。中国支持德意志民族谋求统一的愿望和努力；自德国与中国建交起，历届政府都支持“一个中国”立场。
中德两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双方认为，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对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有深远意义。德国需要中国，中国需要德国，中德合作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广阔前景。
德国无论从地缘政治来讲，还是从全球合作来看，都是举足轻重。德国经济总量全球第四，是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国，第三大商品进口国，是欧洲经济、科技、制造强业国。尤其在当前欧债危机问题上，德国具有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意志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德意志这片土地孕育了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群星灿烂，素有“哲学家和诗人国度”的美誉，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该民族的创新和严谨精神。
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创新是德意志民族的灵魂，是企业的生命。这种精神既是传统，也是被逼出来的。德国除了煤炭和盐之外，其他自然资源都很少，迫使这个民族开发头脑资源。一个多世纪以前，“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 曾经是劣质和假冒的代名词，被英法等国所嘲笑。现在“德国制造”成了高品质、高质量的代名词，享誉世界，这是德国几代人创新和奋斗的结果，也与其教育制度紧密相关。德国教育实行“双元制”，鼓励培养创新人才，对创新有一系列制度和物质鼓励。仅洪堡大学就出了二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三十多位。更使我感慨的是德国的职业教育。一次与一位德国朋友聊天时，我问他，二战后德国经济腾飞靠的是什么？他说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为德国培养造就了大批熟练工人和技师，为产品质量把关，精益求精。
当今德国的创意产业每年销售额数十亿欧元，总产值350亿欧元，居于化工业和能源业之间。
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创意产业的发达上，还体现在他们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历史机遇，与时俱进、敢闯新路子的精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适逢我驻德国期间，德国实施产业转型和升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 产业分工更加细致、协作更加发达，许多企业从原来生产整个产品，到只生产某些部件、某些工序，其他外包给在相关领域更有优势的企业。每个企业都只做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部分，不擅长的部分则外包给更擅长的企业。不仅产品如此，产品的服务也外包给专业的服务企业。
(2) 更加注重国际分工协作。产品和服务的外包不仅局限在德国国内，而是放眼全球，打造国际化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服务和物流。
(3) 抓住以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为核心的“新经济”契机，更新机器设备，改进工艺流程，积极采用现代ICT，为构筑国内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奠定技术基础。
(4) 扭转此前几年的“去工业化”趋势，继续强化德国的生产制造业。那几年的调整，为后来2003~2007年德国出口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高品质的“德国制造”产品抓住了融入全球经济程度日渐深入的亚洲和东欧国家市场。
(5)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开始启用欧元。我在德国那近几年目睹了欧元这一充满未知数的新事物诞生之艰难，也亲眼见证了德国人在面对新挑战时的坚定和勇敢探索精神。
几年的大变革、大调整，为后来德国经济健康发展，乃至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都能一枝独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德国人创新精神、敢走新路子的体现。
在德期间，德国人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严谨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守时。德国人特别守时，这已经成为他们国民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约会，他们一定会准时到达。迟到固然不好，早到也不好，如万一早到，他们会在大门口等待，到了约定的时间才进去；如万一堵车要迟到，则他们一定先打电话告知，说可能要迟到几分钟。正如其谚语所说“守时是国王的礼貌”。
德国人的守时不仅表现在约会、出席活动不迟到上，还表现在凡涉及时间，他们很少用大概、可能，计算时间的时候都算得非常精准。
有一次为安排我国领导人来访，我与德国外交部礼宾司长商谈具体日程安排，在谈到德方欢迎宴会的时间时遇到了困难。国内给我的指示是希望对方欢迎宴会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我本以为这是一个容易谈妥的技术细节问题，但想不到谈判十分艰难。这位礼宾司长很礼貌却又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大使先生，欢迎宴会我们已作了充分准备，您放心，我们很有经验。不过您说的一个半小时即90分钟时间我们经过周密的计算实在做不到。”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计算器，说：“您看，参加宴会的一共有36位我们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贵国领导人同每个人握一次手需2秒时间……”他噼噼啪啪地按着计算器，“宴会开始前的餐前酒10分钟；施罗德总理欢迎辞8分钟；贵国领导人发言7.5分钟；宴会有四道菜，每道菜需时……”他边念叨着边快速地按着计算器。最后，他抬起头，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同时把计算器递到我面前，说：“109分钟。大使先生，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计算，这个时间真的不能再压缩了。大使先生，请原谅我们确实做不到。”
我看到他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心里一方面很钦佩德国人做事认真的态度，一方面又感到他们脑袋有点“方”，不够灵活。我有点无奈地说：“司长先生，90分钟和109分钟没有差多少分钟，是否日程表上就写90分钟左右，这样我也可以向国内负责礼宾的官员有一个交代。”我以为这样说他一定会同意的，没想到，他竟然说：“不行，大使先生，中间差19分钟，这不是一个小数。”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有点儿为难，但因为还有其他礼宾和安全问题要谈，我就在这个细节问题上不再与他纠缠了。此事给我印象很深。待此访问结束后，我有机会同与此访有关的南欧两个国家的使馆领导交换意见，我问他们在欢迎宴会的时间掌握上，在关于90分钟的问题上与驻在国是否也遇到过麻烦。他们告诉我，欢迎宴会的时间1分钟就谈妥了。我接着问：那宴会实际花了多少时间？他们说2个多小时才结束的。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回想起来，德国人对时间精确性的要求堪称欧洲的“模范”，虽然都是欧洲人，但南欧与北欧、东欧与西欧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还是存在差异的。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有一次，几个中国朋友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一段亲身经历。
他们刚到法兰克福，出火车站，向一个德国人问路，没想到那人未予理睬，这有别于外国人很有礼貌、很有素养的形象，让他们觉得很诧异。
无奈他们只得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那个德国人却气喘吁吁地跑到他们跟前，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直行过两条马路后，再右转50米就到了，时间大约十二分半钟。我的这几位中国朋友连声道谢，但同时感到奇怪，忍不住问他：“你为何不当场告知，却等我们走远了才费这么大的劲儿追上来呢？”他认真地解释道：“刚才你们不但问我该怎么走，而且还问需要多长时间。前面一个问题好回答，可后面一个问题，我必须先了解你们迈的步子大小、走路的快慢后才能回答。经我刚才观察，以你们的步行速度，到那里需要十二分半钟。”我们在小学课本中读到“伊索和旅行者”的古希腊故事，想不到会发生在现实的德国人身上。
德国人严谨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于做事很守规矩，严格按照程序办理，有板有眼。
当时我们大使馆还在波恩。一个星期六下午，要临时接待一个国内代表团在我使馆就餐，而厨房缺少西红柿和其他几样蔬菜。于是我们的采购人员立即前去露天自由市场购买。
按惯例，德国的露天自由市场一般都在星期六下午四点就要收市，而我们的人员刚好在四点过五分来到一个摊位前，这时摊主正将剩余的蔬菜瓜果装箱准备运走。
我们的人员向他说明情况，急需几种蔬菜，希望摊主能卖给他。摊主看了看手表，告诉他：“对不起，先生，现在已经四点过五分了，按规定，我们不能再销售了。”眼见需要的蔬菜就摆在面前，却不能购买，我们的工作人员分外着急，好说歹说，摊主终于拗不过，说道：“按规定我们的确不能再卖了，否则我们就违反市场规定。这样吧，我送你一点儿蔬菜，你可以应应急，不收您钱，就当交个朋友了。”说完，真的就送了我们想要的蔬菜，我们坚持要付钱，他却说：一收钱就意味着营业了，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可以下次早点来买。
还有一次，我们的外交信使因为法兰克福机场大雾，需要改从杜塞尔多夫乘飞机执行公务。在杜塞尔多夫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安检人员要求开包检查。根据维也纳公约，外交信袋应免于检查，但该安检人员不知情，坚持要开包检查。
无奈，使馆送信使的办公室负责人只好与机场负责人进行紧急交涉。当我们的人说明原委并出示证件后，这位负责人就告知检察人员可以免检放行。万没有料到，这位安检人员对他上级说：“可是先生，您培训我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这一条啊。现在请您把这一条款写下来，我才能遵照执行。”他毫不相让。于是，该海关长官真的拿出纸和笔写下这条规定，那个安检人员才放行。
德国人的守时、精密、一丝不苟，才使他们效率高、有条不紊。德国的火车站，不但有1站台、2站台、3站台，每个站台还分a、b、c、d几段，车票上除显示有站台号外，还有列车的停靠位置。例如，某列火车的12车厢停在某站台的C段，它靠站时，就一定在那里，这样就免去了大家从站台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的辛劳。再如，乘坐飞机，登机牌上除印有航班、座位号外，有时还按座位分段登机。登机时，工作人员会请大家按照一至四区的顺序依次登机，以免前面的乘客站在过道上放行李，后面的乘客就拥挤成团了。德国的公共汽车也有行车时刻表，一天24小时，几点几分开，印得一清二楚，前后误差一般不会超过两分钟，因此许多人都是掐着点去赶车。大家都是自觉购票或打卡，平时没人验票，若一旦被查出逃票，罚款力度很大。这样的严谨，大大提高了效率，因此德国的火车在每个小站只停很短时间，中规中矩，这在德国很普遍。这固然与其人口数量比中国少有关，但其严谨与认真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全国高速公路不限速的国家，可是它的高速公路事故发生率并不比其他限速的国家高。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严谨的德国人相当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在深夜的十字路口，如果红灯亮起，即便过往空无一车，司机还是会老老实实停下等候绿灯。高速公路上，如果前方遇到紧急情况、修路或者事故，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行驶车辆会自觉减速、左一辆右一辆秩序井然地并道。如果后方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前方所有车辆会自动闪到两边，为救护车让出一条路来。无论高速路上有多堵，所有的车辆都较耐心地缓慢移动，绝不抢占应急车道。
德国人的严谨还表现在重视品质、追求完美、注重细节、精益求精上。在德国饭馆用餐后，一般他们的服务人员都会问：“您吃得好吗？满意吗？”我有一次想试试，如果说不满意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我就真的说“不满意”。服务员听了之后，很惊讶，很难堪，问我：“先生，您对哪方面不满意？”我只好编个理由，说：“菜太咸了。”那人认真地问：“哪个菜太咸了？都太咸吗？”我就随便指了一个菜。服务员礼貌地说：“请您等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位戴着高高白色帽子的人来了，原来是厨师长。他来到我面前，恭敬地说：“听说您觉得这个菜太咸了，我们感到十分抱歉，我马上让人去做检验。”原来德国的厨房就像化学实验室一样，里面有各种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他们把那个菜拿去检验了约十几分钟，然后厨师长回来，非常耐心地说：“先生，经过我们严格检验，发现这个菜的盐没有超标，是严格按我们正常操作规程所要求的放盐量做的。不过，既然您认为太咸了，可能是您的口味有些特别，我们可以给您再重新免费做一个少放盐的。”
第三个方面，诚信。对德国人来说，诚信不是方法，而是品格；诚信不是手段，而是无形资产；诚信不是策略，而是人生的境界。
德国每年都有两次大减价的折扣季，分别在夏季和冬季。减价力度之大，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比如，一件商品在几天时间里从1000元减到800元，再从800元减到400元。我曾经问过，这些减价都是真的吗？是实实在在的折扣吗？因为国内一些商家所谓的打折，其实是“先涨后折”，实际价格并没多少变化。而德国，确确实实是在减价。对于我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如果打出减价而不是真正的减价，会遭到市场管理部门罚款，因此减价绝不是虚言。
一次我们去斯图加特参观Boss服装厂，参观完后，他们又带我们去看次品样品间，那里的次品价格仅相当于正品价格的15%。我看中其中一件西服，穿着很合身，在非正式场合完全可以穿。但我们一行几个人，谁也看不出这件衣服有什么毛病、为什么当做次品卖。考虑到既然德国人说是次品，那一定有他的道理。经过询问店员，了解到每件次品西服左口袋里都有一张纸条，上面会写明瑕疵所在。我们果然在左上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条子，上面说这件上衣的右肩膀有问题。我们几个人就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右肩膀，可是仍然怎么也找不到瑕疵。只好问店员，到底瑕疵在哪里。那店员拿出一个放大镜，看了一会，说：“你们看这个地方，有两根线脱落。”这种自己找毛病、极度诚信的商业道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提到德国，我们都首先想到，德国是制造业大国、科技大国，我国与德国合作越来越多，建立了一些工业园、科技园，技术转让在欧洲国家中最多，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在学习和引进德国技术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这些技术创新背后的严谨精神。创新和严谨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竞争日趋激烈，对企业而言，只有创新严谨才能抢占市场制高点，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机制、创新精神和人才的竞争。德国成为先进制造业大国和强国，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这种创新和严谨的文化力量绝不可小视。目前在欧债危机中德国之所以能一枝独秀，与其实体经济的牢固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中德建交已过去40年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德关系也不是我任大使时的那种情况了。可以说，当前中德关系比过去有了更大发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德国人的创新和严谨精神没有变，应当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深信，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中德合作前景更加美好。
纵观中德建交40年的历史，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国与国关系稳定的基础在于互信，相互信任的程度越深，彼此之间合作的空间就越大。只要中德双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两国关系就一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只要中德双方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坚定地相信对方是朋友而不是对手，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平等协商、优势互补精神，合作就能不断深化，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能稳定发展，中德友谊就能像长江和莱茵河一样滚滚向前，永不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