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学视角的基本需要理论

（一）基本需要

贫困是在人们缺乏满足其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手段（财分过少）时发生。在这一定义下，要确定一个人是否处于贫困状态，则首先需要确定构成“基本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到底什么是“基本需要”？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讲了一个梵文经典小故事（《奥义书》）：公元前8世纪，玛翠伊问她丈夫，假如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属于她一个人，她能否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她丈夫说：“不可能！”“你的生活会像别的富人的生活一样，但是别指望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玛翠伊说：“那我要那些不能让我长生不老的财富干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人的财富增长和经济的增长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真实目的。

英国是较早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942年发表了《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他总结了阻碍战后重建之路的“五大恶”（five giants）：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闲散。这“五大恶”有利于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基本需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规定了促进人类发展的8个目标。其中前7个目标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可以说是被世界各国基本接受的“基本需要”清单。第8个目标“全球合作促进发展”是实现前7个目标的国际治理手段。我们将贝弗里奇报告的“五大恶”和千年发展目标的7个基本目标结合起来讨论什么是“基本需要”。

第一个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对应贝弗里奇的第一恶“匮乏”。首先当指食物的匮乏，如果再扩展一点点，人走在大街上应该有块遮羞布。也就是说，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和衣着理当是基本需要的首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目标是“普及小学教育”，对应贝弗里奇的第三恶“无知”。教育是用来对付无知的。基本的文化教育水平被广泛认为是经济生产力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基本需要。试想在当今信息和网络的时代，一个文盲的生活质量是多么糟糕。另外，第三个目标“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中的第一个子目标也是关于教育的，“最好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两性差距，并至迟于2015年消除所有各级教育中的这种差距”。

第四至第六个目标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对应贝弗里奇的第二恶“疾病”。提供专业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就是对付“疾病”的。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经济生产力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另一基本需要。

第七个目标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对应贝弗里奇的第四恶“肮脏”。它要求解决以下两点：一是人类需要栖身之所，二是人类需要一个适合居住的当地环境。联合国提出，“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贫民窟越来越多。据估计，全球有10亿的贫民窟居民，而且这个数字到2030年将会翻一番。在发展中国家，超过4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官方界定的贫民窟中。

另外，在第一个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下的子目标中，包含着促进就业的关键信息，“使所有人包括妇女和青年人都享有充分的生产就业和体面工作”。事实上，就业对付的是贝弗里奇的“闲散”。

我们比较一下千年发展目标和贝弗里奇报告的“五大恶”，初步可以确定一个“基本需要”清单：食物、衣着、住房、健康、教育。在这五大基本需要中，最难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贝弗里奇（2004）指出，“这是因为，住房需要土地，而土地往往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成为一种值钱因而也是昂贵的商品”。

中共中央2011年10号文件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的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可以认定为中国政府确定的定义贫困的“基本需要”清单。

（二）消费/收入贫困

有了贫困的定义，要转化为减贫政策工具，首要工作是将贫困的概念转化为测量贫困的标准，即贫困线。

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在其1901年的著作《贫穷：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按照“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购物篮子”（shopping basket）所需要的货币预算，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线进行估计，一家六口人，一周最低的食品预算为15先令；加上一定的住房、衣着、燃料和其他杂物，测算出一个六口之家一周26先令的贫困线，当时约克市的贫困发生率约为10%。这是最早的按照食物和非食物两部分，对贫困进行货币量化定义。之后，这一方法或多或少地被应用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1950年之后，英国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到1979年废除了“购物篮子”，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收入的60%”，中位数收入是指处于中位数收入分配阶层的家庭所获得的税后收入。英国的贫困线是按照家庭结构分别计算的，例如，2007年一对夫妇和两个14岁以下孩子的家庭，贫困线为每周270英镑；没有抚养子女的夫妻家庭，贫困线为每周193英镑。按照这一标准，英国2007年贫困发生率为13.2%（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2009）。

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根据满足最低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部分，测算了美国的贫困线。食品贫困线是根据不同家庭规模，满足最低热量需要购买的各类食物的货币支出；非食物支出按照家庭消费支出的2/3估计。1964年约翰逊总统提出“向贫困宣战”的政治口号，欧桑斯基的方法就被用于确定美国的国家贫困线。直到2009年，美国仍然用这一方法调整和公布国家贫困线。美国的收入贫困与英国一样，已经不是绝对贫困概念，而是一个相对贫困概念。2011年，美国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50美元为贫困家庭。2011年9月1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的贫困发生率为15.1%。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批评道，“虽然收入分配和贫困率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解释这些数据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些数据是根据家庭年收入。但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收入，而是他们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

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贫困是福祉（well-being）被剥夺的现象”。因此，对贫困的定义就取决于如何测量福祉被剥夺。世界银行的方法认为，福祉被剥夺是当人们缺乏满足其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手段时发生的。因此，世界银行按照基本需要成本方法（cost of basic needs approach）定义和测量贫困。基本需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满足充足的营养而获得一定量的食物需要，大多按照每人每天摄取热量2100卡路里计算；另一部分是衣着、住房等非食物基本需要（World Bank, 2009）。事实上，这一方法传承了朗特里1901年的方法。

拉瓦雷等收集了86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0～1990年的消费数据，发现人均最低消费为22美元/月（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十分接近印度当时23美元/月的贫困线。而8个低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泊尔、肯尼亚、坦桑尼亚、摩洛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绝对贫困线是31美元/月，更具有绝对贫困线的代表性。这就是1美元/天绝对贫困线的来源。

2008年拉瓦雷、陈少华等对“1美元/天”的贫困线进行了修订。选择了75个发展中国家（含转型国家），其中15个最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为37.98美元/月（1.25美元/天），中位数是38.51美元/月。这75个国家的中位数贫困线是60.81美元/月（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相当于2美元/天。这就是当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广泛使用的1.25美元/天和2美元/天贫困线的来源。

由于满足“基本需要”的“购物篮子”，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的质量要求不同，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收入或消费贫困的标准在提高。世界银行的拉瓦雷等1991年用36个国家样本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每提高10%，官方贫困标准提高7.1%。基于收入和消费贫困，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政策主要集中于收入支持和收入分配。因而，从收入或消费贫困视角来看，反贫困战略主要是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笔者用64个国家2007年的数据对贫困发生率、人均GDP和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下降0.3个百分点；而基尼系数每降低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可见提高增长和改善分配确实对减贫十分重要。

（三）资产贫困

由于从消费/收入的视角定义和测量贫困存在诸多不足，一些学者提出“资产贫困（asset poverty）”的概念和测量方法，试图弥补消费/收入贫困的不足。1995年，美国社会政策专家梅尔文·奥利弗（Melvin Oliver）和托马斯·夏皮罗（Thomas Shapiro）出版了《白人的财富，黑人的财富——种族不平等的一个新视角》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2006年出版了十周年纪念版。该书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按照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方法，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缩小了，但是从资产的视角来看情况却大不相同。平均而言，如果一个白人拥有1美元的资产，一个黑人仅仅拥有10美分的资产。这揭示了美国社会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1995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和爱德华·伍尔夫（Edward N. Wolff）对资产贫困进行了定义，并对1983～2001年美国的资产贫困进行了测量。

哈夫曼和伍尔夫认为，贫困取决于一个家庭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economic resources）”和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的基本需要（basic needs）。收入贫困测量方法，捕获到了“基本需要”这一重要方面，而忽视了“经济资源”这一重要方面。事实上，收入贫困反映的是家庭当年的经济所得，而不能反映过去的财富积累或存量。财富积累或存量是一个家庭应对风险打击、避免陷入贫困的重要经济资源。一个家庭避免陷入贫困的“安全网缓冲”包括劳动和经营所得、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资产。如果在家庭“安全网缓冲”构成中，没有资产或者资产所占的比例较低，其经济状况将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这是因为，如果在替代性收入支持资源，如劳务和家庭经营收入、政府转移支付等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只有资产可以使家庭避免陷入贫困。

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充足的资产满足“基本需要”，就被视为资产贫困。这个概念没有考虑家庭的年度收入流，因此可以作为测量贫困的一个补充概念。如果综合考虑收入和资产，则可将贫困定义为没有足够的资产和收入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了能够测量资产贫困，我们需要明确三个概念：一定时期、资产和“基本需要”。下面我们以哈夫曼和伍尔夫（2001）的方法论述如何定义资产贫困。

首先，定义资产贫困依然回到定义贫困的老问题——“基本需要”。2001年，美国将一定量的食物、衣着、住房以及家庭设施、个人照料和非工作相关的交通支出等日常需要，定义为基本需要。据此，确定2001年的贫困线约为家庭年收入17960美元。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线为17653美元。

其次，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资产用于满足“基本需要”的时期。哈夫曼和伍尔夫建议，在没有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资产应该可以满足一个家庭3个月的基本需要，即一年贫困线的25%。据此，哈夫曼和伍尔夫确定2001年美国的资产贫困线约为4413美元（=17653美元× 25%）。即一个四口之家的净资产低于4414美元时，确定为资产贫困。

最后，需要确定资产的定义。这里的资产当指净资产。我们知道家庭资产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如果从应对三个月的基本需要来看，用流动资产更加合适。这是因为，流动资产更容易变现。另外，从道义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一个家庭因为当年的临时贫困而卖掉房产等持久性资产。因此，哈夫曼和伍尔夫建议，以净流动资产来定义资产贫困更加合理。按照这一方法，他们测量了美国1983～2001年间的资产贫困状况。

用资产来测量贫困与用收入测量贫困相比，有几个好处：一是资产反映了一个家庭多年的收入积累和消费平滑后的财富状况，它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家庭的长期贫困或持久性贫困（chronic poverty）。而收入或消费贫困反映的是一个家庭当年的贫困状态。二是资产可以通过继承、转让、转移等多种形式获得，它更能反映一个家庭或个人所处的社会状态。三是测量资产的不平等，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真实不平等。在经济财富方面，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贫困有许多原因，一些人贫困，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和机会；另一些人贫困，是因为他们受到制度、政策和习俗上的歧视。迪尼托（Diana M. Dinitto, 2011）认为，公共政策关注的是不平等导致的贫困。

那么，资产贫困的概念如何应用于福利政策呢？美国学者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提出了“个人发展账户”的概念和政策设计。个人发展账户用于促进未来取向、长远计划、储蓄和投资、个人创新、个人选择和实现生活目标。个人发展账户，立在个人名下，限定于指定用途，有利于穷人积累资产，提高发展能力。政府可以通过配额储蓄、赠款、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促进个人发展账户的积累。谢若登认为，一个更公平和更有效的政策将是创造一个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普遍的资产积累制度，但其中只给予穷人特别激励。总之，福利政策的设计将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和促进穷人的储蓄和投资。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包括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其中，财产性收入反映了一个家庭将拥有的资产转变为收入的能力。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财产性收入202元，仅占3.4%。财产性收入是应对贫困的一个重要经济资源，我国农村居民来自财产的收入比例很低，今后需要加强农村居民的资产建设。

2007年，国务院扶贫办在四川仪陇县开展“搞好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其中一项内容是“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按照“政府向贫困户赠股、为一般贫困户配股、由富裕户购股”的方式，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互助合作组织“扶贫互助社”，开展扶贫互助资金试点。采取了农户自己评选贫困户，自己选举管理委员会对资金进行管理；采取“整借零还”的办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互助资金相当于以股金的形式，给社员设立了“个人发展账户”。如果个人需要资金，可以以贷款的形式使用。此外，年底还可以根据收入分红。这一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对于绝对贫困户，财政资金赠股，作为个人发展资金以股份的形式确定下来，一次性增加了个人资产；对于相对贫困户，通过政府每股500元的赠款，农户自己入股500元，引导农户进行资产积累；对于富裕户，自愿入股，既实现了资产的储备，也为贫困户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

笔者在世界银行TCC5项目“山西经济增长、财政支农减贫政策效应研究”中，进行了资产贫困的多维度测量尝试。将资产贫困分为住房、耐用品、生产性固定资产、耕地4个维度。如果房屋结构为土坯、土窑洞，视为住房贫困；农户家中有彩色电视机、冰箱、电话和摩托车中的任何一种视为耐用品脱贫，否则视为耐用品贫困；农户拥有汽车、大中小型拖拉机、胶轮大车、役畜中的任何一种视为生产性固定资产脱贫，否则视为生产性固定资产贫困；根据当地情况，人均耕地面积小于2亩的农户视为耕地资源贫困。当把4个维度加总后，农户存在任意两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视为资产贫困户。在我国，由于缺乏像美国那样精准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因此很难计算家庭净资产，也就难以按照哈夫曼和伍尔夫的方法来测量资产贫困。资产计数的方式，实质上是一个替代性的测量资产贫困的办法。这虽然与哈夫曼和伍尔夫对于资产贫困的定义不一致，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产贫困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