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Katalin kutrucz）博士在电话上如此建议。上次见面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律师朋友陪我一起去的。当时，库特鲁茨博士办事一本正经，说话简短冷淡，不露一丝温情。我猜想，老式官僚的她只是在例行公事。匈牙利共产党谢幕后的新法律，使我有权利浏览父母的秘密档案。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同，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具同情心。这全新的语调，使我不禁忧虑起来。

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我首次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时，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便警告：我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但我渴望了解关于父母的真相，还有我和姐姐幼时——即那遥远的冷战岁月——在布达佩斯生活的实情。父母掩饰了家史的大部分——虽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新闻人，因报道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而赢得奖项和认可。父亲会说：“你是个美国人，永远都不会理解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统治下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应是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但我要真相，即便它会令人痛苦不堪。

部门主管变更的语调，使我彻夜未眠。第二天，眼睛仍在焦虑中烧灼，我爬上一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壮观楼梯。这栋建筑是1946年匈牙利秘密警察的诞生地，也是国家恐怖中某些最卑鄙罪行的现场。到了1950年，它已无法容纳数以千计身着制服或便衣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手下的渗透同胞生活每一角落的告密网。于是，秘密警察在雅致的安德拉斯街附近征用其他上等房产，只不过当年那条街的名字还是斯大林大街。今天，这栋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顶上，飘扬着蓝、金两色的欧盟旗帜，与之合占一个街区的是两个健身温泉疗养所。

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是一个偏矮、高度紧张、忙忙碌碌的女人，身穿人造纤维的长裤洋装，脚蹬像是爽健牌（Dr. Scholl's）的露趾鞋，穿在里面的袜子清晰可见。她把我带进一个椭圆形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精细繁复的装饰条，像是一个适宜举办小型音乐晚会的场所。我们在一张仿木桌子边坐下，她眼神忽闪忽闪地说：“我们发现，你要的档案是我们的大部头档案之一。”我应该感到骄傲吗？穿白外套的职员们用购物车搬来我父母的档案，受惊之余，我如饥似渴地一头栽入这小山般的文件堆。库特鲁茨博士面无笑容，但称我为“卡蒂卡”（Katika）——我名字的匈牙利昵称，这徒增了我心灵的颤抖。

父母向匈牙利当局挑战，顽强勇敢地承当铁幕后硕果仅存的独立新闻人，直到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一直是我们的家庭身份的核心。1955年2月25日的凌晨2点，在美国公使馆武官家里打完桥牌，父亲遭到匈牙利六名秘密警察的劫捕。他的被捕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四个月后，秘密警察又找上母亲。将近一年后，1956年1月，《纽约时报》在另一篇头版新闻中报道：“美联社驻共产党治下匈牙利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他的妻子——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家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随文附有一张照片，就是这对英俊优雅的夫妇和他们微笑着的女儿。这张照片摄于变动之前，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匈牙利欢度圣诞节；它展现了一个幸福家庭，自给自足，看上去坚不可破。这虽是我在新闻报刊上初次亮相，不过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还要等到数十年之后。

父母喜欢向前看，有选择地回眸往事。父亲生命快到终点时，自由、民主的新匈牙利让它的外交部长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父亲自己没来纽约，委托我代领。那晚，外交部长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还带来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父亲的一大袋资料。父亲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实在是不堪回首。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

有人说童年是一块异地他乡，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从小被迫离开熟悉的家乡，搬到一个没人知道如何叫出我名字的国度。父母去世后——母亲死于2004年，父亲在一年之后跟着离世——我变得情不自禁，一心想弄清当初在故国父母和我们姐妹到底遇到了什么。我人生中的布达佩斯岁月，是我们一家人最为相亲相爱、最为团结的时候，之后的任何阶段都无法与之相比。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父母和我们姐妹因此抱成一团。一旦安居在美国，我们每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家人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松散起来。我们都顺利走出新移民的困境，但很奇妙，我仍向往那段身处危险和痛苦之中却又休戚与共的岁月。我怀念家人在布达佩斯的那种亲密无间。

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孩子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没有拥有父母的权利。因此当我父母被人夺走时——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是“从我身边被夺走的”——这一离别不仅影响他们，更在我的身上打上永久烙印。我要打开这些档案，抚平这一创伤。

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其时，匈牙利大约有两千辆私人汽车，而我家却开上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太招摇太显眼了，好比我们是在乘坐一枚火箭。

所以几年后，当匈牙利政府颁予我同样的最高文职奖时，我便返回布达佩斯，来到这栋庄严而又恐怖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填写必不可少的表格。持续几个月，我都在纽约焦虑等待这些档案的主管人库特鲁茨·卡塔琳的召唤。

 

现在，卡塔琳鼓励我直呼其名。她不时沾湿手指，快速翻阅我家的数百页档案，她太熟悉里面的内容了。随着纸张的翻飞，我童年时熟悉的名字逐一跳出。很多名字带有引号，表示只是告密者的代号。卡塔琳领会我的思路，耸耸肩说：“不管你父母信任他们与否，你们生活圈里的人都在告密。那时就是这样。”我翻阅代号“加什帕尔”（Gaspar）的一系列报告时，为我们姐妹名字的频频出现而感到吃惊。我不想让这些报告瞬间消失于成千上万的文件中，赶紧按住她的手：“请等等。”她停顿片刻说：“这些都是你的，可以带走，由你随意处置。”她像是在说：“我们现在已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我等不及，这位积极的告密者“加什帕尔”究竟是谁？为什么持续不断提及两个小女孩的名字？卡塔琳紧紧抿住嘴唇说：“嗯，我不能告诉你告密者的真实姓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代号往往与真实姓名有一定的关联。”加什帕尔，当然啰，那就是我们的法国保姆加布丽埃勒（Gabrielle）！以这份档案的贡献看，她真是个热心的告密者。愤怒之余，我还感受到了一丝慰藉——我一直就不喜欢她。我和她的敌意是相互的，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到她高跟鞋的哒哒声响。她每天早上来我床头卷百叶窗，总是发出最大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还有她严厉的尖叫：“Levez-vous, mes enfants! ”（“起来吧——你们，我的孩子们！”）难怪她总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她肩上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姐妹的手绘图从另一个档案袋中掉落：一栋烟囱冒着烟的房子，前面有一些硕大如人的鸟儿在逛街；另外一幅上，一长排蜗牛正在爬一座小山，旁边的题词是“Mamikanak”（“献给妈妈”）。还有一幅简易的线条人物图，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边缘还有奶奶的笔迹——“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更教人胆战心惊的是父母在街头的照片，显然是用长焦镜头偷拍的。我感到震惊，尽管是偷拍，照片上的父亲仍像旗杆一样笔直挺拔，脸容泰然，表情深不可测。他侥幸从纳粹的魔掌中死里逃生，却又一次陷入输家的行列，只好以犹如盔甲的镇定自若来面对凶险的外界。但要对付一个竟连他孩子的手绘图都要收集的国家，任何盔甲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的向导在加快速度。一份新档案，封面上有个粗体字母“B”，我知道那个“B”字代表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招募”。“伊祖契”（Izorche）是这份档案上的代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父亲的代号。”我的嘴唇干涩得说不出话来。她竟敢作如此暗示！难道这就是她变换语调聊表同情、劝我单独来访的原因！父亲的“告密者招募”档案中，最后一份报告的日期是1967年，这不可能！——1967年，我们已在美国，我们是安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太可笑了，但我不想与她争辩。父母在匈牙利时，极力抵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等他们安全抵达美国后，秘密警察怎么又异想天开，竟把他们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

卡塔琳合上最后一份档案，转向我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她拿起一张从档案袋里掉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三四岁的鬈发小孩，系着蝴蝶和樱桃图案的围兜，手边一把勺子。我认出，这个胖乎乎、一脸认真、不露笑容的小孩，就是幼时的自己。首席历史学家的警告又在我脑中响起：“你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