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皇疏引书杂识

皇疏引据前儒《论语》注释，甚为丰富，是以吴承仕云：“何晏所集七家，并何为八；江熙所集十三家，并江为十四；皇疏所引二十八家，并皇为二十九：通为五十一。除复重及皇疏不见征引者，得四十五家。其称旧说、或说、又一通、又一说者不在此数。自汉末迄梁，《论语》义具是矣。”今就皇疏引书，有数事可言。

一、皇疏引江熙《集注》所收各家，皆径称其名引录，如“缪播曰”“栾肇曰”“蔡谟曰”“李充曰”等，不烦言江熙引，例皆见上。然而又有言“江熙称或曰”“江熙称彦升曰”者。案《发题》列江熙所集十三家，有“袁弘”字“叔度”，马国翰以为“袁乔”字“彦叔”之误。吴承仕因谓皇疏称“江熙称彦升曰”，当即袁乔说，“叔”字讹“升”。皇侃不知彦叔之即袁乔，故不得称名，只从江书曰“江熙称彦升”耳。若然，则皇侃引书，知其人则径称名，不知则从实写“某称某曰”，甚有条法。且经日本人传抄数百年，未见全乱，殊可珍重。皇疏又有称“缪协称袁氏曰”“缪协称中正曰”者，当皆缪协书称引前人说，因皇侃不知是谁氏，故称之如此。然皇疏又屡见称“袁氏曰”者，皇侃亦不知其名也，而径称“袁氏”，不言“江熙称”或“缪协称”者何？此有二解。一谓本当有“江熙称”“缪协称”等字，传抄失落而已。又一谓此等实非江熙、缪协等所引，而直就袁氏书引录者。今谓后一解似近其实。《子张》亦见“袁氏注曰：温，和润也”一条。皇侃引《论语》旧说，江熙所集外，又有二十八家，其间人物、著书多不见史志，而袁乔注《论语》不仅见《晋书》，亦见《隋志》著录。皇侃引之，理所当然。其若如此，则皇侃引袁氏说，所出计有三，曰江熙所引，曰缪协所引，曰袁氏注原本，而皇疏称名必为分别。经千百年而犹可考见皇氏用语之微，可不珍重哉。此亦可见皇侃参考前人《论语》类书极其广泛。

一、皇侃注意《集解》抄本之不同文字。《公冶长》注“节者，栭也。刻镂为山也”，皇疏云：“又有一本注云‘山节者，刻欂栌为山也’。”《雍也》注“言当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皇疏云：“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与淫异，故云反也。’”后一例乃前儒即论不同传本文字，皇侃述之而已，未必亲见不同抄本。前者是否出皇侃亲见，未可知也。至于郑注，则皇侃有亲见者。疏中称引郑注，或曰“郑玄注”，或曰“郑注”，或曰“郑注《论语》”，或曰“郑康成曰”，亦有言“郑《论》本”。而尤可注意者，《雍也》集解引苞氏“孔子为鲁司寇”，皇疏：“余见郑注本云：‘孔子初仕鲁为中都宰，从中都宰为司空，从司空为司寇也。’”又“孟之反不伐”，集解引孔安国“鲁大夫孟之侧也”，皇疏：“余见郑注本：‘姓孟，名之侧，字之反也。’”独此二处特言“余见郑注本”，何也？岂谓其余引郑注具出传闻乎？今案：皇氏言“余见郑注本”，盖谓所见郑注或本如此，非谓郑注正本。何以知之？则所引郑注，唯独此二条可疑。案吐鲁番新出郑注，前者云“时孔子仕鲁，以原为家邑臣”，后者云“孟之返，鲁大夫，名之侧”，皇疏所引皆显然不同。又案《檀弓》注云“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司寇”，盖即前者所本；后者云“姓孟，名之侧，字之反”，盖据真郑注“孟之返，名之侧”臆测言也。其实“孟”为氏，非姓，见哀十一年杜预注，郑玄殆无异义，后人不知姓氏有别，乃误耳。然则皇侃所谓“余见郑注本”，均极庸陋，当非郑玄原文。盖浅人偶记备忘之语，传抄或误入郑注者与。清人辑郑注《论语》，皆径录此二条，无所辨别；潘维城知孟之反“孟”非其姓，而称“郑君偶误”，胥未为得。盖不详玩皇侃语意之过也。要此可知皇侃亲见郑注《论语》，且不止一本也。

一、《微子》首章皇疏三引郑注《尚书》。一曰：“父师者，三公也。时箕子为之。”二曰：“少师者，大师之佐，孤卿也。时比干为之。”三曰：“微子与纣同母。当生微子，母犹未正，及生纣时，已得正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纣小而嫡也。”案：前二条伪孔传亦略同，后一条郑说本《吕氏春秋》。可据伪孔而特引郑注，可见梁朝亦未尝专尚伪孔《书》。

一、皇疏多据《白虎通》，而无引《家语》者。案《为政》注“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也”，皇疏：“案《大传》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统，明王者受命各统一正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又《礼·三正记》云：‘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尚书大传》云：‘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又曰：‘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半夜为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袭。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此间述三正之由，共八十九字）……’又云：‘……（此间述改正义，共八十六字）……’三统之义如此。”此大段论述三统之义，所引有《礼记·大传》《礼记·三正记》《尚书大传》《白虎通》，而引录《白虎通》特详。其实，所引《礼记·大传》《礼记·三正记》《尚书大传》莫不皆出《白虎通》，先后错综次序，抽录之而已。是皇疏论三统之义，前后凡三百五十余字，全据《白虎通》，无所旁考也。又《八佾》“哀公问社”章皇疏：“然夏称‘后氏’，殷周称‘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让受禅为君，故褒之称“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系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称“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禅授，是君与之，故称“后”也。殷周从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案《檀弓》疏亦引《白虎通》，与此大同，盖出皇侃笔；至《祭法》疏引熊安生说，则说同而不言《白虎通》。皇侃重用《白虎通》，与刘炫之轻视《白虎通》正成对比。又《子路》“正名”章皇疏引《韩诗外传》:“孔子侍坐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谓之取，不谓之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日以来，云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也。”案《玉府》疏引王肃说及《乡饮酒》疏，均见引用《家语》，内容与此同。何注《公羊》亦有此说，而其疏言出《家语》。又考皇疏全书无一称引《家语》，是疑南朝未行《家语》，而有《白虎通》《韩诗外传》等可以据用，无《家语》犹无碍也。

一、皇疏博考前人《论语》注书，偶尔引录《白虎通》《韩诗外传》等，而除此以外，皇疏引书可谓绝少。如《公冶长》“左丘明耻之”，皇疏：“范宁曰：藏怨于心，诈亲于形外。扬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耻。”引扬子者盖范宁，非皇也。又《雍也》“仲弓曰：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皇疏：“虞喜曰：《说苑》曰：孔子见伯子，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繁，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悦，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尼曰：大简无文繁，吾欲说而文之。”考今本《说苑》，末句作“故仲弓曰大简”。盖虞喜用孔子答弟子语，接“大简”之下，遂改“仲弓”为“仲尼”，虽为造作，无妨大义。然则引虞喜说犹即引《说苑》，无以异矣，而皇侃不引《说苑》。又如《学而》皇疏引“许氏《说文》云‘开口吐舌谓之为曰’”，竟不类《说文》语，当不可谓皇侃所见《说文》如此，盖皇侃得之传说而已。《公冶长》“吾与汝弗如也”，皇疏：“秦道宾曰：‘《尔雅》云：“与，许也。”仲尼许子贡之不如也。’”今本《尔雅》无“与，许”之训。此亦皇侃未检原书，仅袭前儒传说也。此等可见皇侃未尝亲为考索群书也。

一、余嘉锡先生《读已见书斋随笔》第一条论“引书记书名卷数之始”，引汪远孙《借闲随笔》曰：“顷阅梁皇侃《论语疏》卷七‘子谓卫公子荆’节云：‘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传也。’是卷引《春秋传》凡七处，皆记卷数。卷十‘虽有周亲’节云：‘《尚书》第六《泰誓中》文。’则六朝已有之矣。”余先生谓：“《提要》及余萧客以为始于唐人，汪氏谓已见于六朝，可谓愈推愈密矣。”今案：《十三经》注疏绝无此例，且《春秋》经传，言何公何年足矣，必言卷第则千古未见其例。又考皇侃检书不勤，则此等必非出皇侃，殆无疑义。盖出日本学人备忘记之与。待日后查诸抄本。

要之，皇疏参考研讨《论语》类诸书，广泛周详，而其余各类书籍则绝少参考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