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含泪的笑”的抒情叙事文学大师
——《果戈理文集》序
彭克巽
果戈理继普希金之后拓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辉煌的黄金时代。他那独特的小说、戏剧文学不仅在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逐渐介绍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在我国，鲁迅先生尤其喜爱果戈理作品，亲自翻译了他的名著《死魂灵》和《鼻子》，并称赞“他的文才可真不错”。（注：《鲁迅论俄罗斯文学》（罗果夫编），上海，时代出版社，1951年，第18页。）鲁迅先生在1907年的《摩罗诗小说》一文中说：果戈理“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注：同上，第11页。）可以说，这是对这位俄国作家“含泪的笑”的创作道路令人深思的概括。
1809年3月20日（俄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他父亲瓦西里·阿法纳西耶奇·果戈理—扬诺夫斯基（复姓）（1777-1825）是中小地主，曾在邮政局任职，爱好喜剧，不仅写过几部喜剧，而且参加演出。未来作家果戈理的童年时期是在父亲的庄园华西里耶夫卡度过的。1818年，果戈理被送到省城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学习，1821年-1928年就读于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如此，果戈理是在第聂伯河流域生长和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他在小品文《一八三四年》中称呼“清纯、急速的第聂伯河”为自己的“保佑神”：“还在摇篮时代起，你就以你那和谐的歌曲响彻在我耳边，迄今仍在我身上引起如此神奇、不可思议的沉思，爱抚我那无边无际、令人陶醉的幻想！”（注：本文所引用的果戈理原著译文均引自《果戈理全集》（周启超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除了直接引自俄文原著的，不再一一加注。）还在童年和学生时期，果戈理就热爱文学、艺术，尤其喜欢诗歌、绘画和喜剧，并表现出这些方面的才华。在诗歌方面，受到了茹科夫斯基（1783-1852）、普希金（1799-1837）作品的熏陶。同时，年轻的果戈理已抱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强调“人的崇高天职”。在1827年10月给他舅舅的一封信中说：“还在很久以前，几乎还不懂事的时候，我心中便燃烧着永不止息的热忱，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对国家有用，渴望做出哪怕微薄的贡献。”又说，他已选定到司法部门服务，因为“不公正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最使我心碎肠断。”
1828年年底，湟仁高级科学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抱着满腔热情奔赴彼得堡。然而，他所看到的彼得堡生活使他失望。他在1829年4月给母亲的家书中这样写道：在一些衙门、机关里，“无所事事的、分文不值的劳作淹没了一切，人们的生命也就在这种劳作中白白地耗费了。”在彷徨中，年轻的果戈理于1829年春发表了长诗《甘茨·奎辛加丹》单行本。它是1827年作者在涅仁读书时的习作，抒发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朦胧的田园诗篇。长诗受到批评后，果戈理将未售完的作品全部买回，付之一炬。他于1829年11月到国民经济与公共建筑部供职，1830年春转到封地局当文书。这段小公务员的亲身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颇有影响。与此同时，果戈理到美术学院旁听他所喜爱的绘画课。
从1829年5月起，果戈理屡次写信给他母亲和妹妹，恳求帮他收集介绍乌克兰的民间故事、童话、传说、趣闻轶事、歌曲和舞蹈，描述古代和当今的服饰等等。果戈理自己对乌克兰生活习俗、文艺（特别是喜剧）也是相当熟悉的。还在1826年涅仁读书时，他就注意观察当地生活，包括物产、物价、衣物等“生活琐事”，自编一本取名为《包罗万象》的参考书，並不断加以丰富。
1831年9月、1832年3月，果戈理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二部相继出版。这是独创性的乌克兰故事集，共八篇作品。在乌克兰民间生活的描写中交融着传说、童话和喜剧性情节，在诗情画意的自然风景描绘中，衬托出乌克兰人民的英勇机智。例如，在《索罗奇集市》中描绘了五彩缤纷的草原和河流，熙熙攘攘的农村集市和青年男女的爱情，而滑稽可笑的闹鬼故事交叉其中。在名篇《五月之夜—又名投水女》中，往昔的传说、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和童话般的奇迹交融在一起。在充满诗意的五月之夜，村长的儿子——年轻的哥萨克琴手在池塘边为他的女友讲述往昔一位美丽的姑娘遭妖精一后妈迫害而投河自尽的故事。随后，他同一群青年男女一起载歌载舞地在村里游荡，并嘲讽为人霸道的村长，闹出许多滑稽剧。琴手又回到池塘边，在梦境中认出那妖精一后妈，为被迫害的姑娘报了仇。一觉醒来，他手中却奇迹般的握有警官的字条，命令村长允许他同心爱的女友完婚。在这篇故事中，有一段著名的抒情插叙，有如散文诗那样优美：“你可知道乌克兰的夜色吗？啊，你没见过乌克兰的夜色！那么，仔细瞧瞧吧！弦月当空，无际的苍穹膨胀起来，更加广阔无垠。天幕闪闪发光，匀匀地呼吸着。大地整个地沐浴在一片银光里，奇妙的空气里有几丝凉意，又充满安适的乐趣，阵阵幽香如海波浮动。多么美妙的夜啊！多么令人陶醉的夜啊！”它烘托着男女主人公的美好、善良和富于同情心。《圣诞节前夜》的中心情节是青年铁匠瓦库拉和魔鬼的争斗。瓦库拉因在教堂前画了末日审判的画，惹恼了魔鬼。后者在圣诞节前夜偷走了月亮，使得村里一片黑暗，还刮起暴风雪。魔鬼溜进瓦库拉家，企图胡闹。但月亮乘机溜走，顿时一片光明。街巷上一群群青年男女唱着圣诞歌，挨家挨户接受礼物。美女奥克桑娜宣称：要是瓦库拉送给她女皇的皮鞋，就嫁给他。刚好，瓦库拉逮住了魔鬼，便骑在他身上飞往彼得堡。女皇看到他一表人才，便送给他皮鞋，圆了他的美梦。这童话般的情节故事，既歌颂青春的美好，又描写民间习俗，嘲笑魔鬼的卑劣。作品具有狂欢节笑文学的一些特色。《伊凡·费多罗维奇·什蓬卡和他的姨妈》以恢谐的笔调描绘乌克兰小地主的生活。年近四十的什蓬卡在军队服役多年后，以中尉军衔退役，返回故乡的小庄园。管理庄园的姨妈为了追回属于他家的一块田产，要什蓬卡娶邻村地主家的小姐，相亲后什蓬卡惊恐得做了一个晚上的恶梦……本篇是果戈理以写实手法描绘地主生活的第一篇作品。
1831年，普希金在致《俄罗斯残疾人文学增刊》出版者的信中说：“刚刚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它们使我惊叹。这正是真正的欢乐，真诚的、毫不拘束的，没有矫揉造作的、不拘泥的。而有些地方是多么富于诗意！多么富于情感！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现今文学中是那么不平凡，以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清醒过来。”（注：《普希金文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81年，第6卷，第175页。）
果戈理于1831年5月结识普希金。这年夏天，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都住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都在从事童话故事的写作。茹科夫斯基正在写《睡梦中的皇后》，普希金完成了《沙皇萨尔丹的故事》。果戈理经常拜访他们，并在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称赞他们的写作是在建造“纯粹俄罗斯诗歌的宏伟大厦”。自1831年3月起，果戈理在彼得堡爱国女子学院担任历史课教师；1834年7月，经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推荐，任彼得堡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直至1835年底。果戈理很喜欢历史和歌曲，并把两者联系起来。1833年11月，在给同乡好友马克西莫维奇的书信中说：“任何东西都不能像历史那样使人平静。我的思绪开始能够更加平静而有条不紊地流泻出来了。”又说：“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歌曲啊！我多么爱你们！”，“您无法想象，歌曲对我研究历史有多大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诗歌、歌曲的激情和旋律不仅融入果戈理的历史著作之中，而且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起着引导作用。
1835年初，果戈理相继推出两部文集：《小品文集》和《密尔格罗德》。《小品文集》收入十三篇文论和三篇取材于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开篇的文论《雕塑、绘画和音乐》是独具一格的美学论文。在该文中，果戈理称雕塑、绘画和音乐是“神奇的三姐妹”，被万物的创始者“派遣来装饰和愉悦世界”，“没有她们，世界简直是一片荒漠，没有歌声地沿着自己的道路滚下去。”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加深了读者对这些艺术的亲近感。接着，果戈理对这三门艺术进行了独特的比较。雕塑是“感性的，美妙的，她首先来到人间”，她所把握的是“瞬间的现象”，“她保存了一个思想、一种想法：美，人的高傲的美。”联系果戈理的小说创作来看，他是对时间的转移给人生的影响很敏感的作家。从时间的不断推移来看，雕塑把握的确是“瞬间的现象”，同时雕塑所体现的“美，人的高傲的美”的思想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却是不该被遗忘的。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常常为了这个命题而感叹！果戈理认为第二个姐妹——绘画的特点是“将感性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她选取的已经不仅是人，她选择的范围更广阔：她把整个世界都囊括于自身；人周围的一切美好现象都在她的支配下；人与大自然的一切隐蔽的和谐的联系——都在她一人身上。”他还把绘画比作“明亮的眼睛的音乐”，强调了画家对于描写对象的音乐性的、抒情的把握。果戈理认为第三个姐妹——音乐比她的两个姐姐都“更热情洋溢，更急切。她整个儿就是激情的迸发”，“她属于新世界”，因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像现在这样渴望能陶冶精神的激情迸发”，音乐的声音可以“唤醒我们唯利是图的灵魂”。果戈理还独特地指出：在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中都存在着自己的音乐，“无形的、悦耳的音乐渗透整个世界，注入并呈现在千姿百态的形象中。”关于这三姐妹，果戈理这样比较道：“感性的、迷人的雕塑给人以享受，绘画是宁静的喜悦和幻想，音乐是激情和心灵的骚动。”
在《论小俄罗斯歌曲》（首次发表于1834年）中，果戈理将这些歌曲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哥萨克歌曲，“处处渗透于这些歌曲，处处活跃其中的是哥萨克生活这种奔放的自由意志。处处可见那种力量、欢乐和雄伟，哥萨克以此抛弃寂静和无忧无虑的家务生活，为的是沉醉于战斗、冒险和豪放不羁的伙伴饮宴的多彩诗意之中。”另一类是家庭日常生活的歌曲，那里表现了“女人的世界，温柔的、忧愁的、充满爱情的世界”，男女“互相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而然后是长年累月的离别。”果戈理所概括的歌曲中的这些生活特征和氛围显然都被表现在他所创作的小说中，例如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利巴》。果戈理将歌曲和文学作品融合为一体。
《小品文集》中还收有《论中世纪史》、《略论小俄罗斯的形成》等史学论文，文笔生动，富于文学色彩。在《施勒策尔、米勒和赫尔德》中对这几位历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做了精彩的概括。果戈理推崇德国史学家施勒策尔（1735-1809）的叙述是焦点高度集中，以两、三个鲜明特征便能概括出事物的本质；欣赏瑞士学者米勒（1752-1809）宁静、深思和怀有真挚感情的文体风格；赞扬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是以精神眼光观察人物的诗人。如果，在这些基础上，再把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叙说故事的趣味性和对于最微妙色彩的把握以及莎士比亚“在紧凑的范围内展开诸性格的巨大特征的艺术加进来”，那么就集成了“世界通史所要求的那种历史学家”。果戈理强调史学论著和文学叙述的交融，其中也反映着果戈理本人的文学创作美学的观点和追求。
《小品文集》中包括著名的文学短评《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果戈理深刻地指出：“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非凡现象，或许是唯一现象：这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俄罗斯人，在这过程中他或许再过二百年才能出现。在他身上，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灵魂、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性格反映得那么纯正，那样洁净美好，有如一幅风景画反映在光学镜片的凸面上那样。”果戈理接着论述文学的民族性：“〔……〕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萨拉凡〔注：俄罗斯一种民间服装〕，而在于民族精神本身。”又说：“〔……〕对象越是平凡，诗人越需要成为崇高，以便从中提取不平凡，以便使这个不平凡也成为完全的真理。”这篇短评鲜明地反映了果戈理追随着普希金的艺术取向。
中篇小说《涅瓦大街》描述充满幻想而又腼腆的年轻画家皮斯卡廖夫在街灯闪烁的涅瓦大街上为一个陌生女郎的背影所吸引，当她偶然回头时，画家看到了她那仙女般的花容玉貌。年轻画家一直跟随在她后边，结果来到“令人憎恶的魔窟”。画家试图挽救他心目中的美的化身，却遭到拒绝，终于割喉自尽。单就这故事来说，似乎有两种解读。一是美在涅瓦大街上无可挽回的被摧残、毁灭；二是画家应当不被表面的光辉所迷惑，而要把握真实的美。作品结尾的抒情插叙所强调的似乎是第二点：“噢，千万不要相信这条涅瓦大街哟！我走在这街上时，总是用斗篷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竭力不看迎面遇到的东西。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这条涅瓦大街，它任何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在浓浓的夜色降临到街上，〔……〕而魔鬼亲自点燃路灯、只为了给一切制造假象的时候。”
中篇小说《肖像》（1842修订）是一篇探讨绘画艺术并含有深刻哲理的作品，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小说艺术观。富有才华、年轻、贫穷的画家恰尔特科夫购得一幅高利贷老人肖像画，尽管画中老人可怕的、紧盯人的眼睛，使年轻画家毛骨悚然，但他因偶然从画框内捡到一千枚金币而心安理得。他搬到涅瓦大街上，摆设一间豪华画室，成为给绅士、淑女美化其相貌的、时髦的肖像画家。他在艺术上的堕落始于第一个顾客，一个贵妇人带她那面色苍白的女儿来，要求给女儿画肖像。画家兴奋地投入工作，“他捕捉到每一个细微的浓淡色度，淡黄色、眼睛下面勉强看得出的浅蓝色”，然而当他要画额头上一个小粉刺时，被那贵妇人制止了，她一再干预画家的画笔，终于富于特征的肖像从画面上消失，代替它的是千篇一律的美人肖像。这幅肖像却受到了吹捧，这个画家的名声鹊起，顾客来往不绝。这一段故事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描写现实时，要精确到“捕捉到每一个细微的浓淡色度”的地步：二是粉饰现实的习惯会毁掉画家、作家的才华。
这篇中篇小说接着说，一次在画展上看到刚从意大利回来的一位画家，他以前同学的作品。那炉火纯青的绘画技巧、凝集在画家灵魂中的创造力使恰尔特科夫震惊。关于这幅画，果戈理这样写道：“显然，画家是把所有取自外部世界的东西首先融入自己的灵魂中，然后再从那里，从灵魂深处把它们谱成一支和谐的、激昂的歌而倾注出去。甚至于连外行人都看清了，在创作与普通的模仿自然之间存在着怎样不可估量的深渊。”在这里，果戈理把绘画的宁静的美和音乐的激情统一起来了，或者说是音乐率领绘画了。这表达了果戈理小说艺术画面描绘的一个特征。
笔记体的中篇小说《狂人日记》叙述的是小公务员的精神分裂、发狂的过程，现实生活和怪诞、梦幻的情节相交融。四十来岁的小公务员波普里辛在官厅的无聊生活中仅仅喜欢为司长修鹅毛笔，还暗恋了司长的小姐。不料，他从小姐养的狗的通信中了解到她将嫁给宫廷侍从官。他感叹道：“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不是被宫廷侍从官们就是被将军们捞去了。”又说：“为什么我是个九等文官？为什么仅仅是九等文官？”后来，他竟宣称自己正是目前空缺的西班牙国王。在被关进监狱，遭受迫害时诉求于母亲的保护：“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把泪水滴落到他患病的脑袋上！……这世界没有他的栖身之地！人们在迫害他！……”整篇小说描绘出小公务员灵魂的挣扎和骚动，发出了人人平等的呼声。
《密尔格罗德》是继《狄康卡近乡夜话》之后取材于乌克兰生活的中篇小说集。
首篇《旧式地主》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作者笔记体。作者以幽默、抒情的笔调描绘他两次访问乌克兰偏远、孤寂的地主庄园的感慨（这些地主被称为旧式地主）。主人公阿法纳西的庄园不过是低矮的小房子，周围是“倾圮的农舍、荒芜的池塘和杂草丛生的水沟”。他六十岁，与人交谈时总是带着友善的笑容。房内墙上挂着许多窄框子的、古色古香的画，即使有人拿走其中几幅，主人们肯定不会知道。房内引人注意的还有会唱各式各样歌的房门。女主人，五十五岁的普利赫里娅掌管储藏室，里面储存有很多水果蔬菜……他们俩每天生活的课题就是吃、喝；不仅自己饱食终日，而且让访客也吃得昏天黑地。一天普利赫里娅相处惯了的一只灰色小猫失踪，竟使她感到这是死神在向她招手，几天后便死去。五年后，作者再访这庄园。阿法纳西已经老得不像样，而且没有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清醒过来。作者感叹道：“他的整个一生似乎只是由坐高大的椅子，嚼干鱼和梨，听人讲述有趣的故事构成的，可是他竟然有如此持久，如此撕心裂肺的悲伤！究竟是什么更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是激情还是习惯的力量？”一篇田园诗式的故事成了对人性的探索。
第二篇作品《塔拉斯·布利巴》（1842修订）既有历史小说引人入胜的趣味，又具有壮士歌、英雄史诗的鲜明风格。同时，主人公的英勇性格、哥萨克充满悲欢离合的家庭生活等等，显然是依据乌克兰民歌的情趣塑造和描绘的。这点只要将小说和作者的小品文《论小俄罗斯歌曲》加以比较，便能感受得到。这篇小说描绘了17世纪初第聂泊河流域哥萨克同统治那里的波兰军队的殊死战斗，焦点集中地刻画了哥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利巴英勇豪迈的性格，热爱集体、大义灭亲的精神；同时也展示了在“那半野蛮的时代”，由于民族和宗教的纠纷而引发的可怕景象，有如梦魇般的、充斥着饥饿和死亡的城市以及哥萨克妇女落寞寡欢的悲苦人生，这些场面的艺术描写具有令现代读者震惊的力度。
在第三篇小说《维》中，神学校学生及城镇居民生活的描写和魔幻故事相交融。基辅神学校高年级的哲学生霍马放暑假回家的路途上，在偏僻的村落遭遇化成老太婆的女妖。霍马被女妖骑在背上，在森林、牧场中奔跑；当他发现她是女妖时，念着咒语，反骑在女妖背上，让她奔跑。不久，女妖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霍马却看到那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当他返回神学校时，接到通知说，离基辅五十俄里开外的、富甲一方的百人长要求他为即将死去的女儿做三天安魂祷告和祈祷。霍马不得已而前往，头两个晚上靠念咒语和祈祷抵挡住了从棺材中爬出的女妖的袭击，但弄得既疲惫又恐惧。在第三个夜晚，女妖呼唤一群魔鬼领来长眼皮、铁脸的魔鬼维。霍马忍不住看了维一眼，立即一命乌呼！维是东斯拉夫民间传说中的魔鬼。这部小说描述了主人公霍马孤军奋战，被群鬼和维打败的悲剧。同时，小说中霍马的一个同学认为霍马的失败是因为他的畏惧。这部作品也表现了自写作《狄康卡近乡夜话》以来，果戈理对魔幻故事和怪诞艺术的关注。
小说集收尾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与首篇《旧式地主》相呼应，探讨人生的意义。这篇吵架的故事描绘密尔格罗德县城这两位乡绅好友因一次口角而结下深仇，长年累月地诉讼下去，直到精疲力尽，双双死亡。作者用美丽的词藻描绘他们漂亮的皮袄、住宅以及深厚的友谊，反衬出他们行为的荒唐、无聊！在故事的结尾处感叹道：“这世上可真是沉闷啊，诸位！”
《小品文集》和《密尔格罗德》出版后，批评家别林斯基（1811-1848）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论述了果戈理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文中指出：“果戈理君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他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他愿意把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美的、人性的东西展露出来，但同时也不隐蔽它的丑恶。在前后两种情况下，他都极度忠实于生活。”别林斯基还指出：《旧式地主》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含泪的喜剧”。（注：《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卷，第176、187、193页。）
普希金一直关心着果戈理创作的发展。1836年4月，普希金在自己创办的杂志《现代人》第一期发表短评《狄康卡近乡夜话》，对果戈理作品做了精辟论述。普希金说：《夜话》的出现使读者欢乐，“迫使自从冯维辛时代以来没有欢笑过的我们欢笑！”“他自从那时候起不断地取得进步和完善。他出版了《小品文集》，其中收有《涅瓦大街》，这是他最完美的一篇作品。随后又出现了《密尔格罗德》，大家如饥似渴地读完其中的《旧式地主》，这是戏谑的、令人感动的田园诗，它迫使您透过忧愁和怜悯的眼泪欢笑，而《塔拉斯·布利巴》，它的开端是与沃尔特·司各特相匹敌的。果戈理先生还在往前进。我们渴望和期待在我们的杂志中经常有机会谈到他。”（注：《普希金文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81年，第6卷，第230-231页。冯维辛（1744-1792），18世纪后半期俄国喜剧作家。）别林斯基和普希金先后指出了果戈理作品“含泪的笑”的诗学特征。
紧接《密尔格罗德》之后，果戈理在普希金的杂志《现代人》上发表了两篇中篇小说。《马车》发表于1836年4月该杂志第一期，《鼻子》随后刊登于1836年9月该刊第三期，1842年又加以修订。
《马车》以幽默的笔调描绘某骑兵团的进驻使一座沉闷、无聊的小县城一下子活泼起来。团长是一位陆军准将，他举办的午餐会盛大非凡。与会的一个显要贵族地主切尔托库茨基在军官们谈起马和马车时夸耀自己家里的、花四千卢布买的真正维也纳货的四轮马车，并邀请团长和军官们第二天到他家午餐、欣赏马车。他觉得应当早点回家做明天午餐的准备，但不知怎么地坐在牌桌上一面玩牌一面喝酒，直到夜里三点多钟才回到家，立刻蒙头大睡。将近中午，他的夫人远远地看到一群骑兵军官的马车向她们的庄园奔驰过来，赶紧叫醒丈夫。清醒过来的切尔托库茨基“只穿一件衬衣从床上跳下来”，赶紧躲藏到四轮马车里面。前来的骑兵军官们吃了闭门羹，不过还是参观了那名牌马车，虽然发现了躲在里面的主人公，却也无奈地离去。《马车》是一篇令人深思的作品，读者不禁会问有这样的人物吗？而深思熟虑后会回答说，是的，会有的。后来，1889年5月，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1860-1904）在一封书信中盛赞说：“然而，果戈理是多么直爽，多么强有力，而且他是怎样的艺术家啊！仅仅他的一篇《马车》就值二十万卢布。纯粹的激动，而再没有别的。这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注：《契诃夫文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50年，第12卷，第127页。）这段话是与作品中说主人公马车值四千卢布相呼应的。
《鼻子》是怪诞与现实生活相交融的名篇。三月下旬的一个早上，理发匠伊凡在吃早餐时从面包片上发现一个鼻子，认出是他的顾客，八等文官科瓦廖夫的。他赶紧把它包起来，扔进河水里。另一方面，科瓦廖夫早晨醒来也发现自己的鼻子没有了，在讲究体面外表的彼得堡官僚社会，那可是一件大事。他慌忙地四处寻找，看到穿着五等文官制服的鼻子坐着马车进入喀山大教堂，追赶过去交涉，且没有结果。他赶到警察局报案。后来，巡长找到鼻子给他送到家来。科瓦廖夫请医生来给他接鼻子，却接不上。其间，关于这鼻子种种谣言传遍整个京城。然而，到4月7日，科瓦廖夫一觉醒来，却发现鼻子好好地在自己脸上。普希金在发表这篇作品的《现代人》编者按中说：“尼·瓦·果戈理许久不同意刊登这篇戏谑小品；然而我们在其中看到那么多意料不到的、幻想的、欢乐的、独创性的东西，于是就说服他允许我们与公众分享他的手稿带给我们的愉悦。”（注：《普希金文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81年，第6卷，第325-326页。）鲁迅先生在1834年译了《鼻子》，并在《译者附记》中说：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鼻子》便是和《外套》一样，也很有名的一篇。”（注：见《译文》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鲁迅先生的短评很令人深思。果戈理的叙述形式大多是源自古老的传奇、传说和故事的，但他以写实手法和讽刺艺术将它叙述得如此合乎现代读者的关注和兴趣，这或许是果戈理小说艺术魅力的所在。
果戈理从学生时代起就喜爱喜剧，三十年代初在研究历史，写作故事、小说的同时也开始了喜剧的创作。他于1832年底动笔写作喜剧《三等弗拉季米尔勋章》，剧情是关于梦想获得这一勋章的官吏巴尔苏科夫从精神分裂到发狂的经过。这部喜剧未能完稿，只留下一些片断。随后，果戈理开始写作他的第二部喜剧。1835年5月，这部最后定名为《婚事》的剧本手稿送到了普希金那里征求意见。
1835年10月，果戈理已经动手写作长篇小说《死魂灵》时，写信给普希金说：“请费神给我一个题材，随便什么样的，可笑的、不可笑的都行，但要纯粹俄罗斯的轶事。我的手颤抖着，要同时写出一部喜剧来。”这样，在普希金的协助下，果戈理于这年年底完成了名剧《钦差大臣》的写作，1836年1月在茹科夫斯基家朗读了手稿。同年4月19日，该剧在彼得堡首次公演，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反响。
剧情简洁而含义深刻。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以市长为首的官员们获悉钦差大臣要前来微服私访后，惊慌不安，竟把一个因赌博花光旅费而困守在旅馆里的彼得堡年轻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阿谀奉承，殷勤款待。起初，赫列斯达可夫莫名其妙，后来顺水推舟，假戏真做，捞了一大笔贿赂后扬长而去。正当市长因把自己女儿许配给假钦差而做着美梦时，邮政局长截获赫列斯达可夫临走时发出的嘲笑他们的信。紧接着传来真钦差驾到的通知，喜剧以全场呆若木鸡的哑场落幕。喜剧以戏谑而写实之笔展示小城诸官吏的面貌。市长是经受过风风雨雨，老奸巨猾的“聪明人”，贪赃舞弊，鱼肉市民。慈善医院院长是个骗子手，不顾病人的死活；法官玩忽职守，只喜欢打猎；督学愚昧无知，胆小怕事；邮政局长以拆开他人信件阅读为乐趣……他们都艳羡玩世不恭的彼得堡官员风度，而赫列斯塔科夫只不过是沾染首都官僚社会风气的青年，并非职业骗子，但轻浮浅薄，羡慕虚荣，追求享受，随意撒谎……
果戈理在这部喜剧公演后不久的一封书信中说：“任何人都曾经做过和现在在做哪怕是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话）的赫列斯塔科夫〔……〕。连机灵的禁卫军军官有时也会变成赫列斯塔科夫，连政府要员有时也会变成赫列斯塔科夫，连我们的兄弟，罪孽深重的文学家偶而也会变成赫列斯塔科夫。”（注：《11-19世纪俄国文学史》（大学教材），莫斯科，“俄罗斯言语”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果戈理强调了赫列斯塔科夫气质的普遍性。果戈理的批判既是针对专制农奴制俄国官僚社会的，又是广泛、深入地指向丧失公民责任感的、卑劣和庸俗的心灵世界的。在喜剧靠近结尾的一场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市长感到自己成了众人、特别是文学家嘲笑的时候，说道：“你们笑什么？你们是在笑自己！”
虽然，果戈理以“脸歪莫怪镜子”作为喜剧《钦差大臣》的题词，然而喜剧公演后遭到彼得堡官僚社会（官员、警察等等）的激烈反对和攻击。果戈理感到十分忧郁，于1836年6日离开俄罗斯，长期漫游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侨居罗马。他一直关注《钦差大臣》在俄罗斯演出的情形，并发表了戏剧小品《新喜剧演出后散场记》（1842），其中关于笑的艺术的美学论述尤其值得重视。果戈理指出：喜剧《钦差大臣》中“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笑。“笑要比人们想的重要得多，深刻得多”，“人本性的底层含有永远喷发的笑的源泉；这个源泉加深对象，使那些本来会滑过去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果不是通过笑的艺术，“人天天无动于衷遇到的卑鄙和渺小现象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如此可怕的、几乎漫画式的力量”。在结尾处，作者说：“在冷峻的笑声深处可以发现永远强大的爱之炽热火星”，“一个常常流出内心深处眼泪的人，看来会是世上笑得最多的人！……”
在国外期间，果戈理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死魂灵》（第一部，1842）。这部冠以“长诗”体裁名称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主人公乞乞科夫游历N城和地主庄园收购死农奴（在俄文中农奴与魂灵同词）的怪诞情节，将农奴制下俄国城乡的生活特征、特别是地主和官员的心理面貌描绘得十分生动鲜明。乞乞科夫曾在官场混迹多年，练就投机钻营的“本领”，发现收购死魂灵（即死农奴）是发财致富的捷径。小说围绕中心情节，塑造了五个地主典型。马尼洛夫将家宅建在山坡风口上，生性懒惰，不务实际，客厅里的沙发多年来还是未完工的半成品，却幻想在池塘上建造一座石桥，让商贩在那里向农民出售商品。他脸上总是露出甜蜜蜜的笑容，将乞乞科夫当作文雅的绅士，将死魂灵白白送给他。柯罗博奇卡是一个被蝇头微利的操劳消磨了人生的女地主。诺兹德廖夫是赌博、斗殴和酗酒场面上的好手，却任凭庄园荒废，家产破败。只有在他所养的一群猎狗当中，他才像个家长。在梭巴凯维奇身上，作者描绘了像熊一样粗壮笨重、精力充沛的富农典型。而大地主普柳什金形象体现的是猥琐而贪得无厌的守财奴的变态心理。
《死魂灵》对“一个比一个更庸俗”的地主形象的描绘突出地体现了果戈理“含泪的笑”的艺术特征。这些描绘一般总是从庄园外貌、住宅、院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开始，而以围绕收购死农奴的情节结束。这些描绘，特别是房间内部摆设以及主人公生活特征的描绘非常精致，有如绘画中的细密画，而笑的音乐渗透于许多画面之中，有的地方笑的音乐比较轻柔，有的地方，特别是喜剧性场面笑声便比较响亮。除了这些艺术画面外，往往还会有抒情插叙的配合，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深思、省思。果戈理小说结构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其文本显然需要读者的细心阅读。
我们就以勤俭持家的女地主柯罗搏奇卡和最为猥琐、丑陋的大地主普柳什金为例。乞乞科夫的轻便马车迷了路，又遇到大雨，深更半夜来到柯罗博奇卡的院子，立即听到的是狗叫声的合唱，这说明这村庄相当大，而女主人戒备森严。小说中类似的描绘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待到被邀请进房间里，只见在窗与窗之间的墙上挂着几块老式小镜子，“每个镜子背后都塞着东西，或是信件，或是一摞旧纸牌，或是一只袜子”。单就这一幅细密画，一个守旧、勤俭的女地主性格已开始显露。她哭穷，悲叹收成不好，却把钱一点点地积攒在五斗橱里的钱包里。这种用花粗布缝制的小口袋，“一只小口袋装的全是一卢布银币，另一只是五十戈比的，第三只是二十五戈比的”。这滑稽场面，虽然写的是女地主，然而它不也是惜钱如命的某些人的写照吗？其实，柯罗博奇卡家农务兴隆，小院子里鸡、猪成群，菜园子里种满蔬菜，她甚至为出售自家的农产品而发愁。这段描写的结尾有一段抒情插叙：“难道柯罗博奇卡在人类趋向完美的无穷阶梯上站得当真这样低吗？难道把她和她的姊妹隔开的那道鸿沟当真是这样宽吗？”这意思或许说，柯罗博奇卡积攒财富是某些人类的一种常态。抒情插叙接着说，住在高雅府邸的贵妇人从不操心家务，却对法国政坛高谈阔论。而随着时间转移，她也有可能变成柯罗博奇卡的。人生往往是多变的。“笑容尚未从你脸上褪尽，周围还是同一些人，而你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的脸已经被另一种光照亮……”柯罗博奇卡的心理就是多变的，那天乞乞科夫走后不久，她就不安起来，生怕在出卖死农奴的价格上吃了亏，第二天一早就驾车跑到城里来找某个太太，打听行情。
如果说，柯罗博奇卡表现的是人类鄙俗的常态，那么普柳什金可说是其变态了。这一形象体现了人能够堕落到怎样的渺小、猥琐、丑陋的地步。他拥有一千多个农奴，其庞大而破旧的宅院却有如“一个衰老的残疾人”。走进房间，只见一片乱糟糟的、像在大扫除的情景，已经停摆的钟上挂着蜘蛛网；地窖里堆满粮食，面粉变得像石头，要用斧子劈，等等。这个守财奴家宅环境的这些画面，几乎同时是一幕幕喜剧性场景，并夹杂着作者的抒情评语。果戈理在这里推出时间的推移和人性感情失落的主题。普柳什金曾经是克勤克俭的当家人，像勤劳的蜘蛛那样在他的田庄上忙碌着。后来，妻子病故，大女儿与某军官私奔，儿子擅自进入军界，父与子断绝了来往，最后小女儿病故，老头子成了财产的唯一守护者。作者插叙道：“在他身上，人类的情感本来不深，从此以后，每时每刻都变得更浅，在这个残破废墟上，每天都在失去一些什么东西。”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变得更浅”这句话很重要，它说明果戈理对时间推移的高度重视，反映他对瞬息都在变化的人生的珍惜。而时间的推移在某种场合具有可怕的摧毁人性的力量，最后使普柳什金变成贪得无厌的守财奴，令人惊叹的吝啬鬼。财富变成了破烂，他本人也变成人类当中的破烂！作者感叹道：“人是能够堕落到这样渺小、猥琐、丑陋的地步的！人是可以这样变化的！这一切像是真实吗？是的，一切都是很像的，人的身上，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当你们告别柔美的少年时代，步入严峻冷酷的成年时，千万要带上全部的人的感情，千万不要把它们留在路上，以后你们就再也拾不起来了！”
从这一角度来说，《死魂灵》第一卷第六章开头的抒情插叙具有尤其深刻的意义：“很早以前，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那飞快地逝去了的童年，初到一个陌生地方，心里总是快活的：一处田庄，一座穷县城，一个村落，一片集镇，对我全都一样；孩子的好奇目光总能在其中发现许多新奇。”“如今，我无动于衷地乘车驶近任何一座陌生的村庄，无动于衷地望着它的鄙陋的外观；我的冷漠的目光不愿在任何事物上停留，任何事物都唤不出我的笑意；〔……〕啊，我的少年时代！啊，我的新颖的感觉！”这一段著名的抒情不仅说出了果戈理对少年纯真感情的珍爱，也反映他对艺术激情、艺术理想的思考。果戈理希望以少年的纯朴感情来浏览广阔的人生，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死魂灵》第一卷结尾的一章，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的事情引起省城社会的不安和猜疑，他狼狈地逃出N城，来到广阔的田野上。此时有一段作者关于俄罗斯民歌的抒情插叙：“为什么耳边总是听到飘荡在你整个广袤国土上的忧伤的歌声？这歌声里蕴含着什么？是什么在召唤，在哭泣，在激动人们的心？是什么声音在痴狂地亲吻着我，在闯入我的灵魂，在我心头萦绕？”“广袤国土上的忧伤的歌声”，如泣如诉的歌曲，这可以说衬托出了果戈理塑造“一个比一个更庸俗”的五个地主，描绘虚荣的省城官场、妇女社会以及主人公乞乞科夫形象的创作激情所在。忧伤的歌曲难道不是对这些现象的感慨吗？正如普希金在听完果戈理朗诵《死魂灵》未定稿的最初几章后，声音苦闷的说：“天啊，我们的俄罗斯多么忧郁啊！”（注：见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可见，俄罗斯的忧伤的歌曲揭示了小说中“含泪的笑”的内涵，同时也呼唤着“广阔无垠的思想”和“雄伟的壮士”的出现。
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七章开头的抒情插叙中这样谈到他的“含泪的笑”的创作美学。他认为：“高尚而热烈的笑与高尚的抒情具有同样的地位”。他创作的目标在于鲜明地表现“在痛苦而无聊的人间道路上比比皆是的那些冰冷、不健全、凡庸的人物的底蕴”。果戈理强调“必须具有极为深邃的心灵，才能赋予取材于卑贱生活的画面以光彩，使它升华为艺术珍品”。这样，他是“透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知道的眼泪”来浏览浩翰无际、奔流不息的生活的。而我们从果戈理的小说、特别是《死魂灵》中看到这种“高尚而热烈的笑”、“含泪的笑”，是同“高尚的抒情”相伴随、甚至是相交融的。
关于《死魂灵》这部世界名著，鲁迅先生在《几乎无事的悲剧》（1935）中十分深刻地指出：“〔……〕那创作出来的角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悉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注：《鲁迅论俄罗斯文学》〔罗果夫编〕，上海，时代出版社，1951年，第14-15页。）
1842年，继《死魂灵》第一部出版，果戈理还发表了取材于西欧生活的中篇小说《罗马》。《果戈理四卷文集》也于1842年底，1843年初，相继问世。文集中收有的首次问世的作品有喜剧《婚事》、戏剧片断《能干人的早晨》等四篇、戏剧小品《新喜剧演出后散场记》以及中篇小说《外套》。
二幕喜剧《婚事》是一部荒诞、滑稽的喜剧。彼得堡一家中等商人之女阿加菲娅想嫁给贵族，而媒婆给她找来三个贵族，有庶务官、退伍的军官和去过意大利的海员。然而，他们来商人家的目的或者是想看看姑娘陪嫁的房子好坏，或者是了解她会不会讲法文，或者看她是胖、还是瘦。姑娘见到他们，却没有主意，甚至想抓阄来决定嫁给谁。喜剧的男主人公是七等文官的科长波德克列辛，他是既懒墮，又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人。他也想娶亲，在精明能干的朋友科奇卡廖夫的带领下赶到姑娘家。科奇卡廖夫巧妙地告诉其他三个求婚者：姑娘的情况与他们的要求相差许多；从而赶跑了他们。这位朋友赶紧安排阿加菲哑和波德克列辛会面，并准备一小时之后就去教堂举行婚礼。留在屋里等待的波德克列辛独白道：“几分钟之后就成了一个结过婚的人”，这是“只有神话里才有的极乐幸福”……然而沉默片刻之后，他又独白道：“不管怎样一辈子拴住自己，以后再辩白，再后悔，都没用了。”他看到窗户并不高，竟从窗户跳出逃走。而正在准备赴婚礼的姑娘一家蒙受了耻辱。喜剧的副标题是“两幕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然而仔细思考就会想道，难道这部喜剧不是处处以“含泪的笑”表现出当时贵族、商人生活的庸俗、可悲吗？契诃夫在1889年的一封书信中说：“我昨天看了果戈理的《婚事》。卓越的戏剧。情节漫长得不成体统，但由于剧本的惊人成就，这只是令人稍微地感觉到……”（注：《契诃夫文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50年，第12卷，第122页。）
名篇《外套》描写的是四十来岁小公务员阿卡其·阿卡其耶奇可怜、悲惨的人生。在富于深厚人道主义同情的生活细节描写中，揉合着幽默、恢谐的音调。多少年来，这位主人公都是抄写公文的文书官，坐在他那老位置上，“始终是那同一个姿势，担任那同一个职务，”还经常遭受年轻官员们的嘲笑。然而，他却是“尽职尽责的人”，“他对自己的工作爱不释手。在这种抄写工作中，他看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赏心悦目的世界。”由于旧外套实在太破，做了一件新外套，这给他带来无比欢乐。与冷漠无情的官僚社会不同，裁缝兴高彩烈地为他穿上新外套，还跟随他跑了两条街，久久地望着主人公的背影，也欣赏自己的手艺。在这些描写中响起了一曲富于人情味的手艺人之歌。然而，阿卡其·阿卡其耶奇的新外套仅仅穿了一天，因去参加同事的招待会，在夜晚回家的路上被人抢去。第二天，他找“大人物”请求帮助找回外套，却遭到一顿训斥，于是他一病不起，一天半后死去。此后，一个幽灵出现在彼得堡的夜晚，剥夺人们的外套，直到“大人物”的外套也被夺去，幽灵才消失。这是一篇对后来描写小人物的俄国人道主义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杰作。
在中篇小说《罗马》中谈到古罗马艺术时，果戈理称赞说：“那时，一个艺术家往往既是建筑师，又是画家，甚至还是雕塑家。”可以说，果戈理是喜爱综合性（或曰立体性）艺术的。他试图把所掌握、理解的某些绘画、音乐的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这或许是果戈理小说艺术魅力的源泉之一。
果戈理喜欢绘画，并有相当的绘画才华。举两个例子来说。1839年2月，果戈理从罗马给茹科夫斯基写信说：“我的书包里准备好了颜料；从今天起，我就要出门去作画，画一整天。我想，就到大斗兽场去。”另外，据果戈理的女友亚·斯米尔诺娃的回忆，1837年他们一起参观斯托拉斯堡的大教堂，“果戈理对古代大师们的辉煌杰作惊叹不已：大师们在每一根廊柱上做出的装饰都很不一样。于是他就拿起铅笔在一张小纸上画下了那些哥特式廊柱上的装饰图案。我朝他的作品瞥了一眼，不禁惊讶起来：他临摹得多么精确而漂亮。”（注：《果戈理全集》（附卷），《生活中的果戈理》，维·魏列萨耶夫著，周启超、吴晓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9-120页。）
可以说，果戈理小说的描写、形象塑造等等是同他的绘画修养交融在一起的。别林斯基有一段关于果戈理文体的著名论断：“他不是在写，而是在画；他的句子像生动的图画展现在读者眼前，以其对自然和现实的令人信服的忠实而使读者惊讶。”（注：《别林斯基全集》，第8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9页。）
自从《死魂灵》第一部完稿后，果戈理就继续构思和写作第二部。然而，写作进行得很艰难，却始终不能使作者满意。此时期，果戈理还经常受疾病的折磨，如胃病、抑郁症、“精神上的烦躁不安”等等。但是，令人钦佩的是，他仍顽强地继续写作。1845年春，果戈理得了一场重病。就在这年夏天，他烧毁了第二部手稿。果戈理身体好转后，于1847年1月在彼得堡发表了《与友人书简选》。这是一部叙说作者此时的思想见解、带有政论色彩的书信体文集。
在《与友人书简选》中，果戈理向读者说明了迟迟未能发表《死魂灵》第二部的原因。在《就〈死魂灵〉致不同人的四封信》中指出：“不行，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当你没有把社会的直正卑鄙事物的全部深度展现出来时，你就不能按另外的方式让社会或者甚至让整个一代人去追求美好的事物；往往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立刻像白天一样清楚地给每个人指出通向美和崇高的道路，那根本就不应去谈论它们。后一种情况在《死魂灵》第二部里表现得很少并且开展得很弱，可它本应当成为主要东西；所以第二部就被烧掉了。”
这样，在《与友人书简选》的一些书信中，便表达了作者关于“通向美和崇高的道路”的见解。果戈理指出：奢侈浮华是“俄国的祸根，是我国现行的贿赂、不义和卑鄙的根源”；“一切灾难就在于，只要是仔细地观看现在，我们就发现在其中有的东西令人忧郁和悲伤，有的东西简直很卑鄙”。但是，我们既要认识自己的丑恶，又要认识我们“可怜的同行们的丑恶”，并给予精神上的帮助，便可得到“非幻想的，而是真正的对人们的友爱”。果戈理强调纯洁灵魂的重要性；“首先让自己的灵魂变纯洁些，然后再努力纯洁他人的灵魂。”按照基督教的理想，“像拥抱兄弟一样去拥抱全人类”。
其次，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中还提出身居要职者（如省长）应成为他的“所有下属的官吏真正的父亲，并且要帮助每个人严格地，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果戈理又说：他“曾认为一种身份不如另一种身份”，但现在发现，“所有人的命运同样地令人羡慕”，“上帝的仁慈是美妙的，它给予每一位诚实履行自己职责的人以相同的报答，不分他是沙皇还是最穷的乞丐。”果戈理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浓厚的宗法制观念、保守主义和乌托邦思想色彩。
《与友人书简选》出版后，引起了俄国批评界的许多争议。其中，尤其是别林斯基的批评使果戈理震惊。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1847年7月15日）中指出：果戈理从“美好的远方”看俄国，竟沦落为“鞭子的宣扬者”、“蒙昧主义和黑暗势力的捍卫者”（注：别林斯基：《哲学著作选集》，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卷，1948年，第515页。），而俄国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废除农奴制度等等。果戈理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反复考虑后，于1847年8月10日给别林斯基回信说：“上帝有知，也许，您的话有部份的真理”，“自从我不在国内，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我需要重新认识俄罗斯现有的一切。”又说：“即将到来的世纪是理性意识的世纪”，要“对各个方面都作了解，否则便不能了解事物理性的中庸之道。”
《作者自白》是果戈理生前未曾发表的文稿，篇名是他的友人舍维廖夫（1806-1864）所加的。《作者自白》抒发了对《与友人书简选》发表后的种种争议的困惑、感慨和辩驳，同时回顾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心路历程。果戈理强调：从青年时代起，在他身上为国家服务的思想就十分强烈。他认为，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也正是在履行一种义务，如同在国家机关供职一样。他感谢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是“热爱艺术的丰碑”；感激普希金将他指引到创作大部头作品的道路。在概括自己创作的艺术特征时，果戈理认为：“我从不凭想象去创作任何东西，并且我也没有这种特性。在我笔下，只有那种我取自现实生活、取自我熟悉的素材中的东西才写得好。只有一个人外貌的极其微小的细节特征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才能猜透他。我从不从简单临摹的意义上去绘制肖像。我创作肖像，不过并非凭想像，而是凭理解去创作它。”
果戈理于1848年初朝圣耶路撒冷，随后于同年春返回俄罗斯，结束了他长达十一年多的侨居西欧的生活。晚期的果戈理虽然身体虚弱，经常生病、但仍然继续写作《死魂灵》第二部。在1848年10月的一封书信中说，希望各种不同见解的读者在读完它时会说：“他的确了解俄罗斯人。他不掩盖我们的任何缺点，又比所有人都更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优点。”（注：《果戈理七卷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7卷，第369页。）在1849年12月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死魂灵》第二部的人物性格将是“更加意味深长的”，作者将“更深入地展现被我们庸俗化了的生活的崇高意义。”（注：同上，第379页。）据果戈理的友人，作家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回忆和书信，果戈理于1850年1月为他们朗读了《死魂灵》第二部第一、二章；阿克萨科夫尤其赞赏第二章，说：它是“这样高品位的艺术：在一个庸俗的人身上展示出高尚的人性的一面〔……〕”（注：《果戈理全集》（附卷），第460页。）。然而，果戈理对《死魂灵》第二部还是不够满意，1852年2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烧毁了接近完成的手稿（有几章残留至今），并于2月21日病故。果戈理的突然去世使俄国读者界震惊。著名小说家屠格涅夫（1818-1883）在同年3月13日的《莫斯科信息报》著文称：“果戈理去世了！——怎样的俄罗斯心灵不为这两句话所震惊！——他去世了。我们的损失是那么残忍，那么突然，以致我们仍不愿相信它。”屠格涅夫在文中称呼果戈理是“以自己的名字标志了我们文学史的一个时代的人”。（注：《俄罗斯批评界和同时代人回忆中的果戈理》，莫斯科，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26页。）
果戈理的文学在俄罗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家、政论家赫尔岑（1812-1870）在《论革命思想在俄国的发展》（1851）一书中指出：“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和他的长诗《死魂灵》是当时俄罗斯的令人震惊的忏悔”，“《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又说：“果戈理的诗歌——这是由于庸俗的生活而堕落的人突然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牲畜般的脸孔时发出的恐怖和羞耻的呼叫。”（注：《俄罗斯批评界和同时代人回忆中的果戈理》，第179、180页。）批评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在长篇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中认为：果戈理对我们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确立了文学的“批判倾向”。“他在我们身上唤醒了关于我们自身的意识——这正是他真正的贡献”。（注：《俄罗斯批评界和同时代人回忆中的果戈理》，第200页。）
从契诃夫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到，果戈理是他最崇敬、最喜爱的前辈作家。在1888年1月给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的信中，契诃夫写道：“我深信，只要罗斯还有森林、峡谷、夏夜，只要鹬群还在叫，而凤头麦鸡还在啼鸣，人们就不会忘记您，不会忘记屠格涅夫，不会忘记托尔斯泰，如同不会忘记果戈理那样。”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是受到果戈理的深刻影响的（例如反对庸俗的主题）。1888年2月，当契诃夫写完中篇小说《草原》时，在书信中诙谐地说：“我知道，果戈理在那个世界里正在对我生气。在我们的文学里，他是草原之王。我怀着善意闯入他的领地，但说了不少荒谬话。”（注：《契诃夫文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50年，第12差，第67、75页。）
1909年4月，批评家罗赞诺夫（1856-1919）在纪念果戈理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罗斯与果戈理》中深刻而独特地指出：“在普希金和果戈理那里俄罗斯言语得到了最终的锤炼。”“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要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但是在普希金和果戈理那里言语仍然是第一流的、没有被超越的。由于这最终的完善，他们的言语获得这样的魅力和永恒性，这样的真正青铜般的精致，这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白银时代俄罗斯作家的冗长、漫长、庞大的著作所不具有和永远得不到的。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仍旧是普希金和果戈理。”（注：瓦·罗赞诺夫：《论写作和作家》，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5年，第353-354页。）罗赞诺夫还写道：俄罗斯人从十岁进民众学校一年级起就从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心灵里接受某些东西到自己的心灵里。
早在果戈理在世时，欧洲已开始翻译介绍果戈理的作品，例如，1846年德国翻译出版了《死魂灵》，等等。到19世纪50-60年代，欧洲不少国家都已拥有果戈理作品的译本。在法国，著名小说家梅里美（1803-1870）翻译、介绍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片断）。
在20世纪40-50年代，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1899-1977）在美国的大学讲授俄国文学时对果戈理的小说艺术做了独到、精彩的论述。例如，在谈到《死魂灵》庸俗的主人公时，指出：“果戈理对他们的描述带着他独有的热情以及丰富的诡异细节，从而将整个故事提升到了宏大的史诗境界”。又如，在谈到《外套》时说：“当他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在自己的心灵深渊的边缘闲庭散步，他便成了俄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艺术家。”（注：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丁骏、王建开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6、56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果戈理的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鲁迅先生于1934年翻译了中篇小说《鼻子》，于1935年译了《死魂灵》，并于1936年汇编出版了《〈死魂灵〉一百图》（A·阿庚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在该画册的小引中，鲁迅先生说：“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鲁迅先生的评论深刻而透彻，也体现在他的名译《死魂灵》的字里行间，使读者获得难忘的审美感受。果戈理作品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喜剧《钦差大臣》（当时中译译名为《巡按》）。它于1935年曾在上海公演，产生了深远影响。剧作家陈白尘曾说，他的三幕讽刺剧《升官图》（1945）曾在风格上受到《巡按》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随着果戈理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果戈理早已成为我国广大读者最喜爱和亲近的俄国作家之一。他那“含泪的笑”所进行的对人生的深刻剖析，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令人深思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