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瓶装旧酒”式的改革

《申报》创刊伊始，就表示愿意免费刊登文人雅士的作品，这样既可抬高报纸的声望，又可吸引文人们的关注与购买。同时，《申报》又十分注重刊登广告，以便维持并逐渐增强经济实力，当时几乎每天头版都有广告刊登的收费标准：“足五十字或五十字以内者，刊一天取资二百五十文，第二天取资一百五十文。字如多，每加十字，照加钱五十文，一礼拜后，每字照第一天减价一半。”按此计算，即使刊登一首七律，加上题目与作者名，就相当于近四百文广告费的版面，当时《申报》售价八文，即等于白印五十份报纸。随着报纸社会影响日益扩展，广告业务越做越红火，《申报》自然不愿意扩大免费刊载文学作品的版面。对文人来说，在《申报》刊登作品“概不取值”，无疑是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扩大作品影响的新途，于是他们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这些文人可能并不清楚，可供刊登诗文的版面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文学来稿随《申报》迅速扩大的社会影响而递增，越来越多的稿件被积压，自然会给办报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申报馆曾解释说，“凡送稿已久而未及刊行者，其中别有苦心，尚希诸君子原谅为荷。”所谓“苦心”，版面与利润的考量当占相当大的成分。

那些作者及其影响圈却多是值得关注与争取的读者，《瀛寰琐纪》的创办可使被积压的作品有个发表处，确也可平息投稿人的不满。同时，创办这个刊物可扩大《申报》在缙绅间的影响，士大夫的关注与推介，又可转化为报馆的利润。《瀛寰琐纪》每本售价八十文，第一卷刊印了二千本，表明申报馆对这本刊物也有赢利的盘算。可是申报馆失算了，《瀛寰琐纪》以及后来的《四溟琐纪》、《寰宇琐纪》销路都不见佳，它们渐渐成了“鸡肋”，在申报馆印刷力量不足之时，这些刊物愆期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瀛寰琐纪》创刊时就声称“每月以朔日出书一卷”，以往这三家文学期刊都被认为是按期，至少是按月出版，但事实并非如此。《瀛寰琐纪》自第四卷起总要愆期一个月以上，第十六至第二十二卷更是要拖延二至三个月。其后的《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同样始终愆期，甚至还创下延误半年乃至七个月的记录。愆期了就得向读者作解释，可是申报馆多是讲得含含糊糊，或是“因他事忽忽，开手稍迟”，或是“为因岁事忽忽，开手稍晚”，不过《四溟琐纪》第四卷出版延误了三个月时，申报馆的解释透露了何谓“他事”：“嗣因《经艺新畬》、《(诗句)题解韵编》四集二书亟于排印，暂将《琐纪》停缓。”原来，申报馆是因为印刷其他书籍而耽搁了文学期刊的出版。

这一解释，透露了当时申报馆印刷力量的不足。美查创办《申报》时筹资银1600两，凭此就创办一份近代化报纸实是艰难。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曾评论说：“同年王韬和黄平甫在香港筹出《循环日报》，出资盘进英华书院原属伦敦会的印刷设备，代价是二万一千元。美查办《申报》时集资一千六百两，按当时兑率折成银元，约二千三百元，是《循环日报》投资的11%。”每日《申报》的发行须得保证，剩下的印刷力量既要出版文学期刊，又要印刷书籍，实在难以周全。美查的投资，已物化为印刷机器、纸张与厂房等，他当然要凭借这些去追逐最大的利润。就在《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出版严重延误的两年间，申报馆出版了不少书籍，其中小说就有二十余种，《萤窗异草》的初、二、三集还需再版，《快心编》后来更是印到第四版。申报馆对文学期刊显然已兴趣不再，它一再愆期以致最后停刊是不可避免之事。

申报馆一直没有放弃对小说的关注，经过两次尝试与挫折，又转向小说单行本的出版，这次终于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财源。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申报》上《新印‹儒林外史›出售》的广告，宣告了美查新尝试的开始：

本馆新印《儒林外史》一书，装成八本，校勘精工，摆刷细致，实为妙品。其书中描摹世态人情，无不穷形尽相，活现毫端，如乡绅之习气、衙署之情形、名士之陋、书生之呆、公子阔官之脾气、娼妓帮闲之口吻、游方把势之身，假真宛铸鼎象物，殊可喷饭解颐，尤妙在雅俗皆宜，有目共赏。乃因原板久毁，都中活字版印者讹字既多，板身复大，于榻畔灯前、舟唇车腹中取阅殊觉不便，故特仿袖珍版式，以便携带，阅者谅之。本馆此书于十月初一日即礼拜一发售，计零卖每部价洋五角正，本埠由各送报人分卖，别埠亦属经理《申报》人代卖。士商欲购者，请即知会各卖报人；再者，此书分寄各埠，仅止印一千部，既为聚珍版，所印亦已随印随拆，不能随意再刷矣，故贵客欲买者，请即来购定可也。

由上述广告可得知，用新法印成的《儒林外史》不只是在申报馆出售，而且还借助了《申报》的销售系统，即广告中所说的“本埠由各送报人分卖，别埠亦属经理《申报》人代卖”。申报馆不仅在新法印刷方面占优，它的销售系统与方式也是以往任何一家书坊无法与之相比。于是，这次销售获得了圆满的结果：“不浃旬而便即销罄，在后购阅者俱以来迟弗获为憾。”不到十天即已售得500个大洋，约合350两银；而按每日印报3000份，每份钱十文计，《申报》一个月销售所得共为380两银。这组数字的对比，必定会给美查的经营理念造成极大的冲击。半年多后，申报馆又重印《儒林外史》一千五百部，这次又是顺利售罄，而“来购者犹踵趾相接”，于是后来又有第三版问世。《儒林外史》接连再版都顺利售出，这与用报刊刊载小说的挫折恰成鲜明对照。获得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传统小说为大众喜闻乐见，庞大的读者群是其销路的保证；其时出版业还是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小说书价较为高昂，而采用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印出的书籍不仅美观、便于观览，且书价低廉，它在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从此，用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成了申报馆的重要业务，这一策略可称之为“新瓶装旧酒”。

申报馆又创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第一”，即率先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的单行本。可以想见《儒林外史》的成功销售使申报馆如何欣喜，新的生财之道可使它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在经济上摆脱困境。申报馆在经济实力增强后，便致力于扩大再生产，添置了“排印各书籍较为便捷”的印刷设备准备放手大干。创办之初的介绍西方小说等尝试已完全终止，申报馆的经营战略已迅速转向，现在它青睐的是中国传统的旧小说。转向的动因是利润，而读者的爱好或嫌弃，决定了利润的有无或多寡。

认准新财源后，申报馆尽其所能且不断扩充印刷设备，接连不断地出版小说。继《儒林外史》之后，号称“足与汉唐诸小说家齐驱”的《遁窟谰言》很快上市，相应广告宣传的重点是“或录鬼狐之变幻，则尽相穷形；或摹儿女之衷情，则追魂摄魄”,作者王韬则介绍说，是申报馆热情地向他索讨稿件，他才交付出版。继而，申报馆又排印出版《快心编》，其广告强调此书中土已失传，是从日本重新引入排印，出售仅此一家；又突出该书描述的故事“俱新奇可喜，几令人拍案叫绝”，而且“又无淫乱等词，是以无论何人均可披阅”。这部清初“天花才子编辑”的小说很快成了畅销书，后来还三次再版。重印成本更低，价格又维持不变，收益自然相应地更高。后来申报馆出版的小说如《风月梦》、《红楼补》、《小豆棚》等，也都是一印再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约二十年里，申报馆共出版原已传世的作品三十九种，其中通俗小说二十三种，文言小说十六种。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些是久已不传之作，甚至是几近失传，于是申报馆的出版又具有抢救性的意义。

在中国，小说读者的数量历来相当可观，申报馆起步时以新法出版的那些小说影响虽大，但对整个阅读市场而言，它占据的份额还很小，当时小说出版仍以雕版刊行为主体。为了扩展财源，申报馆进入了扩大再生产的快车道。光绪二年(1876)，它开设点石斋书画室(后改称点石斋书局)，引入照相石印法；光绪十年(1884)又开设拥有凸版全张印刷机的图书集成局，美查新设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出版书籍，小说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出版快速、版本精美、价格低廉，且可借报纸不断刊载广告造势，以旧式印刷术刊印小说的书坊即使顽强抵抗也无法与之抗衡，汇珍楼版的《野叟曝言》每部售价六元行世时，申报馆以先进的印刷设备重印此书，每部售价仅一元。如此悬殊价格差距，两者如何竞争？众多读者的争相购买，使申报馆在小说出版领域获得了远高于平均率的利润，这就刺激了其他资金向此领域强劲进入，申报馆的独占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战。此后仅上海一地，以先进设备与技术涉足小说出版的机构就不断涌现。光绪七年(1881)，徐润等人集股创办同文书局，购石印机12架，雇佣工人500人，后来徐润还开设了铅印印刷局广百宋斋。光绪八年(1882)，凌佩卿创立鸿文书局，这也是出版小说的重要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创办蜚英馆，它与点石斋、同文书局在石印界恰成鼎立之势，上海之外的地区该技术也在推广：“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加入竞争的还有多家书局，同样拥有出版优势的新闻报馆、沪报馆，在每日出报的同时也都紧咬小说市场的利润不松口，印刷先进如今也成了它们号召读者的资本。同时，新兴的代客印书业务又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门槛，无力购置印刷设备的书局或个人同样可加入出版、销售小说的竞争。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上海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已有相当规模，那些出版机构轮番上阵，几乎将传统的旧小说重版殆尽，申报馆已不再独擅风流。激烈的竞争已在所难免，如《七侠五义》的风行使新出的《小五义》、《续小五义》的行情看涨，一时间善成堂、泰山堂、上海书局、珍艺书局、新闻报馆以及申报馆纷纷加入战团，如此密集的销售大战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还是头一遭。竞争迫使出版者让利，读者群则因书价的下跌而相应扩大。美查并不知道，自己追逐利润的冲动，已按下开始冲击已维持数百年的小说发展体系平衡按钮。以往小说多以雕版行世，其价格约束了读者群的规模，读者、创作与出版之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平衡。如今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小说，低廉的价格将使读者群的规模与组成都要发生变化，创作、出版乃至小说理论就会面对新的要求，并因约束力变化而相应调整，小说发展的态势必将异于数百年来基本不变的模样。

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冲击下，雕版印刷为主体的传统印刷业被挤垮是毫无悬念，而以同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的同行却是强劲的竞争对手。申报馆对此似是一开始就有所准备，从后来实践可看出，它有三个策略以应对局面。首先是敏锐地观察市场动态，抢占先机并挤压同行的销售空间。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出版了《绘芳录》，此书原是光绪六年(1880)申报馆花费重金购得而出版，怎能坐视他人攫为己有，于是申报馆旗下的申昌书室便迅速重印，与初版相较，此次又“更延名手，绘成图象，冠诸卷端”，以增强其竞争力。《小五义》与《续小五义》的出版与再版也类似于此。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北京文光楼刊出《忠烈小五义传》即《小五义》，而仅过了四个月，申报馆的翻刻本就已在市场上销售，宣传的广告绝口不提原刊者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尽管文光楼一次性就刷印了五千余部，但估计只在北京一带销售，南方知者甚少，否则申报馆也不至于公然隐去文光楼之名。一年后，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申报馆又是迅速跟进，并广而告之：“本馆前印《小五义》一书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兹又觅得《续小五义》，以新铅字排印，公诸同好。”文光楼之名，仍是隐去不提。在南方，申报馆率先出版这两部小说，获得市场的热烈欢迎，“未及一稔，箧笥已空”，行情如此明朗，其他书坊书局也相继跟进。但申报馆并未因已获利而退出竞争，而是在售罄后又重印这两部小说，特别使同行大吃一惊的，是它还宣布两书均降价30%，原售五角的《小五义》降为三角五分，《续小五义》则从五角五分降为四角，理由是重印“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同行们受到了冲击，而申报馆在竞争中仍然保持着优胜者的地位。

其次是借助各种社会关系或宣传工具，想方设法搜寻稿源，在推出新作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当听说“宾月楼主人”手中有套《聊斋续编》(即清嘉庆时宋永岳所著之《志异续编》)时，申报馆鉴于《聊斋志异》的风行，认为此书“可寿诸梨枣”，即发函云：“乞即寄来，亟图窥全豹也。”后来“宾月楼主人”信与书同时寄出，但申报馆先只收到信，便又赶紧询问：“惟《聊斋续编》八册却未收到，向信局查问，均称无有，未知执事究寄交何所，特藉报布知，乞即查明，示复为盼。”焦急盼望之情，溢于言表。再过四天，书终于收到，申报馆“欢喜无量”，立即安排出版，再过一个多月，此书已印成销售，售价三角五分，新法印书之快速与售价低廉由此可见。申报馆还向读者介绍说，此书与《聊斋志异》相较，“笔墨虽不若留仙之幽秀，而述异搜奇且微寓彰瘅之旨，实有过之无不及也”，并仔细交代了购买方式。

《林兰香》的访求与出版也是较典型的一例，这部六十四回的长篇小说约问世于康熙年间，“随缘下士”所撰。申报馆最初只搜寻到一部残本，感到有出版价值，便登报向社会征集全本，并保证“俟印成后定当酬谢也，其原本亦即奉缴不误”。那张报纸刚与读者见面，效果即已显现，“至早九点钟时，已蒙醉六堂书坊将全部送来”。申报馆在第二日赶紧登报宣布，“故诸君如有藏而愿寄者，尽可毋庸，以省邮程往返之烦也”，同时又再次向大众征集图书，同时又扩展至征集有关图书的信息：“诸君如有知易于销售各书籍，即邺架无存，亦望函示本馆，以便出告白访寻。”这则广告讲得很清楚，申报馆只对“易于销售”的图书信息感兴趣。这部《林兰香》很快就出版销售，申报馆对该书的概括倒也较为恰当：“是书专仿《红楼梦》之体，而变化删简之，言情诸节皆若隐若现，具有匣剑惟灯之妙。”从登报征集到印出发行正好是一个月，其效率之高，令人惊叹。后来，其他书坊也出版了这部小说，但不管怎样，申报馆已占获取利润的先机。为了保持这方面的优势，申报馆花了不少心思向社会征求书稿，后来它出版的小说中，有不少即是寻访所得。当听说有人耗时十年写成《绘芳录》，该书合有《红楼梦》与《品花宝鉴》之长，“而兼去其两病”，便“悬重金以购，果不旬日而得。翻阅一过，知人言不谬，用即付诸手民”。该书完稿当在光绪四年十二月，而申报馆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即已在销售，从获得信息到寻访再到出版，前后历时仅一年。其他小说如清初徐震所撰之《女才子》是“本馆特从友人处觅得”，见南山人所著之《茶余谈荟》是“本馆特蒐访印行”，而一些世无刊本的作品，也经申报馆之手而遍传于世。申报馆拥有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通过《申报》向社会征集作品，这是其他出版小说的书局无法具备的优势，这就保证了它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位于前列。

最后，当各种印刷机构纷纷加入以新法出版小说的行列时，申报馆明白不可能独占自己所开辟的市场，这时它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帮助尚未具备条件者也参与竞争。它新增了代客印刷销售的业务：“本馆可代客印书，即照字数定价，较之刻字费亦更廉。且板字极明，印刷又甚捷便。如贵书铺有赐顾者，请来面议可也。”申报馆清楚竞争者的增加不可避免，而主动提出代客印书，既可获取新的利润，同时又可使自己的印刷设备充分利用，而且还可对他人的出版有某种程度的掌控权，这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清嘉庆时梓华生所著的《昔柳摭谈》就是“疁城乐善居士出资托本馆代行印售”，而《东周列国志》则是“双梧书屋主人交来全稿，托本斋石印”，而且“如欲趸售者，请至本斋取阅样本，再当议价也”。此处“本斋”，是指申报馆旗下的点石斋。就整个行业来看，竞争者是增加了，但它们是在申报馆扶助下出版小说，故而是增强了申报馆的竞争实力。远高于社会平均率的利润必然刺激其他资金进入小说出版领域，申报馆并不回避面临的挑战，相反，它还从中发现了新的商机。资金雄厚者希望自己拥有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购买则须与外国洋行打交道，这在当时是颇费周折的事。申报馆瞄准了这一需求，登报自荐，愿当同行的中间商：

舍旧谋新，人情之常，实循环之道也。夫西法印书，最为时尚，既省料惜工，灵快捷速，价廉物美，奚啻倍尽。今新法渐次通行，不数十年而刻板之旧制将无所用矣。兹本馆与英国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易，凡欲取用新法，皆可代为购办。其机器、铅字、大锤等物，并为代购。油墨、铅胚、小种铅字并铅边胚子等物，即向内随要购买可也。申报馆内美查启。

帮助同行获取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这岂不是在干扶助自己竞争对手的傻事？其实不然。正如上面广告所言，“今新法渐次通行，不数十年而刻板之旧制将无所用矣”。这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无论申报馆是否出面做中间商，普遍采用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都将是必然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居间代同行购买，就成了可有新利润进账的好事。而且，申报馆“与英国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易”，这是它做中间商的优势，若众多同行都委托申报馆代办，那么出版印刷业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的采用，甚至日后的升级换代，申报馆还是能有一定的掌控权。从这一角度来看，申报馆算计的精明仍处于领先地位。

当然，当小说出版领域群雄并起时，申报馆不可能持续其垄断地位，要时时处处领先也非易事，但作为“新瓶装旧酒”模式的首创者，它在小说出版史上的地位与功绩应予充分肯定，而在约二十年内传统小说被重印殆尽，则可视为该模式的显著效果之一。

“新瓶装旧酒”是个奇妙的结合，即形式全新，内容却是旧物，而读者在欣赏传统小说时，也接受了这种新的印刷形式。除小说单行本外，这种结合又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光绪八年四月初二日(1882年5月18日)，上海新诞生了一家日报，即《沪报》，它后曾改名为《字林沪报》。这家日报创办仅三周，即在当年四月二十五日(1881年6月10日)，刊载了一则“刊印奇书告白”，宣布将连载《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书，海内皆知其名，惜无从购取其本。近见坊间所刻，每部定价六元，而其中缺误，举不胜屈，且有指为元(原)缺者自三、四行至二、三回不等。本馆今购求善本，其中略有脱误之处，延请名手，一一补足，务使毫无缺憾而后已。自下礼拜一为始，每日于本报后增加两页，将此书排日分登，且篇幅较宽，合之可作新闻，分之可成卷帙。且取价仍不加增，不过一年，可窥全豹。统计价值，既较坊间售买不全书本为廉，且更得阅各处新闻，实属一举两得。诸君请即前来预定，以便多印。倘日后追买前报，本馆虽多印若干纸，深恐不能遍给也。字林沪报馆主启。

此前，申报馆自光绪三年(1877)六月至光绪六年(1880)三月，曾五次刊载启事，点名搜求《野叟曝言》的书稿，但所得“惜中多残缺，未便排印”，但那些启事则成了扩大这部小说影响的广告，推高了大众的期望值。捷足先得者是毗陵汇珍楼，它于光绪七年(1881)十月出版了木活字本《野叟曝言》。夏敬渠的这部小说创作于乾隆年间，直到此时才首次面世，上述广告中“海内皆知其名”一语，透露了它受欢迎的程度，但六元一套的售价，却使广大读者无力问津。在汇珍楼版行世半年后，《沪报》宣布将以每日连载《野叟曝言》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不过它并没告诉读者，蔡尔康跳槽到《沪报》时带来的这部书稿，原为申报馆搜寻所得。为了连载小说，《沪报》将每天以书版型格式添印两页，读者在浏览新闻的同时，又可阅读小说，而且将刊载小说的这两页累积起来，还可以装订成册。《沪报》还特地声明，另增连载小说的那两页为附送，报纸仍照原价销售，这样只要坚持一年(实际上连载时间是长达两年半)，不花分文就可以拥有一部《野叟曝言》了。当然，要达此目的还有个前提，就是赶紧来订阅《沪报》，“倘日后追买前报，本馆虽多印若干纸，深恐不能遍给也”。《沪报》此举获得读者十分热烈的反响，“购者踵趾相接”，“前数日之报，业已销售一空，追补者尚复纷纷不绝”，于是又“重排前八页”，但追补者须得付费，“每张取价四十文”,这种报纸热销的景象至少持续了好几个月仍然是盛况不减。刊载小说推高了报纸的销售量，于是附送小说成了《沪报》的传统，如光绪二十年(1894)附送《七侠五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附送《蜃楼外史》等。为了坚持这项业务，《沪报》还向社会征集作品，征稿要求是“新奇可喜、雅俗共赏，而又为世所不经见之书”，从而借连载小说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沪报》在尝试新的传播方式方面一如《申报》，但小说题材与内容的选择，却是以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为标准。无论是《野叟曝言》还是《七侠五义》，其内容都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冲动，而且作品风格与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与阅读习惯毫无相悖之处，更何况报上刊载是不另收分文，这便与购买单行本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价格差，这对读者来说也是强有力的诱惑因素，而透过这表面现象，可以看到起关键作用的乃是先进的印刷装备与技术，它使新的传播方式开始为大众所接受。

《沪报》获得了成功，一时间却无跟进者，原因是其时世上报纸种类甚少，而上海另一家日报《申报》对刊载小说已无兴趣。率先跟进的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刊的《游戏报》，它刊载了些文言小说，这时距《沪报》的成功已有十五年。次年，《采风报》创刊，它开始连载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再过一年是《便览报》创刊，它连载了《空心大老官传》与《玉京秋水记》等作。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新创刊并刊载小说的报纸开始增多，《笑林报》随报附送《仙侠五花剑》，《寓言报》随报附送《澹园述异》，《世界繁华报》排日连载《庚子国变弹词》。除了上述小报外，这些年里也有两家大报加入了刊载小说的行列。上海《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刊后连载了《庄谐选录》等笔记小说，而广州的《东华日报》连载了《羊石园演义》。可是，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创刊的《新闻报》却对刊载小说无动于衷，它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开始刊载小说，那时已是无报无小说的局面了。

申报馆注意到《沪报》的成功，可能是因十年前的挫折而仍心存疑虑，它没让《申报》恢复刊载小说，而是由旗下的点石斋创办了旬刊《点石斋画报》，该报从第六号开始连载王韬的《淞隐漫录》。连载开始时，编者提醒读者注意两点，第一这是“增附”，“而价洋仍从五分”；第二是“书凡十六卷，阅者苟自卷首以迄卷终逐期裒集，绝不零落间断，将来抽出装订全书，是于阅画报之外，可多得一部新书也”。这两条全都是袭用《沪报》连载《野叟曝言》的手法，与当年《瀛寰琐纪》连载《昕夕闲谈》的方式全然不同，可见《沪报》的成功对申报馆还是有相当的刺激，而“延善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使图与文相得益彰，以助读者阅览的兴趣，这确是申报馆的创新。据作者王韬介绍，这是由于“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看来此作也被列入申报馆寻访作品的计划。申报馆对这部作品的安排是先在刊物上连载，连载结束后再结集出版单行本，即一部作品赚两次钱，这一打算不可谓不精明。在《点石斋画报》之后，又有创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海上奇书》，这是韩邦庆个人经办的期刊，由申报馆代售，主要内容是连载他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此作用苏州话书写，严重地限制了读者面。自第九期开始，原先的半月刊改为月刊，而出到第十五期终于停刊。在这一时期内，刊载小说最为成功的当属《时务报》，这家创办于戊戌变法前夕的旬刊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犀利，在不少士人与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而该刊从创办直至停刊的两年里，又始终刊载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些作品随变法政论不仅传播于通都大邑，甚至僻壤穷陬也时见踪影。受其影响，戊戌变法时创办的一些刊物也刊载小说，它们的汇合，终于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总之，新的传播方式与新型的小说要在大众中广为流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中国读者已有的欣赏习惯，而“新瓶装旧酒”，即将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以及新的传播手段与传统的小说相结合，则是克服此障碍的最有效的方式。读者读到的仍是熟悉的作品，而且其低廉的价格又极其诱人。价格的降低意味着阅读门槛的降低，读者群的规模因此而逐渐扩大，慢慢地其主体不再局限于士人或商人，读者群组成的改变又将使占主流地位的小说观念随之而变。当人们对新的传播方式逐渐习惯后，对“新瓶装新酒”也就慢慢地不再反感。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务报》刊载西方侦探小说就已通行无阻，意味着人们已开始欢迎这类新作品，当然，这与编者选择的那些故事可读性强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新的传播方式在小说领域站稳脚跟之际，又是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之时，社会急剧动荡，国家存亡的危机日益加深，眼前发生的众多事件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特定的时机，人们也希望读到能观照自己生活的作品。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创作贴近现实的格局也就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