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玄武门之变
突厥又来了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夏末秋初，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再次燃起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自从去年秋天倾巢南侵、无功而返后，顿觉颜面尽失，大为不甘。经过将近一年的养精蓄锐，颉利便再度挥师南下。
这一次，颉利改变了战略。他并不打算再干上次那种看上去气势汹汹、到头来却劳而无功的蠢事，而是在西起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至幽州（今北京）的数千里战线上，采用“多点进攻、袭扰为主”的战略，专搞打砸抢，捞一把就走，不问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有没有捞到实惠。这样的战争虽然不像去年那样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大伤了一回脑筋。
从六月末颉利亲率大军攻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开始，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断断续续的骚扰战就拉开了序幕。
七月十二日，李渊对负责起草诏书的侍臣宣布：“突厥人贪得无厌，朕将与其全面开战，从今往后，给突厥人去函不能再以平等的‘国书’形式，而要一律改用‘诏书’和‘敕令’！”
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李唐朝廷这次的军事任命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李渊先后把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任瑰等人调到前线御敌，而李世民则只是作为后备力量被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
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推上第一线，主要原因当然是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未对唐帝国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同时也表明了李渊的用心，那就是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在前线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这对颉利来讲绝对是一大利好。八月初，颉利亲率十万大军劫掠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张瑾等人急忙北上御敌，于十一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县）与颉利会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张瑾全军覆没，出任行军长史的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张瑾仅以身免，狼狈投奔李靖。
此仗突厥完胜，颉利发现自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便在八月末派人与唐帝国“和解”。可想而知，这种打完胜仗后主动提出的所谓“和解”事实上就是要挟，无非是想挟新胜之威狠狠敲一次竹杠。史书没有记载李渊对此作何反应，但从颉利随后便引兵北还的结果来看，李唐朝廷很可能又是违心地给了颉利可汗一笔数目可观的贿赂。
颉利这次之所以见好就收，一来当然是贯彻他“捞一把就走”的战略思想，二来估计也是担心继续向纵深推进迟早会碰上李世民。
突厥人的主力虽然撤了，但是其他各路偏师却依然在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袭扰不止。这场旷日持久、令人不胜厌烦的骚扰战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在这一年的六月份之前，除了边境线上这种小打小闹的骚扰之外，唐帝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二十日这天，李靖在灵州境内的硖石与突厥军队狠狠干了一仗。据说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唐军从是日清晨一直血战到黄昏，最后终于将突厥人击退。大约也在同一天，朝中的太史令傅奕上了一道奏疏，内容是请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渊基本上采纳了傅奕的奏议，随后颁下一道诏书，对全国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除了这两件事，这些日子总体而言相对平静。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
这个盛夏的早晨，大唐帝国的一切看上去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阳光依旧明媚而灿烂，天空依旧澄澈而蔚蓝。
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
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大唐帝国的天空上划了过去。
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
那么，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
史书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汉书·天文志》）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藩王。
是的，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介藩王。
从懂事的时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体内奔流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显得如此完美、强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于李世民相信它绝对是上天的赐予。随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在生命各个阶段的流淌、奔腾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诸多的表现形式，并被赋予了各种名称——
在少年时代，它表现为“幼聪睿”（《旧唐书·太宗本纪》）、“好弓矢”（《贞观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长，它表现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后来，它在战场上表现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意志，一种藐视对手的傲然气概，一种冲锋陷阵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能量逐渐转化为一种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种睥睨世间万物的雄心，一种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抱负；到了最后，这种能量终于不可遏止地演变成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似乎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说白了，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远知，也许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心理暗示。所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正是他不断进行自我暗示的生动写照。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出我们，似乎我们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价值。正是靠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官显爵和功勋本身。”（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这种精神力量要远远大于门第、官爵和功勋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始终如一地告诉自己“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这种自我激励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伟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说：“一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然而，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世民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与此同时，李世民发现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
这个容器是高祖李渊亲自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划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边框。
李世民试图冲破它，可无论他往哪个方向奔突，到头来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最后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杨文干事件。
从这个事件之后，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建成，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武力。
只有挥起手中的剑，才可能结束这一切。
就像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那样。
传说在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并占领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伦帝那王国的首都格尔迪奥斯城。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城中的宙斯神殿，希望了却自己的一桩夙愿。
几百年来，这座神殿中一直供奉着一辆古老的战车。在这辆战车的车辕上打着一个复杂的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的统治者。几百年来，无数的国王、智者、能工巧匠为之殚精竭虑，却无人能将其解开。
这就是著名的格尔迪奥斯绳结。
当亚历山大站在这个绳结前的时候，他凝视了很久，可最终的心情却跟所有人一样沮丧。
亚历山大非常沮丧。因为他连绳头都找不到，遑论把它解开。
就在亚历山大即将放弃的一瞬间，他忽然想：为什么一定要遵循常规呢？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解开呢？
亚历山大唰的一声抽出佩剑。
寒光闪过之处，绳结断裂。
这个几百年来难倒了无数人的格尔迪奥斯绳结就这样被亚历山大“解开”了。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当你无法用智慧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用武力。
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的永恒法则。
而当李世民和李建成长久地凝视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格尔迪奥斯绳结”，到最后肯定也都有了拔剑的冲动。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比谁先出手。
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
在最后的PK到来之前，李世民首先意识到的一点是：必须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
为此他选择了关东的那个形胜之地——洛阳。
那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将自己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而眼下，为了迎接这场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骁将、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左右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的一举一动，而今这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只语片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张亮事件”总算是有惊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
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大同小异）：“（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两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也许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
我们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质疑也并非无懈可击，值得推敲。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因此，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干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还有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数升”显然过多，定属虚妄。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在何时，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之前，一个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太子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文臣武将，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一个相同的疑虑必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盘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被孤立的痛苦
夜宴之后，太子和齐王对秦王发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力攻击。
首先，他们动用了朝中和后宫的所有政治力量，不断对李渊施加影响，有力地加剧了李渊对李世民更深的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的离间之词中，有一个当朝重臣的话似乎一下子就说到了李渊的心坎里。
这个人就是封德彝。
在太子与秦王的政治博弈中，封德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因为每一方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李世民一直认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党，李建成也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而高祖也始终将其视为心腹重臣。直到时过境迁后的贞观初年，也就是这个“所为秘隐，时人莫知”的封德彝死后数年，其生前的真实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原来他一直“潜持两端，阴附建成”。
在毒酒事件之后，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彝一方面劝秦王对太子下手，一方面又劝太子除掉秦王，同时又跟高祖说了这么一句话：“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秦王居功自傲，不愿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您也知道，既然您不可能废黜太子而改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
封德彝很聪明，他没有明说应该作何打算，但是其潜台词无非是——早日铲除秦王，以绝后患。
此刻的李渊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封德彝的劝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收拾。
可问题是——老皇帝下不了这个手。
对于一个年逾六旬、儿孙满堂的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天伦之乐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呢？
没有了。
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而牺牲亲情甚至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那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尽管封德彝的话切中肯綮，尽管高祖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他只能满怀无奈地把它端下去。
除此之外，李渊什么也做不了。
所幸老皇帝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就站在秦王这边。他对高祖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秦王时，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齐王咬牙切齿地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时，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闭上了眼睛，一个字也不想再说。
齐王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
老皇帝虽然老了，有时候难免轻信而多疑，可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房玄龄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廷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啊！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际，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长孙无忌说：“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长孙无忌看见，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已经过早地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
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传房玄龄。”
房玄龄来到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忧危，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后，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
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剪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
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词拒绝。
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大为感动，说：“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变节。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乘机刺探他们的情报，岂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
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
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第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
齐王派来的刺客。
尉迟敬德对此心知肚明。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
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
刺客照例飞檐走壁地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感到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
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优哉游哉地晃着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
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
当这个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归时，齐王顿时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迟敬德！
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剪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
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
《通鉴》称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
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
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
可到底还需要什么？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无痛苦地发现，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和十年的从政经验，似乎仍然不足以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头来还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来手足亲情，并不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碰触的那个地方。
这一切，是李世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报以沉默，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世民给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的灵魂却还在挣扎和思考。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战报迅速传至长安。
太子和齐王笑了。
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的脑中成形。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位于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的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第一个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吟半晌，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
他说：“我的意见还是让他们先动手，诸公可以再考虑考虑。”
来自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急于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就越高。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余人，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声令下！大王说该怎么办？”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现在不诛太子，凶狠暴戾的齐王也终究不愿屈居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可见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闻言大喜，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正义之帜如何高涨，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所以，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假使舜在挖掘水井时不设法出来而被埋葬，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撮泥土；假使舜在涂刷廪仓时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烧成屋顶的一团灰炭！如何能将恩泽普施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父母用小杖打，我们就该接受；父母用大杖打，我们就该逃走。因为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众人义正词严地说。
李世民环顾了众人一眼，命人取出一副龟壳，准备卜卦以占吉凶。
差不多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众人的决心也已经表露无遗了。最后一刻，李世民希望用天意来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此时，府僚张公谨刚好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他显然是迟到了。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生性豪爽的张公谨一看见那副龟壳，猛然把它抓起来砸到地上，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毋庸置疑，还卜什么！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张公谨的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显然比任何虚无缥缈的天意更为有力，也更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喜和快慰。
于是大计就此议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伯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怀有某些动机和意志的人们与他人产生竞争和冲突，而调动体制、政治、心理及其他力量，从而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对人们实施领导即告完成。”
他还说：“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伯恩斯《领袖论》）
也许，伯恩斯的话正是对中国式“投名状”所作的一种现代化的、学理性的阐释，而此刻李世民所完成的，恰恰也是这么一个价值聚合和道德整合的过程。
灼热的太阳在西边天际挣扎了许久，终于无可挽回地朝远方的地平线坠落。
暮色四合。
李世民屏退了所有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他命无忌前去传召已被逐出秦府、未及参加此次密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关键时刻，他需要这两个满腹韬略的左右手一起制订行动计划。
长孙无忌很快就回来了，脸上却写满了沮丧。
他转述了房、杜二人的答复：“奉皇上旨意，不准再听从秦王命令，今日如果私自晋见，我们必死无疑，所以不敢奉命！”
很显然，房、杜二人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目的是看他有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说完唰的一声抽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刚刚片刻之前，李世民还在彷徨复彷徨，现在反应居然如此强烈，由此也足以看出——倘若李世民不是早已说服了自己，单凭府僚们的怂恿和煽动是不足以让他下定这么大的决心的。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再次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大王决心已定，你们应该前往王府共同策划，但我们四个人不能一起走，要分开行动。”
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道袍，借以掩人耳目，然后和尉迟敬德分别绕道，匆匆赶回秦王府。
当晚，秦王府议事厅中的几盏烛光彻夜不灭，一直燃到了次日。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清晨，那颗行踪诡异的太白金星，再度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长安的上空掠过。太史令（天文台台长）傅奕用一种无比惊异的目光久久地凝望苍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神色凝重的傅奕迈着急促的步伐匆匆进入太极宫，向李渊呈上了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那一刻，高祖李渊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秦王真有天命，注定要坐这个天下？倘若如此，又要将太子置于何地？
不，这不可能！只要自己还活着，就绝不能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
极度不安的李渊随即命人传秦王入宫。
武德殿内，李渊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榻上，秦王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地。李渊把傅奕的奏疏猛然扔到秦王面前，瓮声瓮气地说：“自己看吧。”
李世民悄悄瞥了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
“儿臣也有一道密奏！”秦王朗声道。
李渊满腹狐疑地盯着李世民看了很长时间，然后缓缓打开秦王的密奏。才看了一眼，他的脸唰的一下全绿了。
淫乱后宫？
秦王居然控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李渊顿感血往上冲，脑袋几欲炸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王会来这么一手。
这绿油油的帽子到底是太子和齐王给老子戴的，还是你秦王血口喷人、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李渊的胸口在剧烈起伏，嘴里不断喘着粗气。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秦王又接着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阋墙之争啊！
李渊在心里发出一声长叹。
你们兄弟三个难道真的谁也容不下谁，非要斗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吗？
李渊痛苦而无奈地意识到，是时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做一个了断了。就在明天吧……明天，自己将召集朝中的宰执重臣，命他们三兄弟入宫当面对质，把事情彻底弄个水落石出。
其实，李渊心里很清楚，不管怎么对质，秦王这场官司基本上是输定了。
道理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秦王既然提出了指控，就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指控的罪名。可问题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闱丑闻又怎么可能有确凿的证据呢？即便秦王你买通一两个太监或宫女出面指证，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退一步说，就算太子和齐王真的干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可除非被你捉奸在床，否则不管你拿出什么证据，都可以被视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
所以，明天的对质说到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这一回，你秦王绝对难逃诬告的罪名。就算不治你一个死罪，最低限度也要把你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秦王啊秦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别怪父皇不念父子之情，别怪朕对你下重手！
“明早鞫问，汝宜早参。”李渊扔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一切等到明天就清楚了。李渊愤愤地想。
等到明天，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子夜。
长安城万籁俱寂。
一轮皎洁的明月孤悬夜空。
高大的玄武门就像一头巨兽静静地笼罩在如水的月光下。
没有人知道，它正在假寐，几个时辰后，它就将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醒来。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上）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凌晨。
星光渐逝，残月将隐。繁华的长安从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中幽幽醒转。晨光熹微中，已经有一些美丽的蛱蝶扑扇着斑斓的羽翼在坊间的花丛中往来穿飞，无数晶莹的露珠凝结在花间、柳梢、叶脉、草尖，仿佛十万颗闪亮的珍珠一同点缀着纤尘不染的长安。街肆的酒楼和茶坊也开始陆陆续续卸下紧闭了一夜的门板，京郊的农人推着一车车新鲜的瓜果菜蔬从薄雾中辘辘走来。谁家少妇蓦然推开某一扇雕花长窗，席席暖风照旧温柔地拂过她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此刻，无论是长安的男人还是女人，通常会兴奋地张开双臂，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熟悉的早晨揽入怀中，尽情地拥抱这温馨而醉人的太平时光……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有谁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已经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富贵、雍容、妩媚的长安又如何容得下阴谋、杀戮和死亡？
然而，嘚嘚的马蹄还是响起来了。
刀剑与盔甲的铿锵还是响起来了。
这样的声音清晰、坚硬、冰冷、不容置疑。它们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历经善恶之火煎熬、淬炼并最终浇铸成形的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嘚嘚马蹄踏破夏夜残留的氤氲，惊起了一树飞鸟。
铠甲和刀剑的寒光映入它们惊慌的瞳孔，空中的鸟儿拍打着凌乱的翅膀四处逃散。
从秦王府疾驰而出的这队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气直扑玄武门。
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皇城禁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
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控制了太极宫。
谁控制了太极宫，谁就控制了长安。
谁控制了长安，谁就控制了天下。
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仍旧是那个英气逼人、神色冷峻的秦王，和他并辔齐驱的就是即将在两个月后母仪天下的秦王妃长孙氏，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秦王府的十个文武将吏。他们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8]在他们后面，是秦王“素所蓄养”的数百名精锐武士。
是日，在玄武门当值的禁军将领常何早早就在宫门接应，秦王等人到达后，立即进入有利地形埋伏。这个常何是李世民很早就布置在玄武门的一颗棋子。据《常何碑》载：“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右骁骑……勇迈三军，声超七萃……令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世）勣穷追（徐）圆朗。贼平，留镇于洧州。六年，奉敕应接赵郡王于蒋州……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玄武门）领健儿长上……九年六月初四，令总北门之寄。”
由此可见，常何既追随过李世民，也曾跟随太子李建成一同出征，但是在武德七年便已被李世民暗中纳入了自己的阵营，并且被放在了玄武门这个要害部位上。同时被李世民收买的玄武门禁军将领还有敬君弘、吕世衡等人。
而李建成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绝没有想到，在这场迟早会来的巅峰对决中，秦王李世民竟然棋先一着控制了玄武门——控制了这个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中枢。
李建成失算了。
就在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的同时，后宫的张婕妤十万火急地赶到东宫，把昨夜探知的秦王密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子。太子立刻通知了齐王。齐王警觉地说：“应该立刻集结军队随时待命，同时托疾不朝，静观其变。”
如果李建成听从李元吉的建议，那么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就彻底落空了，而太子和齐王也将就此躲过这场灭顶之灾。
然而，李建成太自信了。他以为曾经骁勇强悍的秦王如今已是一只被剪除了翅膀和利爪的苍鹰，再也无力搏击长空了。所以，太子对齐王露出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说：“卫戍部队都已集结待命，我们大可以放心入朝，关注事态的进展。”
太子的自信和轻敌就此铸成大错。
在这个夏日的早晨，他们就这么策马走出东宫，从而走向死亡的深渊，走向一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太子一行缓缓行至临湖殿的时候，内苑的景致看上去依旧美丽安详，可是李建成的心头却忽然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周遭的一切太安静了，静得就像一座空山幽谷，静得让人头皮发麻、脊背生寒。李建成说不上这种怪异的宁静背后是否暗藏杀机，可强烈的不祥之感还是像水上的涟漪一样迅速在他的胸中弥散开来。
李建成不由自主地勒住了缰绳。
“恐怕有变！”他低低地对齐王说了一声。刹那间，齐王看见太子的眼中充满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
他们下意识地一起掉转马头。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李世民策马立于玄武门巨大的阴影中。他在这里静静守候生命中最重要一刻的来临。时光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既流动得如此缓慢而艰难，又消逝得如此仓促而迅捷。
到最后李世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里等待了多久。
是一瞬，还是一生？
他只知道，当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和一队侍卫缓缓映入他眼帘的时候，所有的正常知觉才在一瞬间恢复过来。他的手心立刻沁满了细密的汗珠，心脏就像一面隆隆的战鼓在他胸中剧烈擂动，仿佛随时会击破他的胸膛。
太子和齐王越走越近了。
李世民看见一束阳光正在他们神情倨傲的脸上闪烁和跳跃。
他们其实都还年轻——大哥才三十八岁，正值盛年，或许正在信心满满地期待着登基御极的那一天；四弟就更年轻了，才二十四，华美的人生才刚刚开场。然而，就是如此年轻的一母同胞的生命，却马上要在自己手中变成两具僵硬的尸体，变成两缕惨恻的亡魂。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世民内心的某个地方又不可遏止地掠过一阵战栗……
就在李世民神思恍惚的片刻，太子和齐王突然掉头而去。
刹那间，冥冥中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李世民狠狠甩下马鞭。身下的骏马立刻像离弦之箭从玄武门的阴影中激射而出，飞驰在武德九年六月的阳光下。那一刻我们仿佛可以望见，一个英武而决绝的李世民就这样从阴暗抑郁的武德一下跃入了华丽灿烂的贞观，把另一个无奈而伤感的李世民永远遗落在玄武门锯齿状的阴影之下，遗落在不堪回首的武德往事之中。
很多年以后，当日渐苍老的李世民预感到自己即将结束在人世的这一趟辉煌演出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屡屡回望武德九年那个夏天的早晨。在泛黄的视线和依稀的泪光中，暮年的唐太宗看见青年李世民依旧孤独地伫立在玄武门下，伫立在那个没有人愿意碰触的历史暗角。任世间花开花谢、沧桑变化，任天上云卷云舒、日月轮转，那个年轻的李世民却永远定格在那里——他的目光依然是那么焦灼而迷惘，他的神情依然是那么痛切而感伤。
“吾死之年，廿六而已！”
据说晚年的李世民曾经在某种场合发出过这样的苍凉一叹。玄武门的那段悲情往事，也许终归是李世民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场灵魂之殇。在这声宿命般的叹息中，有谁能窥见这个千古一帝灵魂中深藏的暗伤和隐痛？又有谁能参透这场玄武之殇中有关人性与政治的种种奥秘与玄机？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中）
李建成最初听见的是一声呼唤。
这声音从背后追上来，轻轻落进他的耳膜，听起来是如此从容而熟稔，以至于他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一声死神的召唤。
还是年轻的齐王反应敏捷。尽管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布满惊惶，可他还是转过身去，飞快地搭弓上箭。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一向自诩勇武的大唐四皇子一连三次都没能把手上的那张弓拉满，结果三箭射出都在距秦王一丈开外的地方颓然落地。李元吉惊讶地看着自己不停颤抖的双手，不相信自己在死亡袭来的时候居然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与此同时，李建成正疯狂地挥动马鞭，带着他的一小队侍从头也不回地朝东宫狂奔而去，试图逃离近在咫尺的死神魔爪。
可是李建成拍马疾驰的速度显然不会比李世民索命一箭的速度快到哪里去。
空中划过一声尖锐的呼啸。
李建成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那一刻，他圆睁的瞳孔恍如惊鸟。
凌厉的一箭不偏不倚地从他的后背没入，然后穿胸而出。李建成看见殷红的鲜血汩汩而出，在自己的胸口洇散开来，像极了一朵灼灼绽放的红色牡丹。
这是大唐帝国第一任皇太子李建成在人世间看见的最后一幅凄美的图景。
当无边的黑暗把他彻底吞没的时候，李建成依旧困惑地睁着双眼。
为何一切如此仓促就发生了？却又如此仓促就结束了？
是的，结束了。
很久以来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件事终于干完了。当李世民射出那一箭时，他知道自己的大哥、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对手李建成从此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原来这件事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艰难。这一箭跟自己曾经射出的千百支箭一样——它射出去了，然后有个人应声坠马，一命呜呼，事情就这么简单。
可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如果真这么简单，为什么当想象中最值得庆幸的一幕发生后，自己心中竟然没有一丝胜利的激动和喜悦，而是一种若有所失的空旷和茫然？为什么当夺嫡之路上这块最大的拦路石被一举清除时，自己胸中那一团强劲的力量却忽然崩溃消散？
李世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恍然如梦的状态之中。周遭的事物看上去是那么虚幻而缥缈，仿佛已经静止不动。身下的坐骑什么时候冲进了斜刺的一片小树林，李世民似乎也全无察觉。直到被一根横亘的树枝绊下马背，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李世民才隐隐感觉——也许就在大哥李建成坠地的一刹那，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就已经跟着他一同坠落了，永远地坠落了。
那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那将是李世民用尽一生也无法重新拾回的东西。
李元吉曾经自以为见惯了流血和死亡，所以早就祛除了对死神的恐惧。可直到大哥李建成睁着血红的双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时候，李元吉才知道自己错了——原来死亡跟阳光一样无法直视。
就在李元吉愣神的间隙，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已经率领七十余骑冲了过来，箭矢纷纷射向李元吉。他左闪右避，慌乱间被流矢射中，失足坠马。但是李元吉很快又爬了起来，带着箭伤狼狈不堪地窜进身边的小树林，结果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地上神情恍惚的秦王。李元吉怒从心头起，劈手夺过李世民的弓，用弓弦紧紧勒住了他的咽喉。
就在李世民命悬一线之际，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发出厉声叱喝。李元吉无奈地丢掉手中的弓，撒开双腿拼命朝武德殿方向跑去。尉迟敬德纵马追逐，同时不慌不忙地射出一箭。弦声响处，李元吉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面朝尘土颓然仆倒。他的手脚强烈地抽搐了几下，随后便一动不动了。
当初与尉迟敬德比试马槊功夫而再三败北时，李元吉曾经深以为耻。假如他和太子兼并秦王府将领的计划成功，那他李元吉肯定会一雪前耻，亲手杀死尉迟敬德。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最终竟然会死在尉迟敬德的手上。
秦王集团在玄武门前突然实施的“斩首行动”非常成功。东宫将领冯翊、冯立得知太子被杀的消息后，顿时仰天长叹：“我等岂能在他生时受其恩，而在他死后逃其难呢？”遂与东宫将领薛万彻、齐王府将领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精兵两千人，迅速杀向玄武门。
大兵骤至，情势危急，臂力过人的张公谨未及叫上左右，独自一人关闭了沉重的宫门。
负责防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准备挺身出战，左右劝阻：“事情未见分晓，暂且静观其变，等大兵会集再出战也为时不晚！”
应该说，左右将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秦王虽然一举除掉了太子和齐王，可接下来形势会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所以作壁上观才是最安全的办法。然而，对秦王忠心耿耿的敬君弘并未采纳这个消极观望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与中郎将吕世衡一起率部迎战。可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一番血战之后，敬、吕二将终因寡不敌众而相继阵亡。
冯立、薛万彻等人继续指挥军队猛攻玄武门，战斗极为激烈。薛万彻见部下多有伤亡而宫门久攻不下，马上和士兵们一起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玄武门上的将士大为惶恐。秦王府的精锐都已倾巢出动了，现在守卫王府的那些老弱残兵根本没有防御能力，怎么办？
正在众人焦急之际，尉迟敬德突然纵马疾驰到东宫和齐王卫队的阵前。
他的手上高高举着两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冯立、薛万彻等人顿时绝望——他们很清楚士兵们看见太子和齐王的首级后会作何反应。
果不其然，尉迟敬德的举动一下子令东宫和齐王的部队士气尽丧，士兵们开始四散逃逸。薛万彻只好带着数十名亲信骑兵逃出长安城，亡命终南山。冯立对部众说：“我斩杀了敬君弘，多少可以回报太子了！”随即解散了军队，独自一人落荒而逃。
按《通鉴》记载，当太子和齐王血染玄武门、其部众与秦王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高祖李渊正与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人在海池（皇宫内的人工湖）上惬意地泛舟。
天蓝水碧，蝶舞莺啼。
大唐天子李渊仍然在享受一个与往常一样美丽而宁静的早晨。
李渊万万没有料到，他颤颤巍巍端了多年的那碗水已经在这天早晨彻底倾覆了。
舟船缓缓靠岸，高祖李渊和诸位大臣准备去上早朝。那个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尉迟敬德就在这时候走近了海池。他披戴盔甲，手执长矛，身后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脸上带着同一种肃杀的表情，迈着大步径直朝皇帝走来，就像一根尖锐的锥子无情地刺入这个静美的早晨，也狠狠刺伤了高祖李渊。
巨大的震惊与错愕让李渊的脸色瞬间苍白如纸，身边的大臣们也同样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李渊的脑中一片空白。
直觉告诉他——一定有非常严重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直到尉迟敬德走到面前跪地叩首，李渊才回过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厉声质问：“今日谁人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
尽管李渊努力要表现出一个天子应有的威严，可他分明听见了自己声音中的战栗。他不知道这种战栗究竟是出于震惊和愤怒，还是出于对一种不祥之兆的恐惧。
“回禀皇上，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已率领军队将二人诛杀！唯恐惊动陛下，特意命臣前来护驾。”
果然是意料中的惊天噩耗。
就像一声晴天霹雳在耳边轰然炸响，李渊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晕眩。他的身体摇摇欲倒，左右连忙上前搀扶。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长久以来的担忧和疑惧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在李唐皇族的身上发生，还是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姨父杨坚的覆辙……不，是导致了一场比杨隋皇室更为惨烈的宫廷祸乱和政治灾难。
这一切究竟是谁造成的？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自己没有扮演好一个皇帝的角色，还是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是因为太子和齐王不择手段把秦王逼得无路可走，还是秦王处心积虑要夺嫡篡位？
其实，现在追问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就算能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不也只是徒然加深自己的哀伤和悔恨吗？
李渊感到头痛欲裂。
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惨痛的现实——曾经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曾经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此刻已经像一个被风暴劈打得四分五裂的鸟巢，在狂风骤雨中飘零了一地。李渊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注定要变成一根残破的羽毛，没有了任何分量，也掌控不了方向，只能在秦王划定的轨迹中独自飘荡，最后黯然走向生命的终点。
实际上这样的命运从眼前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李渊在心里苦笑，尉迟敬德说得好听，护驾！天底下有这么护驾的吗？说白了不就是逼宫吗？
看着尉迟敬德身上的斑斑血迹，李渊的目光忽然有些迷离。他不知道在那些已经变得乌黑，甚至有些肮脏的血迹中，哪一簇是太子的，哪一簇又是齐王的？
有那么一瞬间，建成和元吉的笑容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李渊觉得自己伸出手去，仿佛仍然可以触摸他们年轻的脸庞，感受他们温热的呼吸……
可是，这样的幻象稍纵即逝。
李渊艰难地把目光从尉迟敬德的身上移开，把脸转向那些宰执重臣，用一种近乎虚脱的声音说：“没料到今日终于发生这种事，诸贤卿认为该怎么办？”
一向倾向于太子的裴寂比皇帝更加惶惑而茫然，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一向同情秦王的陈叔达和萧瑀则斩钉截铁地说：“建成和元吉当初就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多大功劳，并且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才会共同策划对秦王不利的阴谋。秦王今日既已将他们剪除，而且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
此时此刻，老皇帝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们说得对。”李渊喃喃地说，“这正是我的夙愿。”
此时，玄武门的兵戈尚未停息，禁军、秦王卫队与东宫、齐王卫队依然在鏖战不止。尉迟敬德向高祖提出要求，请他颁布一道敕令——命各军一律服从秦王指挥。
李渊很清楚，这是秦王诛杀太子和齐王后必然要走的一步棋。第一步是兵权，第二步是储君之权，而第三步，无疑就是皇权。
这是一个夺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
然而，明知如此，李渊也只能照办。
片刻后，检校（代理）侍中兼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飞驰出宫，一路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纠缠恶斗的士兵才陆陆续续放下了武器。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晓谕众将士，惶惶不安的东宫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太子和齐王既已“伏诛”，秦王既已接管了京畿兵权，全面控制了皇宫，这场血流满地的政治灾难就该结束了吧？
此时此刻，东宫和齐王府的上上下下也许都在暗中祈祷——但愿秦王就此收起他的屠刀，不要再赶尽杀绝。
可不幸的是，秦王的刀并未入鞘。
很快它就将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准确地落在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头上。
谁都无法阻挡。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下）
一轮丽日高悬在大唐帝国的中天。
鲜血满地、死尸狼藉的玄武门就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怆然裸露在正午的阳光下。
李世民踏着未及擦干的血迹一路向宫中走去。
偌大的太极宫内，到处可见惊魂甫定的太监和宫女忙忙碌碌地往来穿梭。他们不时向秦王投来暧昧而惊恐的一瞥，然后赶紧低下头匆忙走过。
空旷的武德殿上，高祖李渊正低垂着头，神情木然地坐在御榻上，静静等待着李世民的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渊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一身铠甲的秦王已经赫然站在自己的面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之后，当这对尴尬的父子猛然间四目相对，他们的眼中顿时充满了太多难以言表的东西。
李世民急忙跪地叩首。老皇帝招招手，让李世民跪到跟前，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抚了抚他的脖颈，说：“这些日子，差点被人言所误，犯了‘投杼之惑’（有人误传曾参杀人，其母相信）啊！”
李世民失声痛哭，把脸埋在父亲胸前。紧接着，秦王做出了一个让无数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举动——“跪而吮上乳”。
其实，李世民的这个吮乳动作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我们对此的种种反应。
因为我们少见多怪了。
其实，在当时那种父子兄弟刀兵相见并且已经酿成惨祸的情况下，这是李世民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举动。进而言之，这是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唤醒父子亲情的最直接方式，也是他在最大限度上取得父亲谅解，弥补父子间巨大裂痕的最有效方式。
何以见得呢？
李宗侗、夏德仪先生在《资治通鉴今注》中说：“跪而舐上之乳房，以示为孺子时无间之态。”这句话的意思是：李世民做出这个“吮乳”举动，目的是为了唤起父亲的记忆，重现当年身为“孺子”时与父亲的亲密无间之态。
可是，孺子吮乳的对象难道不应该是母亲才对吗？李世民怎么会向父亲李渊吮乳呢？除非李渊曾扮演母亲的角色，早年曾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否则李世民这个动作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然而，要说李渊真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这似乎更为耸人听闻，也更让人难以置信。
可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答案恰恰是这个。
准确地说，应该是——李渊早年曾有过“哺乳婴儿”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按照有关学者对古代民俗学的研究发现，男子（父亲）作哺乳婴儿之状，确实是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产翁”和“乳子”习俗。
比如唐代的房千里就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当时南方獠人的这种习俗：“獠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则病，其妻乃无苦。”
唐尉迟枢《南楚新闻》中也有相关记载，表明越人也有这种“产翁”习俗：“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裘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另据清人李宗昉《黔记》所载，苗人亦有此习俗：“妇人产子，必夫守房，不逾门户，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乳儿。”
由此可见，古代的獠、越、苗人均有这种女人产后即正常劳作，而由男性卧床“坐月子”、象征性地给婴儿哺乳的习俗，其意义在于表明父权在子女生产和哺育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子女与父亲间的亲密联系。
靠“父乳”的哺育而成长的观念，还可以从南朝的民谚中得到佐证。据《梁书·始兴王萧憺传》，梁朝始兴王萧憺有德政于地方，天监七年被梁武帝征召还朝，当地百姓依依不舍，作民谚曰：“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这里所反映的老百姓将始兴王比为父，以“哺乳我”的言词表达对始兴王的依恋之情，是古代汉族地区也存在这种习俗的一个有力证据。（参见阎爱民《“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
当然，在李世民出生时，李渊不可能像那些獠、越、苗人那样真的去卧床“坐月子”，但是他曾经象征性地举行过“乳子”仪式，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所以，当李世民在这场弑兄屠弟、颠覆伦常的流血政变之后，及时做出“跪而吮上乳”的举动，就不但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当时几近断裂的父子亲情而言，应该是最具有修补作用的一注“情感黏合剂”。
到此，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李唐皇族的血并未流够。
因为斩草还须除根。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的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既然这场弑兄、杀弟、逼父的流血政变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惯性，把它进一步推向那个无可避免的逻辑终点——屠侄。
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要说残忍，这或许是一种残忍。可是，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每个人都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你绝对无法改变角色固有的规定性。在历史和时代条件圈定的樊笼中，你只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并利用规则，却绝对无力改变规则。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规则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规则之外。进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发生的是昆明池之变而非玄武门之变，如果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杀掉秦王之后，会不会向秦王的儿子们挥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所以，一旦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就注定在劫难逃。
六月初四这一天午后，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立刻发出了恐惧而绝望的哭号。那十个年轻或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
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
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仅仅在蹒跚学步。
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当闪着寒光的鬼头刀不由分说地朝他们细嫩的脖颈猛然铡下的时候，他们依然清澈的眼神中一定写满了无尽的恐怖和迷惘。刀锋闪过，十道鲜艳的血光飞溅而起，然后那十颗睁圆了瞳孔的头颅就落地了，一如一些含苞欲放的花朵，出人意料地从春天的枝头黯然凋谢，萎落成泥。
在这样的悲情时刻，他们的祖父李渊在哪呢？
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在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上。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至痛，莫过于斯。
何况这个白发人昨天还是这个帝国独一无二的主宰者，手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威。何况这些黑发人昨天还是帝国的天潢贵胄，身上流淌着天下最高贵的皇族血液。
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已恍如隔世。这个最高主宰者已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而这些天潢贵胄不但已经人头落地，而且全部被开除了皇籍。
这样的失落和反差就尤其让人难以面对，尤其让人无力承担……
此刻，李渊坐在太极宫中那仍然属于他的一方御榻上，目光凄楚而迷离，面容苍老而疲倦。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根本无能为力。连身子下面这方御榻还能坐几天都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办？
他最遗憾的事情，也许是没有见上这两个儿子和十个孙子的最后一面。
也许，在这些儿孙的心里，这也是他们仓促离开人世时最大的遗憾吧？
如果你们纠结不散的冤魂注定要在太极宫里徘徊和飘荡，那就再来和朕见上最后一面。
不管你们是带着满身的鲜血，还是带着一副可怕的幽冥之状，都请你们入梦来吧……
与其让朕辗转反侧、夜夜难眠，还不如来到朕的身边，一吐你们最深的怨恨和不甘，倾诉你们无尽的伤痛和凄惶。
最后，希望你们的灵魂能从此安息。
朕已经老了，不需要太久，就会过去和你们相伴。等朕百年之后，希望上苍垂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永远团聚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方，团聚在一个没有纷争、没有阴谋、没有杀戮、没有死亡的地方。
人死后有没有天堂？
没有人知道。
此刻的长安人唯一知道的是——东宫和齐王府已经被连根拔起了，这场杀戮似乎还没有终结的迹象。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李渊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初五，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初七，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他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剪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宏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旧唐书·庶人祐传》）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然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此后，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担心被李泰所图而“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诚如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玄武门事变真相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
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为何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初四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初四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
那么，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第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第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无异于自杀。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能力。
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在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且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玄武门之变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宦官、宫女吗？
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那么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逃避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