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挽抂澜于既倒

六 勉强接任的将领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六日，曾国藩置身的安徽陡峭山谷已露寒意，曾将军吃力下床，前晚一场大吐让他仍感虚弱。快五十岁的他身体壮实，一米七〇的身高，胸膛宽阔，长长的山羊胡垂覆于袍子胸前，更显他眼睛的忧伤凹陷。他还不到老年，但战争的压力使他开始出现老态。他认为晚餐前喝了太多茶才导致呕吐，但呕吐只是使他身体变差的愈来愈多病痛之一而已，例如心悸或失眠使他深夜仍无法入眠，白天老是觉得疲惫。这天早上，他忙于例行公务：在帐中接待访客，收发来文，比平常更忙碌，因而没时间和下属下棋。午餐后信使才到，带了北京来的公函，通知他皇帝和随从已离京前往满洲的猎场，英法军队距北京只有数公里。他在日记里绝望地写道，面对北京变局，他无能为力。至少那不是他能着力之事。感受到皇帝出逃的无助，他落下男儿泪。 [1]

在他所在的地方，他的确是无能为力。这时他坐镇于湘军大营里，针对太平天国在长江最上游的据点打一场不知何时才能分出胜负的后卫战，大营位于安徽南部群山环抱的祁门镇上。至少就名义上来说，他目前是清朝围剿太平叛军的清军统帅；那年春天围攻南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溃败，张国梁与和春双双战死之际，他突然接下这一兵符。但他距离苏州——忠王李秀成部盘踞在此——约六百五十公里，距离英法军队逼近的北京则更远。要他用兵于苏州还是北京，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他把心思完全放在周遭，专注于他真正能有所作为的几件事情上。他派人带绳子上山，测量大营对面那座陡峭山峰的高度。他继续他的纸上作业，那晚上床睡觉，再度迎战骚扰他睡眠的那些恶魔。

 

领兵作战不是曾国藩原本希望走的路，他也未料到这个安徽省乡间的偏远山谷，如今在他看来，竟可能会是他丧命之处。他不是军人，而是文人：饱读诗书和理学，自幼生长的环境和洪秀全及其他数百万想考取功名之人生长的环境差别不大。他生于湖南乡下农家，身为长子，下有四个弟弟，从出身来看，前途并不看好。这不是说他家族中的男丁没受教育，而是说他家族里尚无人考取过功名。他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认真参加科考的，但光是为考取秀才，他就考了十六次都落第，直到一八三二年才通过，那时他已进入中年许久。但曾国藩比他父亲远更有本事（至少就科考官所想要的那种本事来说是如此），父亲考取秀才来年，他也通过同级考试，那时他才二十二岁，有着大好前程。这并不轻松——他第七次才考取秀才——但靠着无比毅力和苦读的决心，他通过了层层的科考考验。来年，他通过洪秀全从未通过的乡试，成为举人，然后赴京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阶考试，会试。会试两次落第，一八三八年以优异成绩通过，考取众所艳羡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2]

在由儒家学者治理的帝国里，翰林院汇集了全国精英中的精英，是人才的储备所，曾国藩一八三八年获选为翰林，使他成为帝国约四亿人口中精选出的百名左右学生与教师的一员。 [3]资深翰林掌管儒家典籍的诠释；为科考命题并担任科举考官。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教师，也是日后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年轻皇子的私人教师。他们是皇帝的智囊团，是将数千年前的古老艰涩哲学典籍转化为有用政策与治国良方的智库。对曾国藩之类资浅翰林来说，翰林是登入权力殿堂的门槛——在这段领朝廷俸给期间，跟着帝国内最博学的学者学习，开始进入京城朝廷的社交界。他将在复杂的清朝官僚体系里平步青云，一路往上爬，而获选为翰林正代表这段生涯的开端。科考屡试不第令洪秀全精神失常，走上造反之路，而在曾国藩这位如愿考取功名的小孩身上，艰难的科考则令他对清廷生起效忠与感恩之心。 [4]

考取功名不仅会带来权力和名望，还有更具体的报酬：财富。为资助他求学，曾家已背负巨债，即使有翰林俸给，他在北京生活也不宽裕。但随着第一次外派出京，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情况跟着改观。巴结他的下层官员争相送礼，而通过考试的学子的家人也上门送礼以示感谢。他返回北京时有十六顶轿子随行，轿里装满裘、玉跟银，用来还清他的巨债还绰绰有余。 [5]但同时他也忧心于朝中腐败与淫逸的蔚然成风，斥责京中许多友谊都建立在虚伪讨好和政治利害的考虑上，他写信告诉弟弟，表示自己不想与无助于增进人格修养之人为友。 [6]随着他受到北京一批杰出导师的影响，他对北京社会的忧心更增。这批导师拥护理学这个严格的道德哲学学派，而律己与自我修养是理学的理念基础。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开始以严厉的批判眼光检视自己，开始制定严格规范来管理自己的日常作息：早起，每天早上花一小时静坐；夜不出门；一书未完，不看他书；每天写日记；每餐饭后走一千步，诸如此类。 [7]

若非母亲于一八五二年过世，曾国藩的人生道路或许就不会有那么超乎常规的转折——肯定仍会有超越群伦的成就，但未必成为扭转世局的关键人物。但他母亲就在太平军按照原计划从广西北征，经湖南攻到湖北武昌之时去世。正常情况下，清廷从不派官员赴原籍任职，以防地方坐大，尾大不掉，以确保官员忠于皇帝更甚于忠于他们所治理的人民。像曾国藩如此职等的官员，只有退休，只有因无能遭撤职，或父母之一去世而必须辞官守丧三年，才会返回故乡。一八五二年春接到母丧噩耗之后，他离京返回湖南。由于湖南省城长沙受太平军围攻，因此他绕了一大圈，避开正迅速扩大的叛乱，晚秋时回到老家。

家乡湖南愈来愈乱。官军全力打击移动快速的太平军，留下权力真空，不法之徒趁机作乱，成群土匪肆虐村镇，几乎横行无阻。为此，忧心的皇帝下旨地方官员，要他们开始创办地方团练保卫自己的家乡。但那些民兵部队大部分兵员少而且装备低劣，仓促招募来的士兵没打过仗，武器也不易买到。除了成功击退叛军保住长沙城的一支两千人的团练，大部分团练无战力可言。团练领袖自扫门前雪，不愿离开自己的所在地。各团练间难以统合，真的被说动赴外地打仗时，有许多团练最终只是忙着在太平军过境后洗劫剩下的财物。 [8]

一八五三年一月上旬，华中情势恶化，皇帝下令曾国藩掌理湖南境内乱无章法的团练，用以恢复湖南秩序。皇帝也对邻近几省的个别人士下了类似的命令。皇帝决定这么做，全因为情势危急，特别是因为体认到官军压不下这场叛乱。就曾国藩来说，皇帝授予他家乡的兵权，乃是破天荒之举。但咸丰帝知道他忠心，选他不是因为他展露出领兵作战的本事（大部分文人鄙视行伍生涯，表现出勇武之风的是居统治地位的满人，而非被统治的汉人）, [9]而是因为他近便可用：他正好人在当地，在那里人地两熟。他并未得到特别有力的保荐，向皇上推荐他出任湖南团练大臣的是他在北京的恩师唐鉴，而唐鉴指出曾国藩虽然学识渊博，才干却没那么高。据唐鉴的说法，曾国藩未显的才干在于懂得用人，也是这一点让他成为接此重任的理想人选。唐鉴告诉皇上，他善于识才，能综合众人长才。如果他愿意将他人的才智纳为己用，便有可能成为出色领袖。 [10]

曾国藩不想接这份差事。谕令送到他手上时，他回乡才四个月，丧礼都还没办完，母亲还没下葬，更别提守完三年孝。 [11]他没有实际带兵经验（也未想过要累积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觉得办理团练之事他做不来。因此他决定拒接，写了份奏折欲以守孝未竟为理由婉拒这项任命。拒遵皇帝命令非同小可，但尽孝更为重要。他的哀痛之情发自肺腑；那天他写信给北京友人，说未让母亲入土，他愧疚难当。 [12]但他遵礼守孝的立场也掩饰了他心中团练能否办好的疑虑。若接下此职，他必须到湖南各地向只顾自己死活的乡绅募款，而他觉得那只会自找麻烦，成不了事。 [13]

但接着传来消息，说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叛军已攻下邻省湖北的省城武昌，就此控制了长江中游。危机演变至此，超乎任何人所料。曾国藩的父亲和诸弟，还有一位至交好友，恳请他接下此职，以免家乡毁于战火。最后他们说服了他，他撕毁那份初拟的奏折，接下团练大臣之职。 [14]

∗ ∗ ∗

清朝的常备军分为互不统属的两大系统。精锐部队是世袭的八旗，由满人与蒙古人组成，在北部活动。八旗是皇帝和满人的个人军队，集中部署在皇帝居所和满人的满洲老家与零星分布于帝国数个地方的一些满城。十八世纪清朝打了数场漂亮的边疆战争，将广大的中亚纳入满人统治，这段时期是八旗最鼎盛的时期。但自那之后，八旗战力每况愈下，除某些抢眼的例外，新一代的八旗军人徒有他们前一代伟大战士的虚名。京畿地区驻扎有约十三万八旗部队，但在太平天国发迹的广西，则根本没有八旗驻扎。

八旗军之下，负责帝国大部分地区防务的是绿营。绿营士兵和大部分军官为汉人。粗略来说，满人八旗护卫皇帝和满人，汉人绿营维持帝国广大领土的秩序。汉人大大多于满人，绿营的编制兵力也就较八旗多，据文献记载，一八五〇年代初期有六十万人。 [15]但这一庞大数目只是假象，部队统兵官通常多报辖下员额，以侵吞多出的薪饷和补给品。而且绿营士兵训练严重不足，因为距上次动员绿营来打大规模战争已超过一个世代（实际是五十年）。

雪上加霜的是，绿营人数虽远超过八旗，清朝军费却绝大部分用在八旗身上，使人数较多的汉人绿营不仅平日战备不足，经费也不足。十八世纪的几场战役已榨干清朝的军费，到了一八五〇年代也未得到填补。朝廷到处节流，军事科技因此没什么改良，武器库也维护不善。按照传统做法，士兵得自行购置与维修随身武器（大刀和短刀居多），但在承平时期，他们偏爱将微薄的薪水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买食物给家人或买鸦片。朝廷提供火绳枪，火绳枪在中亚管用，但到了美国独立革命时，已落后于欧洲的火器，而且因为削减开销，火绳枪并未得到适当维修。一八一六年朝廷明令规定，武器使用三十或四十年才可替换。许多现役武器已用了超过百年。 [16]因此，十九世纪清朝的军力，由于承平太久和经费短缺的双重打击而大为削弱。

太平军冲出广西往北攻时，绿营已称不上是军队，比较像是散布帝国全境的庞大警力或武警部队。绿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帝国境内的谷物运输，以及执行运送人犯与邮件之类杂务。指挥权分散，由彼此眼红竞争的文武官员共同掌管——这是清廷刻意的安排，使有意造反的汉人统兵官无法调动所辖军队作乱。但划分不明确的指挥链，也使清廷几乎无法动员绿营来对付太平军之类庞大且移动迅速的敌人。 [17]

曾国藩深知绿营的弊病。早在一八五一年，仍在京城时，他就主张削减绿营员额。他上疏道，各省部队充斥无事可干的冗员。他们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与本地强盗土匪勾结；吸鸦片，设赌馆；开小差，惹是生非，真的奉召打仗时，就雇用无赖之徒冒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将他们装扮成叛军）以邀功。” [18]他写信给某友人说道，即使“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19]一八五三年接下皇上交办的任务时，曾国藩批评更烈。他写道，绿营部队始终在后尾追，从不正面攻击叛军，只从远处以火炮和滑膛枪轰击，他从未听过他们以兵器和他们近身搏斗。他写道，这说明他们训练太差、胆怯畏战，毫无武艺可言。 [20]

于是他提议从头开始，另建新军。他以组织民兵打击倭寇的明朝将领戚继光为榜样，建议组建一支小而有效率的部队。那支部队将受到用心的训练，士兵勇敢不畏战。广义来讲，他于一八五三年开始组建的军队，是他的理学道德秩序观在军事上的体现；一如他已开始自律，他也将以纪律管教他的部队。他恳请忧心的皇上耐心以待。他写道：“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21]

首先，他定下严格的选兵标准。标准之一，士兵应像他一样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而非城市出身。他在一八五五年的一份奏折里解释道：“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浮惰之习，乡村多拙朴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22]其次，他坚持统兵者必须亲自招募下属，不假手于人。他会从弟弟、朋友、文人同僚，以及其他经过仔细晤谈后引进的人士当中，挑选他底下的统兵官，然后那些统兵官会以同样方式挑选自己的下属，如此层层往下，于是最底层的步卒由其同乡的军官招募来，与同乡并肩作战。 [23]

从军官与士兵之间关系的角度看，这是支体现士大夫理想的军队。孔子有言，父子关系是社会最根本的道德基础，曾国藩鼓励军官与士兵间建立类似的情感联结。这不是要鼓励纵容（他是严格出名的父亲），而是要建立坚不可破的义务意识。一八五八年，他告谕麾下诸统兵官：“将领之管兵勇应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傲，其家必败。” [24]同样，在名为《赦》的文章中，他主张惩罚是维系群体内和谐的关键。他深信“小仁者，大仁之贼”; “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有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上有失律者，主者鞭卖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他断言：“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 [25]军中下对上，从步卒往上到将领，也应发挥这种家庭伦理观，他鼓励每个人“事上如子之事父”。 [26]

这些个人关系不可侵犯。士兵或基层军官都不必理会与之没有个人关系的统兵官的指示。将军不能越过其麾下统兵官，向更下级的官兵下命令。 [27]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当将军调走麾下的一名统兵官，该名统兵官所辖的整个单位也都跟着他调走。替补该名统兵官者，如果是初次统兵，就得开始招募人马，从头组建自己的子弟兵 [28]。基于同样的道理，统兵官战死时，他底下的官兵若非透过个人管道转投别的单位，就是得解甲返乡。 [29]曾国藩若死，整支湘军将会解散。

曾国藩也借由优渥的薪饷来鼓励士兵卖命。经费无虞时（这样的情形很少见，只是士兵不知情），曾国藩部队中的步卒每月可领到四两银多一点的薪饷，是绿营步卒薪饷的将近三倍。 [30]此外，凭战功可领到优厚赏金：杀一名土匪十两银，活捉一名土匪十五两银，如果俘获一名太平军（“长毛”匪，有别于一般土匪），可领二十两银，也就是将近五个月的薪饷。俘获叛军马匹者，可拥有该马匹作为奖赏；如果不想要，可将马匹交给上级，换十两银。抢得敌人装备的奖赏较低：一桶火药可领五两银，一桶铅弹可领三两银，一门大炮可领十两银，小炮五两银。捕获一支滑膛枪（“鸟铳”）可得三两银，捕获刀、矛、旗可得二两银。 [31]对穷苦农民来说，这些是天大的奖赏，激励他们勇敢杀敌，尽管那也意味着英勇杀敌是为了物质报酬。

招兵之后，就该进行思想建设。曾国藩军队募来的农民，大部分毫无作战经验，如同一张白纸。因此他们初进营时，曾国藩告以朝廷的期许和用心。在《晓谕新募乡勇》中，他说：“照得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的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国帑。” [32]对他们灌输的思想，要而言之，就是告诫他们报效国家，对皇上心存感恩。对他们的其他心理训练，则化为极具体而切身的要求：学习杀人或学习从容面对死亡。他告诉他们：“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拼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他告诉他们，个人训练攸关生死，不可轻忽。“学得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曾国藩深信，真正勇敢之人不怕死。他还要他们豁达于生死。“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将你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

对那些以个人效忠、优厚薪饷、豁达生死观鼓舞之尚不能令其奋勇杀敌者，也有一套残酷的惩罚来对治，因为，一如曾国藩向其军官解释的，没有严罚不足以治军。因此，为取得补偿而装伤者，得受四十下杖刑，并立即开除。临阵脱逃者若被捕，斩。虚报战功者，不只砍头，还要悬首示众，以儆效尤。 [33]

曾国藩最初的招兵程序，就在这地方显出殊胜之处。因为在庞杂无组织的绿营，有意从军者只要上门就录取。同样，这些人也可能溜得无影无踪。但湘军招兵程序讲究私人关系的特质，使逃兵几乎不可能发生，曾国藩的招兵制度就因为这点极具效率。每个士兵都是由统兵官在自己家乡亲自招来。士兵所属单位的同袍知道他住哪里，很可能还是跟他一起长大。按照曾国藩的严格规定，招进士兵的军官不仅得写下该兵员的名字，还得录下他的指纹和家族每个成员的名字——族中某些成员需要为此人从军具保。 [34]借由这一做法，湘军士兵无一人会临阵脱逃，遁入乡间；士兵若违反军规，他的家人绝对会受到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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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建军的第一个障碍不是敌人，而是与曾国藩争夺经费、武器和补给的地方官员。他们存有山头主义，除非上级明令要求，通常不愿支持他。他的非正规职位挂名“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 [35]职称含糊，镇不住地方官，因为那个职称对地方官没什么意义，很容易遭到漠视。由于帮办团练之职仓促任命，他的关防不是玉雕，而是木刻，此事也无助于曾国藩顺利建军，因为这让某些人认为那是伪造的。他得与绿营统兵官协同行动，却不大叫得动他们，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曾国藩极反感，因而有时还把攻击矛头指向他的团练，而非敌人。一再有湘军士兵遭绿营拘留甚至杀害，一八五三年，绿营部队更直接杠上他，烧了他的大营。 [36]

过去清廷供应武装部队经费和装备，但太平天国叛乱时，国库空虚，已无多余之经费和物资给予湘军或国内其他地方新办的团练。因此皇帝特别允许这些团练的领导人以多种方法自筹经费，包括征收河川交通税、卖学位和虚衔给富人，以及直接募款。因此，曾国藩得直接找湖南境内的有钱地主和富商寻求支持，尽管他们可想而知无意支持自己所居城镇以外的活动。他需要一番说辞来说服他们。对于使早期太平军团结为一体的基督教天启教义，他只知道一点皮毛，但太平军攻占城市后毁掉孔庙一事，已够他拿来好好利用。孔庙祭祀古圣先贤，崇奉圣贤所代表的国家制度，是他一生事业的最根本基础。因此他在争取大地主和富商支持时，不诉之以太平叛军对清朝的威胁，毕竟清朝江河日下的威权，与他们的利害关系不大（在已有数十万老百姓加入叛军的湖南境内尤然）。他摆出比清朝存亡更严重的利害问题，即太平叛乱危及儒家文明存续一事，来打动他们。

在一八五四年的《讨粤匪檄》中，曾国藩细数叛军对中国既有生活方式的威胁，借以替他的团练募款。他写道：“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 [37]他特别吁请士人勿袖手旁观，并以太平天国禁绝儒家典籍一事示警。他写道：“士不能论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是比威胁满清统治严重千百倍的罪行。他接着写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叛乱之事所在多有，但从未有叛军将矛头指向儒家思想本身，再怎么穷凶极恶的叛军都“不犯圣庙”。他这番话背后未言明的警告，乃是太平天国的目的不是推翻满清，另建王朝，而是将王朝统治政体整个消灭。

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措辞极为小心，因为在情势如此不定的时代，就连原来顺服于皇帝的子民，如果认为叛军必定会赢，都会转而支持叛军。所谓的天命本就不是永远属于哪家哪姓，人人都有凡是王朝总有一天会覆灭的认知。但曾国藩直接求助的那些有钱大地主，是在清朝治下发达致富，争取他们支持湘军时，曾国藩得让他们相信满清垮台的时机还未到。因此他坦承情势或许看来和人们心目中王朝末年会出现的情况——盗乱蜂起，朝廷几乎令不出中央——极为类似，但他坚称当今皇上好于那些王朝末年的皇上。他写道，汉唐元明诸朝末年，朝廷的确已无力掌控乡间，“群盗如毛”，但他主张，咸丰帝与那些皇帝不同，仍未失去控制权。他以或许带着期许的口吻写道，咸丰帝“忧动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这证明他仍掌控大局，证明清朝不会就此衰亡。在天下大乱之际，曾国藩为遥远的异族皇帝写这么一篇明显替他辩护的公告，其实在化解藏于人人心中的忧虑：满清可能失去天命。

这样的诉求或许打动了靠当今王朝取得权力和威望的受教育乡绅和文人，但从意识形态上看，农民能从咸丰帝保住皇位之中得到什么好处，则不清楚。只要给予人民基本的安全保障和合理的税赋，朝廷换谁当家，乡间人民不是很在意，而当今的朝廷在安全保障上做得特别差。但农民不为湘军提供经费，而是提供人力，因此，曾国藩必得以厚饷付予他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并告诉他们这些粮食和补给都是皇上所赐——尽管事实上那些东西不是来自朝廷府库，而是来自地方乡绅。在皇上得不到百姓死忠效命下，诱之以物质报酬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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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武器来说，湘军所用的武器和官军及太平军所使用的没有两样，主要武器是近身搏斗用的冷兵器：源于军事用途的刀和矛，还有农具：锄、长叉、短柄小斧。次要武器是火器，特别是人称“鸟铳”的长火绳枪。这种枪借由使导火绳往下触击枪管后部的火皿来击发。火绳枪遇雨就无法击发，燃烧中的导火绳在夜里易暴露行踪。重新装填弹药要花上约一分钟，但经过用心训练，使士兵熟悉重复击发的技巧后——曾国藩就如此训练湘军——一队经验丰富的火绳枪兵，每次齐射都能整齐划一。较重的抬枪是大口径的火绳枪，长约二·四米，需三或四人操作，使用时若非架在小角架上，就是由两人一前一后扛在肩上。抬枪能将一磅重的子弹射出将近一·六公里远。最后，还有带轮的铜炮；大型铜炮配置于城墙顶上，小型铜炮在作战时拉着跑，但造价昂贵，因而较少见。

绿营使用朝廷配发的武器，曾国藩拿到省府所能提供的武器，然后自设兵工厂，制造武器填补不足。叛军在取得武器上则必须动更多脑筋：太平军抄收被他们攻占的城市的兵器库，十分倚赖农具，在北方打仗时自铸小炮。被围时，他们甚至懂得烧掉砖块，提取硝石以制造火药。 [38]一段时日之后，双方都试图从上海洋人那儿取得连发卡宾枪。一八五二年太平军拿下湖南岳州城时，挖出一大批藏在地下已生锈的火器，说明了当时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停滞不前（也说明了为何那些洋枪会那么管用）。那批枪是三藩之乱时（一六七三～一六八一）吴三桂军所留下，可能已有将近两百年历史，但叛军拿到它们仍如获至宝。 [39]

从建制上看，湘军组织的基本单位是营，每营有官兵共五百零五人。 [40]营与营可合组成不同规模的部队，但每个营的内部编制一样且不可变更。每营下辖四哨（前、后、左、右哨），每哨一百〇八人。这些人，加上营官亲兵（即营长卫队）七十二人和营官本身，共五百零五人。每哨下辖八队，包括两个抬枪队、两个火绳枪队，另外四队配备刀和矛。正常编制下，每队有十兵，加上一名队长、一名专用伙夫。但抬枪极笨重难使，因而抬枪队多编两人，为士兵十二名（每队有三挺抬枪，四人操作一挺）。每个哨长还有七名扈从，包括副哨长（“护勇”）一名、贴身侍卫五名（“伙勇”）、伙夫一名。营官亲兵六队，每队亲兵十人，什长一人，伙夫一人，共六队七十二人。其中两队配备火炮，三队配刀矛，一队配火绳枪。最后，还有称为长夫的后勤人员：每营有一百八十名长夫，负责帮忙运送武器、火药、药物、衣物。因此，火炮不多，将近一半的士兵未配备火器。这些营得独立作战，得自行维持军纪，为此，营官的七十二名亲兵也扮演独立的宪兵角色，在部队于附近城镇扎营时，防止士兵犯罪。

为支持地面部队，曾国藩成立了一支水师，负责河上与湖上作战。这是前所未有的计划；一开始他和他的将领都没见过炮艇，湖南境内也没有懂得建造炮艇的工匠。但他创设了三个造船厂，从外地引进专家，教当地人建造管用的战船。一名来自广州的顾问教他们建造大船“快蟹”。“快蟹”是南方鸦片走私者所用的船只，船两侧各架设密集的十四根桨，可乘四十五人（但实战后发现“快蟹”笨重迟缓，最后曾国藩予以弃用）。两名来自广西的顾问教他们建造较灵活的“长龙”和可见于西南部河道上船行如飞的舢板。长龙是装饰繁复、色彩鲜艳的船，长十三·五米，宽一·八米，有十六根桨、七门铜炮，每门炮重约一百八十公斤。长龙在船体中段安有一面大帆，全员满载时刀、矛、旗林立。船身较小的舢板，甲板完全敞露于外，每边各有十根桨，长九米，宽不到一·二米，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架设一门铜炮。 [41]舢板是可爱的小船，而且行动迅捷。诚如一位美国年轻人描写他在长江上所见的一艘舢板：“船身漆亮，船底非常平，让人觉得几乎未碰到水面。” [42]

 

到了一八五四年，曾国藩已有随时可作战的十三营陆师，并有十营水师支援陆师。这十营水师共有两百多艘战船、一百艘载运补给品的河帆船，一艘充当旗舰的大船。 [43]但事实表明，在实际统兵作战上，一介书生曾国藩的表现是一塌糊涂。他四肢不灵活，马骑得勉强及格。那年春天，湘军初试啼声，得到小胜，将叛军往北赶出湖南，但接下来一连串惨败，使湘军连连败退，直退到省城长沙，他原以为牢牢抓在手里的领土全被叛军夺走。打败曾国藩后，太平军直穿过湖南省心脏地带，攻下长沙南边的大城湘潭。湘军三个造船厂，有一个设在湘潭。太平军匆匆构筑起防御工事，将曾国藩的一支船队据为己有。另一支太平军拿下长沙北边的较小城市靖港，夹在靖港和湘潭之间的长沙随之可能不保。曾国藩上折自请治罪，自言过错全在他经验不足。

为解长沙可能被围之局，他分割兵力，派一支纵队加支援水师往南开往湘潭，他则亲率一支四十艘的舰队往北，欲夺回靖港。湘江由南往北流，靖港位于长沙下游，因此曾国藩具有由上游往下游的作战优势。他原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却是溃败。他经验不足的水兵受制于侧风加上迅急水流，无法控制战船，船直接闯入叛军炮火射程。未立刻溺死的湘军水兵，看着战船被等在岸上的叛军掳获并烧掉，或是被船舰数量数倍于曾国藩水师的叛军堵住而掳获并烧掉。这一次他并未上折罪己，而是打算直接自杀谢罪；他命人将船划到麾下军官见不到之处，想投水自尽。一名忧心的幕僚偷偷跟着他，见他掉进水里，把他拉了上来。麾下军官把他送回长沙休养。 [44]

长沙官场本就有人看不惯他，湘军每场战败都给了那些人攻击他的把柄。就在他自杀未遂而躺在床上养身子时，长沙一群官员参他一本，要求惩罚他并将湘军解散。 [45]但就在这时，他派去湘潭的湘军陆勇大捷的消息传来。叛军在湘潭构筑的土造工事，挡不住湘军四天连续不断的进攻，据报湘军在此役屠杀了万名叛军，缴获一千艘船。太平军残部开始往北后撤，长沙暂时解围，情势有了转机。曾国藩很快就懂得将打仗之事交予他人负责（诚如唐鉴先前告诉咸丰帝的，他真正的长处在于识人用人）。他有时间重整军队，重建水师，一八五四年整个夏秋，湘军肃清湖南境内的太平军，将其赶进湖北。该年十月，湘军夺回长江沿岸重要城市即湖北省城武昌。

一连串的胜利使长沙官场批评他的人暂时噤声，但在湖南和北京，仍有许多人对他的非正规职位心存疑虑。至少咸丰帝得悉曾国藩的部队夺回武昌，龙心大悦，欣然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但有位大学士只看到此事可能的流弊，劝谏皇上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46]咸丰帝听后不置可否。

∗ ∗ ∗

随着湘军规模日益壮大，曾国藩麾下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的统兵官，其中大部分是他的湖南同乡。他物色带兵人才时，先从他的旧故邻人找起，然后逐步往外扩及当地文人圈。他四个弟弟，有三个成为统兵官：一八五四年曾国藩四十三岁时，三十二岁的曾国华成为统兵官，当时曾国荃是三十岁，曾国葆二十六岁。但除了湖南人，还有数位重要的统兵官来自其他省，这些人是由他人荐举或从绿营高阶军官圈子挖来。其中甚至有几位满人，骑兵军官多隆阿是其中最骠勇善战者，才华过人，但专横跋扈，以不识汉文自豪。他毫不掩饰其对非满人统兵官的鄙视，而那些统兵官也大部分不愿和他共事。 [47]就专门技术人才来说，曾国藩也倚赖湖南以外之人，例如就骑兵来说，他从华北诸省招人，那里地势较平坦，比多山的湖南更利于孕育出骑术较精之人。针对非湖南籍人士，他制定了另一套薪饷等级：军官受薪高上许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非湖南本籍人士，不会基于同乡情谊卖力作战，但在较低层，湘籍士兵和长夫所领薪饷属于中上，说明了曾国藩对他们的看重。绝大部分基层军官和步卒始终都来自湖南，因此曾国藩的整个部队人称湘军。

成立湘军的目的是平乱，而他的座右铭——屡屡出现于他的书信和命令里——乃是“爱民”。他深信，若未能赢得当地民心，军队获胜无望。而由于清朝正规军的劫掠恶行人尽皆知，他努力让湘军严守军纪不扰民。这有一部分是为了宣传，欲散播仁心朝廷爱护子民的道德形象。但这么做也基于现实利益，因为出征的军队极倚赖所经之处的居民提供粮食。湖南对外的水道补给线安全无虞时，湘军能源源不断收到人员、书信、火药和银子，以及用平底船运来的基本食材：米、盐、食用油、炭。但蔬菜和肉类得由士兵从营地附近的市场买得。在营地周边建墙、挖沟的工人，必须从当地雇来。

曾国藩麾下军官是饱读诗书的书生，但他的兵是大老粗，因此他编歌来教兵。战争晚期，湘军士兵行为不当之事频传，令他大为苦恼，他于是编了首“爱民歌”，教导他们出征期间严守军纪。这首歌的内容既反映了曾国藩要士兵勿做的事，也点出士兵正在做的不规矩事。歌中列出的规条包括：莫走人家取门板（当柴烧）；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无钱莫扯道边菜；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歌的最后他道出军人与农民齐心平乱的基本期许（被二十世纪中国早期红军刻意仿效的情操）: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48]他要求麾下统兵官，只要士兵一有空闲就教他们唱这首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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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四年十月拿下武昌后，湘军开始往东向长江下游进攻。故乡湖南境内叛军已清，湘军无后顾之忧，而在他们的武昌驻扎地和围攻南京的绿营江北、江南两大营之间，长江蜿蜒约六百五十公里（直线距离不到五百公里），沿岸具战略价值、有城墙围绕的城市皆在太平军手中。只要叛军控制这些城市，叛军与其都城就始终可以互通声息，往来无阻，官军围攻南京就永远不可能竟其功。因此，夺回这些城市的艰巨任务，就落在曾国藩肩上。

太平军兵力大于湘军且气势更盛，因此曾国藩的胜利，大部分得益于敌人将注意力摆在别处——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湘军初期的胜利都遭逆转而惨败收场，使他好不容易建立的自信一再被击溃。湘军顺长江而下，挺进到扼控长江与鄱阳湖交会处的战略要地九江城，然后在一八五四年冬，曾国藩大大失策将兵力分割，致使来年二月他的旗舰付之一炬，他最精良的船舰被太平军堵于鄱阳湖中，无法进入长江，也就无法支持陆师。随着兵力损失甚巨，军心浮动濒临哗变，他再度企图自杀。他想策马直冲正在激战的战场，一死了之，被他的军官及时拉回，使他二度自杀未成。 [50]

一八五五年二月大败于九江之后，曾国藩困在湖南东边的江西省十八个月，一筹莫展，旗下兵力万余人，却付不出薪饷。江西官员一如湖南官员鄙视他，不仅不愿伸出援手，还公开嘲笑他，致使在太平军于该年四月卷土重来溯长江拿下武昌时，曾国藩倍觉羞辱且无助。一八五六年东王杨秀清天京政变未遂遭残酷镇压，以及随之而来的太平军势力大衰，才让曾国藩有机会松一口气。一八五七年底，他父亲去世，他再度返乡奔丧。战场失利令他灰心，顽固官员不断扯他后腿使他失望，他于是请辞，将军队交给他麾下的高级军官。咸丰帝同意他辞职，但告知若受到征召，得回来再为朝廷效劳。约一年后他才结束假期，再度披挂上阵。 [51]

∗ ∗ ∗

曾国藩部队以同省之人组建而成，有利于全军一心团结作战，但这种建军特色也意味着他的士兵大体上只在攸关湖南本身安危时才士气高昂。因而，带领湘军出湖南，顺长江而下到他省作战，并非易事。毕竟湘军组成的初衷就是击退入侵的太平军，恢复湖南的安定，就连曾国藩本人当初决定接下皇上交办的任务，也是基于他父亲保卫家乡人人有责的信念。但肃清湖南境内盗匪与太平军残部的目标完成之后，曾国藩立即放眼长江更下游的湖北、江西、安徽，目标遥指南京。如果他曾为将三湘子弟兵带出湖南打仗感到一丝疑虑，那么他并未将这项疑虑告知家人。一八六〇年夏，他在家书里写道，他现今的生命已属于国家：“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恨，斯为大幸。” [52]

但他底下的官兵没这么豁达，对他们来说，离开湖南，就是把家园和父母妻小丢在家乡无人保护。因此，他下令湘军进入邻省江西跟安徽作战时，特别指出湘军在这两省作战就是在保护湖南的后院。但在一场战线众多且一再移动的战争里，这种办法有时并不管用。一八五九年春，湘军在江西攻打位于鄱阳湖另一边的瓷都景德镇而无法分身他顾时，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另一支太平大军从湘军南边穿过江西，然后往北越过省界进入湖南，兵力达二十万至三十万之众（据曾国藩的情报）。

得悉石达开攻入湖南，湘军士兵大受震撼，开始乞假返乡。但曾国藩认为绝不能将部队从景德镇撤回，因为那将为太平军开出另一条威胁更上游地区的路线。于是他只调了几位统兵官回湘，并要他们竭尽所能将被开除、放假和退伍的湘军士兵找回，集中运用。他要其他军官稳定军心，指示他们“湖南不患无兵，不患无将，所患齐集略缓，不能趁贼之初入而扑灭耳”。他相信在湖南境内集结的兵力能挡住来犯叛军，下令位于景德镇的诸统兵官“传谕各弁勇安心剿办，无庸怀内顾之忧也”。 [53]这番信心喊话无效，但湖南境内仓促集结的守军最终守住了。那一整个夏天，石达开部队攻打宝庆。有城墙环绕的宝庆深处湖南内部，距曾国藩家乡只约五十公里，因四万湖南守军坚守而未被攻破。最后石达开放弃攻城，八月带部队走西南入广西。同月攻下景德镇后，曾国藩才开始加派援军回湘。 [54]

 

随着阅历增长，他变得更为固执。他既得为自己人——他的家人、他的士兵、他士兵在湖南的家属——负责，又得向咸丰帝和大清帝国尽忠，权衡这两者的轻重，造就他上述的性格。一八五九年春夏，他在景德镇驱遣湘军忍着思乡之苦继续作战时，把为朝廷攻打太平叛军之事摆在第一位，要求士兵勿担心家乡的安危并且信任他。但有时他反把自己的部队摆在第一位。拿下景德镇后，皇上要他带湘军到长江更上游的四川，以阻止石达开攻进四川而控制这个富饶的大省。若转战四川，曾国藩及其子弟兵将离开内战的主战场，打一场与保护湖南后院无关的仗，也无法在攻下南京后让湘军博得协助平乱的功勋。于是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把自己和湘军摆在第一位。

他恳请皇上体恤他士兵的忧苦，借此回绝皇上的命令。他呈上《复陈防蜀缓急折》，说“湘勇在江西者各怀内顾之忧”, “弁勇瞻顾身家，归思尤切，徒以景镇吃紧，不准告假。一旦拨队征蜀，道经楚境，必且纷纷请假，势难禁止。” [55]他说，这是带团练出征的缺点，因为“久征则常思还家”。即使他能阻止他们请假回乡探亲，往四川之路也非常艰难，距离超过一千六百公里，要穿过三峡和其他危险之处，而江西作战已使湘军感到疲乏。他写道：“窃恐弁勇未必乐从。”他的诉求奏效。其他人也上奏说东部战场需要他，在他们的支持下，他终于不必带兵进川，继续从湖南往长江下游打。

他想忠于皇上，又要替子弟兵着想，努力在这两者间拿捏出平衡之道，但上了战场必然会有人牺牲性命。而由于湘军子弟的同乡情谊，同袍的丧命更令在世的官兵悲痛难抑。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已成为受敬重的战地统兵官，一八五八年十一月率领所部进攻安徽三河城，大败而全军覆没，作为副将的曾国华战死，主将李续宾则自杀。六千湘军战士死于三河，其中许多人来自曾国藩家乡。不久后，又有大批湘军士兵兵败景德镇遭屠，湖南人伤亡更增。曾国藩在兵营哀悼弟弟国华之死，他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葆（后来也死于这场内战）发誓为手足之死报仇雪恨，同时，在曾国藩的湖南老家，遍布梯田的丘陵上，则回荡着他悲痛邻人的哭声。他们从自家屋顶上大喊，为死去儿子招魂，乞求他们回家。 [56]

∗ ∗ ∗

一直到一八六〇年，清廷剿太平军之役，都把重心放在由张国梁与和春所统率，对南京的围攻日益紧密的绿营部队上，曾国藩在长江的部队，在整场战役中只扮演支援角色。但接下来，就在官军似乎胜券在握时，一八六〇年春，洪仁玕解围南京的计划奏效，战局大逆转。到了五月底，官军已被歼灭，主将战死，太平军从南京倾巢而出，往东挺进。就在这清军群龙无首之际，曾国藩的时代终于到来。一八六〇年六月，咸丰帝派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所辖的安徽、江苏、江西三省，正是受这场内战摧残最烈的地方。八月下旬，咸丰帝派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这三省军务，确立他为长江流域的清军新统帅。

皇上（如曾国藩一位幕僚所说的）别无他策，只能倚重曾国藩，曾国藩过去不断地为自己部队找生路的挫折随之得到纾解。 [57]与扯后腿的省级官员和眼红的绿营统兵官明争暗斗多年后，因为这两项任命，曾国藩同时掌握了内战主战场的军事与政治大权。身为军事统帅，他能调度官军残部和当地团练支持湘军作战。身为两江总督，他能安排门生出任重要文职，以便透过他们从这三省——至少从仍未受战祸波及且仍在朝廷管辖的三省部分地区——抽取资源，挹注湘军所需的经费和物资。 [58]

突获拔擢成为方面大员，使他行事更为坚持己见。古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着曾国藩的领导统御手法趋于老练，他对自己的军事行动有更大掌控权，有时他虽表明忠于朝廷，却不愿照上级的指示行事。战前在朝廷行走多年的经验，已让他看清楚朝廷官员是何等昏庸无能，何等缺乏经验与自满，他不想让他们的经验不足坏掉他的征战大业。他只相信自己日益锐利的战略眼光，也了解自己军队的局限，因此他对北京下达的许多命令几乎都置之不理。一八五九年，朝廷要他追击石达开入川，他婉拒不从，现在，一八六〇年，又有一批新令下达，要他放弃安徽战事，立即带兵到下游保卫苏州与上海。但他以此刻投入他的部队无济于事为借口，留在原地不动。

他决定实行的策略，竭尽所能不予背离的策略，乃是包围。这个策略令人想起他对围棋的热衷。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他仍扮演包围南京的绿营部队的支援角色时，呈上《遵旨悉心筹酌折》，向皇上说明他的战略构想。 [59]曾国藩解释道，朝廷正在对付两种叛军，一是不断流窜的“流贼”，一是想建都称王的“窃号之贼”。在帝国内四处流窜的石达开部和华北的捻军都是流贼。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乃是做好准备伺贼到来，坚守阵地，挫他们的锐气。至于对付窃号之贼——最重要的是立都南京的天王——可以先“剪枝叶”（剪除四处掠夺物资供应他们所需的军队），再拔其根本，直捣他们老巢。他指出绿营未能完全包围南京（后来的发展表明，他们留给南京一条自由进出的通道，正种下他们的败因），深信为了真正切断南京与外界的联系，清军首先得一个个攻下南京以西长江沿线的诸多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而英王陈玉成在安徽首府安庆的基地，是第一个该拿下的目标。太平天国在长江沿岸牢牢掌控了几个重要据点，一八五三年起就落在叛军手中的安庆，是其中位于最上游者。安庆的防守兵力覆盖从西边前往南京的水路及陆路要道，为扼控进出的咽喉。只要太平军控制安庆，曾国藩的部队就别想进到安庆以东，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但如果他能孤立安庆，再予以摧毁，他认为或许就能长驱直下直抵叛军首都。

 

从陆路进攻难以取胜。叛军有大大的兵力优势（一八六〇年时曾国藩的湘军仍只有约六万人）, [60]与叛军打野战，十之八九占不了便宜。根据他的情报人员编写的报告，叛军所使用的不规则阵形非常多样。有变化多端的“螃蟹阵”——一队士兵居中（蟹身），往两侧各伸出五路——能视遭遇敌人的不同而迅速变阵迎战，或变为两队，或四队，或类似十字的五队。有所谓的“百鸟阵”，临敌时大部队化整为零，分为数支小队，每队二十五人，如成群飞翔的鸟，星罗棋布，令敌人摸不清楚其兵力的多寡，不知从何处攻起。又有“卧虎阵”，用于丘陵地形，上万名叛军贴地隐身，鸦雀无声，然后当官军通过山谷时，突然全部跃起，扑向敌人。 [61]与太平军野战，官军通常没有胜算。

因此，要取胜，就得利用战场营造出对己有利的态势。曾国藩在某篇论战略的文章中写道，凡两军相接，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客。占主位者总是占上风。“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时，比的是耐心：“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 [62]湘军兵力居于劣势，因此曾国藩力求使叛军始终居于客位，其做法是诱敌进攻湘军的防御设施，若不果，则挑激敌人先出手。为此，他常刻意在叛军附近安设防御工事严密的营垒，冀望诱使叛军主动来攻。

一八六〇年六月，太平军大部分兵力因其在东边轻易取得的胜利而分心之际，曾国藩趁机从西边进入安徽，派胞弟曾国荃悄悄围攻安庆。曾国荃率领一万湘军进到距安庆城墙近处扎营，并在雇自当地的工人协助下，开始在城外建造两道高土垒，土垒两侧各有一道六米宽的长壕沟，以强化土墙的阻绝功能。两土垒一内一外与城墙平行，湘军驻扎于两垒之间。内土垒面城，用来保护湘军免遭城内守军攻击，外土垒则用来阻挡太平援军。这基本上是缩小版的湘军防御城池。为进一步阻绝太平军从北来援，满人统兵官多隆阿率领两万骑兵，在安庆北边约六十五公里处的叛军据点桐城外设了一道阻绝线，曾国藩的水师则在安庆上、下游数公里处的长江上各设了封锁线。

七月下旬，曾国藩带湘军余部共约三万人进驻长江以南的安徽南部山区，并率领他直辖的六营部队在城墙环绕的祁门镇设立大营。祁门位于安庆东南方约一百公里处的山谷中，地形崎岖，对外道路不多。他以祁门为中心，呈放射状部署其余的兵力，以控制东来的路径，维持往西经景德镇（这时已在他手里）到江西的陆上补给线。

他一眼就看出祁门是设立大营的绝佳地点。此地四面环山，山势陡峭，从北或从南都无法靠近，而且他直辖的部队控制了东西向的官马大道。他很满意这个地点，初到此地时写道：“层岩迭嶂，较之湘乡之云山，尚多四倍，泉甘林茂，清幽可喜。每一隘口，不过一哨，即可坚守，并无须多兵也。” [63]坐镇祁门，曾国藩可从安全之地统筹攻打安庆的军事调度。

但随着一八六〇年夏去秋来，随着北方再度遭英法联军进犯，祁门的安全之所开始让他觉得比较像是监狱。十月十日，北京来旨，要他派麾下最能打的野战指挥官——来自四川的鲍超——带领三千名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前往北方协助僧格林沁的八旗部队抵御英法联军。曾国藩认为没了鲍超支援，他的部队守不住在安庆的阵地，而且他认为僧格林沁的蒙古精锐骑兵守得住京城。因此，尽管皇上危机迫在眉睫，他却未遵旨照办。他推断，鲍超的部队抵达北京时至少已是一月，届时已是寒冬，肯定已不再需要他们。而他已把湘军全押在围攻安庆上，几乎没有其他兵力来守住他后方的上游地区。围攻安庆若失败，将为太平军拿下上游的武昌，乃至再度威胁湖南，打开大门。因此他近乎病态般坚守其在安徽的据点。但他不愿让步既是因为固执，也是因为忧心；在家书中，他坦承他差点守不住。 [64]

他未遵旨照办，至少未立即照办。曾国藩最终奏请皇上从诸将（包括曾国藩本人）中择一人，带一支湘军分遣队北上，协助僧格林沁抗击洋人。但上这样的奏折，除了拖延安徽湘军兵力的抽调，没有别的理由。 [65]祁门与北京相距将近一千三百公里，公文递送单程就要整整两星期。曾国藩很清楚，等收到回复时，至少已过了四星期。他用拖字诀，替围攻安庆再争取到一个月。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以挫折口吻写道：“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66]他身边的世界整个分崩离析，但他坚守既有立场，深信如果放掉他在这山谷里拥有的小小优势，将会全盘皆输。

∗ ∗ ∗

十月在寒雨不止中沉闷地过去，曾国藩的心情郁闷至极。他在住所里不断来回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下了一场又一场的围棋，烦忧于年华的老去。 [67]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道：“目光日昏，精神日见日老，深惧无以符此大任。” [68]

他倾其所有投入这场战役，但进展并不顺利。安庆坚守不屈。城内的叛军似乎物资充足，可从容等待援军到来。他极欣赏的一名统兵官已多日未有消息，因为他带兵驻守附近的徽州，保护曾国藩的东翼，数日前突遭太平军袭击溃败。叛军从四面八方悄悄逼近祁门，祁门镇上挤满数千名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他们劫掠店铺，使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69]但北京仍无消息传来。他坚守阵地，忧心忡忡，不知是否不得不将安庆让给太平军，随之将安徽南部、武器，甚至湖南和华中都让给太平军。

最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他打开一封北方友人的来信，首度得知英法联军不仅已经侵入北京，还把圆明园烧个精光。原本的麻木无感变成震惊。他在日记里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 [70]八旗溃散于北部，绿营大败于东部。清朝的传统军力，在两个战线，面对不同的敌人，都落败了。曾国藩面临惨淡的未来：整个帝国只有他还掌控一支完整的军队。他在安徽的战役是唯一还未分出胜负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