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集团军中国共合作的战斗友谊

何宝松

一九三八年冬，广州沦陷后，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退守粤北，总司令余汉谋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以及舆论的谴责。这时有进步人士向余汉谋建议加强部队的政治训练以提高官兵的战斗意志。余汉谋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拨出经费，在翁源县香泉水成立政工总队，招收由广州退出的大、中学生及进步青年约一千人为队员，由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兼任总队长，中共党员（当时未公开身份）廖锦涛、陈长源以及进步人士林楚君等作为骨干，负责领导培训。结业后分派到各军、师、团、连去工作，每军为一个大队，每师为一个中队，每个团设一政工队。在此之前，广东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亦由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组织的“锋社话剧团”分赴部队开展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即与政工队融合成一体。

我在青年时期，在第十九路军担任连长，参加“一·二八”战役，在江湾战场负伤；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我在广东部队第一五四师第四六〇旅担任主任参谋，又随部队开赴上海参加“八一三”战役，在苏州河以南战场再次负伤，旋即运回广州陆军总医院动手术取出弹片。伤愈后，不久即担任第一五四师第四六〇旅第九二〇团团长，守备于粤北从化县的良口、牛背脊一带。我师虽然是惠广战役的战略预备师，同样受到战败的影响，士气低沉。而我也在思考图强雪耻之道，时时陷于沉思之中。正在这个时刻，广州锋社话剧团一批抗日救亡男女青年到来，师部成立了一个政工队，由李悲而任队长，萧芳为副队长，此外还有李门、何呈禹等。梁绮是该队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李门后来担任队长、梁绮为副队长，还有《全国总动员》歌词作者荷子即何芷等人。

政工队员们经常住在我团，深入连队，与战士们共同生活，很快和官兵们建立了战斗友谊。他们带来了一些图书，设立流动图书室，在团部、营部、连部轮回展出，其中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干部争相阅读。因为战士们多数没有文化，政工队员们就在每个“纪念周”或早晚集会上给予讲解，第一步安定了官兵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跟着，大事进行文艺宣传，组织战士歌咏队，经常举行文艺晚会，演出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铁蹄下的歌女》等等。平时队员们热情地为战士们教唱歌曲，如《延安颂》、《延水谣》、《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保卫中华》等等，特别是荷子和何安东、黄友棣合作，创作了不少针对广东战区反攻广州的雄壮乐章，如《全国总动员》、《大众的歌手》、《良口烽烟曲》等等。干部唱，战士唱，全军都唱，“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保卫中华，誓死保卫民主的中华！……”、“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回广州去，广州是我们的故乡，广州是我们的革命策源地……”这些进行曲的歌声，每当旭日初升的清晨和晚霞灿烂的黄昏，震荡回环在粤北良口、牛背脊的山谷中，真是山鸣谷应，风起云涌，大大鼓舞了全军的战斗意志。

通过政工队的辛勤劳动，忘我工作，全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呈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不到一年，我们便取得了粤北战役第一次大捷。这时我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法兰西《马赛曲》在取得战场胜利的作用。粤北大捷了，政工队又作了《石榴花顶石榴花》等曲，歌颂粤北战役的壮烈。“石榴花顶上开着石榴花，它红过珊瑚，红过琥珀，红过血也红过朱砂……”（石榴花顶是位于良口附近的一座高山，在这里与日军激烈鏖战）。

现在，距离粤北大捷已经四十五年了，团结战斗的歌声仍然响亮地回旋在我的耳边。我想，当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虽然中共人士在我们军中还没有正式公开身份，但事实上我们却做到真正合作，团结御侮，这样才产生了取得胜利的力量。广州解放后，我每见到李门、梁绮、荷子等同志，谈起旧事，大家津津乐道，欣然微笑。他们都诚恳地说：“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永远合作。”因为彼此都从历史教训中建立了坚不可摧的信念——只有国共合作，才能加快振兴中华的步伐。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