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要死在舞台上”
我第一次见到舒绣文是在一九三六年，上海业余剧人剧团到南京来演出《大雷雨》的时候，她在剧中演那位厉害的婆婆。她演得很认真，人物心理动作既连贯又鲜明，给整个戏的演出增加了光彩。另一次是她到南京演《月儿弯弯》，胡蝶主演，她演一个保姆。
我正式认识舒绣文是一九三七年在汉口。那时我刚从国立戏剧学校毕业，王瑞麟派了一位剧务把我们五个剧校毕业的同学接到汉口，参加了行营电影股的怒潮剧社。我们一到那里便排演阳翰笙写的抗战剧《前夜》。在排演当中，上海八一三抗战发生了，一大批上海影剧人来到武汉参加了电影股，其中有袁牧之、陈波儿、黎莉莉、黎明健、舒绣文等。舒绣文当即参加了《前夜》的排演。她只在一幕戏中演一个带头的群众，闯进门来只有一句台词。可是我看她非常用功，在人物出场前，不断地读那句台词，力争读得合乎当时的规定情境，努力追求饱满的人物感情。对这样只有一句话的群众角色，她都这样认真，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以后政治部第三厅在郭沫若领导下，行营电影股改名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拍了几部短片。其中有《八百壮士》，描写上海四行仓库誓死抵抗日寇侵略的壮烈事迹。有一部写日寇的烧杀抢掠，是黎莉莉主演的。还有一部描写农村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是舒绣文主演的，她演一位农村妇女。另外她在汉口还参加了其他剧团的演出，记得电影剧团到汉口时，赵丹曾导演过《夜光杯》，舒绣文演其中的主要角色，我也参加了演出。那时只要是宣传抗战的，大家都非常热情地参加。
在这段工作期间，很多演员都住在汉口杨森花园，生活中接触较多。舒绣文非常好强，无论什么名演员她都想在表演上超过他们。她很聪明，为人爽直，有话肯直说。我们都是北方人，常在一起做简单的面食——拨鱼。在闲谈中也谈起了她的家庭和过去的生活，她幼年在北平，家境贫苦，在安徽中学读过书，因为那学校是免交学费的。
我们在汉口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怕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器材被日本飞机炸毁，一九三八年夏撤退到重庆。电影器材都保存到山洞里去了，我们就以演话剧为主。在这段期间，舒绣文在党的戏剧工作者的团结培育下，演戏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一九三八年夏，怒潮剧社刚到重庆时演出了《为自由和平而战》，这是一个大型活报剧，舒绣文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演其中的解说员。以后为了加强抗日声势，鼓舞民心，到达重庆的各个话剧团联合演出了《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编剧，舒绣文演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后来怒潮剧社又演出了《中国万岁》一剧，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当时我们也都参加了。自这戏演出之后，怒潮剧社因戏得名，遂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这戏刚演完我便到成都去，参加了杨村彬编导的《秦良玉》，离开了重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绣文回到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曾看过她在《天国春秋》中扮演的洪宣娇，她对洪宣娇这个角色的处理很成功，塑造出活脱脱的一位巾帼英雄形象，对我是有启发的。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拍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戏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最美好的纪念。她演戏一贯非常认真，从人物、从生活出发，感情逼真有激情。在处理人物台词上反复推敲，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不管戏多戏少，同样严肃认真，力求达到最满意的艺术水平，这也正是她的好强在艺术上正确的发挥，这种创作态度，对青年演员来说是个很好的榜样。一九五七年她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不顾疾病的痛苦，又连续上演了好几个戏。而且对青年演员有求必应，无论谈角色还是读台词，她都给予热心的指导和帮助。她演出时，我因担心她的身体是否能够支持，特意到后台去看望她。她让我摸她的胸部及腹部，心脏和脉搏很不规律地怦怦乱跳，我说：“你这个样子怎么还能演戏？”她说：“我就是要死在舞台上！”这种对戏剧事业的热衷与献身精神，实在使人钦佩！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