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舞台而生的人
一
我是解放前认识舒绣文的，她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个为舞台而生的人。
她从小就性格粗犷。她曾告诉我：“我小时候很野，比男孩子还胆大，常常带着一帮小孩子在街上玩。男孩子不敢放的大爆竹，我敢放。而且很顽皮，常常眼看电车开来了，我会跑上去，把铜板放在铁轨上，让电车轧成铜片片玩……”自幼生成的性格对她日后的成长和以后形成的艺术风格有着重大的影响。
她从小就爱演戏。十一二岁时，学校里寒暑假或校庆举行文艺活动，她总是活跃分子。这个时期正是北伐前后，远离广州、武汉的北京，受到革命气息的影响，学校里的活动颇有一些新风尚，演出的节目常常有点创新的味儿。还是高小生的舒绣文，就别出心裁，联合同学排练新歌舞。据她回忆说，约在一九二六年或一九二七年，她和两个同学演出了一个自己编排的舞蹈，学校礼堂的小台子上，没有幕布，她和两个同学用三把伞打开放在台上，三个孩子躲在伞后。台下的人看不出这是什么花样。突然，风琴声一响，三把伞一齐向后撤去，躲在伞后的三个小姑娘站起来翩翩起舞。她们身上的“舞蹈服装”是由舒绣文带头从家里找来各色布头，自己拼凑缝起来的，反倒不落俗套，受到师生观众的热烈称赞。她还和同学们演一些自编自导的小故事，那时称为“新剧”。
她会出新道道，搞新花样，上台不怯场，台词都能侃侃而出。因此，看过她表演的人都说她将来能演戏。儿童时代几次成功的演出，使她从小就萌生出当一个演员——一个演舞台戏或电影演员的愿望。
舒绣文的父母舒子胄和许佩兰是安庆一个中学的语文、历史教员和手工、体育女教员。这两位学校教师在当时很“时髦”地自由恋爱起来，由相爱而结合，在一九一五年夏天生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便是后来的舒绣文。父母很珍爱这个“爱情的结晶”，钟爱地呼她为“小猫窝”。当时的社会不容忍这种自由结合的“师表人物”，又兼舒子胄在家里已有原配妻子，只得和许佩兰抱着襁褓中的“小猫窝”长途跋涉迁居到北京，投奔同学。
一对穷教员在人地生疏的北京，生活一直是非常清苦的。后来舒子胄染上肺病，又失了业。一家人的生活愈加穷困。他们竟染上了不可救药的吸大烟的嗜好。聪明活泼的“小猫窝”（大名彩云）作为长女从年幼时候起，就既要帮着父母带领幼小的弟妹，又要上街采购，还要在家帮着烧茶煮饭。她的学校生活是断断续续的，但聪敏好学，往往能在辍学之后，再跳班赶上去。贫穷使彩云过早地意识到自己做长女的责任，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谋生，但仍不能帮助家庭摆脱困境。这时，一位舞客说，他将到上海去，可以帮助绣文安排工作。她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决心跟他去上海。
年轻的舒绣文——她那时虚岁十八，实际只有十六岁多些，还很幼稚。她知道，如果向父母说明要独自到上海去谋生，父母一定不许，便先买好票，上火车之前把写好的一封信投在信筒里寄给父母，说明去上海求职以解决家计的打算，到了上海一定写信回来。
在上海，她先是住在北站旁界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每天用面包搭开水充饥。后来住到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重庆路附近的一家俄菜馆楼下的公寓里，这里是按月算房租的，比旅馆要便宜些，但是伙食还是面包加开水。她成天没事，只好跟别人闲聊，那一口流利响脆的北京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舒绣文回忆说：一个常来吃饭的青年，观察了她好几天，最后搭讪着问她：“你这个北京姑娘，到上海来做什么？”她不知这小伙子是什么意思，便抢白他一顿：“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北京姑娘不能到上海来？”
这小伙子觉得这位北京姑娘非但嗓音清脆，口齿伶俐，而且性格泼辣。他是个涉足戏剧、电影界的小职员，惊喜地认为发现了一位演员苗子，便问她：“你愿意拍电影吗？”“我就是来上海拍电影的。”于是一拍即合，小伙子答应给她找电影公司的门路。此人就是后来和绣文共事于五月花剧社，被逮捕入狱的桂公创。
很快，绣文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三十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工资了。
性格倔强的舒绣文，一不愿意成天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教国语，二受不了老板邵醉翁的气，便一怒之下，离开了天一公司。先是参加集美歌舞剧社去闯荡江湖，后又在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据舒绣文回忆说：这个剧社在杭州演了几个抗敌色彩浓厚的戏（如田汉的《乱钟》等），杭州市国民党逮捕了剧社成员，并勒令剧社解散，把全体演员“驱逐出境”。一心想演好戏，将来让邵醉翁大吃一惊的舒绣文，这时才明白，演戏可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决不能只是为演戏而演戏。从杭州回到上海，由田汉安排，把她安顿到刚落成的“新世界”舞台上过夜。不久，她参加了田汉、阳翰笙领导下的春秋剧社。
舒绣文开始了饱一顿饥一顿，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到外地去演戏的流浪生活，有时也拍一些与抗日有关的影片。至于“收入”，是说不上的，她本来有养家糊口的任务，这时也顾不了许多，直到进了明星电影公司，有了固定收入，才把父母弟妹陆续接到上海来。
演戏，演戏，她演上了瘾。编剧和导演们总是把一些性格强烈的角色分配给她，她也就在这一类型角色的创造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她曾经参加中旅剧团在南京演出，导演应云卫在《梅萝香》里让她演一个“白相女人”，她太阳穴上贴两个头疼小膏药，手夹一支烟，脚趿一双拖鞋，一面吸烟，一面破口骂人，当时舞台上还没有一个女演员将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她演得淋漓尽致，一时名声大噪。
接着明星影片公司便“礼聘”她为正式演员。她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
舒绣文拍电影，并不忘记演话剧，甚至可以说，她更加爱演话剧。她在《茂娜凡娜》里饰演女主角。抗战前夜，在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里扮演凶恶的婆婆卡彭诺娃。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她跑到武汉去，然后又到重庆，辗转于成都、桂林等地，有时拍电影，但主要是演话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片。解放战争开始后，绣文转移到香港，在党所组织的影片公司拍片。一九四九年五月由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后，报名参加南下部队，体验生活。大西南解放后，到上海，参加话剧《怒吼吧，中国！》的演出。在大连和上海拍了《女司机》、《一场风波》等片后，虽然身患严重的心脏病，还是怀念舞台生活，调到北京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准备演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很可惜，这戏没有上演。她连续参加《北京人》、《骆驼祥子》、《关汉卿》、《伊索》等戏的演出。